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佃权与业佃关系

（二）租佃权与业佃关系

如前所述，进入秦巴山区的流移，有资本者，买地、典地，广辟山场；无资本者，佃地、租地，耕作谋生。数量众多的贫困流移，除了早期有机会插占土地者之外，大多成为租佃土地、耕种谋生的佃户。对此，各方面的文献都有记载。值得我们特别重视的是，秦巴山区特别是陕南山区之租佃关系较为复杂，表现尤为突出者为佃地招垦和基于此而产生的揽头、塘匠及佃地“转顶”之类的相互关系，其他还有索取押租、明佃暗当等。试看以下各州县的记载，商州属山阳县：

邑境平田无几，又多沙碛石砰，余尽属荒山。土著者不能垦，则课之流寓。先贽山主用金多寡不等，谓之进山礼。山主给以课帖，议课钱若干，□有书“长远耕种，听凭添棚、顶卸，无得阻挠”者。非流寓黠而土著愚也，盖不如是则垦山者望望然去之，而肯费功力为他人作嫁衣裳哉！于是彼去此顶，各给以值，谓之顶头钱，山主莫可如何。其黠者俟成熟之后，觅主出售，买主必欲调佃，佃户藉口开荒，纠缠成讼，大率由此。然南中亦有买租顶佃之殊，得租不能易佃也。惟验其约剂，无“永远”字样者，或酌加课钱，或给与辛本，如原约顶卸，则悉如其旧。第聚集匪徒者，听山主鸣官驱逐，较为持平。⁽²⁰⁾

兴安府属洵阳县的记载与山阳县的记载略有异同，乾隆《洵阳县志》云：

凡流寓稞山，乡俗先贽山主银数两，谓之进山礼。然后议稞租，乡民利其然，又不识字，听其云云。各省佃户俱立券于田主，洵民反是，盖流寓黠而土著愚也。其稞约亦是佃户自写，有“永远耕种，听凭添棚、顶替，山主无得阻挠”字样。于是招聚多人，或业经易主，莫可谁何矣。不竟写卖契，犹征天良未泯也。⁽²¹⁾

主要的差异在于是否“流寓黠而土著愚也”，其他内容基本相当。论时间，乾隆《洵阳县志》在前，嘉庆《山阳县志》似对乾隆《洵阳县志》的有关说法有所反驳，表达了不同看法。但无论如何，对我们分析秦巴山区的租佃状况并无大碍。租佃契约注明“永远耕种，听凭添棚、顶替，山主无得阻挠”之类内容，大概为秦巴山区所独有，他处难见。这样的规定无疑有利于吸引流移佃地垦荒，却也为后来发生诸多业佃纠纷埋下了祸根。在镇安县，押租不叫进山礼，叫“扯手”、“寄庄”。“贫民佃地，地主视纳租若干，索取押金，名曰扯手，又名曰寄庄。”⁽²²⁾实同而名相异者，还有宁陕厅等地的“顶手”。汉中府定远厅：

田地多佃种，贫民以佃为产，议佃之初，有押租钱，其钱数较租稞为多寡。如水田，押租钱十千，折租谷四五斗。旱田过之。至山坡地押租钱十千，有折包谷租一石者。则佃客所得恒多，甚至押租屡加，租稞愈少。或田本百数十千，加取佃主数百金之利者，故俗有明佃暗当之语。若田主不取押租钱，则与佃户平分租谷，亦有主四客六、主六客四者，亦视地之高下、田之肥瘠为准，且可分佃户勤惰为去留，较之过取押租钱，致累田主不能还给而逼索生事者为甚便也。⁽²³⁾

押租钱之多寡，直接与纳租额相关，二者呈反比例关系，甚者押租值几与田地价值等，租佃田地实相当于典当田地。田地主人一时获利，导致日后受佃主挟持甚或发生土地产权之争，贻害甚多。

种山极难，刈树之后，去其硗确，始得沃土，大约数年之后才成熟地。其垦工名曰塘匠，不知何解。又有揽头，包垦一山，佃户唯问揽头，揽头招徕众工，无籍聚集，亦当防之。山主亦有黠者，俟成熟之后，觅主出售，买主必须调佃，佃户藉口开荒，樊然讦讼矣，惟就其工之多寡，听其年之远近，其恃强鸠居者勿听，则持平矣。⁽²⁴⁾

当清朝初年官府招垦之时，民间亦在招垦，所招当然是租地垦种的佃户。“土著之人招外省客民，纳课数金，指地一块，立约给其垦种。客民亦不能尽种，转招客佃。”⁽²⁵⁾“转招客佃”亦是秦巴山区租佃关系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有些土地，转招并不限于一次两次，多者可达七八次。严如熤指出：“转招客佃。积数十年，有至七八转者。一户分作数十户，客租只认招主，并不知地主为谁……”⁽²⁶⁾出现这样的转招，显然也是恢复早期山区荒闲土地多，极力招徕劳动力垦荒的结果之一，同时又是日后山区土地纠纷繁多的原因之一。

早期的土旷人稀、招徕、插占，造就了一些大土地所有者，而这些土地是不可能都由自己耕种的，不得不招徕众多的佃户，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也有一些流移靠佃种土地而致富的。川东云阳县的业佃关系可供参考：

彭（溪）汤（溪）两水之间，巨室相望，连阡接畛，田不一庄。众佃所耕，输租自百石以下，少亦四五十石。压桩之费，常逾千两或数百两，南岸所希见也。旧田取租最轻，获十输五，尤轻者主四佃六。山地杂植，虽略征佃钱，余润正多。主不加租，佃亦尽力垦荒成熟增种桐桕，佃收岁赢，自无短租之事。脱遇凶歉，比户减输，依例折阅，不见其损，主无吝也。佃有余利，久亦买田作富人而为佃如故，他农百计营夺，固不可动，数世相安，视同己产……中户租入有限，征取自倍，主收六七，已为宽例，刻者又罔恤农难，苛算无纪，计谷所入，升合取盈。老农终岁胼胝，仅乃足额。遗秉滞穗，妇子无所觊焉。一遇灾荒，颗粒不让，至市谷输仓，不余种衸。八口朝夕，惟恃山地自活，主犹不释，征及=芋。故同为佃农，苦乐霄壤。⁽²⁷⁾

押租银两以数百上千计，租入以数十上百石计，可知田主拥有的田地面积还是比较广大的。而且，拥有的土地面积越多，佃农耕作的条件越宽松，地租率约为40%～50%，计租、征租条件既宽，荒年又依例减租，佃户“余利”较多，并有因此致富者。与此相反，如果是土地面积有限的地主，对佃农的计租、征租条件都很严苛，高者征收地租率达70%，征租对象甚至包括4芋等杂产，遭遇灾荒的年头又颗粒不让，佃户亦无“余利”可图，生计艰难。值得注意的是，各方面条件较好的地主家的佃农，致富以后仍然如故，并不急于改变佃农的身份。

安康谢氏乃乾隆十五年（1750年）自福建武平迁来，至乾隆末年，已在当地立业入籍，子孙入学，多人食廪饩，贡成均，成为有一定影响的家族。其初来之时，因原本“累世业儒，不能食力，室如悬磬，环堵萧然，艰苦万状，所不忍言。余日采樵山谷间，易钱二三十文，藉以为养。负薪烈日中，首无笠，足无屦不敢践土，藉草而行，虽风雨不能息肩。乙亥（乾隆二十年，1755年），移居岚河鹿角沟。庚辰（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改迁岚河口，卜居于汉滨之南，即今居也。壬午（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父与兄均在郡生理，余往晏吉河为人芸萃，佃赵姓地，种稻粱，易钱与赵，地遂归余。始入在城里十甲民籍”⁽²⁸⁾。依山樵采、佣工、佃种、置产，谢氏的创业过程在贫困流移中应有一定的代表性。

考察清代秦巴山区的租佃关系，不能忽略嘉庆十七年（1812年）陕西巡抚董教增颁布的《南山州县章程》。⁽²⁹⁾《南山州县章程》共计四条，分别以“佃户契约宜开载分明也”、“佃户拖欠租稞应准地主禀追，不得率行夺佃也”、“地主加租须凭乡地酌定，不得多加也”、“佃户亲属死亡就地掩埋，宜分别立契约也”为主题，显然是专门为山区业佃关系所制定的条例。关于《南山州县章程》的意义，论者有不同评价，或以为有利于地主，或以为有利于佃户。其实，从规范秦巴山区产权关系这一根本问题上讲，由官府对业佃关系加以规范，或进行相应的调控，是非常有必要的，仅此就值得首先给予肯定。同时，《南山州县章程》的出台，说明有关地方官对山区的土地关系还是关心的，对土地产权、佃权的实际状况也还比较了解，对此，亦应给予积极评价而不是加以简单否定。

从前述秦巴山区业佃关系随意甚或混乱的实际情况来看，在当时情况之下制定的《南山州县章程》，无论是对于地主还是对于佃农，都是有意义的。是否如此，不妨先看看该章程都规定了些什么内容：

佃户契约宜开载分明也。凡地主招佃垦荒，必须邀同乡保人等，于契约内注明山地丘段，或四至里数，并顶手租稞各若干，及佃种年分，以杜争占讦讼之端。

如原佃不能遍种，另招佃户分种，亦应邀同乡地人等共同立约，仍由地主出名，原佃不得私行转佃，致起辗转盗卖情弊。

至分佃地亩，其中多有本系山地，原佃开垦成田者，取有顶手，地内出息，应听原佃收用，仍于佃约内注明，给地主收执，地主不得妄冀分肥。

至地主欲行变卖，先尽原佃之人，或承买，或分买。如原佃无力置买，始准另卖。

其佃户人等如无欠租等事，一律换约认主，不得夺佃自种，亦不得将原佃起发，另招佃户。

上述为该章程的第一条，可以说主要是针对地主提出来的，内容所及，包括地主在业佃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两个方面，如租佃契约之写立、应有的内容，地主在土地转佃契约中之地位，有无顶手之差别，地主买卖田地之义务，“先尽原佃之人”，“不得夺佃自种”，等等。核心问题是产权，除了这一条的转佃“仍由地主出名”，第三条还有“佃户将地转佃他人，或与人分种，从前未曾知会地主、眼同乡地写立契约者，勒限半年补换契约，若故违不遵，许地主禀官押逐”等明确规定，应该说对土地所有者的产权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保护。

当然，地方官府不会仅对地主加以约束，对佃农除了给予基本的佃地耕种权利外，肯定会有相应的、甚至更为严格的约束：

佃户拖欠租稞应准地主禀追，不得率行夺佃也。山内租种地亩，多不契载垦种年分，经历久远，难免不欠租稞。如因岁歉无收，或因地土瘠薄，出产利微，该地户多年承佃，家室众多，应将所欠租稞量为情让，或分年代交，以纾佃力。

若并非歉收，佃户藉词拖欠及逐年尾欠不清，准地主禀官究追，不得径行夺佃，致肇事端。倘佃户既不完租，恃强盘踞，及招引匪人，私行佃卖，证据确凿，该地方官立即押令退佃，从重究惩，以昭炯戒。其地内如有已盖房屋，即令地邻、乡约同业户公同估价，酌给银两，以作搬移之费。

以上是该章程的第二条，主要是有关佃农在缴租等方面的责任和义务，关键在于区分欠租的不同情况，因何拖欠地租，相应地“享受”的待遇大不一样。

与佃农欠租正好相反，地主追求的是加租。但是，加租不是无条件的，也不能随时加或想加就加，因此又与立约期限相关：

地主加租须凭乡地酌定，不得多加也。山内荒地，地主不能自垦，有地与无地同。一经佃户垦熟，见其获利较多，希图自种。或因原租较少，辄思辞佃，另招牟利，肇兴讼端。欲止争讼于后，莫如定议于先。嗣后佃地之初，即在契约内注明，或五年，或十年，垦地成熟，获利倍多，许地主邀同原议乡地人等，酌加租稞，俟加租后仍于原契内批明加稞年分，此后不得再加。所加租稞，俱不得过十分之五。如地主给佃不愿加租，亦与契内载明“情愿永不加租”字样。

倘佃户将地转佃他人，或与人分种，从前未曾知会地主、眼同乡地写立契约者，勒限半年补换契约，若故违不遵，许地主禀官押逐。

地主只许有一次加租，而且所加数量不得超过原租额的50%，这对于维护佃农利益、维护佃农的生产积极性，甚至对于稳定山区的业佃关系，都具有重要意义。章程不仅关注佃地耕种问题，对相关关系加以规范，连事涉土地产权、佃权的其他问题，如长期佃种之佃户因死后埋葬占地而产生的纠纷亦给予了高度重视：

佃户亲属死亡就地掩埋，宜分别立契约也。佃户种地日久，父子相承，亲属聚处，其有死亡人口，不能另行迁葬，或向地主价买穴地，或恳求地主给地掩埋，势所必有，若不明立契约，徒多讦告之端。

强调通过订立契约来建立、规范业主与佃户之间的关系，明确双方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可谓颁布《南山州县章程》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意义，对增强山区百姓之法律观念、产权意识有直接作用。对于业佃关系中之土地丘段、四至，顶手有无、多少，佃种年份，转佃，买卖田地与佃户关系，佃户拖欠租稞，私行佃卖，换佃、加租等一系列前述秦巴山区产权、佃权方面较为含混、容易产生纠纷的环节或因素，《南山州县章程》基本皆有涉及，并尽可能做出了明确界定、规定。

有一点必须明确，《南山州县章程》所说地主，并不完全等同于后来已经赋予了阶级含义的“地主”，而主要是指当时的山区土地所有者。所说佃户，也有其特殊性，他们中的一大部分都是来自外地的流移，而不是直接在当地失去土地的贫困农民，换句话说，佃户们所租种的土地，并非当地地主兼并他们的土地。

乾隆《西和县志·风俗》对当地方言中几个与生产关系相关的几个概念的解释，从一个侧面反映着当时地方生产关系的实际状况，可见甘南与陕南之异同，引录于下，以供参照。

脚占田地：土著老户耕种之田，系前人招徕开垦，立户输赋，永为己业，并非契买，称曰脚占。

佃地：将己业招人耕种，写立佃契，载明粮数，交耕地者承耕，立户完粮，永为种地者之业，称曰佃地。

典地：原业户逃亡丁绝不□，里长将所遗之地招人畊种，岁交典钱输课□□□畊者退地交还里长，称曰典地。

当地覆价：业户因需钱用，将己□□□□人耕种，钱粮当地之家输纳，数年□□□□加当价，名曰覆价。

夥种，田地或己业或当地，招人□□□□□与种地人按亩各出籽种之半，□□□□业主与种地人均分，称曰夥种。

其间最引人注目者无疑是佃地一项，“将己业招人耕种，写立佃契”的程序当于我们所熟知的租佃关系之成立无甚差别，关键在于佃契的内容要载明粮数，且还要立户完粮，更要害的是，承耕之地要永为种地者之业，这就与通常的租佃关系大相径庭了。即使通常所见之永佃制，亦无立户完粮之说。不过，由于记载过于简化，其中有些环节和租佃双方责权利关系的具体内容等尚不甚明确，无法、亦不可妄加揣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