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干弱枝重文人

强干弱枝重文人

后周世宗去世后，其子后周恭帝（公元959－960年在位）即位，年仅七岁，于是引起了后周世宗的手下大将赵匡胤对皇位的觊觎。显德四年（公元960年）正月，正当君臣们欢度新春佳节的时候，边关突然来报，说北汉与辽国联合大举入侵，于是朝廷派出赵匡胤统帅大军出征。可是谁也不知道这只是阴谋的开始。

当部队走到开封东北部的陈桥驿时，以石守信为首的将士们在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和谋士赵普的策动之下，发生哗变，要赵匡胤当皇帝，并把一件黄袍披在他的身上，赵匡胤一开始假装诚惶诚恐，故作推辞状。后来他又一本正经地对士兵们说：“你们要我做皇帝也可以，但是要答应我两件事情：第一，回京后不可大开杀戒，骚扰百姓；第二，要好生对待柴氏家族。”

于是在一片欢呼声中，大军回师开封，后周恭帝被迫禅位，赵匡胤登基称帝，即宋太祖（公元960－975年在位），改国号为“宋”。此后十几年间，宋太祖与其弟弟宋太宗（公元976－997年在位）陆续扫平了其他割据政权，实现了局部的统一，开启了宋朝的统治（公元960－1279年）。

经过唐朝中期以来几百年的分裂混战，人民渴望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迫切希望国家的统一与稳定。而分裂与混战的根源，还是在于地方权力太大和武将横行。正如后晋时期的一个节度使安重荣所说的：“天子哪里有什么天生的贵种？谁要是兵强马壮，都可以来当一当！”从“乱世英雄出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的五代十国时期走过来的宋太祖知道，要想维护这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必须做到两点：第一，要削弱武将和地方的权力，将权力集中在中央和皇帝的手里；第二，要大兴文教，崇文抑武，抬高读书人的地位。为此他和他的弟弟宋太宗在位期间，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

第一，在军事上，“杯酒释兵权”，削弱节度使权力；改组军队，加强皇帝对军队的控制。宋太祖登基之后，有一天找来赵普说：“朕知道夺得这天下，是你跟几位将领的功劳。但是朕也担心，这些人手握重兵，时间一长，威胁到朕的皇位该怎么办？那么朕的大宋，岂不是要步前面几个小朝廷的后尘？可是要朕痛下杀手，一则无力，二则不忍，你说怎么办？”赵普这个人一肚子主意，他眼珠子一转，就对宋太祖一番耳语，宋太祖听了连连点头。(www.guayunfan.com)第二天晚上，宋太祖大摆筵席，招待石守信等几位将领。酒酣耳热之后，宋太祖佯装喝醉，就说：“你们当年都是跟朕出生入死的好兄弟，朕跟谁不亲也得跟你们亲，你们也得跟朕说实话。朕问你们，你们说是当皇帝好，还是当一个无权无势的富翁好呢？”“那还用问？”石守信说，“当然是当皇帝好了！天子富有四海，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多痛快啊！哪里是一个富翁能比的？”

宋太祖笑一笑，说：“你们不当皇帝，哪里知道当皇帝的苦啊！每天起早贪黑地处理朝政不说，还要时刻提防着有人威胁到自己的皇位。不瞒各位说，朕自从登基以后，连一个踏实的觉都没有睡过。”“陛下不必担心，”另一位将领说，“末将等对皇上忠心不二，谁要有二心，天诛地灭！”宋太祖叹一口气说：“朕对你们当然不会怀疑了。可是你们想想，就算你们对朕忠心耿耿，可是你们难道能保证你们的手下也这样吗？说不定哪一天，他们就会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也像你们当年那样，搞一个‘黄袍加身’，到时候你们也无可奈何啊！”

听到这里，几个将领的酒被吓醒了一半，他们以为宋太祖已经对他们起了杀心，个个惊慌失措，跪下来问宋太祖：“请皇上给末将们指一条阳光大道！”宋太祖连忙将他们扶起，说：“不必惊慌。朕只是觉得，你们与其手握重兵，让咱们君臣互相猜疑，还不如交出兵权，朕多赏赐你们一些金银财宝。你们可以多买些土地房产、歌儿舞女，做一个逍遥快活的富翁，安度余生，岂不乐哉？”

石守信等人心领神会，第二天上朝时，就纷纷提出自己有病，向皇帝交出兵权，这就是著名的“杯酒释兵权”的故事。石守信等人辞职后，宋太祖任命他们到地方去担任节度使。节度使在唐朝和五代十国时期都是割据一方的军阀，权力很大。为了削弱节度使的权力，宋朝也颇下了一番功夫。以前节度使除了自己名下的地盘以外，往往还兼管其他的州郡。怀州（今河南焦作）知州高宝寅与宰相赵普有矛盾，赵普被罢去宰相之位之后，被贬为河阳（今河南西北部一带）节度使，正好兼管到怀州。高宝寅不甘心，但他又不好意思将个人恩怨挑明，于是就向宋太祖上书，建议禁止天下所有的节度使兼管其他州郡。宋太祖正愁没有机会干这事，看到高宝寅的上书后，哈哈大笑，这项制度就这样被废除了。后来伴随着地方政权的改革（详情见后），节度使的权力越来越小，逐渐成为一种荣誉头衔，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的中心。

除了削弱节度使之外，宋太祖对禁军也大加整顿。宋太祖之所以能够夺权成功，就是因为他当时担任的殿前都点检掌握禁军，权力太大。因此宋太祖登基之后，撤销了这一职务，将其权力一分为三，分别由殿前司、侍卫步军司和侍卫马军司三个机构来掌握。这样一来，禁军的权力就牢牢掌握在了皇帝的手里。

对于禁军本身，宋太祖也进行了整顿。宋太祖将全国军队分为禁军、厢军、乡兵和番兵四种，其中厢军是指地方军队，乡兵是地方非正规武装，番兵是边境少数民族组成的军队，只有禁军是中央军。宋太祖实行强干弱枝的政策，将各地的精兵强将纷纷抽调到禁军之中，将老弱病残军队留在地方军队。此外，禁军被一分为二，一半驻守京城，一半分驻各地，这样一来，某地一旦发生动乱，京城的禁军就能很快将其平定。

但是宋太祖还不放心，有一天他找到赵普，问他说：“赵爱卿，虽然朕想了许多办法削弱将权，但是眼下军队仍然是被将领们所统领，朕还是不放心，害怕他们再形成一个个藩镇，怎么办？”“陛下还记得唐朝初年的府兵制吗？”赵普问。“爱卿的意思是？”宋太祖问道。赵普接着说：“府兵制下，士兵们平时都属于各地的军府，只有在打仗的时候才会被将领们统帅。微臣以为，陛下可以实行‘更戍法’，也就是让军队经常更换防区，而该防区的将领却不变，这样一来，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士兵很难与将领形成隶属关系，自然也就难以形成藩镇了。”宋太祖连声叫好，将“更戍法”通令实行。经过种种努力，武将的权力被大大削弱，军事大权牢牢掌握在了皇帝的手中。

第二，在中央，增设机构，削弱宰相的权力。宋太祖等皇帝在加强控制军队的同时，对中央权力的掌握也一刻没有放松。而为了控制中央的权力，就必须降低宰相的地位，增强皇帝的权力。这从一件小事上就可以看出来：在宋朝以前，宰相见皇帝的时候是可以坐着的，临走时皇帝还要赐茶给宰相喝，宋初沿用了这个惯例。有一天，宰相范质坐在那里的时候，宋太祖让他过来商议一件事情，范质连忙起身上前。然而等到范质与宋太祖商议完毕之后，回过头想坐下却发现，椅子不翼而飞了。再看看宋太祖跟个没事人一样，范质心里明白了，是宋太祖故意让下面的人趁他上前时将椅子拿走的。从此以后，历朝历代的宰相面见皇帝时就再也不能坐着了，也跟其他大臣一样要站着。

在具体的制度上，宋太祖表面上沿用了唐代的三省六部制，但是实际上对其进行了很大的改革。在三省中，门下省与尚书省形同虚设，主要权力集中在中书省。在中书省下面，宋太祖沿用了唐代的中书门下（宋朝时也称之为政事堂）作为处理政务的机构，而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本来宰相应该对于军国大事的各个方面都要过问的，可是宋太祖设立了许多其他的机构来分割宰相的权力。

在军事上，宋太祖沿用了唐朝后期以来形成的枢密院。枢密院来源于唐朝后期宦官担任的枢密使，负责掌握国家机要。后唐政权正式设立枢密院，权限偏向于军事。宋朝的枢密院是中央的最高军事机构，其长官为枢密使，负责掌握全国的军事事务。枢密院的地位很高，与中书门下合称为“二府”，枢密使的地位也相当于副宰相，从而分割了宰相的军事权。

除了枢密使外，参知政事的地位也相当于副宰相。参知政事的地位本来很低，可是伴随着时代的变迁，参知政事的权力越来越大，一旦宰相位置出现空缺，参知政事就成为事实上的宰相，主持国家事务。参知政事与枢密使都被称为“执政”，与宰相并称为“宰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此外，在财政上，宋太祖沿用了前朝的“三司”来作为中央掌管财政的最高机构。“三司”下设盐铁、度支和户部三部，其长官称三司使，被称为“计相”，地位仅次于执政；在监察上，除了沿用前代的御史台以外，宋仁宗（公元1023－1063年在位）正式设立谏院，谏院下的谏官负责监察百官、弹劾大臣；在司法上，宋太宗设置了审官院、审刑院，分别负责考核官员和复核刑事案件。而与此同时，宋朝虽然沿用了唐朝的“九寺”“五监”等机构，但是它们也和尚书省下的六部一样，几乎成为闲散机构。而它们的职能，基本上被这些新设置的机构所行使。

而且，在官职的具体设置上，宋朝也拥有一个空前绝后的特色：“官”“职”和“差遣”分离。所谓“官”，是对官员们的级别称呼，是官员们地位尊卑和俸禄高低的一种标志，与实际担任的职务没有关系；所谓“职”，是指有些文官的一种荣誉衔，包括学士、直阁之类，也跟职务没有关系。比如大家熟知的包公，他又被称为“包龙图”，其中“龙图”是指龙图阁学士，就是包公的“职”；所谓“差遣”，才是官员们真正担任的职务，而且在职务前还要加上“知”“权”“判”等专有字样，同样的差遣，前面的字样稍有不同，权力的大小有时候就相差千万里。比如前面加“知”字的差遣，权力就比较大，而加“权”的差遣，就表明此官员是代理此职务，也就没有多大的权力。

通过上面的改革，宋朝官员的权力被分割得支离破碎，再也无法与皇帝对抗，皇帝的权力大大增强。虽然宋朝官制后来也有过多次调整，但是基本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变。而从后来的历史事实来看，宋代的确是中国相权的一个转折点，此后相权的衰落就无可挽回了。

第三，在地方，实行路、州、县三级制，改革地方官制，分割地方权力。为了不重蹈藩镇割据的覆辙，除了削弱武将的权力之外，宋太祖还设法削弱地方权力，铲除一切地方分裂的土壤。首先，宋太祖向各地的州派遣文官担任知州（全称为“知州军事”），负责掌握一州的各项事务。知州的权力很大，曾经有一个知州骑着马到一个州去上任，当地的节度使出城迎接。谁知这位知州仅仅在马上拱了一下手，连马都没有下，就飞奔进城。这位节度使虽然很恼火，但却无可奈何。知州的设置，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又由于知州由文臣担任，所以有效地打击了武将对地方的把持。

但是宋太祖不会坐视知州独揽地方政权，为了监视知州，他向各个州派遣了通判。通判与知州平级，有事可以直接向皇帝报告。而且宋朝规定，一个州发布的命令，必须由该州知州和通判共同署名才能生效。通判的权力很大，当时有的通判与知州发生矛盾的时候，通判就会发狠话说：“你跟我横什么横？朝廷派我来这里当通判，就是来监视你这个知州的！”通过这种互相牵制的方式，地方的大权牢牢掌握在了皇帝的手里。

除了设置知州与通判之外，在至道三年（公元997年），宋太宗在全国范围内设置了十五个“路”，作为州以上的行政区划。唐中期以后之所以为形成藩镇割据的局面，就是因为地方上的财政权力太大，使得军阀们可以有充足的钱粮来扩军备战，互相混战，甚至与中央抗衡。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宋朝在各个路设置转运使司（又叫作“漕司”），其长官转运使的主要职责就是把地方的收入，除了留下一小部分供地方开支以外，剩下的全部运往中央。此外，转运使司还负责督察地方官员。

在设置转运使司之后，在转运使司的属官的基础上，各路逐渐完善了自己的机构。宋真宗时期（公元998－1022年），设置了提点刑狱司（又叫作“宪司”），其长官为提点刑狱，负责该路的司法与监察事宜。大家熟知的电视剧《大宋提刑官》里面的宋慈，他在历史上担任的就是提点刑狱这一职务；宋仁宗时期，又设置了安抚使司（又叫作“帅司”），主管该路的军事；宋神宗时期（公元1068－1085年），又设置了提举常平司，其长官为提举常平，负责地方的常平仓、义仓的管理以及赈灾事宜。四个机构各司其职，地位平等，又互不统属，都听命于中央，于是地方就再也无法形成大权独揽的情况了。

第四，文化教育上，崇文抑武，大兴文化事业，进一步完善科举制。宋太祖虽然是行伍出身，但是对文化知识却非常仰慕。当年他跟随后周世宗攻打南唐的时候，有人向后周世宗诬告说赵匡胤私藏金银财宝，还装了满满几车子。后周世宗派人去查，结果发现车子里装得满满的都是书，后周世宗很奇怪，问他要这么多书干什么，赵匡胤回答说：“末将虽是一介武夫，但是知道帮助皇上平定天下不能光靠武力。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当年东吴大将吕蒙在孙权的劝导下刻苦读书，几年后被鲁肃刮目相看。末将也希望像他一样，为陛下更好地效力！”

正是在这种性格的影响下，宋太祖对文人特别器重。而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则更是触动了他的神经。宋太祖在位期间使用过一个年号叫“乾德”（公元963－967年）。后来有一位士人告诉他说，这是十国中后蜀使用过的年号，赵匡胤看了宰相赵普一眼，叹了口气说：“宰相需用读书人啊！”他真正地意识到，要想实现天下大治，必须重文抑武。

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宋太祖对读书人倍加关照。据说宋太祖给后来的皇帝们立下了三条祖训，内容包括：第一，厚待柴氏子孙；第二，不许杀士大夫；第三，上书言事者无罪。可以看出，三条内容，有两条都是保护读书人的。连宋代流行的《神童诗》里面也说：“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你们）。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在这种氛围的影响下，宋太祖及其以后的历代皇帝在用人上面对文官都十分重用。宋太祖甚至说过这样的话：“十个文官再贪污腐败，也比一个武官割据一方给国家带来的苦难要少得多！”宋代的皇帝们不仅任用文人担任地方官，还任用文人去统兵。比如著名的大文学家范仲淹及其同僚韩琦，就曾经被派往西北地区与西夏政权（公元1038－1227年）作战，当地人民歌颂他们说：“军中有一韩（韩琦），西贼（西夏人）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范仲淹），西贼闻之惊破胆。”而宋朝的宰执，一般都是由文人担任的，甚至连军事长官枢密使都不例外。整个宋朝从武将做到宰执并掌权的，只有一个狄青（枢密副使），而且仅干了四年就被迫辞职。因此有许多武将，挤破了脑袋都想转成文官。所以说宋朝是文人的黄金时代，一点也不为过。

但是崇文抑武，光靠皇帝们倡导是不行的，宋代初年的皇帝们为此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与改革。北宋建立后，沿袭唐代旧制，设立了昭文馆、史馆和集贤院，合称为“三馆”。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三馆的新馆舍修建完毕，被称为崇文院。端拱元年（公元988年），宋太宗又在崇文院中修建了秘阁。在这些馆阁中，收藏了大量的图书资料，有很多甚至是不远万里从原来的南唐、后蜀的地盘内征集而来的。在朝廷的带动之下，大臣和民间的著书、印书的热情高涨。大历史学家司马光写作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的时候，朝廷就曾经向他开放皇家藏书。而宋朝印刷出来的书籍，纸质精致，字体优美，至今都是出版史上的一个高峰。

除了推动文化事业以外，宋太祖等人对于科举制度也进行了重大改革。科举制度在唐代虽然已经正式确立，但是仍有很多不完善之处。宋朝既然重视读书人，那就不能不对关系到读书人一生命运的科举制大加改革，从而进一步完善了科举制度。

首先，取消“公荐”与“公卷”，打击考生请托与结交考官。在宋朝以前的科举制中，规定考生们可以在考试之前托人结交考官，让考官了解自己的情况，这叫作“公荐”；此外，还规定考生可以提前写文章提前送到考官的手里，这叫作“公卷”。这些政策本来是为了让考官对考生有全面的了解，也的确使许多考生能够全面展示自己的才华，白居易那首著名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就是在科举考试前献给考官的佳作。可是这种制度也十分便于考生与考官之间徇私舞弊，使许多不学无术之徒有机可乘。而且考生结交考官，很容易在后来形成政治集团，从而酿成朋党之争，削弱皇帝的权力。因此在建隆三年（公元962年）宋太祖下令，禁止考生结交考官。而在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宋仁宗也下令废除了公卷制度。从此以后，所有考生都成了“天子门生”，这样既有利于打击徇私舞弊，也有利于加强君主的权力。

其次，创立“糊名法”和“誊录法”。在宋朝以前的科举制中，考生在考试的时候，要把自己的姓名、籍贯等个人信息都写在考卷上，却不加以密封，这样很容易造成考官和考生勾结串通。于是淳化三年（公元992年），宋太宗下令，在科举考试结束后，要将考生的个人信息糊起来，不许让考官看到。在此基础上，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宋真宗下令成立誊录院，负责将考生们的试卷誊录下来，再交给考官评阅。通过“糊名法”和“誊录法”，科举考试的公平性进一步增强，其中的某些做法，在我们今天的考试中仍然还在使用。

另外，增加录取人数，取消吏部铨选。唐代的科举录取人数是很少的，直到宋太祖初年，每次的进士科录取的最多也就十几个人。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录取的人数越来越多。到了宋太宗的时候，每次录取的人数猛增，进士科每次能录取好几百人，这为重用文官提供了庞大的人才队伍。此外，唐代的士子考中以后，还必须经过吏部的铨选，合格以后才能做官。比如大家熟悉的唐代文学家韩愈，就因为考中以后铨选不合格，无奈之下只得出外给藩镇当幕僚，后来才得以回京做官。而宋朝取消了这一制度，士子们考中之后，立刻可以做官。因此《神童诗》里面说：“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宋太祖等宋初君主对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改革了以前许多影响科举制公平性的弊病，使科举制度在国家选拔人才方面真正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宋朝的科举制，正式形成了州试、省试、殿试三级，为后来的科举制度所借鉴。科举考试从宋朝起，才真正成为广大读书人，尤其是底层的读书人改变命运的途径，也促进了文教事业的发展。

宋太祖的改革，应该说是顺应了唐朝中期以后中国社会转型的需要而进行的。这个转变主要表现在：君主的无上权威正式确立，世袭的贵族势力事实上被消灭，整个社会形成一个具有流动性的阶级社会。在宋太祖改革的作用之下，宋朝的中央集权大大加强，分裂和混战局面得到遏制，从而使社会的秩序得到稳定，有利于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而且由于宋太祖确立了宋朝大兴文教和不杀文官的国策，使得宋朝的文化事业空前繁荣，士大夫积极参与国家政治，形成了“士大夫与君王共治天下”的理念。著名史学家陈寅恪曾经评价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这种成就，与宋太祖的改革也是分不开的。

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宋太祖的改革同样也造成了很多的问题。正如南宋大思想家朱熹所说的：“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行政一切都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役，虏骑所过，莫不溃散。”政治上的中央集权过于严重，致使地方实力太弱。所以在外族入侵之时，根本无力抵抗。军事上对武将过于防备猜忌，甚至连行军打仗都要按照皇帝制定的路线走，造成宋朝军队对外的战争胜少败多。而对武将的过于贬低，也造成整个国家轻视军人、忽视武备的集体意识，也助长了文人空谈误国的风气。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宋太祖改革中确立的制度的弊病进行反思，一股新的改革浪潮随之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