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东是否为英国的间谍？

丹东是否为英国的间谍？

“庇特的黄金”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流传的一句名言，意为由英国政府出钱豢养的法国流亡贵族及特务在法国从事间谍活动，旨在颠覆法兰西共和政府，庇特即指当时的英国首相威廉·庇特。然而，法国共和政府对此保持高度警惕，为了防止国家机密被间谍盗卖给敌人，打击王党分子与奸细的破坏活动，曾组建了著名的公安委员会和革命法庭，镇压了敌人内外勾结的破坏活动，保卫了共和国的安全。但是，在日趋尖锐复杂的党派政治斗争中，“通敌”的罪名往往成为打击政敌的有力工具，凡持不同政见者动辄被扣上“通敌”的帽子。到了1793～1794年雅各宾专政时期，更是走到极端，甚至连雅各宾派自己的领袖人物也难以幸免，雅克·丹东即是其中之一。

丹东早年是外省的一位律师，1789年革命爆发后被选入议会，曾任著名的哥德利埃俱乐部主席、共和政府的司法部长等职，他能量甚大，精力充沛，与马拉、罗伯斯庇尔一起并称为雅各宾派的“三巨头”。他曾为拯救共和国作出巨大贡献，1792年9月，正当外敌入侵迫在眉睫的时刻，是他发出了“要想战胜敌人，我们必须勇敢、勇敢、再勇敢”的号召。

1793年6月，雅各宾专政建立后，他认为民主政治已经确立，主张对内实行法治，对外休战议和，提倡宽大和人道，成为“宽容”派的代表，终于引起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诸人的不满和反对。1794年3月30日，丹东被捕入狱，圣茹斯特指控他勾结米拉波、从王室领取贿金、图谋劫持国王路易十六外逃、与吉伦特派结盟、主张对敌和解与宽容、与可疑的外国人勾搭、个人财富急剧膨胀……丹东曾自我辩解道：“……我卖身？我？我这样的人是无价之宝，是买不起的。这样的人额上有用火烙上的自由和共和的印记”，“虚荣与贪婪从未主宰过我，从未支配过我的言行，这种情欲从未使我背叛人民的事业，我对我的祖国赤胆忠心，我把我的整个生命都奉献给了她”。但是就在这一年，丹东还是以叛国通敌、危害共和国罪名被判处死刑。(www.guayunfan.com)

丹东究竟是不是英国的间谍？究竟是否领取过“庇特的黄金”？可说是疑团重重，扑朔迷离。

早在1789～1790年有人诬陷马拉一案时，丹东便遭流言蜚语，称其是“密探”、“英国间谍”、“王室走狗”、甘愿“把自己出卖给任何一个想收买他的人”等等。后经哥德利埃俱乐部向各区及制宪议会、市政厅发出为丹东辩解的陈情书，流言才稍趋平息。

当然，从人或人的品格来说，丹东与罗伯斯庇尔形成鲜明的对照。前者魁梧高大，爱财好色，生活豪奢；后者个头矮小，严于律己，清贫简朴，不可腐蚀。在革命期间，丹东成为一个新兴的资产阶级暴发户，在1790年底时还债台高筑，到1791年春季不仅偿清了债务，还购置了大片田产及新的住宅等，物质财富出现了令人头晕目眩的膨胀。他的钱财从何而来，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怀疑。据说，丹东被捕后，在他的文件中发现了英国外交部给当时在巴黎从事阴谋活动的银行家别尔列格的指令信，要他向信中指定的一些人支付钱款，以作为效忠英国的酬金。人们怀疑丹东即是领取钱款者之一，否则信件为何落入丹东之手。据史家们推测，在最后审判丹东分子时，革命法庭曾出示丹东与英国间谍勾结的证据。

1794年热月政变后，国民公会为那些在雅各宾专政时期死去的议员平反恢复名誉，名单中恰恰没有丹东。这又引起人们的种种揣测。

1803年，一位名叫丹特累格的保皇党人潜返巴黎，被拿破仑当局捕获，他在供词中声称，丹东曾参与劫持国王路易十六外逃的密谋，并以此向英国人索取高额酬金。后来在另一位名叫拉米特的保皇党人的回忆录中也有类似的说法。1851年公布的米拉波与王室代理人拉马克公爵的通信中曾有一信提到“丹东收到3万里弗尔……”，更是提供了对丹东极为不利的证据，丹东的名声更是阴影重重。

但是，差不多与此前后，也有人为洗刷丹东蒙受的尘垢而奔走，也有人为丹东进行辩解。1848年革命前夕，一位名叫韦尔奥梅的史学家，四处奔波，精心搜集资料，他从丹东的儿子那里取到了一份详细的报告，试图证明丹东的财产并不是靠不法手段增加的。

第二帝国和第三共和国的一些历史学家如布扎尔、迪波斯特、克拉雷、罗比内等人，纷纷著书撰文竭力证明丹东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的政治活动家、才智卓绝的革命者。杰出的社会主义者和思想家饶勒斯在《社会主义史》中也认为丹东“没有一点有害的或是无聊的想法，没有一句凭空捏造的谎言”，其“襟怀广阔，思想高超”，“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毕生从事法国革命史研究的大史学家奥拉尔1902年出版了巨著《法国革命政治史》，他一生为丹东辩护，将丹东喻为爱国主义的化身，唯一的革命巨人，认为：“他表现出他是管理国家的巨人，即使他犯有一连串错误，但在杀人和金钱方面，他是清白无辜的……”丹东的形象大大地改变了。他又重新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似乎可以盖棺论定。

谁知在20世纪初期奥拉尔的学生马迪厄又重新掀起一场轩然大波，经过多年研究档案资料，审订证词、契约和文件等，马迪厄认定丹东有严重的变节行为，与贵族和英国间谍有勾结。马迪厄仔细地计算了丹东的全部和可能的合法收入，认为丹东现有的收入远远超过了他可能得到的合法收入。这些钱财的来源可能就是保皇党人和英国特务提供的。马迪厄还将1789年法国驻英大使的报告等材料作为佐证，认为丹东本人很可能是英国间谍。这一说法流传甚广，甚至影响到前苏联和中国的史学界。

不过，仍有不少法国史家认为马迪厄的说法根据不足，过于偏激。对丹东的评价形成了尖锐对立的两派。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索布尔说得十分中肯：“对丹东和罗伯斯庇尔这两位革命家，在法国历来有很多争论。这是与评论者自身的阶级立场、政治倾向和社会利益密切相关的。”除非找到新的确凿的证据，否则这桩公案永远不会了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