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雷植物学研究的特点及启示

在现代生物学家看来，“前林奈时期”的观察记录或许是朴素的，而且对于科学的进步毫无助益。然而约翰·雷敏锐的观察能力，以及丰富的博物情怀，却是很多现代生物学家所不及的。正如伊恩·史蒂芬森所说，约翰·雷“对细节以及看似微不足道的事物具有惊人独特的眼光”。他指出：“约翰·雷更值得引人注意的，或许不是他所给出的材料，而是他给出这些材料的方式。”（Stevenson，1947：250-261）约翰·雷的植物学研究中最具有特色的，是他一再表现出的惊异态度，以及他采取的整体进路。

4.1　“惊异”的视角

一方面，约翰·雷清楚地认识植物给人类生活带来的好处：植物具有审美价值；很多植物在“生长过程的不同阶段”，还能起到医疗作用、为穷人提供饮食与衣物，并可用于建筑、印染等行业；它们甚至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用处，留待人类从中去探寻“那些就总体而言对于国家有用，或是就个体而言对自己有用的东西”（Stevenson，1947：250-261）。另一方面，正如前文中所述，他声称植物学研究“并不能增进财富”，也不能带来实际的利益。这表明，他更为注重的并非实用层面。

在《考察》后所附“异域植物目录”的序文中，约翰·雷声称：“于我而言，凝视那些植物自由自在地生长在大地母亲（Alma tellus）丰沛的胸怀中，就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快乐；（借用克卢修斯[Clusius]的话）我可以说，当我首次找到一种新的植物时，我会高兴不已，就好像得到了一大笔财富一样；发现很多我所不知道、在我们英国也极陌生的常见植物，是旅程中得到的最丰盛的回报。”他指出植物的丰富多样性本身就不啻一种巨大的财富。此处在一种比喻意义上使用了“财富”一词，它更多的是指一种心灵的满足感。用约翰·雷的话来说，“物体的多样性能令人类的思考能力得到满足，再没有什么能与之相比”。人们通过探索自然事物的多样性并不断发现新种，发挥自己与生俱来的能力。约翰·雷认为自然的奥秘就像挖掘不尽的源泉，足以供人们世世代代去研究：“我相信，从古至今，只要世界延续下去，就绝没有人能凭借毕生精力，掌握有关自然界一切物种的知识；从前没有，将来也不会有。迄今为止，我们远未达到那一步；就植物界而言，仅本世纪发现的物种数量，就已经远远超过了此前所知道的物种的总和。”（Ray，1717：369-370）

如果说对生物多样性的热情是促使约翰·雷成为植物学家的动力之一，那么另一点必不可少的要素，则是敏锐的洞见和细致的观察。即使在最普遍、最微不足道的事实中，约翰·雷也能发现大自然的神妙。他甚至考察了种子的大小，以及从开花到结果的间隔时间与植物生长年限之间的关系：

考察一下植物的高矮与形态，抑或其生长年限与存活时间，我们会发现它们极其神奇。比方说，为什么有些植物能长得很高，另一些却匍匐在地上，而它们可能会具有相同大小的种子，更确切地说，很多时候矮小的植物会结出更大的种子。为什么每种特定的植物都极其符合其属类的特征，叶片的形状、裂片以及边缘均保持稳定的一致性，并且具有同一种花，同一种果实和种子？……植物存在特定的生长年限，茴香无论如何不会长到橡树那么高；一些植物可以生长很久，另一些却只能是一年生或两年生。（Ray，1717：101-102）

这类在现代生物学家看来习以为常的现象，在约翰·雷的笔下却呈现出了特别的意趣：如此“神奇”的现象，难道不应该令人感到吃惊吗？进一步，约翰·雷详细谈到植物的各部分：叶子的形态千奇百怪，有些呈现出锯齿状或扇状的裂片，边缘还有奇特的锯齿；花瓣、雄蕊等器官的数量与分布状态、花丝与果皮的形态，以及果皮裂成的小室数量都十分耐人寻味。他敏锐地观察到，“所有部分之间都有严格的比例关系”。就连更细微的子叶（seed-leaves），也有令人惊叹的内部结构：“有些子叶紧紧挤成一团，形成细密的褶皱，它们在种子膜内共同生长，其形态极难描绘。与此同时，它们又无一粘连或长合在一起；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其拽出，甚至用手指将其展开。”（Ray，1717：101-103）这种惊异的态度促使人们去体察周围世界的神妙，最终推动了自然哲学研究的发展。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等同为“目的论”的视角并不假思索地加以摒弃。

4.2　整体、联系的进路

关于植物学的分支，留贝尔（Eduard Rübel）描述了两种划分方法：历史的分支，以及逻辑的分支。前者遵循人们的认识过程：首先对植物的外在形态进行总体描述与分类的“单纯植物学”，形态学与分类学由此产生；接着出现生命过程方面的问题，生理学随之产生；显微镜发明之后，解剖学和切片研究拓宽了形态学的研究范围。这三个阶段长时间占据主导地位，直至非常晚近才产生地理学、生态学、古生物学以及遗传学方面的问题和相应的分支学科。S.Tschulok给出的逻辑分支，则列出了涵盖整个生命领域的七个方面：分类学，研究植物之间的关系；形态学，研究形态；生理学，研究生命过程；生态学，研究生物对外部世界的适应性；植物地理学（Chorology），研究空间分布；植物年代学（Chronology）研究时间序列；遗传学，研究发育和发展（Rübel，1927：428-439）。从上文中关于约翰·雷的植物学研究涉及领域的阐述来看，他所做的绝非单纯的描述和分类工作，不仅如此，那些依照现代学科划分彼此独立的领域，在约翰·雷的著作中彼此相互关联，呈现出整体性的特征。“约翰·雷是第一位强调博物学必须建立在辨识动植物物种的基础之上的博物学家，然而分类学绝不是他研究的总体目标。他在自然神学方面的兴趣，促使他去考察自然的运作过程。”（Egerton，2005：301-313）自然本身是复杂的，要追踪自然的进程，必须亲眼见证植物的生长过程，并综合考察各个方面。无论生理学还是异名学，都是特定植物“历史”的一部分。

约翰·雷植物学研究的整体性和联系性还体现在，他十分强调植物与动物，尤其是与人类之间的密切关联。在《剑桥郡植物名录》以及晚年的综合性著作中，他经常谈到在植物上发现的昆虫以及动植物的相互关系。例如，他观察到“有两种白蝴蝶将卵产在卷心菜的叶子上，因为菜叶对于即将出生的小毛虫来说是合适的养料。要是它们把卵产在一株不适于它们食用的植物叶片上，那些小毛虫就注定要消亡——它们宁愿饿死也不会品尝这些植物”。他解释，这是因为毛虫具有敏锐而独特的味觉，有些毛虫表现出明显的专食性，另一些虽然具有多食性，但也只食用性质和属性相类似的植物，而从根本上拒绝那些具有相反性质的植物（Ray，1717：123）。瑞温试图以此为依据来说明，约翰·雷对昆虫的兴趣并非受F.威路比的影响，而是与生俱来。事实上早在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和特奥弗拉斯特就十分关注动植物之间的相关关系，植物学与动物学研究在很多地方相互重叠，约翰·雷只是沿袭了这种研究进路。

植物与人类之间的关系无疑更为复杂。植物为人类提供衣食住行所需的一切用品：“美丽的灌木和高大的乔木，不仅给了我们动人的景观和各类食物、水果、染色剂、药材与上好医药，而且提供了从事各项手工业所需的木材与器具，以及人类生活中的各类便利品。”其中显著的例子有椰子树、仙人掌、锡兰以及金鸡纳和大黄等（Ray，1717：207-212）。植物与整个人类文化也是不可分割的。自从人类文明诞生以来，人们就习惯于用植物图案来做装饰。《圣经》中时常出现与植物相关的句子，例如人们“坐在自己的普通藤以及无花果树下”吃饭，就像亚伯拉罕款待天使的时候一样。在《造物中展现的神的智慧》中，约翰·雷借造物者之口说道：“你们要在果园里种植各种果树，使其秩序最合乎双眼的审美，且最适合全面展示各种植物。花园里要种植烹调香草（culinary herb），以及各种蔬菜；要种植美丽的鲜花，其动人的色泽与形态可以悦人眼目；其气味之芬芳可使人神清气爽；要种植芳香的常绿灌木和亚灌木；还要种植各种异域的医药植物，使其分布井然有序，既适合观瞻，又便于进入。”（Ray，1717：162）约翰·雷所憧憬的“伊甸园”中既有本土植物，也包含异域植物；既是科研与教学之所，也是游憩的场所。这种兼具科学性、实用性与观赏性的植物园理念，对于早期草药园向现代植物园转变，无疑起到了推动作用。

4.3　注重植物学教育与传播

受当时普遍的风潮影响，约翰·雷对探寻异域植物满怀热情，他声称神在人类天性中“注入一种好奇心”，使人们渴望去观看奇特的陌生事情，寻找未知的国度，“就生理学或博物学而言，则是通过搜寻各地水陆出产的天然珍奇，包括在当地发现的动植物以及矿物种类……借以扩充博物学知识，进而促进其他学科的发展”（Ray，1717：163-164）。为条件所限，约翰·雷晚年的大部分工作都在室内进行，但是借助于植物采集者提供的材料，他了解到许多异域植物。1700年，昆宁汉姆（注：James Cunninghame（1665-1709），苏格兰医师。第一位前往中国的英国植物采集者。他曾前往中国厦门、马祖岛和舟山进行植物采集，在厦门期间请人绘制了一些花卉图。关于前往中国的欧洲植物采集者，参见基尔帕特里克，2011。）到达舟山后，将收集到的大量标本寄给贝迪瓦（James Petiver），后者在回信中提到，标本悉数交给了约翰·雷。约翰·雷1704年的《植物志》中收入了一些由昆宁汉姆寄回国内的中国植物。

毋庸置疑，约翰·雷的每本植物名录都包含集体协作的成分。约翰·雷以高度的人格魅力和极强的感染力，充分调动周围一批学者对博物学的热情，促使他们参与到这项研究中，亲自去探究自然界的奥秘。在给李斯特的一封信中，他给予这位年轻人极大的鼓励，并说道：“你已经掌握了正确的方法，那就是，用你自己的双眼去观看，而不是无所事事地依赖于你本人之外的任何权威，将实物与书本进行对照，从而竭力了解其中一切可知的内容。”他指出，自然界是一个广阔的领域，研究者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某些狭隘的领域，而应当“考虑到博物学的整个维度”（Lankester，1848：14）。此外，或许因为约翰·雷本人的出身，在很多地方，他都表现出对平民教育的关注。在说明编写植物名录的原因时，他提到的一条理由是：“海外其他民族的学者们正忙着投身于这类研究，英国人即便不表现得全然昏睡无知，至少也要努力作出一些贡献，以便促进和教习这样一种令人愉快而且有用的知识。”（Lankester，1848：164）

在博物学领域中，约翰·雷以他那种传道式的热情，感染和影响了他的同时代人，例如李斯特、罗宾逊、利维德（Edward Lhwyd）、戴尔和德尔哈姆等人，以及下一代人，如怀特、居维叶，乃至林奈。同时他十分关注平民教育。例如，他评价荷兰本草学家推出的《马拉巴尔植物园》（Hortus Malabaricus）“篇幅过大，成本太高，根本不是普通民众（mean persons）买得起的”（Lankester，1848：146）。他注重在最便捷精简的著作中囊括尽可能多的内容，以便于更多的人去从事植物学研究，亲自去“阅读”每一片叶子，并学会辨识每一株植物独有的特征。这似乎也解释了，为什么他的植物名录采用拉丁语写作，却采用英文来标注植物生长的地点和场所。十八世纪中期之后，博物学日益民间化，并形成一股风潮。这与约翰·雷的努力及其对平民教育的关注不无关系。

结语：受十七世纪普遍理性精神和英国经验主义传统的影响，约翰·雷的植物学研究表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他反对中世纪与天主教的迷信，并希望通过个人经验与实地考察去辨明真伪。这正是为什么约翰·雷十分强调让人们亲自去“阅读每一片叶子”。与此同时，与当时激进的新思想倡导者不同，他对古典人文传统的反对并不彻底，而且试图去挽救这些日益衰微的学科。他独特的自然观，使其植物学研究明显不同于后来的学科划分模式，而是融合了这些众多的领域。福特号召“摆脱赫胥黎的遗产，回归约翰·雷的精神”，也正是呼吁人们从职业科学家的分科模式，回归到约翰·雷的业余博物学家的整体模式（Ford，2000：22）。这种研究模式，或许有助于弥补现代分子生物学研究中缺失的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