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汉化不打折

推进汉化不打折

太武帝去世之后的二十年间，北魏政权的宫廷斗争激烈，封建化的改革暂时也偃旗息鼓。但是，正如南宋文学家辛弃疾的词所写的那样：“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史的发展就像是滚滚东流的江水一样，是谁也阻挡不了的，在残酷的宫廷斗争中脱颖而出的冯太后及其孙子孝文帝成为北魏新的改革的主导者。

冯太后的先祖出身于汉族名门，她的祖父冯弘是十六国时期北燕政权（公元407－436年）的末代君主。北燕被北魏灭亡之后，冯太后的父亲冯朗率领族人归顺了北魏，但是后来冯朗因罪被杀，家人被牵连，当时还是个小女孩的冯太后就被抓进宫里充当宫女。没想到她却因祸得福，受到了文成帝（公元452－465年在位）的宠爱，并被他立为皇后。可以说，出身汉族名门的家庭背景和文化熏陶，使冯太后对汉族制度与文化有着一种天生的认同感，也为她后来主持的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冯太后的夺权之路一波三折。文成帝去世后，其子拓跋弘即位，是为献文帝（公元466－470年），由于献文帝年仅12岁，所以冯太后掌握了朝政。可是久而久之，由于献文帝不是冯太后亲生的，所以两人矛盾愈演愈烈。为了对抗冯太后，年仅十八岁的献文帝宣布将皇位禅让给年仅五岁的儿子拓跋宏（即孝文帝），自己当上了太上皇，暗地里通过自己的亲信遥控朝政。最后冯太后心一横，将献文帝毒死，自己以太皇太后的身份掌握朝政，并开始大刀阔斧地实施改革。

实事求是地说，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孝文帝改革”，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都是冯太后主持实施的。而冯太后主持的改革，涉及的都是国家生活中的根本问题，内容包括以下几部分：

第一，在政治上，废除“宗主督护制”，实行“三长制”，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实行俸禄制，严惩贪污，整顿吏治。西晋灭亡前后，虽然有很多北方的豪强地主逃到了南方，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人留在了北方。在十六国时期群雄混战的情况下，为了能够让自己占有的土地、人口和财产不受到乱兵的侵害，这些豪强地主纷纷将自己居住的土地周围修筑起堡垒，形成了一个个小城堡，也叫作“坞”，这些豪强被称为“坞主”。这些坞主在自己的地盘里面聚族而居，组织自己的私人军队，经济上自给自足，形成了一个个独立王国。(www.guayunfan.com)在北魏政权统一北方的过程中，由于中央集权的观念不强，同时也为了减少统一的阻力，就任命这些坞主为“宗主”，由他们对地方进行管理，并替中央向老百姓征发赋役，事实上承认了坞主们割据一方的事实，这种制度被称为“宗主督护制”。但是时间一长，宗主督护制的弊病日益凸现出来，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异议与不满。

太和十年（公元486年）的一天，冯太后主持大臣们讨论户籍和赋税征收方面的问题。冯太后说：“哀家听说，本朝的赋税制度是‘九品混通制’，就是要把天下百姓按照人口和田产的多少划分为九个户等，征收高低不同的赋税。这样征税的方法很公平啊，可老百姓为什么还怨声载道呢？”

“太皇太后明鉴，”内秘书令李冲发话了，“您说的句句是实，可是到了地方，情况可就不是这样了。朝廷征收赋税，要依靠各个地方的宗主来进行。这些宗主往往利用职务之便，降低自己和其他豪强的户等，却提高一般老百姓的户等，老百姓敢怒不敢言。按照上面这样的标准收税，自然不公平了，老百姓怎么可能不怨声载道呢？再者说，这些宗主与其他豪强明明自己家里有大量的人口，可是却隐瞒不报，朝廷也无可奈何。”

冯太后点点头，问“那爱卿有何良策没有？”“依臣之见，”李冲胸有成竹地说，“宗主们割据一方，不仅影响到朝廷的税收，时间一长，还会威胁到朝廷的安全。为了一劳永逸，臣斗胆建议，废除‘宗主督护制’，实行‘三长制’。所谓‘三长’，就是指邻长、里长和党长。具体的办法是：五家为一里，五里为一邻，五邻为一党，各设一长。这三长，要以当地的德高望重而且办事能力强的人来担任，由他们来替朝廷管理地方事务，征收赋税，督促生产，维护治安。这样一来，朝廷就能直接控制地方，而且还能正常征税。请太皇太后定夺。”

“微臣反对，”秘书令高祐说，“李冲此言，听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宗主督护制固然有所不足，可是已经实施了这么多年，也没出什么大乱子。别看你李冲讲得头头是道，可要是搞不成你该怎么办呢？”中书令郑义接着说：“太皇太后要是不信，就照李冲说的去做吧，等到搞不下去的时候，就知道臣等的一番苦心了。”著作郎傅思益更是放了狠话：“太皇太后明鉴，不是臣危言耸听，要是实行了‘三长制’，只怕那些宗主们会人心惶惶，他们手里都有地盘和军队，要是他们铤而走险，起兵造反，朝廷可就危在旦夕了！”

面对着几位大臣的反对，冯太后以她一贯的冷静淡然处之，她不发一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地看着李冲。李冲的心中有些不安，但是一时半会儿也不知道说什么好。此时，终于有一个声音响起了：“‘三长制’完全可行。诸位畏手畏脚，就不怕被天下人耻笑吗？”原来这是太尉拓跋丕。“但是臣以为，”拓跋丕接着说，“李冲此议虽然甚好，但是仓促执行，恐有不妥。现在正是农忙时节，这时候突然改制，老百姓短期内无法适应，难见成效。不如等到农闲时候再推行新制，这样不至于对国家造成太大的冲击，朝廷也可以好好准备一下。”

“臣不同意，”李冲迫不及待地说，“现在立刻推行新制，就能让老百姓立刻得到好处，老百姓得到了实惠，就会更加支持朝廷。既然如此，为什么非要等到农闲时候呢？而且微臣担心，要是拖上一段时间，那些宗主们就会想出对付朝廷新政的办法来，到时候朝廷就算实行了新政，又有什么用呢？请太后三思。”

李冲的话说完后，很久没有大臣再发言，会上一片寂静。突然间，冯太后拍案而起，说：“实行‘三长制’，可以明确赋税标准，消除隐瞒户口的现象，防止奸诈小人坑害国家和百姓，有什么不好？！哀家决定了，立即执行‘三长制’，不必再议！”从此以后，“宗主督护制”被废除了，北魏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地方行政体制，既保障了税收的合理征收，又加强了中央集权。

除了地方的割据之外，还有一个问题是冯太后无法回避的，那就是北魏官场上严重的腐败问题。北魏初期，各级官吏是没有俸禄的，官员的收入只能靠贪污受贿、搜刮民财和皇帝的赏赐，这等于是逼迫官员们去贪赃枉法、鱼肉百姓，这种情况下，北魏的官员们要是不腐败，那才是活见鬼了。对此，文成帝曾经多次下诏严惩贪污。献文帝时曾经有人建议按照级别给官员发放俸禄，但是没有实施。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冯太后下令实施了一整套俸禄制度，北魏的官员们有史以来终于能够拿到合法的收入了。而国家给官员们发放俸禄所增加的开支，则通过增加税收的方式解决。对此大部分人都表示赞同，但是也有一些鲜卑贵族习惯了平时横征暴敛，因此反对实行俸禄制度。对此，在一次朝会上，中书监高闾驳斥说：“自古以来，君主对臣子们封以爵位，赐以俸禄，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现在太皇太后和皇上学习古圣先贤的做法，推行俸禄制度，官员们可以廉洁奉公，老百姓可以安居乐业。要是不实行俸禄制度，即使再清廉的官员，迟早也要被逼成贪官！废除俸禄制度，这意见未免也太荒唐了！”冯太后自然非常满意，于是下令仍旧实行俸禄制度。

俸禄制度实施后，冯太后大力惩贪反腐，规定贪污一匹帛以上的官员，一律处死。为此冯太后大下杀手，一帮皇亲国戚，如拓跋天赐、拓跋桢，甚至包括孝文帝的舅舅李洪之，都因为贪污被杀或赐死。经过这次整顿，虽然没有根除腐败行为，但也使北魏的官场环境得到巨大改善。

第二，在经济上，实行均田制和新的户调制。北魏建立以来，虽然历代皇帝都大力发展封建经济，鼓励农业生产，可是并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制度。太和九年（公元485年），大臣李安世觐见冯太后的时候说：“太皇太后英明神武，夙兴夜寐，托您的洪福，我大魏国力蒸蒸日上。但是据微臣所知，现在仍然有很多土地都是荒地，没人耕种，有很多还是肥沃的土地，甚为可惜啊！”“那是为什么啊？”冯太后不解地问，“朝廷不是一直都在劝课农桑、减免赋税吗？为此还进行了许多次移民，怎么还会出现这么多荒地呢？”

“太皇太后有所不知，”李安世接着说，“眼下朝廷掌握的荒地虽然很多，却没有合理分配，没有考虑老百姓家里的具体情况，结果有的家里劳动力多，分配的土地却很少，这就浪费了劳动力。而有的家庭劳动力少，分配的土地却很多，耕种不过来。所以分配土地，还是要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啊！”“爱卿觉得如何制定标准比较合适呢？说给哀家听听。”冯太后来了兴趣。

“微臣建议实施‘均田制’，”李安世将自己的计划和盘托出，“第一，天下所有十五岁以上的男子受‘露田’五十亩，女子每人给二十亩。‘露田’只能用来耕作谷物，不能买卖，死后要还给国家；第二，老百姓原来自己拥有的土地是‘桑田’，可以世代继承，也可以买卖。在‘桑田’之上除了种谷物之外，还必须种上一些桑树、榆树、枣树之类的树，促进养蚕等事；第三，奴婢和耕牛也可以有‘桑田’。奴婢授田的标准跟平民一样，耕牛一头可以受三十亩的田地；第四，各级地方官吏也可以受田，称为职分田，按照官位高低数量不同。官员离任离职时，要将职分田移交给其继任官员，不许买卖。其中刺史十五顷，郡守十顷。”

冯太后想了想，说：“爱卿所言有理。不过哀家想问问，有的地方本来就人多地少或者地多人少，官府又该怎么办呢？”“这个微臣早就想到了”，李安世胸有成竹地说：“对于地多人少的地方，官府可以给当地老百姓酌情多分配一些田地，将来人口增加以后，再重新分配。对于地少人多的地方，允许老百姓迁徙到地多人少的地方去，如果不愿意迁徙的话，就统一降低授田标准。”

冯太后非常满意，于是按照李安世的建议，颁布了“均田令”。为了配合“均田令”的实施，第二年，又是在李安世的建议下，冯太后实行了新的赋税制度，即租调制，其中规定：第一，一夫一妇的家庭每年向国家缴纳粟两石、帛一匹，分别称为“租”和“调”；第二，每四个十五岁以上的未婚男丁、每八个从事耕种和纺织的奴婢、每二十头耕牛，分别要缴纳一夫一妇的租调；第三，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可以免除一个儿子不服徭役来伺候他。乡里的老弱病残和特困户，由当地各家轮流供养。从此以后，旧有的“九品混通制”被废除了。

均田制和租调制的实施，是在不触犯地主阶级利益的前提下进行的，均田制名曰均田，实际上只是分配国家手里的无主荒地，并不是平均分配全天下的土地。而且里面奴婢和耕牛可以受田的规定，明显有利于拥有众多奴婢和耕牛的地主。但是不管怎么说，均田制和租调制的实施，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国家收入的增加，也标志着北魏建立起了一套完善的土地分配制度和赋税制度，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了唐朝。

冯太后的这些改革措施，使北魏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得到了根本性的改观，为孝文帝的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同时，冯太后也积极培养孝文帝的从政能力。太和十年起，孝文帝正式亲政，冯太后开始有意让他参与朝廷事务。太和十四年（公元490年），为北魏改革事业立下汗马功劳的冯太后病逝，孝文帝完全掌握了朝政。对于冯太后的改革事业，孝文帝也是耳濡目染的，他非常赞同她的改革事业，立志要将其进行到底。于是围绕着移风易俗的问题，孝文帝又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孝文帝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迁都洛阳。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的一天，孝文帝找来一些支持改革的大臣召开会议，讨论迁都的问题。孝文帝说：“众爱卿体贴朕意，支持我大魏列祖列宗以来的改革事业，朕心里甚为宽慰。但是卿等也知道，鲜卑人里很多冥顽不化的老家伙都住在平城这地方，整天在朕的耳边吵吵嚷嚷，搞得朕什么都不好做。真是烦死了！为了推进改革大业，朕决定迁都洛阳！”

“吾皇圣明！”一个大臣说：“平城是道武皇帝选拔的都城，也的确曾经为大魏的兴旺作出过贡献。可是现在，大魏的目的是要控制中原，一统九州。平城这个地方，远离中原腹地，又紧挨着北方的柔然（一支游牧民族），柔然骑兵随时可以兵临城下。实在是太危险了！”“就是啊！”另一位大臣也说，“现在平城人口越来越多，而平城土地贫瘠，物产匮乏，需要从外地大批调运。可是平城地处偏远，交通不便，连粮食的供应有时候都很困难啊！”

“洛阳就不一样了，”又一位大臣说，“洛阳曾做过东周等好几朝的都城，城市建设基础雄厚，能容纳大量人口。而且洛阳地处四通八达之地，交通便利，跟各地来往都很方便，便于控制中原。此外，洛阳自古就是中原开化之地，那里的人久受华夏文化的熏陶，对于陛下师法华夏必将大大有利！”孝文帝笑了笑，说：“众爱卿的话，都说到朕心眼儿里去了。可是，这贸然迁都，朕恐怕众心难服，也容易让那些鲜卑元老们说三道四。众爱卿有何良策？”众人对此议论纷纷，过了好久，才有一个大臣来到孝文帝耳边，一段耳语之后，孝文帝连连叫好，说：“众爱卿请回，朕有主意了！”众人疑惑地离开了皇宫，边走还边想：什么好办法？还搞得这么神秘？

第二天，孝文帝在朝会上对群臣说：“眼下我大魏兵强马壮，而南边的岛夷（北朝对南朝皇帝的蔑称）萧赜昏庸无道，国势日衰，这实在是老天保佑我们一统天下的好机会啊！朕准备御驾亲征。众爱卿也要陪朕一起南伐，共同成就旷世之功业，众爱卿以为如何啊？”大臣们纷纷反对，反对最厉害的是任城王拓跋澄。他是孝文帝的叔叔，是支持改革的开明人物，但是对于孝文帝莫名其妙地进攻南齐也不能接受。

孝文帝一着急，指着拓跋澄说：“大胆拓跋澄！朕是一国之君，要不要出兵是听你的还是听朕的？！”拓跋澄也急了，说：“皇上贵为一国之君，自然独揽朝纲。可是微臣也是拓跋氏的子孙，不能坐视大魏的江山安危不管！当年符坚不听群臣劝告执意伐晋，结果国破身亡。臣实在不愿看到陛下重蹈覆辙！”眼看局面无法控制，孝文帝说：“这样，咱们君臣让天意来解决，来人，占卜！”于是太常卿王谌拿来蓍草来进行占卜，占卜完毕他说：“恭喜皇上，大吉！”于是众臣哑口无言，只好赞同。

退朝后，拓跋澄仍然怒气冲冲，正当他刚走到宫门口的时候，有个太监找到他说：“王爷，皇上要单独接见您。”拓跋澄满腹狐疑地回到了宫里，孝文帝笑着赔罪说：“叔叔，今天朝会上，侄儿多有不敬，只是为了吓唬吓唬那帮大臣。其实侄儿并不是真的要南伐，而是为了借此机会迁都洛阳。至于在朝会上对您发火。您知道，平城这地方越来越不适合做都城，可是那帮子老顽固绝对不会轻易同意朕迁都，所以朕无奈之下才出此下策，还望叔叔多多包涵！”拓跋澄说：“皇上为何不早说？！如此妙策，微臣当然同意了！”于是两人哈哈大笑。

很快，孝文帝亲率大军，带着大臣们一路南下，走了一个多月的路。这时适逢雨季，大雨滂沱，道路泥泞不堪，大臣们苦不堪言。走到洛阳的时候，大臣们又停了下来，孝文帝故意装作不耐烦的样子，骑着马来到狼狈不堪的大臣们面前，用马鞭指着他们说：“快走快走！连这点苦都吃不了？想当年道武皇帝、太武皇帝开疆拓土的时候，吃的苦比这多多了！再不走，朕可就要发怒了！”

眼看着孝文帝要龙颜大怒，一个大臣出来说：“是臣等无能，可臣等替陛下着想，觉得南伐实在是风险太大，我等君臣走到这里就已经如此不堪，要是到了岛夷的地界，岛夷的军队以逸待劳，后果不堪设想啊！臣等恳请陛下收回成命，停止南伐！”许多大臣也都站出来随声附和。

孝文帝一看机会来了，就装作很无奈的样子说：“难得爱卿为国分忧，朕也不想再劳民伤财。可是我们君臣大老远地跑了这么远，要是什么事都不做，那岂不是让天下人和后世笑话？这样吧，朕不南伐了，咱们君臣就在这洛阳建都，怎么样啊？”

大臣们恍然大悟，原来皇上是这个意思啊！但是事已至此，谁也没什么话可讲了。看众人不说话，孝文帝说：“到底同意不同意？赶快给朕个话！这样，愿意迁都的站在左边，不愿意的站在右边。”正好这时天又降大雨了，大臣们再也忍不住了，包括许多鲜卑贵族在内，纷纷站到了左边。于是迁都的事情就此定下，北魏正式迁都洛阳。

迁都洛阳后，孝文帝着手全面从风俗习惯方面进行改革。第一，改革官职。北魏以来的官职延续了十六国时期的特点，既保留了少数民族的一些官职，又采用了一些汉族政权的官职，因此胡汉结合，十分杂乱。于是孝文帝任用从南朝齐逃到北魏的王肃来对官职进行改革，全面实行魏晋南朝的官制。第二，禁穿胡服，改穿汉服。鲜卑人等游牧民族为了马上生活的方便，衣服的袖口比较窄小，形成了特殊的胡服样式。这个本身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孝文帝为了传播先进的汉文化，不得不拿胡服入手，通过这种强有力的方式来推行汉化。第三，禁说鲜卑语，强制推行汉语。孝文帝要求官员作出表率，规定所有官员在朝会上都不能再说鲜卑话，只有对三十岁以上不会说汉语的鲜卑官员，才可以网开一面。

此外，孝文帝对于鲜卑人的姓氏也进行了变革。原先鲜卑人的姓都是根据鲜卑语翻译而来，大部分都是几个字的复姓，少数民族气息非常浓厚。为了让鲜卑族更好地融入汉人社会，孝文帝下令将鲜卑人的胡姓改为读音相近的单音节汉姓。孝文帝以身作则，由于皇族乃是天下至尊，因此他将“拓跋”改为“元”。其他的鲜卑姓比如“独孤”改为“刘”，“步六狐”改为“陆”等等。

为了配合姓氏改革，孝文帝还按照南北朝时期的门阀制度，建设了一套自己的姓氏等级系统。其中“元”是皇族，地位最高。其他原鲜卑的大家族如刘、陆等八个大姓的地位仅次于皇族，与汉族中的门阀大族如清河崔氏、太原王氏、赵郡李氏等并驾齐驱，并以此为根据享受相应的封建待遇与特权。此外孝文帝还规定所有鲜卑人的籍贯一律改为河南洛阳，死后也不许归葬北方。

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不仅力度空前，就是跟后世的少数民族的汉化改革比都要彻底得多。因此自然引发了许多鲜卑贵族的激烈反抗，他们团结在太子元恂周围，形成反对改革的集团，甚至阴谋叛乱。孝文帝在百般努力无效的情况下，只好于太和二十年（公元496年）将太子处死。孝文帝的改革精神与魄力，令人由衷赞叹。

孝文帝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鲜卑族成功地吸收了汉文化，建立起新的国家制度，国家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以至于后来一位南朝的官员来到洛阳后，称赞说：“原来我以为北方都是戎狄统治之地，一定是斯文扫地。今天一看，才知道北方的文化也这么兴盛啊！”汉化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但是孝文帝的改革也造成了一些后果。由于大力推进汉化，实行重文轻武的政策，鲜卑人传统的尚武精神逐渐丧失，又由于受到汉族士大夫奢侈腐化风气的影响，许多鲜卑贵族纷纷走向堕落的深渊，整天醉生梦死，成为社会的寄生虫，久而久之，北魏也跟南朝各政权一样政治腐败，对人民横征暴敛，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正光四年（公元523年），六镇起义爆发，一下子点燃了全国范围内起义的烽火。而胡太后当政后，北魏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日益激烈，整日忙于厮杀，根本无力应对愈演愈烈的混乱局面。永安元年（公元528年），军阀尔朱荣进入洛阳，杀死胡太后以及许多大臣，并拥立傀儡皇帝孝庄帝（公元528－530年），从此北魏名存实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