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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改革弱变强

时间:2022-11-04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大力改革弱变强在北魏末年的乱世中,高欢与宇文泰脱颖而出,成为历史的主导者。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宇文泰掌控的西魏必须大力实行改革,才能增强国力,与东魏对抗。经过一系列整顿,西魏(北周)的内政得到了很大改观。为了发展生产,鼓励人们积极性,宇文泰下令仍旧实行均田制,但是在实行的过程中也进行了一些改革。宇文泰意识到长此以往不是办法,必须整顿军队,提高战斗力。

大力改革弱变强

在北魏末年的乱世中,高欢与宇文泰脱颖而出,成为历史的主导者。宇文泰是鲜卑人,高欢本来是汉人,后来祖先犯法被迁徙到六镇,日久天长高欢受鲜卑文化影响,成为鲜卑化的汉人。两个人早年都居住在六镇,六镇是指北魏为了防范柔然入侵而在平城北部设置的六个军镇,那里的人们能征善战,高欢与宇文泰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自幼也跟其他人一样好勇尚武,这也为后来二人争雄天下奠定了基础。

六镇起义后,两人都参加了起义军,但是后来分道扬镳。高欢投靠了尔朱荣,并逐步壮大自己的势力,后来取代尔朱荣集团掌握了北魏的朝政。而宇文泰虽然一度也归顺了尔朱荣,可是后来又跟随贺拔岳进入关中,后来贺拔岳被侯莫陈悦杀死,宇文泰在除掉贺拔岳以后,联合关中旧有的关陇士族势力,将关中作为自己的根据地

永熙三年(公元534年),高欢拥立的傀儡皇帝孝武帝(公元532-534年在位)不堪忍受高欢的压迫,投奔宇文泰,于是高欢又拥立孝静帝(公元534-550年在位),并迁都邺城(今河南安阳北),史称东魏(公元534-550年)。而孝武帝逃到关中不久也被宇文泰毒死,宇文泰又拥立文帝(公元535-551年在位),史称西魏(公元535-556年)。北方形成东、西魏两个政权对立的局面。后来高欢的儿子高洋篡夺了东魏政权,建立北齐(公元550-577年);宇文泰的儿子宇文觉也篡夺了西魏政权,建立北周(公元557-581年)。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五个政权,历史上统称为“北朝”(公元386-581年)。

如果我们将东魏和西魏进行一下比较的话,不难发现,刚开始西魏的实力是不如东魏的。首先在军队与人口两方面,东魏的人口超过两千万,军队有二十万人以上;而西魏的人口还不到一千万,军队只有十万左右。另外,东魏的地盘大部分是在中原东部和淮河流域,那里自然条件好,社会生产力高,能够保证比较充足的赋税;而西魏的地盘大部分是在西北地区,除了关中平原还算沃野千里之外,其他很多地方都是气候恶劣甚至不毛之地,生产发展受到很大限制。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宇文泰掌控的西魏必须大力实行改革,才能增强国力,与东魏对抗。后来北周建立以后,也延续了宇文泰的政策。宇文泰时期主要的改革内容有:

第一,在政治上,颁行“六条诏书”,改革内政。早在大统元年(公元535年),宇文泰就曾经命令臣下结合古今兴亡盛衰的得失教训,制定了二十四条新制并予以实施,以稳定民心。(www.guayunfan.com)大统七年(公元541年)的一天,大臣苏绰找到宇文泰说:“大行台(西魏皇帝授予宇文泰的官职)上次颁行的二十四条新政,博采众长,内容不可谓不广。可是依在下看来,似乎还有不足之处。”

“本人不才,”宇文泰谦虚地说,“出身草莽,只会行军打仗,对治国之事的确一窍不通,还望您赐教。”“赐教不敢,”苏绰说,“在下只是觉得这二十四条新制内容过于宽泛,很多都是空谈,没有具体的实施步骤与要求。文武百官接到命令以后,也只能是无从下手,干不出什么事情。大行台本意甚好,只是别忘了实施的过程与效果。”宇文泰恍然大悟,连连称是,对苏绰说:“先生不愧是豪门望族出身,看问题就是比我这个大老粗明白。先生是否有更好的办法?”

苏绰拿出一份草拟的奏疏,给宇文泰看,然后解释说:“在下的方针政策,分为六条。第一条是‘先洗心’,治国首先要重整道德,老百姓要崇尚礼法,尊君敬上,服从朝廷的统治。而各级官员要为国尽忠,不可损公肥私、贪赃枉法,一旦发现,严惩不贷;第二条是‘敦教化’,为了能够实现重整道德,教化是离不开的,所以中央和地方都要大兴学校,提倡儒学;第三条是‘尽地利’,现在荒地甚多,朝廷应该多想办法鼓励老百姓开垦,使土地得到充分利用,从而增加粮食产量,国家的租税自然也就有了保障;第四条是‘擢贤良’,不管是鲜卑人还是汉人,不管是世家大族还是平民百姓,只要有才干,都应该受到重用,不应该存有偏心;第五条是‘恤诉讼’,现在天下刚刚经过动乱,人心不稳,如果要是使用严刑峻法,恐怕会激化矛盾。所以朝廷要减轻刑罚,优待犯人,才能安定民心;第六条是‘均赋役’,现在很多富家大族占有很多天地和人口,却隐藏不上报,以逃避赋税,这样老百姓自然不满了,所以要严查这种现象,公平征税,才能赢得民心啊!”

宇文泰一边看一边听,连连称是,最后将苏绰的建议颁布执行,即“六条诏令”。而且宇文泰下令,地方官要是不能做到这上面的六条要求的话,一律撤职。经过一系列整顿,西魏(北周)的内政得到了很大改观。

第二,在经济上,改革均田制。为了发展生产,鼓励人们积极性,宇文泰下令仍旧实行均田制,但是在实行的过程中也进行了一些改革。北周的均田制内容包括:1.国家向已婚男丁授田一百四十亩,未婚男丁授田一百亩;2.已婚男丁每年缴纳一匹绢和八两棉,如果当地种植麻的话,就缴纳一匹布和十斤麻。未婚男丁按照已婚男丁的一半数量缴纳;3.徭役的天数,按照年成的好坏来定。如果是丰收年的话,服三十天徭役;如果是一般年成的话,服二十天徭役;如果年成不好,服十天徭役。

通过与北魏的均田制比较不难看出,在宇文泰实行的均田制中,授田对象都变成了男丁,这固然有歧视妇女的成分在内,可这也是男子由于身体条件而更适合耕田这一现实的客观需要。另外,服徭役的天数没有硬性规定,而是根据年成好坏可以随时调整,也体现出政策的灵活性。这种新均田制的推行,大大鼓励了人民生产的积极性,西魏(北周)的国力蒸蒸日上。

第三,军事上,建立府兵制。前面提到过,由于宇文泰人少兵寡,所以在一开始基本上是被高欢压着打。永熙三年(公元534年),高欢率兵师攻克潼关(今陕西潼关北),直逼华阴(今陕西华阴西南);大统元年(公元535年),高欢派司马子如率军再攻潼关,后转攻华州(今陕西华县),在西魏将领王罴的死守下,东魏军队才无功而返;大统二年(公元536年),高欢亲征,先后攻下夏州(今陕西靖边东北白域子)和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掠去大量人口。宇文泰意识到长此以往不是办法,必须整顿军队,提高战斗力。

一开始宇文泰的军队是由鲜卑人组成的,但是经过与高欢的历次作战,鲜卑军团损失惨重。可是关中的鲜卑人人数有限,仅仅招收鲜卑人当兵已经不太现实。于是宇文泰开始招收关陇地区的豪强地主的武装,后来又扩大到汉族平民。通过这种改革,宇文泰不仅扩充了军队的人数,而且促进了自己所属的六镇集团与关陇士族集团的联合,加强了中央集权,实乃一箭三雕。

此外,宇文泰对军队的组织方式也进行了改革,推行了府兵制。在府兵制下,最高统帅为八个柱国大将军。其中,宇文泰亲自担任其中的一个柱国大将军,统领全军;西魏宗室广陵王元显名义上也担任一个柱国大将军,但实际上仅仅徒有其名,并无实权;剩下的六个柱国大将军仿照周礼中的“六军”之制,实际上统帅六部分军队。每个柱国大将军下设两个大将军,共有十二个大将军;每个大将军下有两个开府,共二十四个开府将军;每个开府各领一军,共二十四军。

在这种制度下的士兵被称为“府兵”。府兵自有军籍,不入民籍。府兵们平时耕地与训练,战事自备武器装备和干粮,不用再缴纳赋税。府兵制这种兵农合一的军制,使西魏北周拥有了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也有利于国家对军队和人民的控制,也被后来的隋唐所沿用。

宇文泰去世后,其子宇文觉篡夺了皇位,是为孝闵帝(公元557年在位),但是北周的权力一开始是掌握在权臣宇文护手里的。宇文护专横跋扈,先后拥立孝闵帝、孝明帝(公元557-560年在位)和武帝(公元561-578年),并将前两位皇帝毒死。但是北周武帝深藏不露,趁宇文护不备将他杀死,自己独揽大权。北周武帝颇有才干,治国有方,整日为北周的统一大业而操劳,在他任内最大的改革措施就是大力灭佛。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不断,人民苦不堪言。而佛教宣扬因果报应,鼓励信徒忍受苦难,积德行善,以求来世好报。这不仅为很多底层民众提供了心灵上的寄托,也为统治者提供了麻醉人民、维护统治的工具。虽然之前北魏太武帝曾经大力灭佛,但是绝大部分君主还是大兴佛教。后来唐代大诗人杜牧曾经写诗描述当时的场景说:“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其实这样的场景哪里仅限于南朝呢?杨炫之在《洛阳伽蓝记》中回忆北魏首都洛阳城内佛寺的盛况时也说:“于是招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寺庙不仅消耗国家大量资产,还广占田地,荫蔽人口。而且由于寺庙可以免税,僧人不用服兵役,这就影响到国家收税和征兵。为了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北周武帝决定拿佛教开刀。

建德二年(公元573年),北周武帝又召集和尚、道士与文武百官一起讨论儒、释、道三教的问题。一上来,北周武帝就说:“朕以为,经世治国,儒术为首;修身养性,道教为先。这两者应该首先尊崇,至于佛教,地位就要低于二者了。”此言一出,全场哗然。这群平时趾高气扬的和尚哪里受得了这样的奚落?一个个摩拳擦掌,要跟皇帝大战三百回合。

一个僧人说:“老衲有一言要讲。我佛慈悲,劝人向善,如何不利于治国?我佛明智,劝人无欲,如何不利于养性?”另一位僧人也说:“陛下此言,大谬不然。佛教进入东土以来,除了极少数癫狂之徒外,哪位君王不以佛法为尊?陛下难道不知因果报应?如此乱打诳语(佛家术语,指说谎),就不怕不得善终吗?”

面对佛教徒来势汹汹地攻击,北周武帝笑而不语,但是有些人已经敏锐地看出了他的用意。有人事后对一位僧人说:“我看佛家又要遭遇一次劫难了!皇上当众贬低佛家,这只是一个信号。而且皇上一心成就大业,开疆拓土,不从僧人中获得人马,不从寺庙中获取财产,又怎么办呢?”而这位僧人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以为然地说:“未必如此吧?就算皇帝真的强迫僧人还俗,能得到多少兵马呢?没收寺院财产,难道就能使国家富强吗?施主所言,未免杞人忧天也。”

然而善意的提醒最终还是变成了残酷的现实。建德三年(公元574年),北周武帝下诏灭佛,强令僧人还俗,拆毁寺庙,焚烧佛经,没收田产。此外,道教也受到严格限制,一些不符合正统礼制的祭祀也被禁止。在灭佛过程中,有僧人恐吓北周武帝说:“皇上走火入魔,执意与我佛为敌,难道就不怕报应吗?”北周武帝轻蔑地说:“朕一心为了江山社稷,不忍心看着天下百姓为了信佛而空耗钱财,虚度光阴。而且灭佛有利于富国强兵,有何不可?别说朕根本不相信这世上有什么报应,就算有报应,朕也愿意承受!”

经过西魏(北周)宇文氏几位统治者的大力改革,北周的实力与日俱增。而东边的北齐的统治者们不思进取,缺乏改革精神,日益走向腐朽没落。北齐的几个皇帝,更是一个比一个昏庸残暴,北齐的社会矛盾十分尖锐。于是在建德五年(公元576年)年底,北周武帝亲率大军进攻,仅仅过了几个月的时间,就在次年年初灭掉了北齐。正当北周武帝雄心勃勃地准备统一天下的时候,却于灭齐的第二年病逝。统一天下和推进改革的历史重任,就落到了杨坚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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