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成路上说纸业

“天成路——靠指”。

这是20世纪30年代广州地区流行的歇后语。靠指，贬义的粤方言，讽刺只说不干的人。但天成路怎么靠指呢？原来这是谐音，“指”字实即“纸”。天成路其实与纸有不解之缘。

清代，天成路名天平街，北连诗书街和纸行街（纸行街南段称“木牌坊”）。从明代起，有顺德、南海及番禺人来这一带开设造纸手工作坊，至清代时从纸行街到天平街一带已形成纸业专业街，大大小小的土纸行、色纸行争妍斗丽，吸引省内外纸业商人到此交易。明末至清中期，福建的长汀纸、广西的玉扣纸及纱纸、蕉岭的草纸、佛山的色纸等，源源不断地运到天平街及纸行街一带，通过土纸行销往国内各地或出口。鸦片战争后，德国、日本的洋纸，也通过天平街的洋纸行入口。各地的大纸商都派人到天平街开设大栏（相当于交易中心），就近调度指挥，及时调控价格。于是，天平街一带形成一个庞大的纸品集散市场，天平街因为近玉带濠，水运更方便，故大栏的数量比纸行街更多。

天平街与纸行街之间有条诗书街，诗书街因明代有名诗人张诩居于此而得名，故与纸笔墨砚这文房四宝也有不解之缘。宋代端砚名家梁奕南的后人梁耀南，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从肇庆来到诗书街开端砚店。后来，迁到南面的天平街，创办懋隆砚铺，除经营端砚外，兼营石刻工艺品及碑刻拓片。至20世纪20年代，梁耀南的儿子梁兆泉将该店铺扩建为一幢四层大楼，更名“星岩”楼，仍以端砚为主业，兼营纸笔墨及各类工艺品。

1931年，广州扩建马路，纸行街与南段的“木牌坊”改名为纸行路，诗书街改为诗书路，天平街改名为天成路。这三条马路南北连成一线，再向北是光孝路。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这几条马路被统一改名为红书路，光孝路为“红书北路”，纸行路与诗书路为“红书中路”，天成路为“红书南路”。直至1981年才恢复原来的名字。

天平街改名天成路后，这条路上的纸业比以前更兴旺，故有“天成路——靠纸”的歇后语流行于广州地区。

1938年10月，广州被日本侵略军占据，天成路的纸业老板纷纷避难。梁兆泉带着家人回到老家肇庆后，星岩大楼被一伙来历不明的人洗劫一空。抢劫者用绳捆绑起店员，用八辆军用大卡车把星岩的货物全部运走，不知去向。梁家两代人承传的生意就此毁于一旦，梁兆泉闻之心灰意冷，把星岩大楼卖给一个造纸商人改作纸行。抗战期间，纸行路到天成路的纸业已零星落索，只余诗书路上的一批纸盒小作坊，生产化妆品包装盒、药盒、鞋盒、锁盒等小纸盒。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天成路的纸业余脉尚存，广州市土产公司、市纸张批发部都设在此路上。到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90年代，天成路的纸业重焕生机，而且越做越旺，成为纸张、油墨、印刷包装专业街。至21世纪初，在天成路一带的印刷包装商户超过400家，印刷包装销售量占广东省的三分之一，而广东省的印刷包装销售量又占全国三分之一，由此可知天成路真的是“靠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