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时代文化

青铜时代文化_中国长白山文化

第三节　青铜时代文化

“长白山南系青铜文化”，是继新石器时代文化之后，在环黄、渤海北岸的中国东北南部形成的区域性和土著特色十分显著的青铜文化。尽管目前国内外考古学界还没有普遍认同“长白山南系”作为一个独立的考古学区系，但其青铜时代的考古文化，同新石器文化一样，其区系特征和文化内涵是极其丰富和具有土著典型意义的。

一、“长白山南系”青铜文化的区系界定与类型分析

“长白山南系”青铜文化的区系界定与类型分析，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种文化命题。前者主要指长白山南系青铜文化分布的自然地理基础，后者主要指对长白山南系青铜文化的谱系类型、族属和性质的分析。两者在以与长白山有关的“山系”和“水系”的双重载体上，形成了“长白山南系”青铜文化的某些共同基本要素和文化内涵。本节作为以下各部分具体分析“长白山南系”不同区系青铜文化的铺垫，拟对长白山南系青铜文化存在的上述两个宏观问题，进行扼要的归纳和说明。

其一，从长白山南系青铜文化的区域界定看，同整个“长白山文化”的其他区系划分一样，“山系”和“水系”，应是长白山南系青铜文化区系界定的两大基本地理要素。从山系上看，“长白山南系”，主要指长白山西南支的龙冈山脉和哈达岭以南的千山山脉南北。龙冈和千山山脉在地质结构上，与整个长白山系都是呈纵向延伸成东北—西南走向的山脉。其北缘接浑江、鸭绿江上游老岭诸山，其南缘与辽东半岛丘陵绵亘至海。其南、北两端，分别以太子河、汤河与辽东半岛入海河流分水岭和浑江、富尔江与松花江上游分水岭为标志，形成了“南、北、中”三个自然和人文历史文化区。

其二，与“山系”相对应，长白山南系的“水系”，除了贯穿南北纵向的中朝界河鸭绿江外，从基本呈横向流布的水系看，应分别以太子河、浑河和浑江水系，为其区域中的最大河流。这三条大河也恰好构成了“长白山南系”，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核心文化区。在这三条大河以外的南、北两缘，分属辽东半岛入海小水系（如大洋河）和松花江上游水系，则分别表现出与山东半岛和松花江流域同期文化具有“多元”并存因素的综合文化区（详见以下各节）。

其三，从长白山南系青铜文化的考古学谱系特征和族属分析看，与上述三大地域区划相对应，考古文化上反映出来的“南系”“中系”“北系”，既有其共同因素，又有微观差别。其共同的文化基础，是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奠基形成，在整个青铜时代充分发展起来的以“北方式篦纹褐陶”或“北方式刻画纹或印（画）纹”筒形罐和高领壶为特征；又以石棚、积石墓、石盖墓和火葬为文化传统的环黄、渤海北岸的东夷“南貊”系文化区。在进入青铜时代早期后，其南部辽东半岛的土著文化，又更多地接受了山东半岛同属东夷系统的“岳石文化”因素，形成了所谓貊系“青丘文化”；而北部则含有兼容某些“西团山文化”和“高台山文化”因素的所谓貊系“北发”文化区。只有以鸭绿江右岸辽东“二江”（浑江、富尔江）和“二河”（太子河、苏子河）上游为中心的中部核心地区，其“貊”系（高夷）的土著文化特征显明。并与其南邻“岳石文化”、北邻“西团山文化”、西邻“夏家店下层文化”“高台山文化”等，具有显著差别。而这一环黄、渤海北岸——“长白山南系”的青铜时代典型考古文化区的主要特征，恰在西汉以后的高句丽民族早期文化中，得到了诸多继承和延续。以下各节，正是以此分区为顺序，对“长白山南系”南北各自的考古学文化进行分区综合考察。

二、千山山脉以南貊系之“青丘”文化区

千山山脉南支近海的辽东半岛南部，沿黄、渤海两岸山地和入海河流为中心的近海丘陵区，在青铜时代的先秦民族文化地理上，是与隔海相望的半岛“岳石文化”等有密切关系的辽东东夷系统“貊系”文化的南支，在中国先秦文献中或称为“青丘”。《逸周书·王会解》：“周公旦主东方，……青丘狐九尾。”孔晁注：“青丘，海东地区。”^[1]其后《山海经·海外东经》载：“青丘国，在其（阳谷）北。”晋郭璞注《山海经·南山经》说：“青丘国，在海外。”同书《正义》服虔更定位说：“青丘国，在海东三百里。”可见“青丘”，确是西周早期已存在的“海（渤海）东”部族或“方国”地名。证以司马迁著《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引用司马相如之赋中也有“秋田乎青丘”^[2]之句。以后“青丘”鲜著于史书。直至隋唐时东征高句丽时，沿辽东半岛南端，傍海^[3]东北向鸭绿江口进军的“鸭绿道”，尚以“青丘道行军大总管”命名。从“长白山南系青铜文化”的考古遗存角度看，属于东夷之貊系南支古“青丘”部族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目前初步分析，与发现于辽东半岛上的青铜文化遗存相比照，应主要有如下地点：

（一）大连市“双砣子遗址”

遗址位于大连市甘井子区营城子镇后牧城驿村双砣子。遗址可分为一、二、三期。其中三期遗存以方形半地穴式房址为主，多以天然石块围筑单墙。出土石器有斧、刀、锛、凿、矛、锥、镞等。陶器多灰褐夹细砂质，泥质较少、多手制。器形以罐为主，其他为碗、豆、壶、簋等。纹饰以刻画纹、点线纹为主。与一、二期相比，双砣子“三期文化”，在“二期”受“岳石文化”影响较多基础上，其自身特点更显明。同时与辽东式“青铜短剑”遗存关系密切，为距今约3000年前青铜文化。

此类文化面貌与旅顺口区“于家村上层”相近。在大连市郊区与“双砣子”和于家村遗址相近的，尚有小黑石砣子、大砣子等处，陶器等与“岳石文化”关系密切，同属青铜时代早期。

（二）旅顺于家村上、下层遗址

遗址位于大连市旅顺口区于家村，可分上、下两层。与下层遗址相同的类型，包括旅顺口区大台山下层、金县望海埚、新金县单砣子、庄河盐砣子、长海县高丽城山等。文化遗存以圆角方形半地穴式房址和夹砂黑褐陶、黑皮陶的手制素面陶为主，陶器上有用红、白、黄彩绘的几何纹图案，是其又一显著特征。器物表面局部饰弦纹、划纹、乳点纹和镂孔，也是其特色之一。陶器器形中的壶、罐、豆、碗、杯等组合和石器中的双孔石刃、石斧、锛、石矛、石镞、网坠和骨针、骨锥等，反映其土著特点。而陶器中不见三足器的现象，则主要反映了同属于辽东地区东夷“貊”系的陶艺特征。该下层及相关遗址的年代，经碳14测定，距今约4000年以内。由单坨子等地发现的青铜片看，应已进入了青铜时代早期。而其黑皮陶和镂孔陶器等，则明显具有晚期“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影响。

于家村上层遗址，也是一个分布面较广的文化类型。其主要包括旅顺口将军山、城子山、羊头洼、大台山上层、小磨盘山和大连烈士山遗址等。这类遗址，仍以圆角半地穴居住址为主，陶器仍以有夹砂黑褐陶为主，但出现了夹砂褐陶和泥质黑陶。以陶器器形和纹饰上看，于家村上层遗址与下层遗址变化不大，仍以簋、豆、壶、罐、杯、钵为主，但甗和簋的出现和青铜器中青铜泡、镞和鱼钩的出现，以及骨器的发达，证明其类型不仅较下层较晚，而且有土著与外来文化影响结合特征。经测定其上层已进入距今3200年至3000年间的成熟青铜时代，约当中原商周之际，这一时期应是辽东地区青铜文化的确立期。

（三）于家坨头积石墓地^[4]

这是一处与青铜时代贝丘遗址共存的积石墓群。时代相当于3000年前的商末周初。位于大连旅顺口区铁山乡于家村西南500米，1977年发现。其墓葬的基本结构是：在平整的地面上，用海边的大石头垒砌墓室，顶部和底部多以卵石封顶和铺底。出土遗物主要有石斧、刀、矛、锛、铜镞、环等小件器。陶器则有罐（25件）、壶（11件）以及钵、杯、豆、舟形器等，为半岛南端典型的早期“平地积石墓”。

与于家坨头墓地类似的积石墓，在大连地区尚有1991年发掘的金州区大魏家镇五宝山积石墓和七顶山乡房身积石墓等。从出土的叠唇鼓腹筒形罐、直领壶等器物看，与同时期的青铜时代“双砣子三期”文化同具有土著文化特征，应视为在新石器时代“篦纹筒形罐”影响下的辽东系青铜文化初期。

（四）盖县九寨乡三道河石棚和什字街乡团山石棚^[5]

两者分别位于县境九寨乡三道河村和什字街乡牌坊村团山上。前者主要出土有石刀、玉凿、石锛和陶罐、陶壶。陶罐为夹砂黑褐陶，筒形、素面；陶壶亦为夹砂黑褐陶、素面。后者出土有“双曲刃青铜短剑”一件及纺轮、网坠、骨锥等。两地石棚均有连同人骨和随葬品一起火烧的明显痕迹，代表着辽东青铜时代“貊”系的独特葬俗。其时代当在西周以后。

（五）长海县上马石上层遗址

该遗址位于长海县大长山岛镇上马石村北山，遗址分上、中、下三层，上层属青铜文化。同类文化遗址在辽东半岛南端分布亦较广。包括旅顺口牧羊城下层、尹家村河南下层、新金县高丽寨、华岩寺、石棚沟、复县大孤山、庄河县大荒地等。该遗址早在20世纪30年代已由日本学者三宅俊成等发现。20世纪50年代以来多次调查、发掘。以“上马石上层”为例，这一文化类型陶器以素面夹砂红褐陶为主，其次还有黑褐陶，少量黑皮陶。胎质粗糙，器形有罐、壶、甗、杯等。纹饰以素面为主，少有刻画网格纹、点线纹和附加堆纹。石器以石斧、石刀、石凿、石镰、石矛、石镞、石网坠、纺轮为主。骨器发达，有骨锥、骨簪、鱼钩、骨针、骨镞等。经碳14测定，距今为3170年左右，属辽东青铜时代较早期。

（六）新金县（普兰店）之石棚沟等地石棚

位于新金县安波镇戴家村的石棚，经发掘是属于辽东半岛青铜时代的一种典型墓葬形式。这类石棚在辽东半岛分布亦较广泛。已经调查的同类遗存主要有：大连市大佛山、金县小关屯、新金县小刘屯石棚、双房石棚和石盖墓、瓦房店市台子屯、榆村房、庄河县白店子、大荒地、杨屯及盖县石棚山、伙家窝堡石棚等^[6]。从此类石棚内发现的陶器看，主要仍为夹砂粗红陶或红褐陶，手制，素面磨光，器形多为平底壶、钵、罐组合，罐多属素面夹砂褐陶筒式罐，而壶多为侈口，高斜颈鼓腹式，有的有双板耳。石器有双孔长石刀、石斧和三棱石镞等。在辽东半岛青铜文化中，以新金县石棚沟石棚和双房石棚、石盖墓等为代表的类型，多属“上马石上层文化”遗存的青铜时代较早阶段^[7]。这种石棚与石盖墓，在许多地区先后传续并有共存关系。应是辽东地区东夷系统的南支“貊”系“青丘”文化石构墓葬独具特色的遗存之一。其后集中在“二江”（鸭绿江、浑江）流域，成为“高句丽先世文化”的主要来源之一。^[8]

（七）新金县乔屯石盖墓等

新金县乔屯石盖墓，是广泛分布于“长白山南系”不同地区与大、小石棚等具有相同性质的青铜文化典型遗迹之一。在本编的各章中几乎均有涉猎。其基本形式为：在盖石板下以积石墓、土圹墓和石板墓构成石构墓室，底部多铺有石板或卵石，而其上部多以巨石覆顶，形如半地下式石棚。其大石盖下的不同墓圹结构，应与不同地区的墓葬规格、族系和时代有关。从其石盖墓结构及其出土的含有夹砂红褐陶筒形罐、高颈壶及铸铜滑石斧范等看，均属与“辽东式青铜短剑”有关的青铜时代的辽东“貊”系石构建筑。^[9]

上述所列千山山脉以南以辽东半岛南部为中心，以石棚、积石墓和石盖墓（含青铜短剑）代表的青铜文化，在庄河、新金、盖县及岫岩以南的半岛南部，近年仍多有发现，限于篇幅此不拟备举。其文化的面貌，在总体上具有同属环黄、渤沿岸的东夷系统的“夷系”和“貊系”的双重特征。早年日本学者鸟居龙藏称为“黄海、渤海圈石棚”。当时虽对其族属和时代认识不甚明晰，但对“环黄、渤海”文化圈认识是重要的。前者主要反映在以于家村上、下层代表的素面黑褐陶、黑皮陶器和具有陶簋造型和镂孔技术，以及在陶艺上装饰的黄、白、红等彩绘几何纹和卜骨的出现和骨器的发达。这些显然较多地具有以山东半岛“龙山文化”晚期和“岳石文化”等为代表的典型“东夷”系统，即环黄、渤海沿岸海洋文化区系的因素。而后者则是以无三足（或极少三足）器的手制粗陶为标志，以夹砂素面褐陶为主，有的略带压印或刻画的“篦纹”式手制“褐陶”系统。器形则有以“壶、罐、钵、碗、杯”组合的平底筒式多耳器为代表、并有双孔石刀、石镞、石矛，代表着早期辽东土著青铜文化。特别是大量石棚和石盖墓，出现在辽东半岛的青铜时代早期偏晚的距今3000年前后，以及伴随石盖墓等出土的以“夹砂粗褐陶”筒形罐、高颈壶为主要类型的典型“貊”系陶器。这充分证明了千山南支辽东半岛上，以古文献中“青丘”文化命名的这一青铜文化，在总体上仍属具有山东半岛“岳石文化”影响的辽东沿海地区的“貊系文化”。由此构成了“青丘文化”的辽东与山东两个半岛间双重文化内涵，即以辽东“貊”系类型为主，而以山东“夷系”为辅。后者主要反映在“双砣子二期”中具有较多的“岳石文化”的文化内涵。而这一内涵，在进入“双砣子三期（上层）”后明显减少，进至辽东半岛北部腹地鸭绿江和浑江、富尔江流域则更逐渐淡化并凸现出“南貊”系统的特征。

三、辽东“二江”与“二河”上游的典型“高夷”与“貊”系文化区

以辽东鸭绿江右岸“二江”（浑江、富尔江）和“二河”（太子河、苏子河）上游为中心的青铜文化，是近年来引为关注的属于“长白山南系”的中部核心地区的土^[10]著文化区。谓其为中部核心文化区，有两层含义：其一，这一地区是长白山南系龙冈山脉和千山山脉之间的腹地，与山系并存的鸭绿江右岸辽东“二江”（浑江、富尔江）和“二河”（苏子河、太子河）流域，构成了其文化地理和人文地理的独立性；其二，这一地区在“长白山南系”的青铜文化中，内涵丰富而区域土著类型典型。与其南、北两区相比，其文化面貌既较少有南部辽东半岛沿渤海的山东半岛“夷系”文化的影响；也较少有北部的松花江上游“濊系”文化的影响。因此构成了“长白山南系”中，最有代表性的“高夷”和“南貊”系土著文化特点。在长白山区系考古文化中，是最具有独特内涵的区域文化。由于该文化类型在长白山南系分布极广泛，而目前发现较为分散，本节只择要举其有代表性遗址或墓葬。

（一）集安太平乡、五道沟门等积石墓^[11]

墓地位于集安县城西30千米太平乡五道沟门南山坡，1978年发现清理。墓地为早年已破坏的方坛阶梯积石墓。出土有青铜短剑一、矛三、铜斧一、钺形斧4种。青铜短剑为刃部平直稍弧曲，背略呈六棱状，长34厘米，宽2.8—3厘米。此外尚有双钮铜镜和铁箭头等。

五道沟门古墓群发现的青铜短剑，是集安地区的首次发现，以其刃部无弧曲、剑身细长、刃部平直看，与铁镞伴出，应属战国晚期。该处青铜短剑与最早的方坛阶梯积石墓共存，可把高句丽先世“貊系”的方坛积石墓，提前到战国晚期。在“鸭绿江南系”集安地区的从“貊”系到高句丽早期的考古文化中，意义重大，应当引为重视。

（二）通化万发拨子遗址^[12]

位于通化市江南村浑江南岸集通公路东侧一圆形山丘上。经1997年至1999年吉林省考古研究所历时三年发掘，共发掘面积6015平方米，发现房址22座、灰坑160个、墓葬56座、环山围沟1条，出土文物6942件。在发掘的共分“六期”文化层中，“二、三、四”期的“商周、春秋战国、西汉”文化期，可相当青铜时代和高句丽建国前的早期铁器时代。从这三期的主体文化层看，房址均为半地穴式，有烟道、火膛遗迹；墓葬则有土坑墓、石椁墓、石棺墓、大盖石墓、盖石积石墓和阶梯积石墓。从墓葬结构和出土的“三期”以后以褐陶罐、壶、圈足碗、钵的基本组合，并有辽东青铜短剑看，该遗址是青铜时代以后的遗存，应具有浑江流域“南貊”“北濊”文化因素共存的特征，而以辽东系“高夷”和“貊”族为主的高句丽先世的“青铜文化”为主。

（三）集安长川台地遗址

地处集安市黄柏乡长川村，1962年调查发现。其中以120余座高句丽积石墓最显著。而遗址则在东临长川屯，南距鸭绿江150米的台地上。遗址面积约1万平方米，“四周尚存石垣痕迹”。在遗址中采集有夹砂褐陶和细泥陶片，可见延续时间较长。该遗址在调查初，曾作为“高句丽时代的居住址”。再经20世纪80年代后复查材料和90年代通化“万发拨子遗址”发现对比，集安长川遗址的早段，应在高句丽立国以前的青铜时代。其遗址中“石垣痕迹”的发现，对考察“高句丽先世”的聚落形态，具有重要意义。

（四）桓仁五女山山城下层遗址

桓仁五女山山城下层遗址，主要指1998—2000年辽宁考古研究所发掘的高句丽建国前的文化层中青铜文化遗迹。出土文物以夹砂褐陶筒式罐、夹砂红褐陶高颈壶和掺滑石粉的夹砂红褐陶片为代表，并有小件青铜器残段^[13]。其时代本身为高句丽山城修筑前相当于高句丽建国前的战国末和西汉初的当地土著“小水貊”系文化遗存。

（五）桓仁县大梨树沟大甸子等地青铜时代墓葬^[14]

浑江中游的桓仁县大梨树沟和大甸子、四道河子等地青铜时代墓葬，是在高句丽始兴之地和建国以前的青铜时代石构墓葬。其墓群破坏较甚，但出土文物特点明确。石器有石刀、石斧、石凿，而以双面刃双孔石刀为主（10件）。铜器有青铜短剑、铜勺，陶器则为均含细砂和滑石粉灰褐陶或红褐陶，以素面为主，口沿下有附加堆纹，器形仍以壶、罐、碗、钵为主，无三足器和高足豆等。其陶壶的侈口、高直颈、鼓腹、小竖耳，在同县狍圈沟、凤鸣遗址都有发现。相邻的本溪县东崴子等“庙后山类型”也有发现。从其文化类型看，也均与浑江流域“高句丽先世”的“貊”（高夷）系青铜文化有关，距今约3000年。类似或稍晚的遗址，还有浑江流域的桓仁龙头山遗址、冯家石盖墓和“望海楼”积石墓群等。

（六）恒仁八里甸子乡狍圈沟遗址^[15]

1978年发现，位于浑江中游的桓仁八里甸子乡狍圈沟。出土陶器有夹砂黑陶豆、夹砂灰褐陶器耳（柱状）、纺轮。石器有弧背直刃双孔石刀、石斧、石锛、石剑、石镞等。其石刀最多（5件），而石剑最具特色，为仿青铜器石剑，与清原湾甸子石棺墓出土石剑相似。但从遗址陶器看，应稍早于湾甸子石棺墓。

该遗址是浑江流域重要青铜时代遗址之一，同本溪山城子头道河遗址、通江峪遗址、牛心台东山遗址等相同。从出土的均为手制、素面、夹砂、灰褐（红褐）的平底桥状耳、板耳陶器，绝不见三足器来看，均应属“二江”“二河”流域典型的“高夷”或“貊”系青铜文化。是“长白山南系”的青铜文化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土著文化。

（七）凤城县草河乡东山大石盖墓群^[16]

墓地位于凤城县草河口乡西郝家堡东山头。1983年发现，1989年发掘共清理9座。墓葬结构一般长方形，共清理9座。为典型的石盖石棺墓，花岗岩质盖石露出地面约30厘米。以M1为例，盖石系花岗岩，南边长216厘米，中宽166厘米，厚50厘米。盖石下为不规则石块砌有石墙的墓室，长148厘米，宽71—78厘米，深30厘米，属“半地下式”石盖墓。M2则为长210厘米、宽85厘米、厚30厘米盖石下的土圹墓。此类石盖墓在辽东分布广泛，从辽东半岛多处石盖墓的规律看，可以初步归类为，大石盖下墓室分为石板、砌石和土圹三种墓室。而以前两种为主。基本上属于与“石棚”有渊源关系的地上或“半地上式”盖石墓。

从此类石盖墓出土的随葬品看，以夹砂褐陶双耳高颈壶、矮颈壶和直颈鼓腹罐或筒形罐为主。其中侈口、高颈带板耳或竖耳褐陶壶，最具特色，可称为“貊系”——

高句丽早期陶壶的特殊类型。

类似的大石盖墓，在“长白山南系”的吉南、辽东地区多有分布，唯在局部结构和随葬品上略有异同。

（八）本溪市马城子和张家堡子洞穴墓

本溪马城子和张家堡子洞穴墓，均属辽东太子河上游的青铜时代早期洞穴式石棺墓。前者位于本溪县南甸子乡马城子村东太子河右岸A、B、C三座洞穴内。这是一处有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文化遗存的重要遗址。在青铜时代文化类型中，墓葬以圆角长方形为主，90%无葬具。个别墓底铺石板或用石块砌成不规则长方形石棺，盛行火葬。出土器物中的陶器分实用器和小型明器。实用器多为系夹砂褐陶、器表多素面，制作粗糙，器壁厚重，多采用泥条套接法，并多带横耳和板耳，器形以“壶、罐、碗”为主要组合，明器则以高斜颈陶壶为主。马城子青铜时代地上或洞穴石棺（积石）墓的基本形制和随葬的夹砂褐陶素面、多耳壶、罐、碗（杯）为组合的器物群，亦代表着辽东“二江”和“二河”上流的典型土著文化，具有该区域青铜文化的早期标志性意义。

后者位于本溪小市镇张家堡村东后山溶洞，共发现墓葬52座。^[17]墓多为无圹穴（地上）散葬墓，墓廓多以圆角长方形、方形或不规则形为主。墓底铺放页岩石板及用石块砌长方形石圹或简单石棺，亦普遍使用火葬。其随葬陶器与“马城子”和“庙后山”^[18]洞穴墓的晚期（青铜文化）基本相同。太子河上游同类墓葬在本溪县偏岭乡老虎洞等地也有发现。从洞穴或地上石墓和出土的直颈双耳壶、罐系列和石剑看，均与辽东“貊”系的积石墓、火葬习俗有关。

太子河上游马城子、张家堡、庙后山、老虎洞等青铜时代洞穴墓的发现及其遗物的典型特征，为“长白山南系”以地上式石构墓、火葬习俗和夹砂褐陶系素面多耳壶、罐、钵器物组合的“南貊”系文化，提供了圭臬性的早期类型学标志。并为该文化居民从早期“洞居”石墓向“环山围壕”和石盖墓（积石墓）发展，提出了耐人思考的考古信息和应当进一步深入探求其发展、演变规律的课题。

（九）本溪刘家哨等青铜短剑墓^[19]

1978年发现，位于本溪县高楼乡刘家哨村太子河北岸0.5千米。墓葬形制为长方形石棺，石棺上盖两块大石板，四壁垒砌不规则块石，底铺一层小石板，出土遗物丰富。其中出土青铜短剑三件，可分二式，均属带加重器的“辽东式短剑”。另有剑钩一件、剑镖一件和铜兽形饰和铜环等。出土陶片可分为夹砂褐陶、泥质灰陶两种。遗物中动物纹样较多，应是其土著文化特征之一。而随葬的铜器形制，可与辽阳亮甲山、桓仁大甸子、宽甸赵家堡子同类。其中“剑镖”形制同集安五道沟门青铜短剑墓相同，其时代调查者已定为战国晚期或稍后。其类型具有“二江”和“二河”流域“貊”系青铜文化和早期铁器时代（汉以前）的石棺特征，而墓中出土的泥质灰褐陶器，则应代表太子河流域的青铜文化晚期受“燕文化”影响的特征。

（十）辽阳亮甲山青铜短剑和二道河子等地石棺墓^[20]

太子河流域的辽阳市含青铜短剑石棺墓，分布地点较多，大多在市区以东太子河中、上游的山区。其中早期发现以1955年发现的辽阳东南40千米亮甲山青铜短剑墓，接官厅石棺墓群、二道河子石棺墓和杏花村石棺墓为代表。亮甲山石棺墓在汤河西岸，墓群与遗址共存。该地最大特点是出土青铜短剑的墓群六座均为长形土坑墓，除出土“长锋曲刃式”剑外，陶器多灰褐陶壶、罐系统。而辽阳二道河子和接官厅石棺墓，则是分别位于汤河东岸和太子河北岸的石棺墓^[21]。二者的墓室结构分别为石块或石板构筑的长方形石棺，上下铺石板。唯不同者接官厅石棺墓随葬有夹细砂灰褐陶罐和壶，出土铜器皆为青铜饰品环、螺旋形器等，时代较早；二道河子石棺墓则随葬陶壶、陶豆、陶罐，并有青铜短剑、青铜斧、青铜凿等和滑石斧范，时代应较晚，相当于春秋以后。

辽阳地区相当于春秋、战国末至西汉初期的含青铜短剑式的石棺墓和土坑墓的并存，与沈阳郑家洼子等地土圹青铜短剑墓，应具有相同意义，反映了燕、秦、汉初之辽东郡腹地土著民族文化与燕、秦、汉文化的早期融合和并存。在研究长白山南系青铜时代晚期和早期铁器时代的文化中，具有重要意义。

（十一）新宾县大四平乡、榆树乡马架子等地青铜时代墓葬

地处苏子河上游的新宾县大四平乡、榆树乡和马架子等地青铜时代的墓葬，是近年陆续调查发现并引起关注的“高句丽先世”辽东“二河”流域有代表的青铜文化类型。其石构墓葬的基本形制，也是以高句丽建国前苏子河和浑江上游的石棚、石盖墓和石棺墓等为代表的半地上式积石墓（石盖墓）。其典型遗存，以笔者于2001年春与肖景全先生等调查过的新宾县二道河子上游榆树乡新宾至桓仁公路东侧山下的大石盖墓群为例。从仅存的几座大石盖墓看，其二、三座大石盖均高出地面裸露地上约0.5米至1米，其下有乱石堆积。其石构墓葬的遗存，与大四平乡及马架子等地石盖墓，以及与其毗邻的经清理的新宾县响水河乡富尔江上转水湖山城对面山上的大石盖墓形制基本相同。观其出土的夹砂褐陶器等，均属高句丽建国前始兴部族辽东之“二江”和“二河”上游，典型的“貊”系石盖墓类型^[22]。

四、浑河、辉发河上游之“北发”文化区

本节所说的浑河、辉发河上游的“北发”文化区，包括龙冈山脉和吉林哈达岭南麓诸水系及东辽河左岸的清河、柴河和辉发河上游的梅河、柳河等。这一区系考古文化，与松花江中、上游的濊系“西团山文化”和中辽河流域“高台山文化”等接邻。其民族地理，在中国古文献中或称为“北发”、即“北貊（貉）”之地。如《大戴礼记》载：“文王卒受天命，……海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来服。”^[23]又见《汉书·高祖纪》：^[24]“四年（前203）八月……北貉（貊）、燕人来致枭骑助汉。”证明汉初以前之“北貊”，应是早于夫余、高句丽的部族。据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等认为，“发”与“貊”音近字通，“北发”即“北貊”，是有见地的。从这一区系考古文化的特点看，与千山山脉以南辽东半岛青铜文化构成相似，也具有“多元”因素。只是千山山脉以南的半岛文化，受山东“龙山”和“岳石”文化的影响较多；而“北发”文化区，则具有北邻松花江流域的濊系“西团山文化”和其西邻“高台山文化”或“夏家店文化”的某些因素。迄今对这一区域内有代表性的重要的青铜文化的考古发现，举其要者有：

（一）抚顺市望花遗址和东山遗址

望花遗址发现在辽宁抚顺市望花区拖拉机配件厂内，北面距浑河两千米。遗址堆积单纯，以出土夹砂粗红陶和红褐陶为主，器形有鬲、鼎、壶、罐，以剔刺纹和乳状板耳为特征，并出土环首青铜刀一件。后者东山遗址，位于抚顺市郊施家沟村东山，遗址5万平方米。陶器均夹砂红褐陶和红陶，器形亦以高足豆、鬲、鼎、壶、罐为主，外饰剔刺纹（划纹）和具有乳状耳、板耳和柱状耳等特点，与望花遗址同。出土的一件青铜刀、与望花遗址等略同，时代当在距今3000年前后^[25]。

（二）抚顺大甲邦与大伙房等石棺墓^[26]

前者发现于20世纪80年代，后者发现于1956年，均属战国时期的石棺墓群。其中大甲邦石棺墓，为20世纪80年代发现的属于辽东“二河”流域较晚类型的石棺墓。而大伙房石棺墓为1956年发现，系紫色板岩长方形结构，距地表30厘米。出土遗物有陶器碎片、石斧、石凿和青铜斧等。斧为双范合铸，陶器为掺滑石夹砂粒带瘤耳罐式。与辽阳二道河子等应统属濊貊系之“貊”式石棺葬。

（三）抚顺县山龙峪、大石头沟、下马石石棚^[27]

1983—1988年发现清理，共7座。其中抚顺县救兵乡山龙峪5座、大石头沟和下马石各一座。石棚多遭破坏，仅剩壁石于山坡。保存较好的盖石，山龙峪石棚长1.6米，宽1.2米，厚0.8米；下马石棚盖石长3.1米，宽1.3米，厚0.46米。出土文物极少，以夹砂红褐陶片为主，均属青铜时代浑河流域的石构墓文化。

（四）清原县李家堡石棺墓、湾甸子石棺墓和门脸石棺墓^[28]

浑河上游的辽宁清原县是青铜时代石棺墓发现较多的地区之一。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已调查发现的石棺墓主要有：北三家子乡李家堡石棺墓、大葫芦沟石棺墓、清原土口子中学石棺墓、湾甸子乡水错草沟石棺墓、夏家堡乡马家店石棺墓和门脸石棺墓等。这些石棺墓多亦破坏，其基本形制为多长方形，以六块石材立于墓圹四壁，棺上、下皆铺石板，有的以石块叠筑墓壁，底铺卵石。出土的陶器有侈口、斜长颈鼓腹陶壶，带板耳（土口子石棺）等。其中湾甸子和大葫芦沟石棺墓分别出土有仿铜器石剑两件和“辽东式”曲刃青铜短剑、短矛、铜镞等。前者一号石剑全长27.8厘米，刃长24.7厘米，宽6.5厘米，与桓仁等地出土的石剑类同。此类石棺墓中的夹砂褐陶的高斜颈陶壶等，与凤城、本溪等地石盖墓和石棺墓出土的陶壶相似，而与“高台山”等地的陶壶差别较大，亦应具有辽东“貊”系特征。这一类考古发现，在从2007年启动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在辽东、辽北地区多有发现，因文化性质相同不赘举。

（五）柳河县宝善遗址

遗址位于吉林省柳河县驼腰岭镇宝善村西北山冈上。遗址面积达1.5万平方米，文化层厚20厘米。石器以磨制石刀、石斧、石镰为主，陶器为夹砂红褐陶、黄褐陶为主，质地粗糙，火候低，多素面无纹。器形有豆、钵、鼓腹罐、碗为主，有卷唇和桥状、板状横耳等装饰。遗址的时间跨度长，为松花江上源柳河流域的一处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的重要土著文化类型。

（六）辉南县永丰遗址

遗址位于吉林省辉南县金川乡永丰村北，面积15000平方米。出土陶器为夹砂褐陶，均手制、火候较高，胎内掺细砂和滑石粉。器形以筒形罐、直口罐为主，器表抹光，饰有压印“之”字纹，与黄海沿岸的丹东后洼和浑河下游的沈阳新乐遗址上层等相近，属新石器晚期至青铜时代初期。

（七）新乐遗址上层和“高台山文化”遗址

位于浑河中下游至辽河畔的“长白山南系”的青铜时代早期文化中，以沈阳“新乐遗址”上层和“高台山文化”为代表。前者出土的遗物以磨制石斧、石刀和夹砂红褐陶素面鼎、鬲、甗为主，显然有别于下层遗址的饰压印“之”字纹和弦纹的夹砂红褐陶筒形罐、高足钵等器形，属于与“高台山文化”（三期）同时的青铜文化。

后者新民县高台山文化，与新乐上层文化地缘相近并类型相同。遗址堆积可分六层、三个文化期。其中第一期相当于新乐下层的以夹砂红褐陶“之”字纹筒形罐为主，第二期为新石器时代“偏堡子类型”。只有第三期文化，出土石器有穿孔石刀、斧、凿、铲、三角形燕尾镞；陶器为手制红褐素面磨光高把豆、实足鬲、四耳鼎、直颈壶，鼓腹瓮、双耳罐、四耳高颈鼓腹壶等。其中褐陶双耳罐、附耳偏下的高颈鼓腹壶与辽东地区“貊”系有关，其他三足器等则与辽西“夏家店下层”等文化有关，而“高柄豆”最具特征。

新乐遗址上层和“高台山文化”（三期），由于地处长白山南系与医巫阊山以西“夏有店上、下层文化”的交冲地带，“多元”文化内涵亦较突出。如其较早阶段的夹砂褐陶和红陶篦纹筒形罐和划刻纹、印纹与环黄、渤海沿岸的“东夷”夹砂褐陶系有关，而稍后增多的泥质褐陶三足器和以土坑墓代表的葬俗，则与“西团山文化”相似，又明显受“先商”或“先燕”时代辽西“夏家店下层”等青铜文化的某些影响。

（八）吉林省东丰县石盖墓^[29]

吉林省东丰县石盖墓，发现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墓地处于辉发河上源梅河流域，多以墓群分布。从现存遗迹看，“少者一二座，多者几十座”。以经过调查清理的赵秋沟、宝山村东山为例，前者发现墓葬三座，“M1形制为长方形土坑竖穴盖石墓。墓口边缘垒砌着三层大小不等的石块，其上覆盖着一块长2.4米、宽2.7米经人工修整的盖石，现已裸于地表。……骨架的下部有大量的烧炭灰，而且在人骨上亦可见到明显的火烧痕迹，这些人骨由于燃烧较为充分，多数骨骼变成灰白色”^[30]。

M2亦为长方形土坑竖穴盖石墓。其特点是“在墓葬的南缘（墓门处）直立着两块大石，两石间1.16米。……这两块立石的形制与东北地区广泛存在的‘石棚墓’基本相同。因此，我们推测这两块立石上可能原有一石盖。根据这两块立石的形制及放置位置推断，其应起墓门作用”^[31]。

两座墓中随葬品均以夹砂黑褐陶、黄褐陶和红褐陶的素面、平底、腹部带小泥条耳（板耳）罐为主，共多件。同时有陶纺轮、陶盅（杯）等。在宝山村和林场后山石盖墓中，还出土夹砂红褐陶侈口高斜颈陶壶和“罐式豆”，以及两件环形铜饰^[32]。后两处墓葬的大盖石下，发现墓室内外散布有较多砾石，或为原来的墓底铺石或垒壁石。从该墓群的结构和出土铜器看，原调查者认为，其时代“上限不会早于春秋战国之际”。

五、简单的结论

综如上述，“长白山南系”青铜时代的考古文化，北自松花江上游辉发河、柳河，南迄辽东半岛千山山脉以南，中部以辽东“二江”和“二河”上游为中心腹地，同属中国东北南部鸭绿江右岸，东夷系统的“貊”系（高夷）考古文化。但分布其南、北两端的“青丘”和“北发”文化，虽然总体上仍可归属为“貊系”，但分别受山东半岛“龙山文化”晚期及“岳石文化”和松花江流域“西团山文化”、中辽河流域“高台山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显著。后者文化间的互动发展，在进入燕、秦时代以后，又均受华夏“汉文化圈”的影响，更不可忽视。从上列诸考古遗存看，“长白山南系”青铜文化的分区类型及其基本特征，由北至南大体可分为如下三系：

其一，以松花江上游辉发河及诸支流为中心，包括浑河上游北支和浑江上游龙冈山脉之一部分地区。其文化面貌兼有通化“万发拨子”二至三期青铜文化类型和“高台山文化”及“西团山文化”的多元因素。而总的应以浑江、鸭绿江中、上游的“貊”系类型为主，即所谓“北发”文化。这一北系中反映“貊（发）系”特点的，是以小石棚、大石盖墓、石棺墓，夹砂褐陶素面平底陶器和火葬为主的习俗。其兼有“西团山文化”特点的，是以土坑（圹）石棺墓和少量夹细砂圈足陶器或三足器；而反映“高台山文化”特点的，则主要表现在夹细砂的红陶或红褐陶高颈直口壶高足豆的存在和竖穴土坑墓。这一类“北发（貊）”遗存的青铜文化所具有的“西团山”和“高台山”等文化因素，间接地反映了辽西地区和中辽河流域，相当于“商周北土”之际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或“魏营子类型”（燕貊）的青铜文化向东北方向发展所传递的信息。这一文化类型中晚至战国末至西汉初时典型的铜短剑，是所谓“触角式短剑”，则更多地具有夫余先世“濊系”青铜短剑的特征。

其二，以鸭绿江右岸的辽东“二江”（浑江、富尔江）和“二河”（苏子河、太子河）上游为中心，地处龙冈山脉与千山山脉之间，为典型的辽东“南貊”系（高夷）土著文化区。其墓葬形式是以积石墓、石棚、石盖墓（小石棚）和石棺墓为主，地上或“半地上式石构墓葬”是其典型特色；陶器则以夹砂褐陶素面平底器为基形，斜颈壶、直腹（晚期鼓腹）筒式罐、平底钵或碗为主要器物组合，以泥条接筑法，又以多耳和无三足器为主要特色。在葬俗上普遍实行火葬，是其又一独特文化传统。这一类特色显明的土著青铜文化中，尤以石构墓葬中的石棚、石盖墓、积石墓特征典型，在辉发河以北的松花江流域及其以北，石盖墓则极少发现。对后来濊貊系统的高句丽早期“积石为封”和石筑山城的文化影响颇巨，并且有着系列发展、直接传承的明显谱系特征，在中国东北和东北亚地区的传统民族文化中土著性质显著。这一文化类型中的典型铜短剑，应以“貊系”之“辽东式”的“东北系青铜短剑”，即“曲刃青铜剑”和钺形斧为主。从西周中期至战国以前，不仅发源最早，而且给周围地区（辽东及朝鲜半岛北部）同类青铜短剑文化以深刻影响。这是真正代表辽东地区“南貊”特征的土著文化中心区。

其三，以千山山脉以南的辽东半岛为中心，为环黄、渤海沿岸丘陵台地。其文化特点与北部“北发”文化构成的多元因素相似，而类型各异，即较多地具有山东“龙山”晚期或“岳石文化”影响下的南部半岛之“青丘”文化特色。“岳石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少量泥质灰、黑陶或灰褐陶三足器的存在和彩绘陶及骨器（卜骨）发达；后者“貊”系土著特征，则主要反映在大量的积石墓、石棚的广泛分布和夹砂褐陶系素面或刻画纹直腹罐的普遍及火葬的流行。证明了其文化主流，仍属辽东的诸“貊系”青铜文化。这种东夷“貊”系石棚、石盖墓的文化影响，也偶尔出现在山东半岛的少量“石棚墓”中。显示出环黄、渤海两岸青铜文化同新石器文化一样，具有同系（东夷）交向影响关系。

总之，本章仅从“长白山文化”命题的角度，对“长白山南系”青铜文化的类型分区及其性质，进行了初步分析。如果从其他考古学区系类型的角度，也许可能得出不同的看法。比如同处长白山主峰之南的长白县民主遗址和门坎子遗址等，出土文物中兼有夹砂红褐陶和黑曜石器等，表现出长白山区系南北，在毗邻处青铜文化的多元文化因素。但从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看，有一点值得注意，即在长白山南部的环黄、渤海北岸，其青铜文化（含新石器）的区系类型，显然以南部千山山脉和北部龙冈山脉为二条南北自然分界。在千山以南和龙冈山以北，这一区域文化，分别与相邻地区的考古文化，具有“多元”的交互影响关系。只有在千山和龙冈山之间的以辽东“二江”和“二河”上游为中心的中部腹地山区，其“东夷”系统的“高句丽先世”之“貊”（高夷）族考古文化土著特征显明。其中从太子河上游的“庙后山”“马城子”类型的洞穴式地上积石墓或石盖墓，到浑江中、上游通化的“万发拨子”等石盖墓、石棺墓和“环山围壕”等南北考古系列及大量遗迹遗物，也许为今后深入探寻“长白山南系”之青铜文化考古类型学的区系演变和文化与族系渊源的认识，提供越来越有价值的考古学信息。这是今后在探索东北诸民族起源，探索环黄、渤海两岸“东夷”系统，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共性与个性并存的相关考古学文化中，对长白山区南北的青铜时代考古文化与区系族属关系研究，随着考古发现的积累必然不断有所发现并逐步引向深入的新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