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兴魏开先河

改革兴魏开先河

到了春秋时代的晚期，中国历史已经开始发生本质性的变化。经济上，伴随着铁器和牛耕的普及，生产力的发展突飞猛进，井田制及旧有的奴隶社会的礼法制度进一步崩溃。政治上，各国的掠夺战争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是与此同时也大大削弱了以各国君主为代表的腐朽的奴隶主阶级的力量，以各国掌握实权的卿士大夫为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的势力日益强大，成为主导历史的新的力量，并最终使中国从奴隶社会进入了封建社会。

这一时期，各国的封建地主阶级势力加紧抢班夺权，很多国家改头换面，以新的面貌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公元前476年，齐国的士大夫田氏家族推翻了旧有的姜氏国君的统治，成为新的统治者，只是保留了“齐”这个国号，史称“田氏代齐”。公元前453年，久已坐大的韩氏、魏氏、赵氏三家士大夫打败了强大的智氏家族，并瓜分了晋国，并在公元前404年正式得到周天子的承认，成为诸侯。从此以后，形成了齐、楚、燕、秦、赵、魏、韩七个大国争雄的局面，中国历史进入战国时代。

战国时代与春秋时代虽然从表面上看都是战火纷飞的乱世，但是有很大的不同。春秋时期，虽然周天子已经丧失权威，但是在表面上，各国还得拿周天子当回事，这体现出传统的西周的礼法还有一定的约束性。因此在国与国之间的日常往来中，还是能看到一些传统的色彩在里面，比如杀伤适可而止、优待战俘等等。所以春秋时期的孔子还能对恢复周礼抱有一定的希望，这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然而到了战国时代，周天子彻底丧失威信，连自己独有的“王”的称号，也陆续被各个诸侯国的君主所窃取，这也表明他们连表面上对周天子的尊崇也不愿意维持了。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礼法的影响几乎被打得粉碎。各国明目张胆地在血与火的拼杀中攻城略地，一场战争下来，双方的死亡人数动不动就数以万计。优待战俘更是无从谈起。仅仅在一场长平之战之中，秦国的将军白起就坑杀了四十万赵军战俘。由此可见，战国时代的战争的规模与残酷性都是春秋时代无法相比的。

也正因为此，战国时代的改革的内容与性质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春秋时期的改革，虽然也有顺应历史潮流的内容，但是基本上都是在旧有的制度的基础上进行小修小补，所以其本质上还是奴隶主阶级的改革。而战国时代则不然，这一时期由于各个国家面临的竞争环境更加残酷，所以改革的程度也更加彻底，在内容上都体现出以下几点：经济上要求确立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生产关系，政治上要求加强中央集权，军事上要求建立能征善战的常备军。所以战国时代的改革是封建地主阶级性质的改革。而引领战国时期改革浪潮的，就是李悝在魏国的变法。(www.guayunfan.com)在三家分晋之后，魏氏家族占据了今天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和陕西、河北的部分地区，建立了魏国。魏国西邻秦国，东与齐国和宋国相邻，西南与韩国、南面与楚国接壤，北面与赵国接壤，与除了燕国之外的所有主要国家都搭界。魏国刚开始定都安邑（今山西夏县），魏惠王（公元前369年－公元前319年在位）时期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从地理环境讲，魏国可以算得上是战国时期名副其实的“十字路口”，优势在于地处中原腹地，开发较早，便于与各国交往；劣势同样明显：国土面积狭小、人口又少，而且一旦周围任何一个国家要向外扩张的话，魏国都首当其冲。

面对这样的局势，魏国的第一位君主魏文侯（公元前445年－公元前396年在位）意识到，魏国要想在这个竞争激烈的时代占得先机，必须顺应时代潮流实行变法，于是他果断任用李悝担任了魏国的国相。李悝，在史书中又被写作李克，原为地方小官，但是他很有才能，能够敏锐地意识到国家发展的关键所在。在魏文侯的信任与支持之下，李悝在经济、政治、军事各个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

第一，在政治上，实行“食有劳而禄有功”，打击奴隶主世卿世禄制度。在战国时代以前，人们被严格划分为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平民、奴隶等阶层，各个阶层不能自由流动，享受不同的待遇，而各级官员也是按照各个贵族级别的大小来进行授予。并且官员实行世袭制度，一个官职能在某个家族手里继承很多代都不中断。长此以往，贵族阶层慢慢丧失了进取心，走向没落腐朽，沦为国家与社会的寄生虫。而且在旧有的体制下，“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这些贵族就是犯了法，一般情况下也往往能够逃脱法律制裁。而另外一方面，许多出身寒微、社会地位很低的人，虽然他们拥有经世济民之才，可是却由于出身的原因无法跻身于官场，无法发挥自己的文韬武略为国效力。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李悝下令，实行“食有劳而禄有功”的政策。一方面，每个人只要有才而且为国家立下功劳，不管其出身如何，都可按照功劳的大小来授予相应的官职。另一方面，如果贵族成员没有立下功劳的话，就不能再继承爵位与官职，还要被剥夺封地与俸禄。各级官员要各司其职，有功必赏，有罪必罚。这在当时绝对是开天辟地的行为，为此李悝还努力废除了奴隶制，使魏国的奴隶们成为自由民，能够自由从事生产与做官。这项政策大大激发了广大平民的积极性，大家纷纷为国效劳，争取能够加官晋爵。而且这项政策为魏国营造了良好的人才环境，一时间各国的精英纷纷来到魏国闯荡，其中有许多人如吴起、乐羊、西门豹等都得到魏国的重用，为魏国立下汗马功劳。直到后来，如商鞅、张仪等著名人物也都曾经在魏国活动，这都反映出李悝这项政策的英明。

第二，在经济上，实行“尽地力之教”，发展农业生产；实行“平籴法”，稳定小农经济。发展生产是各个国家的当务之急，魏国也不例外。有一天，魏文侯召见李悝，问他说：“寡人一心想尽快实现国富民强，也想了一些办法，但结果总是不尽如人意。爱卿有什么办法没有？”李悝说：“实现国富民强的途径有很多，但是归根结底，还是要让老百姓吃饱饭。而想让老百姓吃饱饭，就必须发展农业生产，提高粮食产量。”魏文侯点点头，说：“现在寡人正为这个问题头疼。咱们魏国的人口增加了，可是土地却没有增加。粮食来自土地，土地不增加，粮食产量怎么提高呢？”李悝说：“其实微臣也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后来我觉得还是应该听一听百姓们的想法，于是我就到地方上去找到一些农户，跟他们一起耕地，休息的时候就向他们了解一些情况。他们说现在的赋税收得太多了，而且要为国家服的徭役也有些重。收税太多，老百姓手里的存粮就有限，连糊口都很难；徭役太重，就影响到老百姓正常的生产时间，粮食产量当然上不去了。”

看魏文侯似乎有所醒悟，李悝接着说：“微臣算了一笔账：现在咱们魏国的土地除了山河、湖泊和荒地之外，用于耕种的土地只有六百多万亩。如果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使他们好好耕种的话，每亩粮食产量至少可以增收三斗，全国一季就可增产一百八十万石。”“这么多啊！”魏文侯大为惊叹，接着问：“依爱卿看，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

李悝胸有成竹地说：“君侯，微臣早已想好了，要实行‘尽地力之教’的政策。首先，官府要减轻赋税，尽可能少地征发老百姓服徭役，这样老百姓有时间和精力去好好耕作，这样粮食产量才能提高。其次，官府要鼓励老百姓多开垦荒地，连田间地头的土地也要充分地利用起来，这样就能解决咱们魏国耕地面积不足的问题，耕地面积增加，粮食增产问题也不大了。另外，在咱们魏国，一块田地里面种的东西，往往种类很单一，一旦遇到自然灾害的话，这块土地的作物就会全部减产，种这块地就很容易挨饿。所以微臣建议，应该鼓励农民种植小米、黍子、小麦、大豆、麻等多种粮食作物，根据地势和土壤的不同，来种植不同的作物。这样哪怕有一种作物受了灾，其他作物也好有所补救。同时，还要鼓励农民利用房前屋后的空闲土地来多种植瓜果蔬菜，植树种桑，充分利用土地。”

魏文侯连连点头，下令实行李悝“尽地力之教”的政策。该政策的实施，大大提高了魏国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很多土地也被开垦出来，粮食产量大增，增强了魏国的国力，为魏国称霸天下提供了坚实的后盾与支撑。

但是粮食产量增加后，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几年后，魏文侯找来李悝，对他说：“爱卿啊，现在咱们魏国的粮食产量的确比以前多了，老百姓不用再为吃饭发愁了。可是粮食一多，粮食的价钱就要被从农民那里收购粮食的商人压低。粮食价钱一低，农民的收入实际上就减少了，农民就不满意了。与此相反，一旦遇到灾年，粮食大减产，物以稀为贵，粮食价钱就要大增，这样城市里面要买粮食的市民们又受不了了。这粮食价钱，高也不是，低也不是，叫寡人如何是好啊？”

“君侯不用着急。”李悝想了一想说：“可以通过让政府买卖粮食的办法，来调节粮食的价钱，这叫作‘平籴法’。”“哦？”魏文侯大为好奇：“政府买卖粮食就能控制粮食的价钱吗？”“可以。”李悝肯定地回答：“当然，政府不能胡乱买卖粮食，而应该按照不同的年成来制定不同的对策。微臣以为，可以把年份分为丰年与饥年，丰年分为大熟、中熟、小熟三等，饥年也分为大饥、中饥、小饥三等。一旦遇到丰收的年份，官府就根据年成的好坏等级，来制定老百姓应该交的税额和农民自己留下的粮食的数量，剩下的粮食就由国家平价收购。而一旦到了饥荒的年份，国家再把丰年收来的粮食平价卖出。这样一来，丰年的时候不会出现因粮价低而损害农民的利益；饥年的时候，由于有政府的平价粮食出售，粮价也不会太高，市民也受得了。粮食的价钱就容易稳定下来，对农民和市民都有好处。”

魏文侯对此大为赞许，“平籴法”也得以顺利实施。可以说，在两千五百多年前那个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李悝能够看到商品价钱与供求之间的关系，而且能够想到通过国家的合理调控来稳定物价，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平籴法”的实行，有利于保护小农经济，也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巩固了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这种政府调控物价的方法，也被后来的历代封建王朝所借鉴，成为后来“均输法”“平准法”之类调控政策的雏形。

第三，法制上，创制并颁布《法经》，强调依法治国。李悝知道，要想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保护来之不易的改革成果，必须把改革内容通过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于是他在前人法律的基础之上，吸纳了各国法令中的合理成分，并根据魏国的实际情况，编制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完整的封建法典──《法经》。

《法经》的内容分为《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六部分。之所以要以《盗法》《贼法》为首，是因为李悝认为治理国家，惩治盗贼是最重要的，这实际上也体现出《法经》在本质上是要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的，是以巩固封建统治秩序为出发点的。其中，《盗法》的内容是关于窃取财物的犯罪的；《贼法》的内容是关于对人身的侵犯的犯罪的，也包括谋反叛乱；《囚法》的内容是关于如何囚捕犯罪者的，包括如何审罪断案；《捕法》的内容是关于如何追捕逃亡的罪犯的；《杂法》的内容是对七种违法行为的定义及其处罚。其中“轻狡”指的是轻狂狡诈的行为，“越城”指的是不从城门出入而翻越城墙出入的行为，“博戏”指的是聚众赌博的行为，“借假”指的是不正当男女关系的行为，“不廉”指的是官员贪污受贿的行为，“淫侈”指的是荒淫奢侈的行为，“逾制”指穿衣和使用东西逾越了封建等级制度的行为；《具法》的内容是关于量刑的，里面有根据犯罪情节的轻重和罪犯的年龄情况，对定罪量刑加重或减轻的规定。

《法经》可以说是新兴的地主阶级意志的集中反映，也是法家主张与政策的纲领。后来战国时期的各个国家制定法律，几乎都是以《法经》作为其蓝本。后世历代封建王朝的法典，都是以《法经》作为基础的。后世著名的改革家商鞅离开魏国来到秦国主持变法的时候，就带去了李悝的《法经》。所以说，《法经》无论是在中国改革史上还是法制史上，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李悝不愧为中国历史上法家学派的开山鼻祖。

在李悝的苦心经营之下，经过几十年的变法，魏国抢先迈进封建国家的行列，国力大大提升，从一个蕞尔小邦，一跃成为举足轻重的大国。在强大国力的支撑下，魏国在魏文侯、魏武侯、魏惠王三代雄主的领导下不断开疆拓土，向北灭掉了中山国，向西打败了秦国，夺取了黄河以西的大块土地，向南打败楚国等国，夺取黄河以南大块土地，向东一度攻破齐国长城，打败齐国，可以说是打遍天下无敌手。魏惠王登基之后，抛弃了原先“侯”的称号，自封为“王”。公元前344年，魏惠王在逢泽（今河南开封南边）大会诸侯，正式称霸，魏国的霸业达到顶峰。在李悝变法的带动下，各国纷纷变法强国，掀起启了战国时期第一轮变法运动的浪潮。

但是李悝的变法也有不足之处。首先，虽然李悝鼓励开垦荒地，客观上对私有土地是承认的，可是他毕竟没有明确提出废除旧有的井田制，井田制的残余依然存在。其次，李悝并没有制定和实施一套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魏国实际上还是由各个贵族所分割统治的，中央没有实现对地方的完全控制。此外，虽然李悝提出了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实行任人唯才，但是却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论功授予官爵的制度，加上魏国贵族势力强大，这项制度在执行上不够彻底。由于这些原因，加上魏惠王在位后期骄奢淫逸，穷兵黩武，结果魏国在桂陵（今河南长垣西北）之战和马陵（今山东郯城马陵山一带）之战中被齐国击败之后，一蹶不振，重新沦为战国中的二流小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