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鞭法提效率

一条鞭法提效率

明朝中后期以后，政治腐败，社会矛盾尖锐，各种问题层出不穷。在政治上，明朝中期以后，屡出昏君。明武宗（公元1506－1521年在位，年号“正德”）整天忙着在“豹房”里面吃喝玩乐，还经常到处巡游，将朝政统统交给宦官刘瑾处理；明世宗终日忙于炼丹，任用奸臣严嵩为相，朝政一片黑暗。皇帝不争气，大臣们也整天忙于结党营私，争权夺利，导致朝政日益败坏，行政效率低下。

朝政的腐败直接加剧了外患的威胁。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北方蒙古人的一部瓦剌人南下进犯，明英宗在宦官王振的怂恿下亲率大军北征，结果在土木堡被打得大败，明英宗被俘，史称“土木之变”。此后瓦剌人进攻北京，遇到了于谦领导的明朝军民的坚决抵抗，才落荒而逃。嘉靖年间，日本的武士、海盗、商人等与中国沿海的奸商勾结，组成了“倭寇”，屡屡骚扰我国东南沿海，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而明朝一开始由于军备废弛，根本无力抵挡，幸而最终由戚继光等人率兵将其扫平。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蒙古土默特部的首领俺答汗率兵大举进攻，一直打到北京附近，奸臣严嵩不仅不积极抵抗，反而纵容手下将领仇鸾杀良冒功，俺答汗饱掠而归，由于此年为农历庚戌年，史称“庚戌之变”。

除了外患之外，经济上的问题也不容乐观。在经济上，不仅官僚地主大肆占有土地，就连明朝的皇帝们也纷纷下令组建“皇庄”，以国家的名义掠夺农民的土地，导致明朝的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很多农民在失去土地之后，流离失所，为了生存被迫起义。虽然这些起义陆续失败，但是给明朝的统治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与此同时，由于皇族人数极具膨胀、对外战事不断等原因，明朝中期以后，国家开销日益增加，导致财政日益困难。到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国家的太仓里面的存银只够三个月的开支。此外，明朝中后期以后，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经济繁荣，江南地区甚至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是赋役制度仍然延续的是明朝初期的制度，这与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很不相符。

面对千疮百孔的国家局势，越来越多的人提出了变革的主张。其中，一个叫作张居正的官员越来越得到大家的注意。张居正是嘉靖年间的进士，很早就对国家政治有着自己的见解与看法。有一天，在面见明穆宗（公元1567－1572年在位，年号“隆庆”）的时候，明穆宗问他对时局的看法。张居正说：“恕臣直言，大明江山如今的状况，实在是不容乐观。打个比方，就好比是将要垮塌却还没有垮塌的房子一样。虽然表面上看起来雕梁画栋，光鲜亮丽，但是里面早已朽烂不堪。陛下就好比是这房子的主人，而臣等就好比是修补房子的工匠。如果工匠没有发现问题或者发现了不说出来，这是工匠的过失。可是如果房子的主人抱着得过且过的心态，不愿意听从工匠的建议对房子进行修补，反而以为这是没事找事的话，那房屋的坍塌，恐怕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明穆宗听了张居正的话，触动很大。他对张居正说：“朕绝不愿意大明江山毁在自己的手里，否则朕怎么对得起大明的列祖列宗？！朕想问一问爱卿，如今我大明朝面临的问题，究竟有哪些？”张居正说：“微臣以为，当今的朝廷弊病很多，有很多是历史遗留下来的，积重难返。臣觉得这里面最关键的问题有这么几个：首先是宗室贵族的问题。当年太祖皇帝赐予皇族宗室们高爵厚禄，这体现了国家的恩泽，本来无可厚非。可是眼下宗室的人数越来越多，国家要给予的钱粮也与日俱增，财政早已不堪重负。除此以外，有很多宗室在地方横行霸道，欺压良善，地方官无可奈何，老百姓敢怒不敢言，民怨沸腾。”(www.guayunfan.com)“对这个问题朕也有所耳闻，”明穆宗说，“爱卿有什么办法吗？”张居正说：“微臣以为，除了对宗室的不法行为要严加打击之外，还要允许宗室从事经商、务工、务农和参加科举考试。虽然宗室中亲王、郡王的生活依然不错，可是爵位较低的宗室的俸禄根本不够花，有的甚至只能变卖祖宗的田产过日子。臣以为，必须要解除太祖皇帝定下的祖制，让宗室们能够自食其力，这样既能减少国家的开支，又可以解决宗室的问题。”

“爱卿所言甚是，”明穆宗点点头说，“那另外几个问题呢？”张居正说：“第二个问题是官员冗杂，第三个问题是效率低下。这两个问题其实是相辅相成的，正由于朝廷的官员太多，人浮于事，互相推诿，所以才会造成效率低下。臣平时经常听说这样的情况：有时候上级给下级传达一件命令，下级官员接到以后，就会丢到一边，说：‘上面不要逼得这么狠嘛！过两天再办！’而一旦国家要动员全国的力量办一件事情，也会有些官员说：‘国家干嘛这么着急啊！就不能缓一缓吗？’陛下想一想，办事效率是朝廷能够正常运转的根本所在，如果每个官员都这样三心二意地处理手头上着急的事情，朝廷的命令还怎么下达到地方？陛下还如何治理国家呢？”

明穆宗问张居正应该怎么办，张居正说：“除了裁掉一些不必要的官署之外，微臣还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是实行‘考成法’。所谓‘考成法’，就是通过加强对官员们的问责，来促使他们尽快完成手头的工作。具体做法是：六部和都察院要将所有的国家事务，按照轻重缓急依次编订成册，一式三份，除了一份留存之外，另两份交给六科和内阁。每项事务都要规定完成的期限，每完成一件，就要在六部和都察院的本子上登记出来，六科也要在每个月底将完成的事情注销。而对于没能按时完成事务的官员，要按照规定严加处分。对于办事得力的官员，也要大加表彰，甚至破格提拔。这样一来，就没有官员敢办事拖沓了。”

听了张居正对这些问题的阐述，明穆宗对他更加器重。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六月，明穆宗任命张居正为内阁首辅。不久，明穆宗去世，他的儿子明神宗（公元1573－1619年在位，年号“万历”）即位。由于当时明神宗年幼，无法处理朝政。而张居正深受明穆宗器重，又是明神宗的老师，自然是大权独揽。在这样的有利条件下，从隆庆末年到万历初年，张居正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对明朝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其中政治上的改革，基本上是按照上面所说的“考成法”等方法进行的，下面我们主要讲一讲张居正在其他方面的改革：

第一，在外交和军事上，与俺答汗通贡和好，任用良将镇守边疆。当时俺答汗对明朝的北部边界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屡屡率兵进犯。俺答汗的进犯，固然是在游牧民族掠夺性驱使下的结果，但是也是由于他想与明朝互通有无这一目的使然。原来，蒙古人的日常生活离不开明朝生产的粮食、布帛、茶叶、铁器等等。从明朝初年起，双方一直通过通贡贸易这一方式来互通有无，即蒙古人定时来到明朝进贡，双方利用这一机会进行贸易。此外双方还在边境上通过市场来进行贸易。但是由于双方的关系时好时坏，所以通贡贸易也不稳定。从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开始，由于暂时统一蒙古的达延汗与明朝发生矛盾，大规模南下烧杀抢掠，双方陷入对抗的局面，通贡贸易也暂时停止。

嘉靖年间，蒙古土默特部俺答汗的势力崛起，这时候蒙古人对明朝产品的依赖度大大增强。这使俺答汗意识到，不能再与明朝对抗下去了。因此他一改前人的政策，从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起，多次派出使者向明朝请求恢复通贡贸易。但是由于双方毕竟敌对时间已经长达将近半个世纪，明世宗对俺答汗的请求顾虑重重，不仅拒绝了他的请求，甚至将他派来的使者杀死。俺答汗勃然大怒，继续进犯明朝，给明朝施加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与蒙古人恢复通贡贸易的必要性，张居正等人也积极要求皇帝答应俺答汗的请求。而明朝迫于俺答汗的军事压力，态度也在不断地发生转变。终于在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俺答汗的孙子因故逃亡明朝，明朝不仅没有杀死他，还给予他优厚的待遇。俺答汗得知这一消息十分感动，双方以此为契机进行了谈判。终于，在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明朝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双方和好，恢复通贡贸易与互市。史称“俺答通贡”。

俺答通贡的实现，不仅使北方的老百姓免受俺答汗部众的侵扰，而且促进了蒙古族和汉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此外，由于不必防范俺答汗的进犯，因此明朝省下了一笔巨大的国防开支，财政紧张的状况也得以缓解。而由于双方的大规模对抗减少，因此张居正建议，取消北京附近百姓为朝廷的太仆寺养马的劳役，只需要交一定的钱即可，这样老百姓的负担也得以减轻。

但是，由于俺答汗并没有统一整个蒙古，蒙古的其他部落仍然经常南下进行掠夺。与此同时，东北的女真人的势力也日益兴起，不断进犯辽东地区。明朝的国防压力依旧巨大。于是张居正等人任命抗倭名将戚继光镇守蓟镇（明朝的军镇，在今天津、河北北部一带），防范蒙古人。还任命李成梁镇守辽东（明朝的军镇，在今辽宁一带），防范女真人和蒙古人。在张居正等人的支持下，这些将领拥有很大的自主权，可以与当地官员配合，因此在保卫边境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此外，张居正等人任命殷正茂和凌云翼先后主持两广军务，平定了两广地区的土寇，稳定了当地的局势。经过张居正等人的整顿，明朝的外患威胁得到很大的遏制，也有利于为社会生产提供良好的环境。

第二，经济上，兴修水利，治理黄河；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明朝中期，黄河发生了一次大改道，占用了淮河下游的一段河道，由原先从山东地区入海，改从淮河的入海口入海。这样一来，淮河的出海口被夺取了，黄淮一带的很多地方变成了一片汪洋，许多良田和房屋被淹。此外，这一带还靠近运河，洪水一旦泛滥，直接关系到朝廷的物资运输，更威胁到位于今天安徽凤阳的明太祖的祖陵。所以明朝对治理黄河非常重视，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但是效果不佳。张居正执政时期，也为治理黄河的问题犯愁。有道是：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就在张居正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位治水奇才横空出世，他就是潘季驯。张居正赶忙将他找来，询问他有关治河的事宜。

潘季驯问张居正说：“请问张大人，您觉得治理黄河应该从何处入手？”张居正说：“在下不才，只觉得应该加强堤坝的修筑，一旦发现堤坝有缺口，就要赶紧堵上，以免堤坝彻底崩塌，造成洪水泛滥。”潘季驯哈哈大笑，说：“我就知道张大人会这么回答我。敢问张大人，您难道忘了大禹治水的故事了吗？上古时期洪水泛滥，大禹的父亲鲧被舜帝任命为治水官，可是鲧只知道一味地防堵，甚至用上了舜帝给他的永远会向上生长的息壤。结果洪水高一寸，息壤就高一寸，双方陷入恶性循环，水患并没有得到根本治理，鲧也因此被杀。”

张居正也笑笑说：“我也知道阁下会拿大禹治水的故事来教育我，还知道大禹是通过疏通的办法来治水。可那毕竟是上古时期的传说，听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再说如今黄河泛滥的区域地势复杂，哪里是想疏通就能疏通的？莫非先生有什么好办法？”潘季驯说：“看来大人不是纸上谈兵之人，那在下也打开天窗说亮话，在下的对策就是八个字：‘筑堤束水，以水攻沙’。”听到这八个字，张居正眼前一亮，让潘季驯接着说下去。

潘季驯侃侃而谈：“黄河之所以为害，水量大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河水中的泥沙。因为泥沙是会沉淀的，日久天长，河床越来越高，河面也越抬越高，堤坝承受不住，于是就会崩溃，造成洪水泛滥。寻常人只想着修筑堤坝，却不去想治理河床，更不想着对付泥沙的问题，这无异于扬汤止沸。”

“那请问阁下，您准备如何釜底抽薪呢？”张居正问。“既然泥沙是造成河床增高的罪魁祸首，”潘季驯说，“那么就要遏制泥沙的沉淀。为此，在下准备修筑三道堤坝：首先是缕堤，它的修建会使河道变窄，这样一来水流会变得湍急，不仅泥沙不容易沉淀，而且可以对下游的河床进行冲刷，这样就能有效解决泥沙沉淀的问题。此外还有格堤与遥堤，负责防御洪水。这样一来，泥沙沉淀的问题解决了，而且也能应对洪水泛滥的问题。”

张居正拍案叫绝，很快任用潘季驯负责治水事宜。而潘季驯也没有让张居正失望，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堤坝修筑完成，黄河与淮河实现分流，洪水泛滥的情况得到很大遏制，许多被淹没的土地重新变作良田，也有利于社会生产的正常进行。

除了治理黄河以外，张居正在经济方面的另一大改革就是推行新的赋役制度——一条鞭法。这也是张居正改革中的重头戏。在明朝初年的赋役制度中，田赋的征收基本上按照唐代两税法，分为夏、秋两季征收。如果征收的是米麦的话，就成为“本色”；如果征收的是其他物品的话，就称为“折色”。除此以外，在某些时候的某些地区也会征收金银。

明朝初年，徭役分为里甲正役、均工夫役和杂役三种。明朝初年在地方推行了里甲组织。每一百一十户为一里，其中缴纳税粮最多的十户人为里长，剩下一百户分为十甲，每甲的十人要轮流担任甲首。里甲组织除了要负责基层的管理之外，还要负责里甲正役的安排。具体的安排方法是：每十年为一轮，每年由一位里长带领当值的甲首服役。均工夫役是指各地方根据土地的面积，每一公顷要向京城派一名丁夫去服的劳役。土地的拥有者可以亲自去服役，也可以雇人去替自己服役。杂役则是各个地方衙门的差役，由各户按照户等的多少来承担。

由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明太祖这套赋役制度，基本上还是适应于传统的自然经济的。但是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套制度逐渐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尤其是伴随着土地兼并和农民逃亡，这套制度也越来越执行不下去，从而影响了国家的收入。因此到了明代中期以后，各地开始陆续做出一些变动。比如应天府、浙江、广东等地的官员，将里甲正役折合成银两，部分地摊入到田亩之中进行征收，不再让老百姓去服劳役。与此同时，不断有人提出建议将类似的方法推广到全国实行，但是没有成功。张居正在前人实践的基础之上，于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将一条鞭法作为赋役制度，颁行全国，其中的主要内容包括：

1．田赋和徭役一律折合成白银进行征收。其中田赋中除了朝廷要求的那部分仍旧征收粮食之外，其他的全部按照征收白银。徭役原先都以人丁作为依据来征收，现在改为部分地以土地为依据来征收。这条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各地的标准不一，有的以人丁为主，土地为辅；有的以土地为主，人丁为辅；有的地方两者对半；有的地方全都摊到了田亩中去。但是总体来看，以田亩为标准乃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2．田赋和徭役折合成白银征收以后，由官府统一征收和押运。在明朝初期，在税粮的征收上实行的是“粮长制”。其中规定：以税粮一万石作为单位，将全国划为若干个区。每个区挑选一个纳税粮最多的地主当粮长，来负责征收该区的赋税，并要将该区的赋税运送到京城。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首先，粮长们要负责将税粮征收后运往京城，而一旦税粮在运输途中出现损失，还需要粮长们自掏腰包赔偿给国家，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另外，粮长们经常利用手中的特权来对老百姓横征暴敛，甚至将自己应该缴纳的税粮摊派到其他人头上，老百姓苦不堪言。而改革以后，官府负责征收和运输赋役银，既提高了效率，也有利于减少剥削和压迫。

一条鞭法的实施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在一条鞭法中，赋役银的征收是以土地为依据的，所以张居正在推行一条鞭法之前，要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清查全国土地。而许多官僚和地主，往往利用手中的特权，来隐瞒手里的土地面积，从而逃避赋税。因此张居正的命令严重触犯了他们的利益，所以招致了他们的愤恨。面对各种反对的声音，张居正说：“现如今，豪强地主广占田地，却隐瞒不交税，而把赋税都转嫁到贫苦的老百姓头上，逼得老百姓纷纷逃亡，最后损失的还是国家的收入。如果朝廷不能清查土地，还怎么能够增加收入，解决财政的困难呢？”最终他顶住压力，毅然完成了土地的清查工作，为实施一条鞭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条鞭法的实施，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赋役征银之后，农民需要把农作物变卖才能纳税，这就适应了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明代中期以后，伴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白银逐渐成为中国的主要货币，一条鞭法中赋税的征收方式，正好适应了这一潮流。而且徭役折合成银两以后，总体来看是按照田亩来征收的，这样就减轻了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的负担，促进了社会公平。而且由于大量的土地被清查出来，地主逃税的行为得到沉重打击。而且经过一条鞭法的改革，赋役征收的程序大为简化，效率大大提高，也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一条鞭法不仅解决了当时的财政问题，也为后世赋役制度的改革奠定了基础。

经过张居正的改革，明朝的社会问题有了很大的改观，行政效率得到了提高，国家收入得到了增加，社会也更加稳定。但是由于张居正在推行改革的过程中，不仅触犯了很多官僚地主的利益，而且他做事独断专行，因此遭到很多人的非议。在张居正执政期间，对他的攻击一直没有停歇。但是由于张居正得到了明神宗的两宫太后和大宦官冯保的大力支持，因而一直能够“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

然而在张居正死后，亲政的明神宗对张居正当年对他严加管教怀恨在心，听信他人的谗言，抄没了张居正的家产，并将张居正的很多改革同人贬斥。而张居正的改革内容虽然有一部分被保留，但是很多被废除。加之明神宗也是一个二十多年不上朝的昏君，明朝又一天天衰落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