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特勒简介资料：一个没有人能够读懂的人

爱德华·特勒简介资料：一个没有人能够读懂的人

爱德华·特勒（1908—2003），匈牙利裔美国物理学家。

在他的直接领导下，美国制成氢弹，故被称为“美国氢弹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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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物理学家特勒

都是镜子惹的祸

在特勒接受正式教育以前，年仅六岁的他就同法律打上了交道。不知什么人给了他一面小镜子，当然也可能是他自己搞到的，他坐在窗台上，发现镜子可以将太阳光反射出去，并可以把光线照到各种目标上——这是光学中的一个简单实验。对特勒来说，最吸引人的目标是住在隔壁政府大楼里一个很有学问的法官的住房窗户。特勒将太阳光照进了法官的窗户，照亮了各种物件，最后照到了法官身上。这位绅士对射进来的耀眼光线先是忍受了一会儿，后来就恼怒起来。他找到了射光的来源——特勒家的公寓。(www.guayunfan.com)

不多一会，有人在敲特勒家的门。一个身材高大的警察代表受害的法官提出了控告。特勒挨了一顿骂，镜子被拿走了，而且受到“以后不能再这么做”的警告。警察对他们的惩罚感到满意，有学问的法官显然也很满意。

然而，这件事对特勒来说留下了一个一生难以消除的心理上伤痕。他笑呵呵地说：

“从那时起，我对实验物理就丧失了兴趣。”

确实，特勒后来成为一名理论物理学家，他将实验室那套玩意儿全部让给那些对它们有兴趣的人了。

一个字都听不懂

有一次，爱因斯坦讲解他的统一理论。听众里有刚刚得到博士学位的、22岁的特勒，以及他的朋友28岁的维格纳。特勒一向自信乃至自大。听完演讲以后，他们到附近的一个动物园去玩。维格纳发现特勒闷闷不乐，完全不像以前一样，既不谈爱因斯坦的统一理论，也没有心情观赏动物。维格纳觉得十分奇怪，就追问他：

“你怎么啦，一声不吭？”

特勒回答说：

“爱因斯坦的演讲，我一个字都听不懂！我感觉自己真是太笨了。”

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维格纳说：

“为这事呀，这又有什么呢？这是凡人的特质，凡人都这样，听不懂爱因斯坦的演讲很正常。”

奇怪的是，被说成是凡人听不懂很正常，特勒还就心情好转了。特勒后来回忆说，就算当时说他不笨也没有用。不过要是这位未来的“氢弹之父”都听不懂，那么爱因斯坦说他的相对论连小孩子都听得懂，恐怕是假话了。

我接收你作为我的研究生了

1946年，刚从中国来到美国的杨振宁，本想跟随费米做实验。但是因为费米只能在阿贡实验室做实验，而阿贡实验室是对外国人保密的国家实验室，杨振宁初来乍到，是根本不准进这个实验室工作的。费米也没有办法，于是他建议杨振宁跟特勒教授做理论方面的研究，实验方面的研究可以到阿里森的实验室去做。

费米亲自向特勒推荐了杨振宁。有一天，大约是杨振宁到芝加哥大学一个月以后，他去拜会特勒。特勒当时由于参加原子弹研制工作，成为军事部门保护的重要科学家之一，因此办公室门口还有卫兵站岗，一般人不得随意进入。杨振宁先得在办公室外用电话与特勒联系，特勒接到电话来到门口。允许才能进入他的办公室。

特勒见到杨振宁以后，说费米已经推荐过他。接着特勒建议到外面散步，边走边谈。在散步时，特勒问杨振宁：

“氢原子基态的波函数是什么？”

杨振宁在西南联大从吴大猷教授那儿学过量子力学，也学过原子核物理，这个问题对他来说并不困难，所以他立即顺利地回答出来了。特勒走路有些跛，这是因为在慕尼黑大学读书时，他乘电车郊游时过了站，他没仔细考虑就向电车下面跳，结果右脚从踝部被电车轮子切下来，从此就成了跛子。

在杨振宁身边一歪一歪走着的特勒听完杨振宁的回答后，发现问题虽然简单，但杨振宁的回答却十分简要明晰，说明他理解得十分透彻，因此他对杨振宁说：

“你通过了。我接收你作为我的研究生。”

杨振宁对特勒这种考察研究生的方式很赞赏，他在回忆中说：

“他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因为有很多学得很好的人，不会回答这个问题。照他看来，能够回答好这个问题的人，才是可以造就的。”

此后，杨振宁就开始在特勒的指导下做研究。

“我会认为这个人非常明智！”

戴森第一次与特勒相遇是在1949年3月的一天。当时戴森在芝加哥大学做演讲，题目是“有关施温格和费曼的辐射理论”。他借用了些外交辞令，先对施温格赞许一番，给予极高的评价，然后再解释为什么费曼的方法更有用、更有启发性。

演讲结束后，主席问在场的听众有没有什么问题，特勒率先发难：

“如果有一个人大叫：‘没有上帝，只有阿拉，穆罕默德是他的先知。’说完立刻灌下一大桶酒。你对这个人持何看法？”

特勒看戴森没有回答，就自己回答了自己的问题：

“我会认为这个人非常明智！”

特勒做过一件几乎让所有科学家鄙夷的事情

1953年，特勒曾经做过一件几乎让所有科学家鄙夷的事情——出庭作证，指证奥本海默不能继续染指美国的原子弹研究事业。绝大部分科学家对于美国政府这种几近迫害奥本海默的行为，表示强烈的不满，但是特勒却在作证时说了许多不利于奥本海默的话，他说：

“从许多场合，我曾看到他的行动——指他已做过的事——使我非常难于理解他的行动，就我看来显然是令人迷惑和难解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希望看到这种对美国命运攸关的事业掌握在我更了解与更信任的人手中。”

“从这种狭窄的意义上说，我愿表明如下观点，即如果美国的这项事业不放在奥本海默而放在别人手中，我个人会感到更加安全。”

特勒的证词继续了一个小时。下午6点，一位叫格雷的人提问：“你是否认为发给奥本海默博士保安许可证会危害国防和安全？”

特勒的回答又做出了致命的一击：

“如果你问的是属于智慧与判断方面的问题，正如自1945年以来他的行动所表现的那样，那么我就要说，不批准也许是更为明智的决定。”

他的这种的证词，在今后几年内像可怕的幽灵一样死死地缠住他，使他备受科学界人士的鄙夷。

很多人把特勒的这段居心叵测的证词看成是对奥本海默案件的致命一击；但它同样也严重地伤害了特勒本人。正是由于他的这一行为引起了同行科学家们的义愤，使得特勒本人在以后的很多年内被摒斥在科学界之外。

下午6时10分，特勒离开证人席。当他离开这个房间时，他走到坐在沙发上的、面容憔悴的奥本海默面前停下来，然后伸出他的手说：

“我很抱歉。”

奥本海默握着他伸出的手回答说：

“在你刚才讲了那一番话之后，我不明白你现在这话是什么意思。”

于是特勒转过身踉跄地走出了听证室。

以后，有一次特勒在饭店里见到一位以前的好友，他立即走到好友面前想说几句话。但是那位科学家见特勒来了，立即像躲开瘟神一样站起来，像没有看见特勒一样走出饭店。特勒脸色苍白地站在那儿动弹不得，这时他真想脚下有一个地洞让他陷进去！

后来，戴森在他那非常受欢迎的书——《宇宙波澜》里写道：“特勒最大的错误，在于错误地估计形势，没有看到广大群众并不认为他出现在奥本海默的听证会上，是什么高尚的举动。如果特勒不出庭作证，听证会的结果肯定也不会改变，而特勒本身立场的道德力量也不致抹黑。”

最可怕的是，特勒与他的密友汉斯·贝特（196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从此分手。贝特也是从德国来的物理学家，在特勒去听证会之前，贝特与特勒做过“这辈子最难过的一次对话”，劝特勒不要做亲者恨仇者快的蠢事，但是没有用。言者谆谆，听者藐藐。

这真是令贝特和特勒悲哀的时刻。他们是多年老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彼此熟识。他们的个性和能力恰好互补——特勒总是热情奔放，天马行空；贝特则生性严谨，见多识广。贝特结婚前一直是特勒家中的常客，几乎快变成一家人了。1953年以后，以往的友谊已成渐行渐远，不可能有“破镜重圆”的指望了。

贝特失去了一位挚友；特勒更惨，新闻记者和漫画家将他描绘成为区区小利就卖友求荣的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