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志中的《侨寓》或《流寓》

（三）地方志中的《侨寓》或《流寓》

明清时期所修各地方志，大多设有《流寓》或《侨寓》一目，顾名思义，此目记载的应该是有关流民、移民或客民的内容。但是，除了极特殊的情况，我们却无法从中窥得当地历史上流民、移民落居的基本面貌，甚至得不到很有价值的关于一般流移民的线索。翻检这类篇目的内容，不难发现各地方志作者对“流寓”、“侨寓”的理解大不相同，并无一致标准。因此，人物取舍、收录的标准五花八门。概括而言，《侨寓》或《流寓》所载大多为在此地落居、卒于此地或在此地居住过的名人或名人之后，还有在此地做过官而后落居的官员或其后人，选择落居的原因亦不一，有看上其地环境者，有因各种困难而不能返乡者，有本人卒后子孙落居的。试择秦巴山区有关州县方志为例，简要分述如下。

同治《房县志·侨寓》云：

天地一大逆旅也，太白尝言之矣！生斯土者，谁非过客，岂必千里登楼而后为侨寓哉！房固僻壤，然自秦汉以来，或迁流，或贬斥，名臣巨镇、帝胄王孙往往接迹于此，亦考古者所不忍泯没也，志侨寓。

该志所载“侨寓”，明以前多贬斥流迁而来者，明代仅一人，即毋德纯因“大礼议”而获罪遣戍房县。清代十三人，大多为外地生员来房县授业者（十人），言明落居者不多，其中有咸宁人黄国梁，寓居房县，又客于秦。嘉庆白莲教战乱起，其父在房县被杀，自秦返房县，“杀贼，战死”。又有“任汉周，字望东，山西孝义人，房商薜永清店客也……嘉庆丙辰（元年，1796年）春贼起，汉周偕士民守城，昼夜不倦”。宋以前，房县是全国闻名的贬斥罪臣流放之地，众多名臣乃至王子王孙先后被贬放于此，县志所载自有其道理，亦体现了该地方的特色。

郧西为明代新置县，同治《郧西县志·流寓》亦云：“天地一逆旅耳，而光阴者过客也，古若今问谁非流寓者，天之覆，地之载，悉为生人托足之区，而必泾渭分、町畦判则凿矣！青山为主，白云为宾，一听之所至如归也。浣花之里，命酒之乡，少住久淹，俱臻陈迹，安可佚乎哉。”该志载有唐代流寓二人，即李白和驸马柳潭。宋、清二朝流寓各一人，明代无流寓记载。清代流寓为陈伯盛：“江西丰城簿涟里人，年少家贫，赴西谋生，历四十余年，家人未尝来往。置有产业，痛亲族辽远，将水田拨入响口韩文公祠，而以其余者与其二婿黄秀、潘廷禄……”

同治《竹山县志·流寓志》则云：“雪泥鸿爪，身世飘蓬，人生世上，去住何常。况竹本五方杂处之区，又何流寓之必别哉。然度地居民，编户有数，其以宦游而寄籍，以商旅而卜居者，不皆纨绔之子、负贩之徒、碌碌无所短长者也。故纪而存之，志流寓。”所载之人多落居此地，且皆有事迹。计明代四人，皆曾在竹山为官，随后本人或其子孙后代“遂家焉”、“遂占籍”；清代有六人，其中落居此地者四人，亦皆因在此地为官，而后不再返回故乡，落居竹山，即所谓“以宦游而寄籍”。

同治《郧县志·流寓》载有唐至清共9人，有遣居之宗王、罪官，有任官而后落居，有任官者后代落居。

同治《竹溪县志·流寓》列在武功卷内，故所记载皆为嘉庆、咸丰年间在竹溪防剿农民军的外籍官员，这些人并未在竹溪落居。

光绪《光化县志·流》载宋至清共10人，乃在光化任过官而后落居、或者到光化定居的名人。

康熙《归州志·流寓》载先秦至明共计8人，有楚人宋玉，唐诗人杜甫，宋人王十朋等，或为官此地，或游历此地，却皆未定居此地。

相邻州县地方志的有关记载，尽管情况不尽相同，主旨却无大的超越。如同治《恩施县志·流寓》所载，有李白、杜甫、郑虔、苏轼、黄庭坚、朱胜非、张灏、邹维琏、文安之、滕之伦、熊汝学、陈正言、张京、王奇、刘福、吴朝发、彭邦鼎、罗成章等20人，绝大多数为因事到过恩施一带地方，但并未落居此地，有的连到过此地都是推测，只有极个别人有可能在此地落居。

不排除地方志《流寓》或《侨寓》卷目所载人物中亦有移民意义上的流民、移民，但数量肯定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