摊丁入亩养廉银

时间:2018-11-05  栏目:百科知识  点击:44 次

摊丁入亩养廉银

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三月,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农民军攻破北京,明思宗自杀,明朝宣告灭亡。但是农民军进京之后,被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对关外的清朝势力缺乏警惕。结果在同年四月,山海关守将吴三桂投降清朝,清军在多尔衮的率领下入关,大败大顺农民军,占领了北京。与此同时,南方的明朝宗室在大臣们的拥戴下,陆续建立了几个政权,史称“南明”,并联合农民军余部对抗清朝,清朝又与之进行了将近二十年的战争。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南明的末代皇帝永历帝(公元1647-1661年在位)被清军俘虏,这标志着清朝正式统一了全国。

清朝基本上沿袭了明朝的各项制度。虽然入关初期,清朝曾经执行了一些错误政策,例如强制剃发、圈占耕地等等,但是入关以后的头两位皇帝顺治帝(公元1644-1661年在位,即清世祖)和康熙帝(公元1662-1722年在位,即清圣祖)执政时期,实行轻徭薄赋,又积极发展文教,学习汉文化,从而逐渐赢得了民心,稳定了统治。尤其是康熙帝在位期间,对内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湾,粉碎了准噶尔的叛乱,对外打败了进入东北的沙皇俄国侵略军,签订了《尼布楚条约》,维护了我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但是在康熙帝执政后期,各种矛盾也逐渐显现出来:经济上,由于康熙年间战争频繁,同时又加上大规模兴修水利和治理黄河,国家开支巨大,造成国库空虚,到了康熙末年,财政问题已经十分严重。此外,由于赋税制度还不够完善,底层人民的负担仍然很重;政治上,满洲贵族的势力虽然在皇太极在位时期已经得到抑制,但是到康熙年间仍然影响很大,对君权构成了威胁。与此同时,官员贪污腐化现象十分严重,老百姓苦不堪言;另外,还有一些其他影响国家和社会和谐的因素。针对这些矛盾,雍正帝(公元1723-1735年在位,即清世宗)以自己雷厉风行的做事风格,推行了一系列改革,使国家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雍正帝的改革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经济上,清查亏空,推行“摊丁入亩”,改革赋役制度。康熙帝晚年,由于吏治腐败,官员们大肆挪用公款,导致国库亏空严重。在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的时候,户部存银还有五千万两多,可是到了康熙皇帝去世的时候,就只剩下八百多万两了。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从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起,雍正帝大规模地清查亏空,下令所有亏空,必须在三年内补齐。为了根除亏空的现象,改变各个衙门自行奏销钱粮的惯例,雍正帝成立了会考府,对各衙门财政状况进行核查。

为了保证清查的效率,雍正帝任命自己的弟弟怡亲王允祥、舅舅隆科多等得力干将组成领导班子,毫不手软地开展清查工作。对于官员拖欠公款的,一律要求偿还。如果相关官员以没钱作为理由继续拖欠的话,就有可能遭到抄家的厄运。比如著名文学家曹雪芹的曹氏家族,连续三代历任江宁(今江苏南京)织造这一官位,负责为皇室采办丝织品,并为康熙皇帝报告江南地区的各种情况,可谓势力庞大,深受恩宠。但是由于曹家及其姻亲李家在财政上出现了亏空,于是雍正帝大下狠手,将两家的家产统统查抄。曹雪芹的父亲曹頫也因此被罢官,从此家道中落。经过大力清查,财政亏空的现象得到了逆转,财政状况得到很大改善。(www.guayunfan.com)除了亏空的清查,雍正帝在位时期最大的成就就是推行了“摊丁入亩”的改革。清初在赋役的征收上基本沿用了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但是一条鞭法对于劳役银的征收到底是按照田地还是按照人口来征收没有明确规定。所以在清朝初年,仍然还是按照人丁的数量为标准来征收劳役银(丁银),加之地主隐瞒自己的土地,这样一来,人多地少的农民的负担就比较重,他们经常隐瞒自家的户口,加之人口的流动性加强,使得中央越来越难获得人丁的确切数字,丁银的征收越来越难,也影响了财政收入。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规定今后以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的全国人丁数量作为标准来征收丁银,这一年以后出生的人丁,不再征收丁银,这就是“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这项改革事实上已经部分地废除了丁银的征收,为后面的改革打下了基础。雍正帝即位以后,下令实行“摊丁入亩”,将康熙五十年的丁银数额摊入到全国的田亩里面,按田亩数量统一征收“地丁银”。

“摊丁入亩”的实施,标志着中国的人头税正式废除。无地少地的农民负担大为减轻,社会矛盾得到缓和。而且农民对国家的依附关系大大减轻,他们获得了更多的人身自由,可以离开农村,去城市从事工商业,从而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且隐瞒户口的现象大为减少,人口增长迅速,到道光年间(公元1820-1850年)已经突破四个亿,这也加剧了人地矛盾,成为社会发展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但是总体来看,这项政策还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是进步的。

第二,在政治上,加强君权,打击满洲贵族势力;推行“耗羡归公”和“养廉银”,改善吏治。清朝入关以后,撤销内三院,沿用了明朝的内阁制度。但是在整个清朝,内阁制度徒有其表,基本上没有什么权力。而一开始,国家的权力是掌握在议政王大臣会议手里的。满洲贵族通过参加议政王大臣会议,讨论军国大政,仍旧可以影响到国家的政治生活。这种情况不仅引起了汉族官员的不满,也引起了皇帝的不满。为了对抗议政王大臣会议,康熙帝设立了南书房,选派文臣在里面办事,负责为皇帝草拟诏令,这样就削弱了议政王大臣的权力。

雍正帝即位后,设立了军机处,皇帝选派自己的亲信大臣担任军机大臣等职务,辅助自己处理政务。但是军机大臣几乎没有任何权力,因为所有的决策基本上都是由皇帝自己作出的,只有在皇帝需要咨询的时候,军机大臣才会说出自己的意见。等到皇帝作出决策以后,军机大臣再按照皇帝的意思草拟诏令文书,下发到相关部门和官员执行。其中可以公开的文书叫作“明发”,秘密文书或者专交某官处理的文书叫作“寄信”(又叫作“字寄”或者“廷寄”)。这样一来,皇帝的权力空前加强,几乎没有人能够对皇权进行牵制,这也标志着封建主义中央集权达到了顶峰。军机处设立以后,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被大大削弱,逐渐名存实亡,并在乾隆年间被撤销。

除此之外,雍正帝还采取多种方式来打压满洲贵族的权力。当时在八旗制度的影响下,很多贵族都对自己名下的八旗民众随意加以差遣,俨然把他们当作自己的部众,并借此与皇帝对抗,这当然是皇帝无法容忍的。于是雍正帝下令,所有贵族不能把自己名下的八旗民众当作自己的部属,八旗民众要服从皇帝任命的都统的管理。另外,原先为皇帝内廷提供护卫的军队都是从各个旗调来的护军。为了以防万一,雍正帝下令以后内廷的护卫事务交给内务府的护军,以防满洲贵族借助护军发动叛乱。此外,雍正帝借鉴汉武帝的“附益法”,禁止满洲贵族与士大夫以及官员私自来往,以免结党营私。经过上面种种措施,满洲贵族基本上丧失了所有政治特权,只能享受丰厚的俸禄,再也不能对皇权产生任何威胁。

与此同时,为了更全面地掌握下面的情况,雍正皇帝还进一步推行了奏折制度。在雍正帝以前,只有少数人可以给皇上奏折,直接向皇帝汇报情况。雍正帝大规模增加了可以向皇帝上奏折的官员的人数,官员们写好奏折后,放入一个小匣子内,用锁锁好,再交到朝廷。皇帝拿到奏折的匣子以后,用钥匙打开,然后进行批阅,进而下发命令。奏折的内容十分丰富,包括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只有君臣二人知道,增加了保密性,也有助于加强皇帝对全国的控制。

在解决加强权力问题的同时,雍正帝还在思考如何解决吏治腐败的问题。有一天,他找来几位大臣聊天,正好谈到了这个问题。有一位大臣说:“微臣以为,吏治腐败,固然是因为这些官员道德败坏,不以国家社稷和天下苍生为念。但是也是因为官员的俸禄实在太少。作为一个官员,既要养家糊口,又要维持自己做官的体面,比如雇佣仆人、聘请师爷等,还要应付官场上的各种礼节,开销是很大的。可是实际上呢?一品的官员一年的俸禄才一百八十两白银,而民间老百姓都知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点钱根本就不够啊!恕臣直言,这简直就是逼迫官员们去贪赃枉法啊!”

雍正帝点点头,说:“爱卿所说的情况朕也都知道,可是提高官员的俸禄是要钱的,国家的收入有限,祖宗又立下了家法,不能加派赋税,以免重蹈明朝灭亡的覆辙。这钱的问题,如何解决呢?”“请问陛下可知下面征收的‘火耗’和‘羡余’乃是何物?”这位大臣问。“这个朕也有所耳闻,”雍正帝说,“因为地方征收税银以后,要将散碎的银子熔铸成银锭,而在熔铸的过程中会有银子的损耗,因此地方官在收税的时候,可以适当多征收一些,称之为‘火耗’。但是各个地方征收‘火耗’的标准不一,很多地方的官员趁机大捞特捞,老百姓苦不堪言。而‘羡余’是指地方的官员们以向朕进贡为名向老百姓征收的各种杂税。这两个问题都是长久以来烦扰朕的难题,爱卿突然间跟朕提它们干什么?”

“微臣有一个想法,可以将这两个问题和吏治的问题同时解决。”这位大臣说。雍正帝赶忙问他是什么办法。这位官员胸有成竹地说:“微臣听说,先帝在位的时候,陕甘总督曾经向先帝提出以征收火耗为名,多征收一些税收,来弥补当地财政的亏空,结果被先帝拒绝。但是臣就想,既然火耗可以用来弥补亏空,为什么不能用来增加官员的俸禄呢?”

雍正帝点点头,让他接着说下去。他接着说:“所以臣以为,对这个问题陛下应该分两步走。首先,下令各地将征收‘火耗’和‘羡余’统一交给朝廷处置,这样一来,反正这两者都不归地方的官府支配,官府肯定也不会对老百姓胡乱征收了,这叫作‘耗羡归公’;其次,将收上来的‘火耗’和‘羡余’分成三份,一份留作弥补财政亏空,一份留作地方的财政开支,另一份则用来给官员发放‘养廉银’。养廉银是官员们除了正常俸禄以外的额外收入,应该比正常俸禄要高,能够基本满足官员们的日常花费。这样一来的话,官员们的俸禄够花,就不会再去鱼肉百姓,而‘火耗’和‘羡余’的问题也得到了妥当的处理。陛下以为如何?”

雍正帝非常满意。但是有的大臣提出了异议,说:“正税之外不许加征,这是祖宗入关时定下的规矩。‘火耗’和‘羡余’要是真的被朝廷支配的话,岂不就成了加派的项目?此恶例一开,后患无穷。臣不同意此议。”对此,雍正帝说:“‘火耗’和‘羡余’的确不是正税,然而现在已经遍地都有了,朕又能怎么办?连先帝都说:‘清官也要收火耗。’可见这个问题的确难以消解。既然无法消解,就尽量利用好它吧。”于是雍正帝与大臣们又经过多次商议,制订出了具体的方案,养廉银制度最终得到了实施。

养廉银制度的实施,是雍正帝君臣的一大创举。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明确地通过经济手段来进行反腐的制度,比那些空谈道德以及单纯打压的反腐手段要高明得多。加之雍正帝的大力整顿,雍正朝的吏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以至于连清朝派去朝鲜的使臣都不敢随意勒索。但是清朝的官场积弊已深,不是一个养廉银制度就能完全解决的,所以清朝官员的腐败状况,依然相当严重。

第三,在其他方面,废除贱民制度,推行改土归流,确立秘密立储制度。当时除了正常的从事士、农、工、商以外,还有一种人被称作“贱民”。这些人在全国各地都有分布,比如在浙江有“惰民”,在陕西有“乐籍”,在北京有“乐户”。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历史上的罪犯的后代。他们世世代代只能从事低贱职业,在户籍中被独立列籍,地位低下,不能参加科举,也不能做官,被世人瞧不起。雍正皇帝即位后,下令废除贱民制度,允许他们可以从事其他职业。虽然贱民被解放后,地位并没有迅速得到提高,但是这毕竟促进了社会的和谐。

对于西南地区的统治方式,雍正皇帝也进行了改革。自元朝以来,中央对西南地区一直实行的是土司制度,即任命当地的少数民族首领为官,即“土司”,他们可以世袭,但是一定要效忠于朝廷。土司制度的实行适应了当地各族的统治模式,有利于扩大中央的影响。但是时间一长,由于这些土司的权力太大,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十分有限,也就为地方叛乱埋下了祸根。而这些土司经常对下面的人民横征暴敛,甚至互相攻击,造成地方的不稳定。

为此,明清两朝一直在想办法取消土司,由中央委派的官员,即“流官”,对各个地方进行统治,这叫作“改土归流”。早在明朝初年,位于今天贵州一带的土司发动叛乱,明政府出兵将其讨平,结果取消了当地土司的统治,建立了贵州布政使司。但是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一直没有进行。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在云南巡抚兼管云贵总督事鄂尔泰的建议下,雍正皇帝正式下令全面推行“改土归流”,最初以云南和贵州为主,后来逐渐推广到了四川、广西等西南少数民族广泛居住的省。虽然在“改土归流”的过程中,流官与当地人民由于种种原因发生了一些矛盾冲突,但是从长远看,改土归流加强了中央对西南地区的控制,有利于西南各地人民的交流,维护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除此以外,雍正皇帝还发明了秘密立储制度。中国古代的君主继承制度一般有两种,第一种是嫡长制,就是以正宫娘娘的长子继承君位,如果正宫娘娘没有儿子的话,就从君王手下的儿子中选择长子继位,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时期都是实行这种制度,这种制度有利于维护稳定,但是不利于选拔优秀的继承人。第二种就是选贤制,就是不管是不是正宫娘娘所生,只要有才干就可以成为继承人。这种制度有利于选拔出优秀继承人,但是很容易酿成严重的宫廷斗争。

而巧合的是,这两种制度都被雍正帝的父皇康熙帝使用过。本来康熙帝很早就将自己的嫡长子二阿哥胤礽立为太子,但是后来胤礽表现得很不好,让他很失望,于是他就废掉了胤礽。结果没想到一下子激发了其他皇子们争夺太子之位的野心,他们纷纷结党营私,朝廷内部斗争日益白热化。后来康熙帝无奈之下只好让胤礽复位,可是胤礽不思悔改,于是再次被废。结果一直到康熙帝病死,皇储之位都悬而未决。虽然后来雍正皇帝说自己是康熙帝临死前选定的继承人,但是一直没人信服此事,直到现在都有人怀疑雍正帝即位的合法性。

由于雍正帝亲自经历了争夺储位的一阵阵血雨腥风,他深深地感觉到,自己的子孙后代再也不能这样自相残杀了。于是他创造发明了一种新的立储方式——秘密立储,即皇帝将自己心仪的继承人的名字写在纸上,放到一个盒子里。将这个盒子封好之后,放在乾清宫的“正大光明”匾的后面,别人无从得知继承人是谁。此外还要将继承人姓名另写一份,封在另一个盒子中,存放在总管事务大臣手中。等到皇帝死后,再将盒子取下,打开之后,与总管事务大臣手中的那份相互验证,确定无误以后,新君便可即位。通过这种方式,雍正皇帝比较好地解决了继承人问题,此法也被后来的清朝历代皇帝所沿用。

经过雍正皇帝的改革,清朝的国家状况日益改善,为清朝的国力在乾隆时期(公元1736-1795年在位)达到巅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于大家对“康乾盛世”这种说法耳熟能详,因此对康熙和乾隆两位皇帝十分熟悉,却独独忽略了介于二者之间的雍正皇帝。而且由于雍正皇帝在位期间触犯了许多官僚的利益,行事又过于严酷,甚至前半生与宫廷斗争结缘,因此后世对雍正皇帝一直评价甚低。但是我们今天回过头发现,如果没有雍正皇帝的改革的话,所谓的“康乾盛世”的盛况恐怕真的要大打折扣。

作为当代中国人,我们不应该囿于历史的陋见,而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雍正皇帝的历史地位,承认他改革的成就。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雍正皇帝所努力造就的,只是封建王朝的一个盛世。而已经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已经无可挽回地开始走向衰弱,这是任何人都无法逆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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