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国强兵兴人才

时间:2018-11-04  栏目:百科知识  点击:34 次

富国强兵兴人才

庆历新政失败以后,变法图强的呼声并没有因此而中断。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宋仁宗去世,由于他没有儿子,因此出身于宋朝宗室的赵曙即位,是为宋英宗(公元1064-1067年在位)。宋英宗即位初期,对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十分不满,一心想要改革图治。但是由于受到宋仁宗的皇后曹氏的干预,宋英宗郁郁不得志,加之身体欠佳,即位没多久就死了。

宋英宗死后,其子宋神宗(公元1068-1085年在位)即位。他继承了自己父亲的改革精神,一心想要有所作为。一开始,他对原来庆历新政时期的改革派大臣抱有很大的希望。有一次,宋神宗召见当年的改革派主将富弼,问他:“富爱卿乃是三朝老臣,功勋卓著。朕登基之前,就听说爱卿在仁宗皇帝的时候主导过新政,只可惜由于小人陷害不幸夭折。朕想要振兴祖宗之基业,变法图强,爱卿以为如何?”

没想到此时的富弼,早已丧失了当年厉行新政的热情。他回答宋神宗说:“老臣不才,当年年轻气盛,不识时务,随随便便就推行了新政。当了这么多年官,老臣才明白,‘治大国如烹小鲜’,不可以随意折腾。陛下刚刚登基,最好不要改弦更张,先稳定一段时间再说。”宋神宗犹如兜头被泼了一盆冷水,但是他还没有丧失信心,接着问,“爱卿知道,西夏人从仁宗皇帝时候就开始频频进犯西北,百姓们苦不堪言。朕打算富国强兵,早日平定西夏,爱卿以为如何?”结果富弼又连忙说:“大战之后,必有凶年。陛下刚刚登基,不宜大动干戈,而应当广施恩惠。老臣希望陛下二十年内不要谈兵事!”宋神宗听到这里,算是彻底失望了,他拂袖而去,不久就将富弼赶出了京城。

这番与富弼的谈话,令宋神宗感触颇深。他说:“真没想到,这些当年热血沸腾的变法俊杰,今天居然变成了食古不化的老古董!这也难怪,当年他们是因为官卑言轻,一无所有,所以才会针砭时弊,无所顾忌。现在他们一个个都拥有了高官厚禄、娇妻美妾,谁还愿意改变现状啊?!看来朕的变法事业,还是要依仗王安石这样的新锐了!”

这个王安石,在当时的北宋朝野内外早已享有盛名。他在担任地方官的时候,就在施政方面体现出与众不同的创新精神。比如在担任鄞县(今浙江宁波南)知县期间,他了解到每年春天的时候,老百姓刚刚吃完旧粮,新粮还没有收获,在这种青黄不接的情况下,就必须借高利贷。于是王安石下令,春天的时候将官仓中的粮食借贷给农民,帮助他们渡过难关,等到秋收以后,再由老百姓加息偿还。由于官府收的利息比高利贷要低,所以这项政策大受农民欢迎。(www.guayunfan.com)而且王安石与范仲淹一样,很早就对国家政治有一种极高的热情。早在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的时候,王安石刚刚调到京城做官,就曾经向宋仁宗上过一封著名的《万言书》,在里面王安石指出,由于不合理的选拔和任用机制,当时的很多北宋官员都不能胜任其职,导致吏治败坏,政务紊乱;而由于国家开销太大,财政早已不堪重负;而当时的北宋表面上风平浪静,但是各种内忧外患始终挥之不去;而如果国家满足于得过且过的混沌状态的话,早晚有一天会导致天下大乱。所以王安石建议,应该继续庆历新政的改革道路,大力变法,才能使国家摆脱危机,重振雄风。虽然这封《万言书》也跟范仲淹早期的奏疏一样石沉大海,但是却使王安石也跟范仲淹当年一样,成为万众瞩目的改革新秀。

早在即位以前,宋神宗就曾经拜读过王安石的《万言书》,对王安石的观点十分叹服。而当时宋神宗很赞同身边的官员韩维的很多观点,而韩维总是说:“这不是臣的主意,而是臣的朋友王安石的想法。”久而久之,宋神宗对王安石更加钦佩,一直想见他一面。而此时的王安石,由于认为变法的时机不成熟,所以一直居丧在家,朝廷好几次任命他到京城做官,他都不去。直到宋神宗即位之后,他立即任用王安石担任江宁(今江苏南京)知府,后来又召他到京城当翰林学士兼侍讲。一位是一心图治的君主,一位是锐意图进的大臣,两人的第一次见面终于到来了。

宋神宗对王安石说:“朕早就听闻爱卿对国家事务有自己的看法,而且身体力行。朕想问问爱卿,治理国家,首先要做的应该是什么?”王安石毫不犹豫地说:“微臣以为,治理国家,首先要选择治国之道。治国之道要是错了,再怎么努力也只是南辕北辙。”宋神宗问:“唐太宗善于纳谏,对内轻徭薄赋,对外开疆拓土,实现了‘贞观之治’。爱卿以为朕效法唐太宗的治国之道如何啊?”王安石回答道:“唐太宗固然乃一代雄主,但是微臣以为,陛下还是应该效法尧、舜之道!”

“尧、舜之道?”宋神宗不解地看着王安石。因为在历史上,几乎所有的保守派都会搬出尧、舜等上古三代时期的古圣先贤,来为复古倒退的思想辩护。王安石现在拿出尧、舜之道来,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王安石说:“陛下不必担心,尧、舜之道并不像凡夫俗子认为的那样迂腐。后世的人,总认为尧、舜之道可望而不可即,所以实际上对它并没有真正理解。微臣以为,尧、舜之道,简而不凡,易而不难,一句话概括就是:与时更化,变法求新,及时调整自己的治国之道,从而成就盛世!”

听到这里,宋神宗总算长出了一口气。王安石巧妙地将变法图强的思想,说成是上古先贤的理念,从而使守旧派失去了进攻的靶子,为推行变法减少了障碍。后来他再次接见王安石的时候,对他说:“朕记得当年唐太宗成就大业,离不开魏徵的直言进谏;刘备能够三分天下,离不开诸葛亮的隆中对策。像魏徵和诸葛亮这样的旷世奇才,有时候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啊!”王安石说:“微臣以为,正因为唐太宗和刘备是明君,所以才会有魏徵和诸葛亮这样的奇才来辅佐。陛下要是能成为尧、舜、武丁那样的明君,自然会有皋陶、后稷、傅说那样的名臣来辅佐。现在天下的人才何其多也!陛下只要励精图治,就不必担心缺乏人才。”

宋神宗说:“那朕为什么总是觉得身边没有贤臣呢?”王安石说:“恕微臣直言,陛下还没有明确下来要走正确的治国之道,又不够开诚布公。天下贤才都不知道陛下求治之心,又怎么可能出来为陛下效力呢?”看宋神宗并没有生气,王安石接着说,“微臣以为,陛下还要能够明辨忠奸,将奸臣昏官统统罢免,这样才能使天下归心!”宋神宗对王安石的回答十分满意。

后来,王安石又向宋神宗上了一个《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这个札子中王安石认为,北宋建立以来,一直因循守旧,之所以没有发生大的动乱,一方面是因为北方少数民族满足于岁币、岁赐之类的恩惠,没有再大规模进犯,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没有严重的自然灾害,激化社会矛盾。这种情况,既是人为造成的,也是上天的眷顾。但是人要是一味地只是依靠天的眷顾是不行的,所以还是要有所作为,变法图强。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次年底又任命他为宰相,主持变法。后来王安石又设置了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领导变法的机构,由改革派大臣吕惠卿主持,其他改革派大臣章惇、曾布等也纷纷上台。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就此展开。改革的内容如下:

第一,在财政上,通过实行一系列新政策,不增加老百姓负担的情况下,来增加国家的收入,从而解决财政问题,用王安石的话说,就是“民不加赋国用足”。为此王安石等人陆续实行了以下新法:

1.均输法:当时北宋各路都设置有发运使,负责将各路收上来的物资押运到中央,而根本不管这些物资在中央的库存和需求情况。因此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产生了:有时候某些物资在开封已经有很多存货了,但是地方还在不断地往中央运;有时候某种物资中央很稀缺,地方送来的又不够用。这样一来,在遇到前面一种情况的时候,就很容易造成花费大量运费运来的物资只能在开封城贱卖;而在后一种情况下,中央就要派人到地方任意搜刮,而有些官员甚至趁机隐匿这种物资,有些大商人也趁机囤积居奇。此外,中央有时候征收物资时,根本不考虑某地是否生产这种物资,只是一味强征。以上情况,不仅浪费了大量国家资产,还增加了老百姓的负担。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熙宁二年七月,王安石等人借鉴汉武帝改革时期的桑弘羊的做法,颁布了“均输法”。其中规定:给淮南路、两浙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荆湖南路、荆湖北路六路的发运使拨给钱五百万贯、米三百万石,要求他根据六路之内各个地区不同物资的供需状况,把在这个地方便宜的东西,运到别的贵的地方去卖。此外,发运使要了解中央各种物资的库存与需求状况,根据各个地方不同物资的价格,从最便宜的地方购买适当的量,再运往京城。通过这种方式,既解决了上面的问题,还增加了国家的收入。

2.青苗法:“青苗法”是王安石在做地方官时就已经进行过实验的办法。熙宁二年九月,王安石将其颁布全国实行。具体办法是:以各路常平仓和广惠仓所积存的粮食和钱为资本,在每年青黄不接的正月和五月,由农民自愿向政府进行借贷,利息为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每年丰收以后,在征收夏、秋两税的时候,再由农民连本带息偿还。这样既能增加官府的收入,也能帮助农民免受高利贷的剥削。

3.农田水利法:当时的各地许多水利设施存在年久失修的问题,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又由于地方财政困难,单靠某个地方很难进行修建。对此,熙宁二年十一月,王安石颁布“农田水利法”,鼓励各地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各地的居民要按照户等的高下出工出料。如果某地老百姓负担不起这笔费用的话,可以通过青苗法来向官府进行借贷,一两年内归还即可。此外,各地还可以充分动员富人出钱。如果单个州县不能单独修建的话,可以几个州县共同建设。“农田水利法”的成效非常明显,七年时间内,全国共兴修水利一万多处,开垦荒地36万多顷。

4.募役法(免役法):当时北宋的劳役分为杂役和差役,杂役是指为国家兴修水利、修建宫殿等服的劳役,基本上是由底层人民承担的,而差役指的是不同户等的人轮流为地方政府服的劳役。户等不同,所服的差役内容也不同。由于官僚地主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权和地位想方设法地逃避差役,所以差役的负担,很大程度也被底层人民所承担。这就很不利于社会公平,容易激化社会矛盾。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十月,王安石颁布了“募役法”。其中规定:改变原先按户等轮流服差役的方式,改为地方政府花钱雇人服役。雇人所需的费用,向各家各户来进行摊派,称为“免役钱”。而原先可以免于差役的官户、寺观户、坊郭户、女户等等也要交钱,不过只收“免役钱”的一半,称为“助役钱”,此外还要缴纳相当于免役钱五分之一的“免役宽限钱”,用以防备灾害。“募役法”的实行,不仅事实上减轻了底层人民的负担,打击了官僚地主的特权,也适应了雇佣经济发展的需要。

5.市易法:当时有许多大商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为此在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初,有一位平民曾经向朝廷建议在开封设立相关机构,在物价低的时候进行收购,在物价高的时候再平价放出。于是在同年三月,王安石颁布了“市易法”。其中规定:在开封设立“市易务”,由朝廷出资一百万贯作为本钱,进行上面所说的活动。除此之外,市易务还向商人发放贷款。贷款以财产作为抵押,五人以上互保,每年利息二分。一开始市易务只是在开封设置,后来又扩展到成都、杭州、广州等地。“市易法”不仅增加了国家的收入,也有利于打击大商人对市场的垄断,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

6.方田均税法:当时官僚地主经常通过分立户头、降低自己户等的方式来隐瞒土地,从而逃避赋税。这样就将赋税负担转移到老百姓的身上,老百姓苦不堪言。宋仁宗时期中央就曾经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整治,但是无果而终。熙宁五年,王安石颁布“方田均税法”。其中“方田”是指每年九月,由各个县的知县来主持对土地的丈量,明确各家各户的土地数量及土地好坏。而“均税”是指将丈量以后的土地,按照肥沃和贫瘠的程度划分为五等,制定不同的税率。“方田均税法”有利于打击官僚和地主隐瞒土地的行为,也增加了国家收入,同时也减轻了底层人民的负担。

7.免行法:当时开封的官府除了要向各行各业的工商业者征收赋税之外,一旦需要什么物资或者劳力,也要向工商业者摊派,这给工商业者带来很大的麻烦。在工商业者们的呼吁之下,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王安石颁布“免行法”,规定各行各业的工商业者根据自己的获利情况,每个月或每个季度向官府交钱,称为“免行钱”,从此不再另外为官府提供物资或者劳力。这就有助于广大工商业者免受政府额外的横征暴敛,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

第二,在军事上,增强将领自主性,加强对人民的控制,改善军队武器装备,从而提高军队战斗力,维护统治稳定。为此王安石等人陆续实行了以下新法:

1.将兵法(置将法):北宋初年实行的“更戍法”,造成将领对士兵们都很不熟悉,士兵们对将领也感到陌生,一旦打起仗来,很难做到默契配合,也不利于充分发挥士兵的特点与长处。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王安石颁布“将兵法”。此法规定:在全国设置若干个军事区域——“将”,每个“将”内要选派能征善战、经验丰富的人担任将官和副将,负责统帅军队,训练士兵,并与士兵长期共处。此法先在开封府以及附近地区试行,后来又在西北几路试行。此外,王安石等人还下令大规模精简军队,裁汰老弱,北宋军队的面貌焕然一新。

2.保甲法:当时社会矛盾尖锐,人民纷纷起来反抗,各种大小起义不断。在这种情况下,身为统治阶级一员的王安石,在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十二月颁布了“保甲法”。其中规定:将农户每十家编为一保,每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形成严密的组织。谁家有两个男丁以上的,要出一人去当保丁,而由有钱有势的人来出任保长、大保长和都保长。保丁们平时生产,农闲时训练。晚上每大保还要派保丁轮流巡夜。通过这种方式,统治阶级对农民的控制进一步加强,也有利于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

3.保马法:在古代战争中,战马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骑兵大规模普及以后,战马的数量与质量就直接决定了一支军队的战斗力。然而北宋建立以后,由于北方和西北出产马匹的地区基本上都被辽国和西夏占据,所以北宋军队战马的情况一直不尽如人意,这也是为什么宋朝对外屡战屡败的重要原因。而当时北宋的战马是由牧监来饲养的,花费很大,但是成效不尽如人意。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熙宁五年五月,王安石颁布了“保马法”,改变原有的战马养育模式,鼓励老百姓替朝廷代养战马,每户一匹,富户可以养两匹,养马人还要结成“保”和“社”。对于替朝廷养马的人家,朝廷予以减免赋税。朝廷定期要对马匹情况进行考核,如果马匹死亡的话,就要全保或者全社的人共同赔偿。实践证明,“保马法”不仅大量减少了朝廷养马的花销,还减少了马匹的死亡,为军队提高战斗力提供了条件。

4.军器监法:原先北宋的兵器都是由三司下属机构——胄案来进行监制的。由于三司是财政部门,所以胄案的官员们基本上不懂军事,只会顾及财政管理这方面,而并不关心兵器的质量如何。对此王安石之子王雱提出要设立新的机构来负责兵器的制造,得到了宋神宗的赞同。于是在熙宁六年六月(公元1073年),“军器监法”实行,负责兵器制造的“军器监”正式成立。实践证明,军器监成立后,北宋军队的兵器质量逐渐改进,而且数量大增,从而使军队的装备大大改善。

第三,在教育上,改变人才选拔机制,宣传变法思想,培养变法人才。为此王安石等人陆续进行了以下改革:

1.实行“三舍法”:在科举制度下,普通读书人要想做官,必须得一级一级地往上考才行,所谓“十年辛苦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指的就是这种情形。但是王安石认为,这样的考试选拔出来的学生,只知道应付考试,根本无法满足现实的需要,于是他在熙宁四年十月颁布了“三舍法”。

“三舍法”规定:太学分为外舍、内舍和上舍。学生刚刚进入太学时,都要进外舍读书,如果成绩优异的话,可以再升入内舍。内舍生再经过考试,就可以升入上舍。而上舍的学生如果表现突出的话,可以直接做官,或者直接参加省试。王安石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全面考核学生的水平,从而选拔出真正的人才。

2.改革科举内容。王安石认为发展教育事业就是要“一道德”,而想要“一道德”的话就必须改革科举制度的内容,通过科举的内容来提高士子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熙宁三年三月,王安石下令进士科的殿试不再考诗赋,改考经义和时务策。熙宁四年二月,王安石下令废除专门考默写经文的明经各科,并设“明法科”,考察法律与断案能力,选拔司法人才。

3.颁布《三经新义》。为了宣传变法思想,王安石决定对《诗经》《尚书》和《周礼》三部经书进行重新解释。熙宁六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提举经义局,并让吕惠卿、王雱等改革派人物兼任修撰,编纂工作正式开始。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周官新义》《诗经新义》《书经新义》完成,合称为《三经新义》。后来《三经新义》被颁赐给宋朝宗室、太学及各地的州学、府学,成为全国通行的教材和科举考试的依据。

王安石变法的内容,直接针对北宋最为棘手的经济、军事和教育三个方面,与范仲淹的庆历新政相比,更加切合于实际的需要,因而使整个国家为之一振。但是王安石在经济上的改革,对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他们当然不满意自己的既得利益受到冲击,对王安石恨之入骨,对新法千方百计地予以诋毁。而对军事上的调整,又打破了宋太祖对武将进行牵制的办法。教育上的改革,更是对很多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这一切都使王安石变法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其不平坦的道路。

就在王安石开始变法的第二年,保守派代表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三封长信,责难王安石的新法。其中提到:“阁下既然要变法增加国家的收入,为什么不交给三司来办理,偏偏要设置什么制置三司条例司呢?这不是多此一举吗?而且阁下执政以后,将祖宗之法通通抛弃,以前优先办理的事情,阁下把它延后了;以前正确的事情,阁下把它批判为错误的;以前的种种建设成就,阁下把它们通通毁灭掉;以前抛弃的东西,阁下又把它拿回来;阁下就这样夜以继日地空耗精力,却不知道自己做的是大错特错的。”

司马光又说:“阁下执政以来,大谈特谈功利之事:在江淮一带实行均输法,侵害商人们的利益;现在又派使者到各地实行青苗法,收取利息,使得老百姓人人愁眉苦脸,妻离子散。而有的人不同意阁下的看法,阁下不等他的话说完,就勃然大怒,大骂不已,甚至向皇上进谗言将其驱逐出朝廷。贵为一国之君尚且要虚怀纳谏,阁下却如此听不进建议,实在太不厚道了吧?我建议阁下还是赶快废除新法,回归祖制,免得天下大乱。”

看过司马光的信,王安石叹了一口气。他没想到司马光枉为一代贤臣,空戴了一顶历史学家的帽子,却如此冥顽不化,居然忘了历史上有多少政权由于因循守旧而亡国灭种,而又有多少国家因为厉行变法而由弱变强。他写了一篇《答司马谏议书》来回复司马光,其中说:“阁下指责我在位这么久以来,没有辅佐皇上有什么大作为,却掠夺百姓,这的确是我的罪过啊!但是阁下劝我废掉新法,让一切重回老路,我实在不能理解这一点。要是这样做,那我还当这个官干什么!”这场争论就这样不欢而散,司马光离开开封,到洛阳组织人马编修史学名著《资治通鉴》,但是仍然时不时攻击新法。

除了司马光之外,其他守旧派对新法的攻击也是一浪高过一浪。有一次宋神宗想说服保守派文彦博,就对他说:“朕知道变法要变更祖制,士大夫们的确不高兴。可是变法给老百姓带来了好处,这有什么不好呢?”谁知文彦博回答说:“陛下此言差矣!新法的确有利于百姓,却损害了士大夫们的利益。陛下治理天下,靠的是士大夫,又不是老百姓,何必损害士大夫的利益来讨好老百姓呢?!”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以文彦博为代表的保守派是多么自私自利,多么目光短浅。他们枉读了这么多圣贤书,居然将自古以来“民为邦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优良传统通通丢在了脑后。与王安石拯救苍生的情怀相比,这些人的小心眼儿简直一文不值。

除此之外,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许多当年庆历新政时期的改革派,居然摇身一变,成为保守派的代言人。比如庆历新政的主将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曾经上书给宋神宗,污蔑王安石利欲熏心,只知道为国牟利,却将尧、舜安定百姓的做法统统丢掉。富弼也对宋神宗说:“身为人君,只要顺应天意即可。要是不顺应天意,就会为所欲为。”实际上就是告诫宋神宗要固守祖制。而新法施行后,担任地方官的韩琦也向宋神宗上书,说朝廷实行青苗法就跟高利贷者一样,有失体面,而且下面的老百姓都不愿意从官府借贷,青苗法推行不下去。

面对来势汹汹的进攻,宋神宗有些坐不住了。熙宁三年三月的一天,他找来王安石,对他说:“爱卿执政以来,推行新法,既增加了国家的收入,还使老百姓得到了实惠,这点朕是看在眼里的。可是爱卿也知道,现在朝野上下对咱们君臣可是骂声一片啊,就差说朕是秦始皇,爱卿你是王莽了。而且爱卿的有些话,也的确说得不太妥当。朕听说,爱卿有一次跟人争辩的时候,居然说出一句‘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畏,祖宗不足法’,这话未免有些过头了吧?”

“启禀陛下,”王安石回答说,“眼下许多人攻击新法,都是在用‘天变’‘人言’和‘祖宗之法’来作为幌子。微臣要驳斥他们的谬论,必须要打破这三者对人心的束缚。微臣以为,天地万物的运转与存亡都有章法可循,没有什么可畏惧的。人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没必要在乎什么‘天变’,所以微臣才说‘天变不足惧’;每个人说的话,有对有错。对于正确的话,咱们君臣当然要听。可是对于那些保守庸俗的人的言论,你我君臣还用得着听吗?虽然俗话说‘人言可畏’,但是这样的话值得畏惧吗?所以微臣才说‘人言不足畏’;祖宗之法固然有些地方是有道理的,可是肯定也不是完美无缺的,要不然朝廷也不会面临如此严重的困难局面。对于祖宗之法不合理的地方,微臣当然要进行修改。如果仅仅因为畏惧列祖列宗而因循守旧的话,怎么能够富国强兵,重振我大宋的雄风呢?所以微臣才说‘祖宗不足法’。上面是微臣在说这三句话时的想法,请陛下明鉴!”

王安石这三句话,可以说是他变法精神的集中体现。面对千夫所指,王安石还能坚持己见,厉行变法,也离不开这种精神的鼓舞。然而宋神宗虽然表面上对王安石仍然予以支持,但是心里面早就已经开始打起了退堂鼓,只是不甘心让王安石匆忙下台,所以王安石暂时没有被撤职。

但是“免行法”的实行打破了这种平静。当时有很多皇亲国戚与宦官习惯于敲诈勒索工商业者,“免行法”的实行,严重损害了他们的既得利益。于是他们纷纷在宋神宗面前诋毁王安石,反对新法的烈火从宫外烧到了宫里。原本就偏向于保守的太皇太后、皇太后甚至流着眼泪对宋神宗说:“王安石变法,实在是祸乱天下!”宋神宗的态度,渐渐产生了变化。

而雪上加霜的是,这时候北宋偏逢大旱,保守派趁机兴风作浪,纷纷造谣说天降旱灾是因为王安石变法激怒了上天。有一个叫作郑侠的小官甚至画了一幅“流民图”呈给宋神宗,以解民苦难的名义,恳请宋神宗废除新法。而与此同时,王安石的变法集团也出现了分裂,曾布等人开始攻击王安石。在这种情况下,熙宁七年四月,王安石被迫辞去宰相之位。

王安石辞职以后,改革派的吕惠卿担任参知政事,韩绛担任宰相。但是吕惠卿一改王安石的风格,强令推行新法,却不考虑实际效果,导致民怨沸腾,大家开始怀念王安石。与此同时,吕惠卿与韩绛的矛盾也越来越深,为了对付吕惠卿,韩绛建议宋神宗召回王安石。于是熙宁八年二月,王安石东山再起,被任命为宰相,重新主持变法。

但是王安石重新担任宰相后,他面临的局面越来越艰难。不仅保守派依旧对他破口大骂,而且改革派内部的分裂也日益严重。当时王安石体弱多病,所以宋神宗让他好好休养,少处理一些政事。于是早已背叛王安石的吕惠卿趁机在宋神宗面前陷害说:“王安石整天称病不办事,把政事都交给臣等去办。而将来事情一旦办不好,王安石恐怕就要把责任都推到臣等的头上,他自己却相安无事。请陛下明察。”在这种众叛亲离的环境下,王安石感觉很难再将变法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交趾(今越南北部)军队侵略我国,在他们张贴的榜文中,居然还污蔑王安石变法荼毒天下,搞得民不聊生。连千里之外的交趾都要咬王安石一口,王安石得知之后觉得是又可气又可笑。而与此同时,王安石的身体也越来越差,加上爱子王雱英年早逝,他的心情越来越糟。在绝望的情况下,王安石在熙宁九年十月第二次辞职,从此退出政坛,直至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去世。

王安石第二次辞职以后,宋神宗在他的基础上又推行了一段时间的变法,但是已经偏离了王安石的改革路子,只着重于职官和军事类的改革。丧失了主心骨的改革事业,其前途也越来越渺茫。宋神宗晚年,还力图扭转军事上对西夏的劣势,为此与之进行了两次战争,结果宋军惨败,宋神宗郁郁而终。

宋神宗死后,其子宋哲宗(公元1086-1100年在位)即位,太皇太后高氏把持了朝政。高氏是保守派的代表,她很快起用司马光执政。当时保守派内部也出现了分裂,对于王安石的各种新法也是评价不一。但是司马光是一个彻彻底底的保守派,他将王安石的新法统统废除,完全恢复了旧有的制度,由于这时的年号是“元祐”(公元1086-1093年),所以司马光废除新法的举措史称“元祐更化”,王安石变法至此彻底失败。

然而此后的历史出现了让人哭笑不得的一幕。太皇太后高氏去世以后,宋哲宗掌握了政权。他与宋神宗一样一心求治,不满于因循守旧,因此他大力提拔任用原先改革派的章惇、曾布等人,重新推行新法,史称“哲宗绍述”。但是此时的改革派早已堕落为无耻的政客,他们以维护新法为借口,大肆迫害政敌,新法成为他们争权夺利的工具。宋徽宗(公元1101-1125年在位)登基以后,重用奸臣蔡京。蔡京更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他为了迎合宋徽宗,表面上将自己打扮成改革派,暗地里却打着恢复新法的旗号迫害忠良。北宋就这样一天天衰落下去,直至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被金朝(公元1115-1234年)灭亡。

北宋灭亡后,宋徽宗的儿子宋高宗(公元1127-1162年在位)重建政权,由于其首都临安(今浙江杭州)位于开封南边,因此该政权在历史上被称为南宋(公元1127-1276年)。南宋时期的人反思北宋灭亡的原因的时候,被蔡京标榜变法的假象所迷惑,从而错误地将北宋灭亡的原因归结于王安石变法。从此王安石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成为众人眼中的罪人。直到明清时期,王安石基本上还处于被批判的状态。

然而公道自在人心,从近代开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新认识王安石及其变法事业,给予其崇高的评价。晚清民国的著名学者、参加过戊戌变法的梁启超称赞王安石是三代以下第一完人,并评价说他的“青苗法”与“募役法”已经具有近代商品经济的若干因素,具有远见卓识。俄国布尔什维克的伟大领袖列宁也称赞王安石是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王安石的变法是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但是由于无法克服植根于农业文明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因而归于失败,但这不能抹杀王安石努力变革的勇气。虽然王安石的变法已经过去了将近一千年,但是他那种“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畏,祖宗不足法”的革新精神,仍旧激励着我们勇于改革创新,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崛起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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