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制人秦崛起

时间:2018-11-04  栏目:百科知识  点击:48 次

后发制人秦崛起

在战国初期各国纷纷变法图强的浪潮之下,独处西北地区的秦国却仍然恪守着旧有制度,似乎成了被大家遗忘的角落。与我们前面提到的几个国家一样,秦国也是周王室老牌的诸侯国。只不过秦国的祖先为来自东方的嬴姓部族,跟姬姓的周王室没有血缘关系。在夏朝、商朝两代,嬴姓部族非常强盛。然而到了周武王伐纣的时候,嬴姓部族的首领恶来因为效忠商纣王而被杀。周朝建立以后,原本与之敌对的嬴姓部族自然也就不受优待,逐渐衰落。

直到西周中期,嬴姓部族的造父因为善于驾驭马车,为周穆王(公元前976年-公元前922年在位)所任用,还曾经为周王室平乱立下大功,周穆王因此封造父于赵城(今山西洪洞附近),这一支部族从此成为赵氏,也就是后来的战国时期赵国的直系祖先。造父的飞黄腾达也带动了其旁系的家族。周孝王(公元前891年-公元前886年在位)时期,造父的侄孙非子被安置于今天陕西境内的汧水、渭水之间管理马匹,由于忠于职守,周孝王封非子于秦,作为周朝的附庸,号曰秦嬴,就是后来秦国的直系祖先。

然而嬴秦部族的转机发生在公元前771年西周灭亡的时候。当时秦襄公(公元前777年-公元前766年在位)率领部队与其他诸侯的联军共同赶走了进犯的犬戎,并保护周平王东迁洛邑。于是周平王封秦为诸侯,将原先西周所直接统治的今天陕西一带的土地通通划归秦国统治,这标志着秦国正式建国。春秋初期,秦国一直平稳发展。至秦穆公的时候,秦国逐渐吞灭了西部的各个部族,开拓了大片领土,确立了自己在西北地区的霸权地位,这一时期也是秦国在春秋时期的鼎盛时期。

但是,由于地理位置的客观因素,秦国进军中原的道路始终被强大的晋国所控制,秦国多次想打通这条通道,但是都没有成功,只能局限在西北地区。而秦国由于在与西北地区各个游牧民族拼杀中逐渐发展壮大,所以受少数民族的影响也很深。这一方面使秦国处在一种比较野蛮落后的状态,长期以来被东方各国看作夷狄之邦、虎狼之国,不屑与之交往,但是另一方面也导致秦国受传统的西周礼法的束缚较少,没有那么多历史负担,旧有的贵族势力也不像东方各国那么强大,这也为后来商鞅变法的成功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时间不知不觉进入了战国时代。秦穆公之后,秦国没有再涌现出拥有雄才伟略的君主,而不断发生的内乱也使秦国元气大伤,强大起来的魏国更是趁机夺取了原属于秦国的河西之地,就像一把匕首直接插到了秦国的胸膛之上。直到秦献公(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62年在位)即位之后,秦国才逐渐稳定下来。秦献公对内废除了用奴隶人殉制度,确立了新的户籍制度,并初步实行县制,进行了一些改革;对外,秦献公力图收复失去的河西之地,率领大军多次进攻强大的魏国,并取得了石门(今山西运城西南)之战与少梁(今陕西韩城西南)之战的胜利。可是,秦国落后的面貌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www.guayunfan.com)公元前361年,秦献公去世,其子秦孝公(公元前361年-公元前338年在位)即位。秦孝公痛感秦国的落后,深深地对东方六国蔑视秦国感到羞耻,决定奋发图强,变法兴国。为了招揽天下人才,秦孝公发布了一道命令,命令中首先回顾了秦国在秦穆公时期的光辉岁月,以及后来陷入内乱,导致丧师失地的屈辱历史,又提到秦献公振兴秦国的努力,命令的最后说:“寡人缅怀先君的遗志,心中常常感到十分悲痛。无论是外来的士子还是本国的大臣,只要他能献出高明的计策,使秦国能够强大起来。寡人一定给他高官厚禄,并愿意将秦国的土地分给他一部分。”这道饱含深情和浓烈的强国愿望的招贤令,吸引了一个年轻士子的注意,他就是公孙鞅,即后来我们所称的商鞅。

公孙鞅是卫国人,因此也被称为“卫鞅”。由于卫国国君爵位是“公”,而公孙鞅一族又是卫国国君旁系后代子孙的一支,因此就以“公孙”作为自己的姓氏。公孙鞅从小就喜欢研究刑法之类的学说,后来来到魏国,跟着魏国相国公叔座身边担任中庶子,帮助他处理一些简单的政务。说来也巧,这个公叔座就是当年使阴谋诡计逼走吴起的那个人,此人虽然阴险狡猾,但眼光也的确独到,他发现年纪轻轻的公孙鞅绝对不是一个等闲之辈,一直想找一个机会举荐他,可是一直没有成功。

终于有一天,公叔座病入膏肓了。临死前,魏惠王来看他,公叔座打起最后一分精神,挣扎着对魏惠王说:“微臣一把年纪了,也没什么可说的。只是微臣要向大王推荐一个人继承我的相国的位置。这个人就是微臣手下的中庶子公孙鞅,大王别看他年纪轻轻,但是他有经天纬地之才,请大王无论如何也要将魏国的江山社稷托付于他!”魏惠王一听,半天没吱声。就在魏惠王要走的时候,公叔座看他还不回复,一着急就发了狠话:“如果大王不用公孙鞅的话,就请大王一定要杀了他,千万别让他去别的国家!”魏惠王满口答应着走了。

魏惠王走后,公叔座找来公孙鞅,把刚才的事情告诉了他,然后说:“你快逃走吧!我看大王的态度,八成是不会用你。我对大王说那番话,是为了江山社稷着想,是为了公事。现在大王走了,我放你走,这算是我对你的个人情谊。”熟料公孙鞅十分镇定地说:“我为什么要走呢?相国大人您想一想,既然大王不愿意用我,那就证明他压根没把您说的话当回事。既然他认定我不是个人才,又何必杀了我呢?”听了这番话,公叔座瞪大了眼睛,不久就咽了气。在这件事情上,公孙鞅的心机和谋略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展示。正巧此时,他看到了秦国的招贤令,觉得去秦国谋事大有前途,于是就想办法找到秦孝公身边的红人景监,得到了秦孝公的接见。

公孙鞅知道,想要使得改革措施能够得到彻底地实施,离不开君主的大力支持。但是秦国当时比较闭塞,所以他对秦孝公的真实情况也不了解,不知道他是否会赞同自己的改革主张。于是公孙鞅想了一个办法。第一次接见的时候,秦孝公问他:“公孙先生来到我们秦国,有何强国之策啊?”公孙鞅正襟危坐,说:“在下认为,秦国要想富强,应该重走上古时期黄帝、帝喾、颛顼、尧、舜这五帝的道路,以仁义治理国家,内和百姓,外和诸侯,从而实现天下归心。”接着就大谈特谈所谓的“帝道”之类的不着边际的空话,秦孝公对这套陈腐的东西根本不感兴趣,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回来之后,秦孝公大骂景监说:“你推荐的人是什么玩意儿!书呆子一个,怎么能够振兴我们秦国!”景监也感到奇怪,连忙找到公孙鞅说:“你怎么搞的?我好不容易向君上举荐了你,你这不是让我下不了台吗?”公孙鞅哈哈大笑,说:“我就是想通过这种办法,来看看君上是否真的能够赞同变法。麻烦你再替我求见一次君上。”于是秦孝公又接见了公孙鞅一次,公孙鞅故伎重施,对秦孝公说:“如果君上不愿意走‘帝道’的话,那就可以走‘王道’。像鲁国的孔夫子说的那样,克己复礼,回复周朝的礼制,坚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观念,以道德治理国家,自然也可以像当年周文王和周武王那样一统天下。”结果秦孝公又很不高兴,大骂了景监一顿,但是公孙鞅知道秦孝公一定会赞同自己的想法,于是就求景监再想办法让自己见秦孝公一次。

结果这一次公孙鞅认真地对秦孝公说:“君上,当今时代,周天子早已衰微,礼崩乐坏,周朝的那一套‘仁义道德’的东西早就已经没用了。秦国要想富强,只有做到以下两点:首先要发展农业生产,其次要有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凭这两点才能横行天下。而要实现这两点,就必须彻底改革那套陈腐的旧制度,实行变法。变法是当今的潮流,魏国用李悝变法,很快就由弱变强;楚国用吴起变法却不能善始善终,结果到现在还是大而不强。所以说,秦国早变法早强,不变法就亡啊!”

秦孝公听到这番话,才知道公孙鞅深藏不露,后来连听公孙鞅讲了好几天关于变法的规划以后,就基本上认同了他的主张。但是为了说服守旧的大臣们也能够支持变法,秦孝公召开了一次朝会。在朝会上,公孙鞅说:“做事情就要当机立断,要是瞻前怕后就什么也干不成。有真知灼见的高人的想法往往领先于时代,也很容易为一般人所不解,必然会导引来流言蜚语。所以高人只要认为自己的道路是对的,就没必要听下面那些迂腐的意见。如果可以振兴国家,就没必要恪守古制;如果可以有利于人民,就没有必要遵循所谓的礼法那套东西。”

“未必如此吧!”守旧派大臣甘龙站出来说:“圣人进行教化,不忙于更换自己统治下的老百姓。聪明人不变法,也能治理好国家。同样的道理,只要按照老百姓的习惯去治理他们,顺其自然,就可以实现无为而治;官员沿用旧有的制度来统治老百姓,老百姓自然也就安居乐业了。”公孙鞅说:“甘龙大人的话,是世俗的观点。只有一般人才会安于旧有的制度,只有书呆子才会完全相信自己所学到的东西。这两种人,也就只能做到老实本分、恪守古制。除了这些,他们什么都不知道。”甘龙明明知道这是在骂自己迂腐守旧,但是却无话可说,只能退下。

这时候另一位守旧派杜挚发话了:“俗话说‘要是获利不超过一百倍,就没必要变法;功效不超过十倍,就不更换制度’。向古人学习是没错的,遵循礼法也不是坏事。”公孙鞅说:“此言大错特错!古往今来,治理国家的政策从来都是不一样的,只要便利于国家,没有必要一味恪守古制。所以商汤和周武王不因循守旧,结果统一了天下;而夏朝和殷商却因为恪守古制,最终被推翻了。因此反对恪守祖制的人不应该受到非议,而因循守旧的人也没什么可赞许的。”几番论战下来,守旧派大臣们被公孙鞅驳斥得哑口无言。最后秦孝公说:“看来对公孙鞅的想法大家已经没有什么异议了。变法是我们秦国唯一可行的强国之道,寡人宣布:从即日起,公孙鞅就是我们秦国的左庶长(秦国的中级官员),主持变法大计,强我秦国!”就这样,公孙鞅在秦国长达二十多年的变法运动轰轰烈烈地拉开了序幕。

先秦法家的学说有三个有机组成部分:“法”即依法治国,“术”即阴谋权术,“势”即君主高高在上对臣民保持的优势地位。在先秦的法家思想家中,公孙鞅是主张“法”的思想的典型代表。公孙鞅认为,必须使所有人都树立起对“法”的畏惧感,才能使每个人相信政府变法不是朝令夕改,从而坚定对变法强国的信心,从而老老实实办事,为国君服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公孙鞅想了一个办法。

有一天,公孙鞅带着几个士兵把一根木头扛到了秦国都城栎阳(今陕西西安东北)的南门,同时宣布:“谁要是能把这根木头扛到北门,就赏十两黄金!”老百姓一听就乐了,做这么简单的事情,就给十两黄金,简直是开玩笑嘛!大家都以为是公孙鞅在逗他们开心,想耍他们,于是过了很久都没人去扛。公孙鞅见状,就把赏金增加到五十两。果然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有一个人禁不住诱惑,将木头扛到了北门,公孙鞅立刻将五十两黄金赏给了他。不仅这个人傻了,围观的老百姓也都傻了。公孙鞅郑重宣布:“各位父老乡亲!秦国马上就要大兴变法了!本官今天这样做,只是想告诉大家,官府是言而有信的!官府变法的决心是不容改变的!很快就会有一批变法的命令下达,希望各位父老能够遵从新法,强我大秦!”公孙鞅的话引发了老百姓的阵阵欢呼,变法图强也拥有了强大的民众基础。

公元前356年,公孙鞅进行了第一次变法,内容主要包括下列几点:

第一,实行军功爵制,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在前面我们讲到的李悝变法和吴起变法中,都有打破贵族世卿世禄制度的内容,但是前者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新体系,后者则不够彻底。而公孙鞅则在此基础上,比他们更前进了一步,他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军功爵制。军功爵位共分为二十级,从低到高依次是:公士、上造、簪袅、不更、大夫、官大夫、公大夫、公乘、五大夫、左庶长、右庶长、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大上造、驷车、大庶长、关内侯、列侯。为了鼓励军人奋勇杀敌,军功爵制规定:斩敌甲士首级一颗,赏爵一级,田地一顷,宅九亩,以及一名服劳役的“庶子”。斩获的首级越多,得到的赏赐也就越多。

拥有不同爵位的人,拥有不同的政治经济特权。爵位越高的人,可以担任的官职也越高。犯了法之后,拥有爵位的人还可以用爵位来赎自己的罪,减免自己所受的处罚。甚至在死了以后,爵位越高的人,在自己的坟墓上可以种的树也越多。与此同时,公孙鞅规定:凡是没有军功的宗室和贵族,一律不再列入宗室的家谱,也不能享受贵族特权。军功爵制的推行,既激发了士兵们的战斗积极性,增强了秦国军队的战斗力,还沉重打击了日益腐朽的宗亲贵族势力,从而彻底铲除了世卿世禄制度。

第二,奖励耕织,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为了鼓励生产,打击商人和无业游民,公孙鞅下令:凡是生产粮食布帛多的人,官府就免除他要服的徭役;凡是从事工商业的和因为游手好闲、好逸恶劳而导致自己家贫困破产的人,官府就要把他全家都没入官府为奴隶。此外,公孙鞅还颁布了打击商人的政策,比如市场上商人贩卖酒和肉的时候向国家交的税,要比成本价格高十倍;提高市场和关卡上的商品税,不许商人私自贩卖粮食;政府要统一管理山川和湖泊,不许商人插手。通过这些举措,商人和无业游民遭到沉重打击,小农经济得到保护与扶植。

第三,实行连坐法,鼓励告发,实行严刑峻法。公孙鞅下令,把五家编为一伍,十家编为一什,家与家、伍与伍之间要互相监督,一旦发现有人犯法,必须向官府告发,告发“奸人”的与斩敌人的首级一样可以得到爵位的赏赐。相反,不告发者要处以腰斩。如果有一家藏了“奸人”,官府查出来后,藏奸人这一家要按照战场投降敌人的罪过处罚,一个什的其他九家人,也要被牵连受罚。此外,在旅店住宿的客人,必须得有官府发给的凭证。要是旅店敢收留没有官府凭证的旅客住宿,这家店的主人与“奸人”同罪。公孙鞅明白“乱世用重典”的道理,在定罪上面也是实行轻罪重罚的原则,比如盗窃牛马的人要处死,在道路上丢弃灰尘的人也要被处罚。公孙鞅认为,只有让老百姓连轻罪都不敢犯,才能让他们不敢去犯重罪。这也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效,秦国出现了路不拾遗,山中没有盗贼,社会治安也得到了很大的改观。

第四,焚烧儒家经典,打击游学之士在秦国的活动。当时儒家思想盛行天下,而儒家那一套回归周礼旧制的主张,与法家主张变法革新的思想是格格不入的,守旧势力也经常借用儒家的复古思想来反对变法。为了统一思想,坚定老百姓变法图强的信念,公孙鞅下令,在秦国境内焚烧儒家经典,而且打击那些通过游说请托来谋求一官半职的游学之士。这也是法家文化专制政策的一次集中体现。

从第一次变法的内容来看,基本上是继承了先前改革家们的成果,解决当务之急的军事和经济等方面的问题。在公孙鞅看来,这些变法还都只是表面上的修补,是为了不让秦国的稳定受到太大的冲击而实行的权宜之计。的确,仅仅依靠这一次变法,还不足以真正地使秦国从根本上富强起来。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公元前350年,已经被秦孝公升为大良造(即二十等军功爵中的大上造)的公孙鞅又进行了第二次变法,内容主要包括下列几点:

第一,“废井田,开阡陌”,实行土地私有制。在之前的变法之中,虽然都有在客观上承认土地私有制的内容,但是没有一次改革能够公开承认土地私有制,因此都带有不彻底性。而公孙鞅在这一次改革中郑重宣布:秦国从此以后彻底废除西周以来的井田制(关于井田制的内容,参见第一章《管仲改革》),实行土地私有,老百姓可以随意买卖土地,官府不能干预。而且原先井田与井田之间存在有一些疆界,被称为“阡陌”,实际上也占据了大量的可耕地面积。井田制废除之后,“阡陌”也被铲平,人们可以将原先阡陌所占有的土地开垦出来归自己所有。公孙鞅的这一举措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标志着井田制在秦国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封建土地所有制得到正式确立,同时也大大激发了秦国人民的生产积极性,秦国的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提升。

第二,普遍实行县制,加强中央集权。西周以来,在行政管理上,全天下普遍实行的是分封制。天子分封诸侯,诸侯分封卿大夫,卿大夫分封士,形成了大大小小、盘根错节的贵族领地。在这些领地中,贵族们世袭长官职务,并掌握了领地内的经济、军事大权,形成了一个个独立王国。一旦中央衰弱,贵族们就很容易犯上作乱,贵族与贵族之间也经常发生摩擦,这也是为什么东周以来天下大乱的最根本原因。因此,君主要想最大限度地调动全国的力量,打破贵族的世袭领地就成为根本途径。

公孙鞅之前的变法,基本上都是通过削弱贵族势力,来达到加强中央集权的目的。这条路不能说不对,但是却没有为君主实现中央集权建立起一套崭新的行政管理体系,可以说是破坏有余,建设不足,效果自然也不够理想。而公孙鞅就在这方面前进了一大步,他提出实行县制来取代分封制的办法。所谓县制,就是把许多乡村聚落合并为县,每个县设置县令、县丞、县尉。其中,县令是一县之长,统管一切,县丞主管民政,县尉主管军事。担任这三个职务的官员都不能世袭,都必须由中央来任命,而且随时可能被中央免职。通过这种手段,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大大加强,贵族势力把持地方的局面被打破了,也有利于维护君权和国家的统一与稳定,也标志着新兴地主阶级取代了腐朽的贵族势力,掌握了政权。

第三,打击宗族势力,按户征收军赋,大力推行小农式家庭。在旧有的体制下,地方上某个大族大姓往往聚族而居,势力庞大,既形成了巨大的威胁国家的力量,还不利于小农经济的发展。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公孙鞅推行了按户征收军赋的办法,军赋就是人头税。公孙鞅规定,秦国所有的成年男子必须离开父母,另立户口,缴纳军赋。如果哪个男子成年后不分家,还留在父母家里的话,就要加倍征收军赋。

当时有许多富家大户,供养了一帮游手好闲之人来充当自己的帮手,称为“门客”。门客们整天无所事事,一旦主人需要,就去替主人卖命。这种风气既不利于发展生产,也威胁到国家的稳定。于是公孙鞅下令,对于有门客的家庭,要按照门客的数量向其主人征收人头税,还要加重门客给国家服的徭役,这样就打击了游手好闲之人。在该政策的推动下,秦国那种聚族而居的现象改变了,出现了大量一夫一妻为单位的小农家庭,这大大有利于开垦荒地,促进农业生产,增加国家的赋税收入,也有利于中央集权。

除此以外,其他方面,公孙鞅也推行了一些改革。比如统一度量衡,促进各地的交流和国家的统一;迁都咸阳(今陕西咸阳市东北),便于秦国向东发展;禁止父子兄弟同房居住,改革残留的少数民族风俗,实现文明开化;等等。

通过第二次改革,彻底瓦解了秦国奴隶制社会的基础。秦国逐步迈入封建社会的大门,由原先贫穷落后的国家,一跃成为领先于东方六国的强国。而秦国人民也非常支持变法,因为变法的的确确给他们带来了好处,使得他们家给人足。在新法的激励之下,他们积极生产,踊跃参军。以勇于在战场上杀敌为荣,而以私自决斗为耻。秦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是,迂腐保守的贵族势力由于切身利益受到巨大的损害,对公孙鞅以及新法恨之入骨,他们一刻也没有停止反对和破坏新法的言行。早在第一次变法之后,就有人对新法提出异议,公孙鞅把他们称为“乱民”,通通迁徙到边远地区。而贵族势力为了对抗公孙鞅,就支持太子带头犯法。公孙鞅对秦孝公说:“国家的法令,每个人都必须遵守。要是上层贵族不能遵守法律,那么底层的老百姓就更不相信国家的命令了。太子是国家的储君,犯了法也不能施刑。可是他的师傅教导无方,应该替太子受罚。”结果,太子的两个师傅中,公子嬴虔受罚,公孙贾在脸上刺了字。这大大震慑了贵族与守旧派,他们都不敢触犯新法了。可是嬴虔死不悔改,后来又犯了法,结果被割掉了鼻子。

国力的增强,也为秦国称霸于诸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公元前352年,公孙鞅亲自率兵围攻魏国的都城安邑,使当时号称天下第一强国的魏国战败投降,天下诸侯震惊,连周天子都派人给秦国送来祭祀用的肉作为厚礼,以示祝贺。公元前343年,魏国在马陵之战中被齐国打败,国力遭受重创,公孙鞅趁机向秦孝公提出收复被魏国占据的河西地区,于是在第二年,秦孝公再次命令他带兵出征。魏惠王派出公子魏卬统兵迎战秦军,公孙鞅派人给魏卬送去一封信,信里说:“当年本人在魏国公叔相国手下任职的时候,和公子您就是好朋友。今天你我各为其主,但是我实在不忍心两国交战,伤了两国和你我的和气。在下略备薄酒,恳请公子您来我这里与我小聚一次,商量一下两国结盟的事情,争取实现两国罢兵。”魏卬本身也就是一个酒囊饭袋,巴不得这场仗打不起来,自己好回去跟魏惠王交差,于是就赶快答应了。

当魏卬来到秦军大营之后,公孙鞅果然与他把酒言欢,商量两国和好之事。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公孙鞅突然间变了脸,大喊一声:“动手!”一群全副武装的秦军士兵冲进大帐。魏卬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问公孙鞅说:“这……这……公孙鞅你开什么玩笑啊?”“谁跟你开玩笑!”公孙鞅一脸严肃:“为了收复河西之地,只好暂时委屈公子一下了。”结果魏卬被扣在秦军大营之中,秦军趁机进攻魏军大营,群龙无首的魏军一下子成了一群无头苍蝇,被秦军打得大败。消息传回首都安邑,魏惠王吓得大惊失色,为了求和,他只好将河西之地还给秦国,秦国半个多世纪以来收复河西的梦想终于实现了。秦孝公十分高兴,他也不食言,将於、商(今陕西商县、河南西峡一带)等十五邑作为封地,封公孙鞅为商君,因此后人称呼公孙鞅为商鞅。

但是平静的海水下面潜藏着汹涌的暗流,守旧势力仍然不死心,日夜都想复辟旧制。有一天,一个儒生赵良找到商鞅,商鞅知道这是位贤士,就想和他交个朋友,赵良摇摇头说:“我听说有这样的人,明明不该是他的高官厚禄,他却偏要去争取,这是贪图高官厚禄;明明不该是他的名声,他也偏要去争取,这是贪图虚名。我看了你在秦国的所作所为,觉得你就是这样的人,所以不能和你交朋友。”商鞅一皱眉头说:“你这叫什么话?我在秦国大兴变法,移风易俗,使秦国国富民强,成就都快赶上秦穆公时期的名相百里奚了,有什么不对吗?”

赵良冷笑道:“就凭你也敢和百里奚相提并论吗?想当年百里奚来到秦国辅佐秦穆公,对外大行仁义,协和万邦,对内无为而治,顺其自然,从来不搞一些大规模的杀伐攻战的功利之举。所以在百里奚死后,所有人都痛哭流涕,威名一直被人们传扬到现在。而你好大喜功,在秦国大搞变法,劳民伤财。又大搞严刑酷法,连太子的师傅都被你给处罚了,贵族们都人心惶惶。俗话说,依靠德行的人可以兴旺发达,依靠暴力的人却早晚会灭亡。依我看来,你的灭亡恐怕指日可待了!”

商鞅抬头看了赵良一眼,问他:“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很简单。”赵良眼睛一亮,说:“赶快推辞掉自己的高官厚禄,放弃自己的封地,归隐田园,建议国君任用世外高人为官,以仁义治理天下,抛弃严刑峻法,这样国家才能安定下来。否则,再这样下去,等到哪一天国君有什么不测,新君即位,肯定会在众人的要求之下把你除掉,你的灭亡就指日可待了……”“一派胡言!”商鞅终于忍受不住了:“我本来以为你是贤人,必有高论,没想到你居然如此颠倒黑白,不明是非!如果要是按照你说的做,秦国能富强吗?能有今天吗?你的那套东西,拿去骗骗其他迂腐之人还可以,想要糊弄我?休想!”两人不欢而散。

赵良的话固然是荒唐可笑之言,可是居然预言了商鞅的结局。公元前338年,一直坚定支持商鞅变法的秦孝公不幸病逝,早年曾经在贵族们的怂恿下触犯新法的太子即位,也就是秦惠文王(公元前337年-公元前311年在位)。贵族们对商鞅的怨恨终于像决了堤的洪水一样喷涌出来,公子嬴虔带头向秦惠文王诬告商鞅有谋反之心,于是秦惠文王下令逮捕商鞅。商鞅连忙逃走,路过一间旅社想要住宿,可是他身为一个通缉犯,肯定没有官府发放的凭证,结果旅店主人知道后连连摇头,说:“不行,不行,你难道不知道吗?商君颁布过法令,谁要是敢让没有凭证的人住宿,就要按藏奸论处,我可不敢收留你。”就把他赶了出去,商鞅哭笑不得,只得仰天长叹:“没想到我自己制定的法令,到头来居然把我自己给害了!”

接着商鞅一路逃到了魏国,魏国人本来就对商鞅帮助秦国夺回河西之地恨得咬牙切齿,这回仇人相见当然分外眼红,自然不肯让他留在魏国。商鞅看着情形,就想往别的国家跑,可是魏国人一商量说:“商君是秦国的通缉犯,现在秦国这么强大,要是知道我们放跑了他,肯定不会饶了我们的。”于是他们就把商鞅强行送回了秦国。商鞅无奈之下,就逃回自己的封地,组织军队与政府军抵抗,结果战败被杀。他的尸体被带回咸阳,用五辆车裂成几块。秦惠文王得意地说:“看谁还敢像商君这样造反!”又将商鞅全族的人统统处死。

商鞅死后,秦惠文王虽然对他恨之入骨,但是冷静下来想一想,觉得秦国的富强的确离不开商鞅实行的新法,所以此后秦国的历代国君,都将商鞅变法的成果继承了下来。商鞅变法也成为战国时期持续时间最长、涉及范围最广、改革程度最为彻底的一次变法,商鞅也受到后人的敬仰与称赞。毛泽东主席曾经评价商鞅说:“商鞅是首屈一指的利国富民的伟大政治家,是一个具有宗教徒般笃诚和热情的理想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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