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木雕发展的鼎盛时期

清代末期的咸丰、同治、光绪年间至抗日战争前是潮州木雕发展中最为繁荣的鼎盛时期。

清代，由于潮州府（指当今的汕头、潮州、揭阳三市所管辖的潮汕地区）人口激增，又是严重缺粮地区，潮人纷纷沿着前辈出洋之路，乘“红头船”或由陆路经粤西、“下四府”前往东南亚，据传人数达两三百万人。泰国《潮州会馆特刊》载：“1782—1868年，华侨人数达150万人。”这些人出外谋生，艰苦创业，擅长经商，不少人成为富商巨贾，有的控制着所在国的橡胶园、米业、商品零售业，甚至成为银行巨子。另一方面，在潮汕经营药材土产、盐业，走江南、下华北，创立基业，成为富商的也不少。以华侨为主体，发迹的商人致富之后，也各携财还乡，兴寺庙、建祠堂、置豪宅，蔚然成风；为光宗耀祖，大兴土木，造园建屋，数量以万计。木雕装饰的质量也越发精益求精。这个时期，潮汕经济再度繁荣，得力于沿海的开放，经济的活跃，潮汕华侨的优势，大量地方建设和建筑装饰工程遍地开花。应该说，华侨为这个时期的繁荣作出了最大贡献。饶宗颐先生1948年主纂的《潮州志》载：“都市大企业及公益交通各建设多由华侨投资建成。内地乡村所有新祠厦屋，更十之八九系出侨资盖建。”

海外华侨在清末至抗战前所建造的厝屋、祠堂，同内地的江、浙、徽相比，有着明显的潮汕地方特色：

1．华侨建造的厝屋、祠堂，规模大，数量多。普遍的现象是，一位富有华侨，就建房多座，成为显赫乡里的时尚。如潮安县龙湖镇银湖村，据1986年统计，全村999户4370人，侨眷650户，旅外华侨5800多人，分布于东南亚、美加等地区和国家。该村华侨吴庆逢于清末同治十三年至光绪十二年（1874—1886）建豪宅5座，祠堂1座，书斋1座，共4535平方米。华侨吴腾于光绪三年至十三年（1877—1887），建厝屋、祠堂6座，共3268平方米。新加坡侨商吴声锦等人也相继兴建厝屋，使银湖村于19世纪末，便出现侨房林立的特色，像银湖村这样有“侨味”的乡村，在潮汕大地不胜枚举。

2．华侨致富回乡建屋造祠，由于财力丰厚而力求华美，使民间建筑形成竞奢斗巧之风。祠堂的屋脊、檐下、梁架、门窗都施以雕饰处理，成为有钱人炫耀财富与地位不可或缺的形式。华侨商贾在建屋时，为了争奇斗巧，往往不惜耗费巨资，不限时日，而且颇费心机。旅居马来西亚华侨陈旭年汇巨资兴建的潮安县彩塘从熙公祠，从清道光十七年（1837）开始施工，至咸丰元年（1851）竣工，历时14年，耗费26万多大洋。该祠雕饰极其华丽精细，大门两边镶嵌的四块石雕，有幅《渔樵耕读图》（图11），所雕牧童手挽的牛绳，长仅16厘米，细如火柴梗，绳上的股数清晰可辨，穿过牛鼻的绳索弯曲自如，据说先后有三位石雕艺人因为雕琢的牛绳中途折断，竟急得病倒，第四位老艺人知难而进，倍加小心，终于打出这条牛绳子。大门楼的石柱，运用潮州独有的“打巧”技法使棱角线条精细而笔直，柱前垂花柱的倒吊石花篮，剔透玲珑，层次复杂，雕工细腻，据说打制此对石柱就花了十年工夫。从熙公祠门楼的石雕和祠内拜亭与大厅梁架木雕，堪称稀世瑰宝。

图11：清末潮州“从熙公祠”门楼的石雕。

3．潮汕地区随着对外通商贸易的活跃，引进了大量的新材料，而华侨巨商在建造豪宅时，则纷纷选用新材料，以炫耀财富。在潮汕民居宅院中，最有代表性且规模宏大、装饰精细的澄海市陈慈黉故居（包括“郎中第”、“寿康里”、“善居室”三座宅院和“三庐”书斋），兴建时间颇长，从清末至抗战前。这四座房子连成一片，占地25400平方米，建筑面积16000平方米，有大小厅房506间，是潮汕地区十余座大格局、大气派“百鸟朝凤”式（指100个房间以上）的大宅第之一。建筑形制是宅院平面布置中以洋式楼房代替了围墙，总体布局有了变化，加上运用西欧的新式瓷砖、彩色玻璃和东南亚的硬木（红木）材料，创造新的“方曲”（图12）雕饰梁架，使建筑装饰出现了中西合璧的新变化，展现了社会经济因素对民居文化的影响；虽在建筑艺术的整体上让人感到有点不协调，但对于传统的民居装饰，应是有所突破，给人耳目一新、标新立异之感。

图12：清末至抗战前，使用进口梗木的梁架“方曲载”。

图13：清末“番仔托梁”、“番仔托盘”。

4．潮州木雕题材运用的广泛和出新，雕刻技法的进一步细致精湛，装饰的多样变化，都更趋完美。由于潮州木雕是以人物题材为主，这个时期，除了潮州戏外，晚清章回小说中的故事题材更广泛运用，也出现了以蔑视外国侵略者为题材的“番仔托梁”、“番仔托盘”（图13）；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大光灯”物象；反映地方人文题材的《七贤上京》、《湘子桥》；等等。在雕刻技艺方面，木雕艺人综合了前辈艺人创造的深浅浮雕、通雕等各种表现手法，更完善了场面庞大的复杂内容，尤其是剔透、镂空、多层次技法的成熟处理，使之更密而不乱，处处精细，令人玩味不尽。在装饰艺术上，绝大部分作品施以髹漆贴金，创新“五彩装金”形式，并随着进口红木、硬木的运用，为显示木材本色，保留了素雕。进一步完善与金漆画、彩漆画的结合，并与石雕、嵌瓷、灰塑、墙画、彩漆画有机结合，形成了潮汕民居、祠堂精细、瑰丽的艺术装饰特色。

5．潮州木雕的神器装饰品，在清末时期，形成品类齐全，装饰形制多样，结构精致，布局繁复，雕琢精细，人物身段细如筷子，栩栩如生，巧夺天工的总体特色。正如著名美术家黄苗子先生所说：“广东潮州一个小木神龛上两扇20厘米左右的门（图14），正反门都雕满了人物、花鸟、走兽，这两扇门如果加以放大，可以媲美19世纪法国大雕刻家罗丹的大作品《地狱门》。”可以这么说，清末潮州木雕的神器装饰品，在中国民间木雕制品中，首屈一指，处于领先地位，品种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在技艺上登峰造极。

图14：小神龛的二扇门，高仅20余公分。黄苗子先生说，这二扇门放大，可以媲美罗丹的《地狱门》。

在清末潮州木雕的鼎盛时期，出现了大批出类拔萃的木雕艺术家，黄开贤、萧对、张愚、张鉴轩等为其中的佼佼者。

黄开贤（清代），生卒年不详，揭阳榕城人，从小喜爱木雕，后成为著名潮州木雕艺术家，人称“木雕状元”。他博学多能，擅长创新，是潮州安济圣王古庙“半畔蟹篓”（图15）的首创者。有一天，黄开贤路过市场，见渔人挑着蟹篓赶夜市，篓里的螃蟹爬来爬去，别有一番趣味。他灵机一动，即买回螃蟹，仔细观察，怎样才能让螃蟹活现于木雕艺术中呢？经过冥思苦想，他终于创造了一种“毛尾”的雕刀解决了多层镂通的技艺难题。这在潮州木雕艺术史上是一次突破，为当今闻名海内外的“虾蟹篓”，立下了功绩。

黄开贤擅长梁架建筑装饰木雕和神龛雕饰，一生留下揭西舜祖祠、潮州载阳巷祠堂等一批名祠木雕艺术作品，其中通雕“七贤上京”是其珍品。

萧对（清末），生卒年不详，揭阳人，擅长梁架建筑装饰和神器装饰，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著名木雕艺人。现存潮州市湘桥区辜厝巷7号的德馨堂和中山路李厝祠的建筑装饰木雕，其中一半是他主持创作设计的。

张愚（清末），生卒年不详，潮州湘桥莲上乡人，著名潮州木雕艺家，擅长建筑装饰木雕，是张鉴轩的师傅。他的为人和艺德及无私培养接班人的奉献精神受到人们的敬重，他为发扬潮州木雕技艺不遗余力，使莲上乡成为远近闻名的木雕之乡，家家都是木雕作坊，户户都有木雕工匠。

张鉴轩（1897—1972），潮州意溪镇莲上村人。张鉴轩5岁丧父，母子相依为命，苦度童年。时河内18乡（今意溪镇的部分乡村，包括莲上村）有世代相传的木雕师傅近百人，他从小耳濡目染，12岁时，拜族亲张炳科为师，后易师张愚，学习技艺。他心灵手巧，经三年苦学，已掌握了木雕的各种题材及表现手法，能出面承揽木雕工程，敢与名师比高低。在德馨堂建造时，他与揭阳木雕名师萧对各主持一半工程，创作了生动有趣的“竹头狮”和“竹头象”雕饰。张鉴轩应邀于1954年前往广东省美术创作室、广州人民美术社工作。他与徒弟陈舜羌合雕的蟹篓荣获国际铜质奖章。

1957年末，张鉴轩回到潮州市，加入木雕工艺厂。1962年他被调到潮州市工艺美术研究所，专门培养木雕接班人。他从60多年的潮州木雕创作实践中，概括出潮州木雕艺术的主要特色为“杂杂、匀匀、通通”六个字，既通俗易懂，又形象地道出了潮州木雕艺术的奥妙。

张鉴轩为人谦虚，博学多才，既擅长潮州木雕艺术，又能绘画，为当地艺人所佩服。生前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潮州市工艺美术研究所副所长，曾当选为广东省人大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