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意气难成事

书生意气难成事

安史之乱以后的唐朝，不仅面临着经济上的困难，还面临着政治上的危机，这种危机体现在地方和中央两个层面。在地方主要体现为藩镇割据。安史之乱后期，很多安禄山、史思明的部将归降朝廷，朝廷为了安抚他们，保留了他们的军队，并封他们为节度使，形成了一个个藩镇。这些藩镇大部分在北方地区。独揽当地军政、民政、财政大权，死后其位置由其子孙或者部将继任，而安史之乱以后的唐政府，实力一落千丈，根本拿这些藩镇没有办法。

藩镇内部以及藩镇之间经常为了争权夺利进行战争，有时候甚至反抗朝廷，其中一次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四镇之乱”。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其子李惟岳要求即位。而当时唐德宗想给藩镇们一点颜色看看，就拒绝了李惟岳的要求。结果李惟岳勃然大怒，说：“父死子继，这是各个藩镇的规矩，当今皇帝不仁，别怪我不义！”于是李惟岳联合魏博（今河南北部和河北东南一带）节度使田悦、淄青（今山东北部一带）节度使李纳和山南东道（今河南西南部、湖北西北部一带）节度使梁崇义共同发动叛乱。

消息传到京城，唐德宗下令讨伐，梁崇义和李惟岳兵败被杀。然而没想到，由于朝廷赏罚不公，本来忠于朝廷的卢龙（今北京一带）节度使朱滔勾结原来李惟岳的部将王武俊以及田悦、李纳再度叛乱，后来四人还分别称王，并推举淮西（今河南南部、安徽西部一带）节度使李希烈为盟主，叛乱进一步扩大。两年后，唐德宗调集泾原（今甘肃东部一带）兵平叛，结果由于赏赐菲薄，泾原兵也发生了哗变，攻进了长安，唐德宗被迫出逃。要不是李晟率兵收复了长安，各个叛臣陆续被朝廷招安，事情会闹到什么程度恐怕只有老天才会知道。

相对于地方上的藩镇割据而言，中央的宦官专权则更是皇帝的心腹大患。唐朝初年，宦官地位很低，根本无权过问国家大事。到了唐玄宗时期，宦官高力士就开始帮助唐玄宗处理朝政，很多奏疏都要先经过他的手，大事交给唐玄宗处理，小事高力士就可以自己办了。不过高力士对唐玄宗忠心耿耿，加之唐玄宗也还算是强势君主，因此没有惹出什么乱子。

可是唐肃宗即位后，由于宦官李辅国帮助他夺权有功，于是唐肃宗重用李辅国，并让他执掌禁兵，这标志着宦官开始掌握军队，为唐代宦官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唐代宗即位后，李辅国曾经说：“皇上只要深居宫中就可以了，国家大事，就交给老奴处置。”唐代宗虽然火冒三丈，可是也无可奈何，最后也只能派人偷偷将李辅国暗杀。广德元年，吐蕃军队攻入长安，唐代宗出逃，宦官鱼朝恩率领神策军迎驾，并护送唐代宗回到长安，此后神策军便成为一支护卫皇帝的禁军，宦官专权又多了一张王牌。唐德宗时期，设立了护军中尉和中护军各两名，都由宦官担任，统领神策军等禁军。正因为掌握了军队，所以唐朝的宦官专权才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连皇帝都成了宦官手里的玩物，唐德宗以后的十一个皇帝中，有八个被宦官拥立，三个被宦官害死。唐代宦官权力之大，由此可见一斑。(www.guayunfan.com)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唐德宗之子唐顺宗即位（公元805年在位）。唐顺宗早在担任太子之时，就对藩镇割据与宦官专权十分不满。而这时在太子官署任职的王叔文、王伾等人，拥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他们经常通过与太子打交道的机会，给他灌输打击藩镇与宦官的思想。而且王叔文颇有心计。有一次，东宫官署的人在与太子一起读书的时候说：“太子殿下，如今‘宫市’横行，老百姓苦不堪言，还请太子殿下为民请命，向皇上提出罢除‘宫市’！”

所谓“宫市”，是当时的一种宦官掠夺老百姓的贸易方式。原先皇宫需要的日用品是由官府采购的，可是从唐德宗晚期开始，改由太监直接购买。结果这帮宦官们狐假虎威，打着皇家的旗号，派人到各个市场去，看见所需要的东西，就付给很少的钱，然后强行拿走，甚至还要货主送到宫里去，并对他们敲诈勒索。白居易有一首著名的《卖炭翁》，就描写到一位老翁辛苦烧出的炭，却被宦官们以低价强买，这就是宫市制度的真实写照。

太子早就知道宫市的危害之大，听了这些官员的话，自然是热血沸腾，就说：“好！本太子明日一定奏明父皇，罢除‘宫市’！”众人纷纷高呼：“太子圣明！”但是太子注意到，在一片欢呼声中，只有王叔文不动声色。于是在众人走后，他将王叔文单独留下，问道：“先生有何赐教否？为何刚才神情如此严肃？”王叔文见左右无人，就悄悄地对太子说：“不瞒太子，在下以为，太子明日若将罢除宫市之事禀告皇上，则危在旦夕矣！”“为什么？！”太子慌张而又不解地问。“太子请想一想，”王叔文说，“当今圣上疑心颇重，最怕有人染指其权位。太子如果向圣上奏明要罢除‘宫市’，肯定会有小人进谗言说太子您迫不及待想要登基，因而才热衷于朝政。圣上一旦起了疑心，太子岂不危险？”

听到这里，太子吓出了一身冷汗，连忙问王叔文说：“多亏先生提醒，否则本太子休矣！请问先生，本太子以后该如何行事？”王叔文说：“很简单，太子表面上装作不问朝政，整日忙于读书作文。再利用学习的机会，结交有志于改革政治的贤士。兴利除害之事，等太子登基之后再做，也为时不晚。”太子对王叔文一拜，说：“先生之智，实不下于诸葛孔明。有先生在，本太子无忧矣！”从此对王叔文更加器重。而王叔文也与王伾、韦执谊、陆质、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凌准、程异等人形成了改革集团，为政治革新作了充分的准备。

唐顺宗即位后，立刻重用王叔文，任命他为翰林学士。唐朝中期，翰林学士的地位不断增强，名义上只负责起草诏令，但是实际上对于国家的政策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以至于唐德宗时期的翰林学士陆贽被称为“内相”。任命王叔文担任翰林学士这样官卑权重的官员，能够使他避免由于突然位高权重而招来守旧派的群起而攻，从而便于他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王叔文担任翰林学士后，推荐韦执谊担任宰相，改革的措施通常是由王叔文等人制定以后，再交由韦执谊付诸实施。一场改革就这样轰轰烈烈地展开了，由于唐顺宗的年号为“永贞”，这场改革又被称为“永贞革新”。

唐顺宗即位后不久，召集王叔文等人商讨改革事宜。唐顺宗对各位大臣说：“朕早年为太子时，各位爱卿就劝朕励精图治，改良政治。朕今天还记得当年有人建议废除‘宫市’，只是由于当时王爱卿劝朕行事要谨慎，朕才没有向先帝建议。今天朕登基后的第一项改革，就是要废除‘宫市’，救我黎民！”“皇上万岁！”一位大臣说：“陛下既然要拯救黎民，微臣恳请陛下下令废除‘五坊小儿’！”“‘五坊’朕知道，不就是宫里面的雕坊、鹘坊、鹰坊、鹞坊和狗坊吗？这‘五坊’饲养一些猛禽与猎狗，以备皇家打猎所用。可这与黎民又有何干？”唐顺宗不解地问。

“陛下有所不知，”这位大臣接着说，“别看五坊里面的人对皇上您是毕恭毕敬，可是一出了宫，那可就成了作威作福的恶霸！据臣所知，这里面有的人把网张在别人家的门前不让别人进出，有的张在水井旁边不让人们去打水。要是有人接近了网，他们就过来说：‘这网是用来给皇上捕鸟的，你把皇上要捕的鸟吓走了，该当何罪！’就把此人一顿痛打，强迫这人拿钱才善罢甘休。有的人去酒店大吃大喝，吃完饭不给钱，还留下一筐蛇在酒店里，说：‘这是皇上用来抓鸟雀的蛇，现在放你这里了，你可要好好供养，要是饿坏了一条，可有你好受的！’这家店的主人只好拿钱消灾，求他们把蛇带走。老百姓称这帮人为‘五坊小儿’，对他们是敢怒不敢言啊！”唐顺宗若有所悟，说：“朕以前好像也听人说过这些人的行径，真没想到有爱卿今天讲的这么严重，实在是败坏我宫廷威严！传朕的旨意，罢除‘五坊小儿’，谁要是再敢随意扰民，定斩不赦！”

“启奏陛下，”又一位大臣发话了，“‘宫市’与‘五坊小儿’坑害的主要是京城百姓，而天下百姓不也是陛下您的子民吗？请陛下一体存恤！”“爱卿何出此言？”唐顺宗问道。那位大臣接着说：“陛下，虽然朝廷实行‘两税法’已经多年，名义上只收‘两税’，但是实际上各种额外的苛捐杂税仍然多如牛毛，老百姓对此颇有怨言。另外，各个地方节度使经常向朝廷进贡钱物。有的每月进贡一次，称为‘月进’，有的每日进贡一次，称为‘日进’，甚至连很多州的官员也纷纷效仿。这些人名义上是自己进贡，实际上还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受苦的还是老百姓啊！”唐顺宗恍然大悟，说：“岂有此理！朕绝不许他们这样掠夺百姓！传朕的旨意，各地方除了规定的常贡外，不许再有别的进贡！”

接着大臣们就议论开了。有的说：“眼下宫里的宫女和歌女太多，耗费大量金钱，建议陛下放她们中的一些人出宫，也免得她们在宫里虚度青春。”有的说：“京兆尹（管理京城的官员）李实，身为皇族却不能够以身作则，横征暴敛，欺君罔上。有一年关中大旱，他为了邀功，却欺骗先帝说关中丰收，要农民依旧纳税，逼得很多百姓只能卖房卖粮，怨声载道。望陛下将其撤职。”唐顺宗都一一应允，下旨实行。

上面的改革，针对的都是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这些政策推行后，老百姓欢欣鼓舞。但是，对于国家政治中的根本问题——藩镇与宦官，还是没有涉及。这一天，王叔文找到唐顺宗，说：“启禀陛下，浙西观察使李锜，一直兼任该道的转运盐铁使。他利用经营盐铁的便利条件，为自己大肆敛财，不仅让老百姓苦不堪言，而且手握巨资，威胁到朝廷。请陛下明鉴！”“这个李锜，朕早有所知，但是眼下把他一撤到底，恐怕时机还不成熟，就罢了他的转运盐铁使吧！”

“李锜的问题，暂时还关系不到国家命脉，”王叔文说，“眼下要处理的，还有一个更棘手的问题。”于是王叔文就对唐顺宗讲了昨晚发生的事情：王叔文回到家，有一个叫作刘辟的人找到他，给他送来一些金银珠宝。王叔文问刘辟这是干什么，刘辟说：“剑南西川节度使（今四川中部一带）韦皋大人久闻王大人威名，希望与王大人交个朋友，内外同心，共同成就大业。”王叔文说：“难得韦大人一片忠心，只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如果韦大人诚心诚意与在下结交，送这些财物恐怕就没有必要了。”刘辟哈哈大笑，说：“王大人不必客气，这只是韦大人的一点心意，况且韦大人有事相求呢！”

王叔文似乎听出了一点意思，问：“韦大人要在下帮什么忙呢？”“很简单，”刘辟说，“韦大人想要在剑南西川之外，再监领剑南东川（今四川东部一带）和山南西道（今陕西南部和四川东北部一带），这样整个剑南三川就都归韦大人统辖了。还望王大人在皇上面前行个方便。事成之后，定当厚报。”王叔文听到这里，拍案而起，怒斥刘辟说：“韦皋把我王叔文看成什么了？以为用一点金钱就能将我收买吗？回去告诉韦皋，想靠公行贿赂来达到独霸一方的目的，没门！”刘辟还想再说什么，王叔文抽出宝剑，指着刘辟说：“还不快滚！别看本官一介书生，杀个人还是没有问题的！”刘辟连忙抱头鼠窜，带着金银珠宝走了。

听了王叔文的话，唐顺宗说：“难得爱卿洁身自好，这韦皋可不是个好惹的主，难为爱卿了！”王叔文说：“微臣觉得，藩镇的威胁虽然严重，但是毕竟只是四肢之患，还不是皇上的心腹之患。真正的祸患，还是在于宦官！这些宦官在朝廷中飞扬跋扈，结党营私，对外还勾结藩镇，共同对付皇上。宦官一日不除，皇上的江山就一日难保啊！”

唐顺宗看了看左右没人，悄悄地对王叔文说：“朕何尝不知？可是现在神策军这些禁军都在宦官的手里，甚至连朕的性命都在他们的掌握中。除掉宦官，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简直比登天都难啊！”王叔文说：“微臣明白这一点。微臣准备以老将军范希朝担任左右神策军和京西诸城镇行营的节度使，以韩泰当行军司马，两人共同配合，定能控制禁军，诛杀宦官！”唐顺宗一声长叹，说：“事已至此，爱卿就这么办吧。你我君臣的这次政治革新大业能否成功，就在此一举了！希望祖宗保佑！”

就在王叔文他们紧锣密鼓地准备夺取君权、除掉宦官的时候，宦官们和藩镇的军阀也没有坐以待毙。宦官俱文珍找来其他宦官说：“听说王叔文要派范希朝来接管禁军，真是天真幼稚！俗话说：‘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咱们怎么可能让他们这么轻而易举地控制禁军呢？”一位宦官说：“那可不！论玩弄权谋，这帮书呆子哪里是咱们的对手啊！不过，皇上和王叔文这帮子人，最近动静搞得确实不小，咱们也得想法子防备一下啊！”“防备什么啊！直接全都杀了算了！再拥立新皇帝。省得费劲！”一个胖宦官说。“你就知道杀、杀、杀！”俱文珍说，“不知道用用你的脑子！皇上不行，不还有太子嘛……”说罢俱文珍将自己的计划全盘托出，这帮宦官一听，个个都伸大拇指，直夸“俱公公英明”。

很快，宦官集团出手了。永贞元年五月，范希朝与韩泰来到禁军之后，根本没人听他们两人的指挥，王叔文的计划彻底落空。与此同时，俱文珍以王叔文兼任管理财政的度支使和盐铁副使为由，迫使唐顺宗免掉了他翰林学士的职务。王伾再三努力，也只能让王叔文每隔几天去翰林院办公一次。后来王叔文母亲去世，更使他被迫辞职守孝，整个改革系统从此陷入瘫痪状态。

六月，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与荆南（今湖北西南部和重庆北部一带）节度使裴均和河东节度使（今山西中北部）严绶等人在俱文珍的授意之下，向唐顺宗和太子上书，大骂王叔文等革新派大臣；七月，韦执谊与王叔文之间的矛盾激化，改革派发生了分裂。王伾再三请求任命王叔文为宰相，未果，于是自己也称病回家。一场较量下来，改革派输得一塌糊涂。

另一方面，宦官集团在太子这条战线上也是节节胜利。四月，唐顺宗立李纯为太子，王叔文知道这是宦官集团的阴谋，在得知立太子的消息后，不觉想起杜甫歌颂诸葛亮的诗句，仰天长啸：“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改革休矣！我命休矣！”

为了试探太子韦执谊派另一位改革派陆淳给太子讲学，讲学的时候趁机讲到了一些改革的问题，没想到太子勃然变色说：“父皇让先生给本太子安心讲学，先生讲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干什么？”陆淳吓得连忙逃走。这样的太子，当然不可能支持改革事业。七月，唐顺宗病重，被迫命皇太子监国。八月，唐顺宗被迫退位，皇太子即位，是为唐宪宗（公元806年－820年在位）。同月，王伾、王叔文先后被贬，王伾不久病死，王叔文次年被赐死，其他改革派官员也陆续被贬，史称“二王八司马事件”，至此，永贞革新彻底失败。

永贞革新是唐朝后期的一次重要政治改革，王叔文等人面对黑暗的朝政，不畏艰险，敢于以一己之力与宦官集团为首的恶势力对抗，这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值得后人敬仰。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王叔文等人空有一腔报国热情，却只能使改革停留在表面。一旦触及根本问题，在宦官集团的攻击下，改革派就会显得软弱无力。比如在接管禁军的问题上，改革派仅仅想通过两员将领就从宦官手里夺权，无异于白日做梦。

除此之外，王叔文等人不注重统一战线的建立。当时除了宦官集团之外，的确还有许多反对改革的官员。他们反对改革并不是因为保守，而是因为王叔文等人年少轻狂，动不动就以圣人自居，对其他同僚嗤之以鼻。这样做自然无法赢得大多数人的支持。更有甚者，改革派中的王伾等人甚至公开受贿，这种行为严重败坏了改革派的形象。总之，永贞革新给后人上了生动的一课，告诉我们改革一定要切合实际，不能空谈理想，脱离现实，得从实际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