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行封建兴帝业

时间:2018-11-04  栏目:百科知识  点击:42 次

厉行封建兴帝业

明朝末年,政治黑暗,民族矛盾也日益尖锐。前面提到,张居正改革时,曾任命李成梁镇守辽东,虽然取得了成效,但是也埋下了祸根。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李成梁率兵围攻一座女真人的城寨,结果误杀了一对女真父子,而他们的子孙就是后来的清太祖努尔哈赤(公元1616-1626年在位)。努尔哈赤对自己的父祖被误杀非常愤恨,表面上不动声色,暗地里却逐渐发展自己的力量。

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在基本统一女真各部以后,建立后金政权,建都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自封为汗,并向明朝发动进攻。由于明朝政治腐败,军备废弛,节节败退。短短几年内,大半个辽东地区被后金占据。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努尔哈赤迁都盛京(今辽宁沈阳),加强对辽东地区的统治。然而就在后金政权蒸蒸日上的时候,明朝的一位军事家袁崇焕横空出世。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努尔哈赤亲率大军进攻宁远城(今辽宁新城),结果被袁崇焕率军击败,狼狈逃回,不久去世。经过一系列政治斗争,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登上了汗位,即清太宗(公元1627-1643年在位)。

皇太极登基以后,面临的形势还是相当严峻的。内部来说,由于努尔哈赤确立的八旗共主的制度,女真贵族的势力很强,大汗的权力受到很大的约束,而且随时都有发生内乱的危险;由于努尔哈赤占领辽东前后,延续了游牧民族的野蛮政策,大肆杀掠,辽东人民不堪忍受,纷纷起来反抗,后金政权的根基并不稳固。

外部来说,就在皇太极即位的次年,明思宗(公元1628-1644年在位,年号“崇祯”)即位,铲除了作恶多端的大宦官魏忠贤的势力,起用东林党人,并提拔任用袁崇焕来与后金进行对抗。袁崇焕提出“守为正着,战为旁着,和为奇着”的抗金策略,整顿辽东的边防,并提出“五年复辽”的口号,成为后金强有力的对手。面对内忧外患,皇太极积极推行改革,对内促进后金社会的封建化,对外争取有利的军事外交环境。改革的内容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第一,在政治上,打击女真贵族势力,加强汗权;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封建国家体制。努尔哈赤在位时期,为了团结女真人的力量,实行了八旗制度。在八旗制度下的民众,平时为民,战时为兵,服从旗主的命令。这些旗主,既是政治首领,又是军事统帅,权力很大。努尔哈赤分封自己的兄弟子侄为旗主,与他们共同处理朝政。(www.guayunfan.com)皇太极即位初期,也延续了这一政策,为此他还实行了四大贝勒(女真贵族的一种称呼)共掌朝政的制度。虽然皇太极是大汗,但是在召开朝会时,他还要和代善、阿敏和莽古尔泰四人共同南面而坐,人称“四尊佛”。在日常的政治生活中,其他三位贝勒也都有重要的发言权。但是伴随着时间的推移,皇太极与三位贝勒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也越来越不满意自己的权力受到限制,通过各种机会来打击三位贝勒的权力。

事情开端于天聪三年(公元1629年)皇太极亲自率军对明朝的讨伐。这次战役中,后金军队占领了北京附近的永平、滦州、迁安、遵化等地。后金军队撤军后,四大贝勒中的阿敏负责留守四地。结果在第二年,明朝的军队大举反攻,四地先后被收复,阿敏率领残兵败将落荒而逃。

就当阿敏逃回盛京,上殿面见皇太极的时候,却发现皇太极与其他两大贝勒端坐在上,其他朝臣在下面站了一排。皇太极面色严峻地看着阿敏说:“大胆阿敏,还不知道自己何罪吗?”阿敏本来以为,不过丢了几座小城池,皇太极最多责备他一下就完了,还能把他怎么着?结果没想到一回来,皇太极就给他来了这一招,搞得他手足无措,不由自主地跪在下面。

皇太极接着说:“你阿敏本来是先汗的侄子,你父亲舒尔哈齐当年对先汗颇有不敬,最终被流放远方。先帝不因为你是罪人之子就对你冷眼旁观,反而对你委以重任。本汗即位后,又将你列入四大贝勒,对你不可谓不厚。而你却恩将仇报,整天说一些大逆不道的话,藐视本汗的权威。天聪元年(公元1627年),你率军出征朝鲜,居然大放厥词,说要在朝鲜割据称王。本汗当你一时糊涂,就没有追究。没想到这一次你又贪生怕死,丢掉我大金将士用鲜血换来的四座城池。你说,你该当何罪!”

后来皇太极又罗列了阿敏的十六大罪状,总而言之,就是对阿敏专横跋扈的行为表示不满。丢掉四座城池,不过是惩办阿敏一个由头而已。但是阿敏这时候早就是败军之将不言勇,只能吓得趴在地上一个劲地磕头认罪。最后皇太极假惺惺地说:“你阿敏罪该万死,但是本汗看在你是本汗兄弟的分上,饶你不死,剥夺你一切官爵,没收家产,本人囚禁。”就这样,四大贝勒被除掉了一个。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天聪五年(公元1631年),皇太极又对莽古尔泰下手了。原来,有一天莽古尔泰找到皇太极说:“启禀大汗,我的属下将领有很多人在战斗中受伤。而我统率的人马,现在有一部分在阿山和达尔汗两个人手里。希望大汗能够把他们调还给我,也好补充一下我的人马。”皇太极冷笑着说:“你不跟我提我还忘了,就你手下的那些士兵,据我所知,在战场上根本不听指挥,实在需要好好整顿一下。”莽古尔泰说:“我的部队一贯令行禁止,纪律严明,大汗何出此言?”皇太极说:“哦,那有可能是有人向朕诬告,朕回头一定调查清楚。”

但是莽古尔泰很不高兴地说:“恕臣直言,大汗如此偏听偏信,随意怀疑我的军队,实在是有失公平,难道大汗是要为难我吗?我莽古尔泰对大汗忠心耿耿,忠贞不贰,大汗居然还要如此对我,难道是要杀我不成?”莽古尔泰越说越激动,又加上他一贯比较鲁莽,结果居然把刀子拔了出来。旁边的人见状,赶快上去阻拦。皇太极表面上不动声色地离开了,心里面却暗自窃喜,因为他终于找到了惩办莽古尔泰的借口。两个月后,经过君臣的商议,以莽古尔泰在大汗面前拔刀属于“大不敬”为由,被踢出了三大贝勒的行列,降为普通贵族。

这样一来,四大贝勒就只剩下皇太极与代善了,代善独木难支,根本无法与皇太极相抗衡。于是从天聪六年(公元1632年)起,四大贝勒南面而坐的制度被取消了,只有皇太极一个人可以南面而坐,这也标志着皇太极大权独揽,四大贝勒共理朝政的制度被正式废除。

除了打击贵族的权力以外,皇太极也效法汉族政权,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封建官僚体制,以适应自己加强统治的需要。天聪三年,皇太极成立了文馆,负责记载本朝国事,翻译汉文典籍;天聪五年,皇太极又成立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三月,皇太极将文馆进行了改组,成立了内国史院、内弘文院和内秘书院,合称为“内三院”。其中,内国史院负责记载国事,编修国史,草拟诏令;内弘文院负责总结古今政治得失,并向君主进讲;内秘书院负责草拟与外族和外国的文书;同年五月,仿照明朝,设立都察院,负责监察百官;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皇太极将原来处理蒙古事务的蒙古衙门改为理藩院,处理与外族之间的事务。经过皇太极的努力,一套完整的封建官僚体制逐渐建立起来。通过种种措施,贵族势力被削弱,中央集权得到加强,为后金(清)的内部稳定提供了条件。

第二,在经济上,发展封建经济,实现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努尔哈赤起兵初期,延续了奴隶制的方式,对辽东人民进行残酷的统治。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努尔哈赤攻取沈阳和辽阳以后,在辽阳、海州一带实行“计口授田”,将土地分配给当地人来耕种,但是耕田的人除了要耕种自己的田地之外,还要为官府种田,并承担劳役。天启五年,辽东地区的人民起兵反抗努尔哈赤。起义失败后,努尔哈赤大肆屠杀,并将剩下的民众通通强行编入庄田,强迫他们为官府耕种。虽然这些生产方式有一定的封建性,但是总体来看仍然是奴隶制的生产方式,人民得不到自由,又不堪忍受压迫,纷纷逃亡与反抗。

皇太极即位以后,觉得这种野蛮落后的生产方式不能再维持下去了,于是着手进行改革。天启六年九月,皇太极刚刚执政,就下令大幅度削减庄田里面的人丁数量,允许多余的人出去自立为户,自主生产,并由当地官府管理,这就往封建制的生产方式上面大大迈进了一步。此外,皇太极规定,如果奴隶主犯有私自打猎、杀人等罪,手下奴仆可以告发,一经查实,奴仆便可以获得自由。由此可以看到,皇太极虽然没有直接废除奴隶制,但是在通过种种方法打击奴隶制。经过他的努力,后金(清)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很大进步,社会生产力也大大提高。

第三,文化和社会上,大力学习汉文化,重用汉人。努尔哈赤在位时期,一味地推崇武力,对汉文化并不尊重,对汉族士大夫也和对其他汉人一样,当作奴隶使用,甚至随意杀死。皇太极即位以后,感觉后金要巩固对辽东的统治,进而与明朝决一胜负,必须收拾人心,而收拾人心,就必须学习汉文化,发展文教。为此他命令手下大臣翻译了《孟子》《六韬》等汉文化经典,以及《辽史》《金史》《元史》等史书,不仅他自己经常阅读,还时不时与大臣们一起讨论。此外,皇太极下令,所有十五岁以下,八岁以上的贵族大臣的子弟,必须读书。在皇太极的带动下,后金(清)的文化事业大大发展,原先野蛮落后的状态得到很大改善。

在学习汉文化的过程中,皇太极越来越感觉到,治理天下离不开汉人,他一改原先排斥汉人的做法,对汉族士大夫和汉族将领也大加任用。天聪三年,皇太极下令,进行考试选拔人才,做奴隶的汉人也可以参加,如果通过考试的话,就可以脱离奴隶的身份,并赐以官位。

在皇太极的感召下,很多汉人开始与后金政权合作,并为后金与明朝的斗争出谋划策。比如范文程,祖上在明朝做过官。在努尔哈赤攻取辽东之后,他就归顺了后金,可是一直没得到重用,而皇太极却对他非常看重。有一次皇太极留范文程吃饭,看着满桌的山珍海味,范文程吃不下去。皇太极问他怎么回事,范文程流着眼泪说:“启禀大汗,微臣想到自己的老父亲还在家中,这些山珍海味他还没吃过,微臣又怎么吃得下去?”皇太极一听,立刻下令:“再做一桌山珍海味,给范爱卿家里送去!”范文程感激涕零,从此对皇太极鞠躬尽瘁。直至皇太极死后,他还为清军入关积极出谋划策,为清朝迅速稳定局面立下了汗马功劳。

除此之外,皇太极对明朝降臣也是推心置腹,以诚相待。在崇德五年(公元1640年)到崇德七年(公元1642年)的松锦之战中,清军大获全胜,明军统帅洪承畴被活捉,但他拒不投降,扬言要以死殉国。但是皇太极爱惜人才,多次派人劝降,洪承畴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最后皇太极亲自去劝降,并将身上的衣服脱下来给洪承畴穿,洪承畴终于被感动,投降了清朝。后来有些满洲将领问皇太极说:“陛下何必为了一个汉人降将如此屈尊?”皇太极说:“你们说咱们君臣多年辛苦,是为了什么啊?”“当然是为了入主中原了!”这些将领们答道。皇太极哈哈大笑,说:“可是我们对中原的情况不熟悉啊!有了洪承畴,咱们就好比一群瞎子找到了一个引路人,入住中原就指日可待了。为了这个目的,朕再屈尊也值得啊!”的确,后来清军入关之后,在统一南方的战斗中,洪承畴也为清朝拼死效力。

在皇太极的感召之下,越来越多的明朝君臣向他投降,比如明军中的悍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他们归顺后都得到了重用,立下卓越功勋,还与其他皇亲国戚一样被封为了亲王。这不仅增强了后金(清)的实力,也争取了人心,为清军入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四,军事和外交上,打击朝鲜,联合蒙古,剪除明朝两翼。在袁崇焕对付后金的策略中,联合朝鲜和蒙古是重要的一环。明朝末年,日本在权臣丰臣秀吉的领导下侵略朝鲜,应朝鲜国王的请求,明朝在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和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两次出兵,最终打退了日本的进攻,保住了朝鲜的独立。为此朝鲜对明朝感恩戴德,在明朝与后金的作战中一直积极配合明朝,成为明朝遏制后金的同盟伙伴。为了打破这种局面,天聪元年,皇太极刚刚即位,就派阿敏等人大举进犯朝鲜,迫使朝鲜与后金缔结兄弟之盟。崇德二年(公元1637年),皇太极称帝以后不久,再次派兵大举进犯朝鲜,迫使朝鲜脱离了与明朝的藩属国关系,成为清朝的藩属国,从此听从清朝的号令。通过这些措施,皇太极打破了明朝联合朝鲜的计划。

在对付朝鲜的同时,皇太极也注意与蒙古的关系。当时蒙古分为漠南蒙古、漠北蒙古和漠西蒙古三部,前两者与后金关系较近。早在努尔哈赤时期,后金就已经开始与漠南蒙古中的科尔沁等部落加强联系,皇太极延续了这一政策。当时漠南蒙古中比较强大的是林丹汗统治的察哈尔部。林丹汗野心勃勃,经常进犯蒙古其他部落,并与明朝联合,共同对抗后金。

在这种情况下,皇太极一方面联合蒙古其他部落,通过联姻等方式施以恩德,另一方面积极与林丹汗作战,打击察哈尔部,多次获得胜利。天聪六年,皇太极再次联合蒙古其他部落讨伐察哈尔部,林丹汗兵败身亡,余部投降皇太极。漠北蒙古慑于皇太极的威严,也向他称臣进贡。皇太极成功地联合蒙古各部,增强了自己的实力。通过这些手段,皇太极将原先与后金对立的势力转变为己有,还削弱了明朝的同盟力量。

经过皇太极的改革,后金逐步实现了向封建政权的转变,逐渐摆脱了内部组织松散、外部敌强我弱的不利局面。而这一时期的明朝,政治腐败,党争激烈。明思宗刚愎自用,猜疑心强,连当时唯一能够依仗的“万里长城”袁崇焕,也被他以谋反的罪名冤杀。与此同时,明朝天灾不断,官府却仍旧横征暴敛,老百姓忍无可忍,在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的领导下纷纷起义。明王朝不仅要对抗后金,还要忙于镇压人民的反抗,疲于奔命,国势日渐衰微,与后金的力量对比开始发生了逆转。崇德元年,皇太极改国号为“清”,改族名为“满洲”,正式称帝,成就了帝业。虽然皇太极于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病逝,但是第二年清军就成功入关,并确立了对全国的统治,这一切都与皇太极的改革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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