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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及以前云南旅游文学

时间:2022-02-05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宋代旅游风气旺盛,文人成为旅游活动的倡导者和践行者。比起前朝,旅游文学有了复苏的迹象。元朝一代,除了云南本土官宦文人的旅游文学作品,亦也有不少寓居或宦滇文人留下了众多优秀篇章。
元代及以前云南旅游文学_云南旅游文学知识

【背景知识】

●元代及以前的中国旅游文学概况

众所周知,在4 000多年前的“三皇五帝”传说时代,由于人们受到活动范围、审美意识、文字记录方式和文学表达能力的限制,留给后世的文学作品基本上局限于口口相传并且经过后人不断加工演绎的神话传说故事。这一时期,与旅行活动相联系的文学作品主要体现在一些创世神话和英雄传说当中。

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活动,其发端应界定在以《诗经》为标志的西周至春秋时期。由于人们在这一时期开始主动介入了旅行、游览活动,故在《诗经》里已经出现很多反映旅游生活的篇章。

战国时代是散文和韵文都得到发展的时代。《楚辞》是这一时期的文学典范,屈原创作的《涉江》和《离骚》里的部分内容,可算作是当时旅游文学的代表作。

从秦统一六国到东汉末年,辞赋创作随着王公贵族、文人墨客的出游活动而丰富起来。汉代赋作繁盛,乐府民歌和五言诗萌芽,四言诗持续发展,游记散文开始出现。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多事之秋”,文人士大夫们从各种形式的危机中回避政治、寄情山水、书写自然,旅游文学的创作蔚为壮观。以陶渊明和谢灵运等为代表的诗人们开创了中国山水田园诗派的旅游文学第一次创作高峰,而以曹植为代表的“建安文学”创作群,则把五言诗推向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人诗歌的高潮,以谢朓为代表的“永明体”创作,为唐朝格律诗开了先河。除了书信体游记散文的出现,南北朝骈文创作盛极一时,加上由南北朝赋衍变出的徘赋和律赋,这一时期旅游文学在表现景致和情怀以外,更增添了形式美和韵律美。

唐宋是我国诗词创作的巅峰时期,也是旅游文学创作的昌盛时期。由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这个时期的旅游活动已经具备了现代旅游的几乎所有形式,旅游文学的创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元化和风格化。以孟浩然、王维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和以高适、岑参、王昌龄为代表的边塞诗人形成唐诗创作的风格对比;而李白和杜甫则分别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中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代言人。唐代也是游记文逐步发展成熟的时期,骈文和散文都不乏佳作,王勃和柳宗元功不可没,而高僧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则开创了长篇游记的先河。宋代旅游风气旺盛,文人成为旅游活动的倡导者和践行者。在词作方面,出现了柳永、李清照的婉约风格与苏轼、辛弃疾的豪放风格交相呼应;欧阳修、王安石等人倡导的诗文革新使宋代游记散文体现了平易自然、寓理于景的创作观念。

元代散曲和杂剧的兴起,使唐宋时期的文人文学在地理上汲取了更多的异域风情,在阶层上包容了更广的社会范畴,出现了大量风格迥异的旅游文学作品,元好问、关汉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

【核心知识】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云南旅游文学

秦汉以前,云南大部分民族还处于刻木或结绳记事阶段,没有文字,即使有,也只是在滇池流域的较发达地区存在一些简单的图画文字而已。随着以战国时期“庄蹻入滇”为代表事件的汉移民迁入,云南和内地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才有了相对密切的交往,汉文字也自西汉起开始在云南使用。晋宁石寨山出土的“滇王之印”刻文印章等文物,说明了使用印章和汉文字的主要是汉移民或汉化了的少数民族统治者。这一时期的历史,比较权威地记载于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从发掘于云南昭通的《孟孝琚碑》汉字碑文中,我们可以发现西汉时期,云南东北的昭通地区已经开始学习汉文化中的儒学思想。

●唐宋时期的云南旅游文学

与中原地区相仿,唐朝的云南旅游文学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南诏统治者多次派遣数千人到成都“习孔子之诗书”,虽然目的在于向唐王朝学习统治经验,但客观上也使西南一隅受到汉文化的熏陶和洗礼。

757年,安史之乱时南诏攻陷巂州,时任西泸(今四川西昌)县令的郑回被俘。阁逻凤以其有儒学,甚爱重之,任为王室教师。异牟寻即位后,任其为南诏清平官(宰相),秉政用事,积极推进汉化,主张在各个方面仿效唐朝,促使南诏与唐恢复友好关系。唐大历元年(766年),郑回亲自起草了《南诏德化碑》,在碑文中清楚表明了南诏愿与唐恢复友好关系的愿望。德宗贞元间,劝南诏与唐修好,其后南诏与唐盟誓于点苍山神祠。《南诏德化碑》碑文歌赋兼为,骈散交替,五色生辉,藻饰富丽。叙事委婉曲折,如千溪百转;陈理则一泻千里,如长江大河;抒情则瑰丽动人,如春风舞柳,滇碑中无出其右。

宋朝时期,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内地的先进文化对云南社会各阶层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当时的大理国常常通过官方和民间的渠道学习内地的科技和文化知识。而来自西藏、东南亚、中亚乃至遥远的西方的各种宗教、文化、艺术也先后传入云南,使云南文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化。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佛教文化作为大理国的国教得以兴盛起来以外,包括旅游文学在内的文学样式并未像前朝那样繁荣,也许人们都忙于学习更为实用的科技知识去了。当然,我们从大理国书商李观音得向大宋购书的货物清单末的附诗,也能窥探到当时云南人对知识的渴望吧。其诗云:“言音未会意相合,远隔江山万里多。”袁嘉谷《卧雪诗话》云:滇在唐时,诗已成卷。时蝉联为寂寂,因玉斧一挥,蜀道遂阻,滇人欲购书通聘,均道邕州,李观音得‘远隔江山万里多’遂为仅见。”

●元朝时期的云南旅游文学

随着忽必烈南征收复云南的步伐,云南的学校教育制度继续完善起来。中庆路(昆明)、大理、建水等地纷纷建盖文庙、崇尚儒学,科举考试也在云南落地生根。蒙古人、色目人(意为各色各目之人,是元朝时中亚、西亚、欧洲民族的统称)和汉人带着他们不同的商业贸易、宗教信仰和文化传承来到云南。一时之间,云南成为世界文化的大观园。马可·波罗于1287年看到的押赤城(昆明),“城大而名贵,商工甚众。人有数种,有回教徒、偶像教徒及若干聂思脱里派之基督教徒”(《马可·波罗行纪·云南行纪》)。比起前朝,旅游文学有了复苏的迹象。

无论大理总管段氏还是蒙古宗王(时称“云南王”或“梁王”)及其臣属,都有较高的汉文化修养,较之南诏、大理时期,元代旅游文学在数量上、质量上都有所发展。

元朝一代,除了云南本土官宦文人的旅游文学作品,亦也有不少寓居或宦滇文人留下了众多优秀篇章。李京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虞集《李景山诗集序》云:“二十年间,为诗几数百篇,而云南诸作尤为世所传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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