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风俗与秦巴山区环境

三、社会风俗与秦巴山区环境

检阅地方志的有关内容，我们会发现论者多将秦巴山区的社会风貌与山区自然环境、资源条件紧密联系在一起。山多、地僻、土瘠，这几个既各自成立又相互联系的自然因素，几乎为秦巴山区各府州县讨论社会风俗问题的共同前提，此类论述如：

行于上者谓之风，行于下者谓之俗，是故刚柔缓急，系水土之宜；好恶取舍，随君上之情。移易之道，不可诬也。⁽³⁴⁾

郧阳为楚边徼，山谷纠盘，流筈啸聚。⁽³⁵⁾

防渚多山林，少原隰。厥民刀耕火种，厥性刚烈躁急。⁽³⁶⁾

瘠土之民，善心易生。⁽³⁷⁾

前文论述中所引用的诸多关于社会风俗的文字，或分别、或同时，或间接、或直接，都在不同程度上强调着自然因素的影响甚或决定作用。

四省之交，万山之会，江汉之津，金锡之穴，流离之必聚也，风尘之必争也。⁽³⁸⁾

地里悬阻则化涤难周；冈陵回护则奸宄易聚。⁽³⁹⁾

郧阳，荆楚之上游，犬牙雍蜀，直通宛洛。旧因箐林啸聚乌合，致烦大兵抚宁，肇建府治。……阖郡崇山邃谷中，羊肠鸟道，蜵磃坷磊，无一望膏绣之田，山童不□草木，虽山巅水涯，尽树菽麦，岁稍不登，民率枵腹，所□子女遂货视之。故其民多劳，简啬朴鲁，颇谢侈饰。郊外晏然，无夜铃之警，厥亦本质之未尽雕欤。⁽⁴⁰⁾

（上津县）地滨江汉，邻秦境，顽民潜匿其中者，恃险负固，贡赋不输。⁽⁴¹⁾

（白河县）土瘠民贫，人皆俭朴。男妇项多瘿瘤，婚姻以布匹通好，居丧以哀恸为先。岁时节序，不知往来，无宴会，常时唯以浊酒探亲而已，盖因零星散处，无三家村堡，无半亩平田，亦习俗使然也。⁽⁴²⁾

（紫阳县）僻处山中，多流寓入籍，山居力穑者椎鲁无文，士大夫家崇礼义以训子弟，无嚣竞之风，蓬门柴户，不务盖藏，不恣口腹，吉凶诸礼，随力厚薄，勿尚奢侈。⁽⁴³⁾

郧郡据万山而交四省，俗陶秦楚之风，人渐江汉之化。

山多土薄，俗俭民淳。

但房、竹之境，山谷旷邈，以千里计。昔人谓房陵为逋逃渊敕（薮？），鸷悍难驯。而郧、保、竹、津，大半江陕人流寓其中，事淫末，溺师巫，任侠使气，转相凌轹。贤者未必熏而良，不肖者已习而化。⁽⁴⁴⁾

将社会风尚、生活习俗与自然环境联系在一起乃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思想观念之一，很早就受到重视。《周礼·地官司徒》以土会之法辨别动植物种类与人的素质，成为后世主张风俗乃地气、水土使然的依据。这种观念广泛流传，绝不仅体现于秦巴山区一地。俗语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就隐含有人们对自然环境作用于社会习俗的基本认同。地理环境，包括气候、水文、地形、地貌、区位等因素影响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结构及其发展，从而影响到社会风尚和生活习俗，这是可以肯定的。至于影响到何等程度，恐怕不能一概而论，亦不能将自然环境的影响强调到绝对化、决定性的程度。

在秦巴山区社会风气、生活习俗变化的过程中，我们也能看到官府的努力。当然，从一般意义上讲，观风敦俗乃所有地方官员的教化职责，地方官希望山区社会风俗朝着朝廷倡导的方向变化，不过，多数情况下，这个方向是与民间风俗的自然变化趋势相反的。在此要举出的是较为突出的事例。江西乐平人黎福于弘治十年（1497年）抚治郧阳，面对秦巴山区流移五方杂处、风气及习俗不一、甚或各自为俗的社会状况，黎氏“求吴楚士，得五六人，礼而训之，教以案牍，旬月之间，粗有可观。流人亦遣子孙读书，风俗为之丕变”⁽⁴⁵⁾。众所周知，风俗的变易并非易事，即使“粗有可观”，亦非短时期内所能达到。

此外，川陕楚交边山区集聚逃民、流移，并由此引起山区经济、社会变化这样的历史现象，不独发生在明清时期，在元明以前亦有记载，尽管流移集聚规模及社会经济变化程度远不及明清时期。秦巴山区社会习俗之交混或多样化由来已久，明清方志所载，不可一概视为明清时期才存在的内容，有些是此前已经发生的变化。

前引明代地方志有关秦巴山区社会风貌的某些记述，在此前的有关志书中已见诸记载。不妨举例如下：如流移人口集聚现象，陈子昂《上蜀川安危事三条》称：“今诸州逃户有三万余，在蓬、渠、果、合、遂等州山林之中，不属州县，土豪大族阿隐相容，征敛驱役，皆（不）入国用。其中游手惰业之徒，结为光头大贼，凭依林险，巢穴其中。若以甲兵捕之，则鸟散山谷，如州县怠慢，则劫杀公行。”⁽⁴⁶⁾此乃唐代武则天时期之事，蓬、渠、果、合、遂等州正当明代川东北山区偏中部的顺庆府以及保宁府和夔州府之邻近顺庆府的州县。当时流移开发所及，仅为深山老林区之周边地带，尚未达到更边远的大巴山区深处。

天顺《大明一统志》关于汉中府风俗的记述中有一些引录宋代乃至宋以前文献的内容，如“俗随五方”；“语带蜀音”；“金居襄沔上流，其人半楚。风俗自宋南渡后，舟车辐辏，五方之民会焉，故风俗各随其方”；“顺政语带蜀音，人居山上，种植甚微，惟以负贩为业”；“汉中之人朴质无文，不甚趋利，性嗜口腹，多事畋猎，虽蓬室柴门，食必兼肉”；“武都、顺政连杂氐羌，人尤劲悍，性多质直，皆务于农事，工习射猎”，等等，⁽⁴⁷⁾不难看出，明代的有关说法，早在唐宋时已然存在。再如郧阳、襄阳山区的“劲悍决烈，兼秦楚之俗”⁽⁴⁸⁾，亦在宋代已见于记载。⁽⁴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