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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基层集市的商业特征

时间:2022-01-31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有鉴于山西地域广阔,各地商业形态差异较大,根据各地的地形特征和商业形态,山西的集市可以分为晋北地区、晋中地区、晋东南地区、晋西南地区和吕梁山区5个部分。晋中地区是山西城市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地区。这些军队横征暴敛,敲诈勒索,对山西各地,尤其是晋西南地区的经济造成了十分沉重的打击。晋西南地区集市上交易的商品以棉花为主。
地方基层集市的商业特征_近代山西城镇地理

三、地方基层集市的商业特征

近代时期,山西基层集市遍布城乡各处。有鉴于山西地域广阔,各地商业形态差异较大,根据各地的地形特征和商业形态,山西的集市可以分为晋北地区、晋中地区、晋东南地区、晋西南地区和吕梁山区5个部分。

1.晋中地区

晋中地区的集市在清代并不发达。晋中地区在清代是山西商品转运中心,受经商高额利润的影响,形成了金融业一枝独秀,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相对滞后的经济特征。由于集市主要是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以农业和手工业的滞后造成晋中地区集市的发展随之滞后。进入民国以后,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晋中地区集市上的商业活动也逐渐活跃起来。以庙会的发展为例。榆次县在同治时期有8个庙会会址,举办8次庙会,到民国时期发展为有43个庙会会址,举办庙会59次(97)太谷县在光绪时期有47个庙会会址,举办57次庙会,到民国时期发展为有48个庙会会址,举办庙会58次(98)。榆次和太谷庙会次数增加,反映出这两个县集市上的商业活动逐渐走向活跃。

晋中地区是山西城市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地区。大量城市人口的存在,使粮食一直是晋中地区集市上的重要交易商品。近代时期,随着城市化发展对粮食需求的增大,晋中地区集市上粮食商业进一步发展。以榆次为例,“榆民种麦,向仅十分之一,自铁路通后,麦价日昂,种麦者比岁增多,几占全县禾田十分之三”(99)。粮食作物的增加与粮食商品化的发展,直接推动了集市上粮食交易量随之增加。

晋中地区集市上的棉花交易,也呈不断增加的趋势。晋中地区气候相对寒冷,在清代很少种植棉花。进入民国以后,在山西省政府的大力推动之下,晋中地区的棉花种植面积不断增加,据《山西历史辑览》统计,在民国时期,晋中地区主要有榆次、交城、文水、汾阳、孝义、太谷、祁县、平遥、介休9个棉花种植县份,其中文水、太谷、祁县的棉花种植产量都达到了1万担(100)。不过,虽然晋中地区的棉花和粮食交易量较之于以前有很大增加,但这些商品的交易量较之于晋西南地区来说,还是比较有限的。因为相对于晋西南地区来说,晋中地区无论是气候、水利或是土壤,都不如条件更为优越、人口更为稠密的晋西南地区,于是这就决定了无论是粮食还是棉花,晋中地区集市上的交易量都不如晋西南地区发达。

晋中地区集市上的皮货交易量也相对较大。晋中地区的皮货交易主要集中在交城一带。交城地域辽阔,广袤各有百里之多,境内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地区都是山地,具有发展畜牧业十分良好的自然条件。以本地的畜牧业为基础,交城的皮毛加工业十分发达。皮毛加工业的发达,吸引周围地区的皮毛纷纷向交城汇集,于是推动交城的皮毛加工业更加发达。在据张思聪在《交城县毛皮工人斗争简史》称,1919年时全县皮坊已达一百二十余家,皮店十六家,固定工、临时工达一万余人,每年熟制“滩二毛”六十多万张,年总产值达三百一十多万元(101)。皮毛加工和皮毛商业的互动,使交城在皮毛商业中的地位迅速崛起,成为山西最大的皮毛集散中心。

2.晋北地区

晋北地区气候寒冷,地广人稀,经济发展落后。在清代,晋北地区的集市不仅数量较少,而且商品交易量也相对较少。如光绪《怀仁县志》曾记载,怀仁县“无大贾亦无奇货,聚于市者,不过通有无而已。邑中富商不过数家”。京绥铁路通车后,随着农业开发的进行,晋北地区的集市商业开始逐渐发展起来。不过,从1926年开始,晋北地区的集市开始不断走向衰弱。从1926年开始,晋北雁门关以北地区开始频繁地爆发战争。如1926年爆发的是晋军和冯玉祥国民军之间的战争;1928年爆发的是晋军和张作霖奉军之间的战争。战争的频繁爆发使广大城乡被频繁的劫掠,致使晋北雁门关以北地区原本落后的经济更加落后。

晋北地区气候寒冷,不适宜农作物生长。但由于地广人稀,所出产的粮食除了自给外,还能向外出售。不过,所能出售的粮食数量并不是太大。晋北地区经济作物种植的数量相对较少。以棉花的种植为例,“当时在冀宁、雁门两道的棉田,已达到五万亩。其后,逐年增加。民国十六年(1927年)两道的棉田达到三十万亩,收获突破十万担。但是根据山西省当局发表的报告,雁门道范围内的雁门关以北地区的植棉,全部以失败而告终”(102)。由于晋北地区的棉花种植一直未能推广,所以作为近代时期晋北地区集市上的棉花交易量一直相对较少。

晋北地区山地较多,林业和畜牧业比较发达,集市上的木材和畜牧产品交易较大。以木材的销售为例,“在本省范围内有天然林数处。北部地区的宁武、岢岚一带所产林木,以落叶松为主。清朝末年以来,作为建筑用材销往蒙古各地,一年输出一千五百吨。平绥铁路通车到绥远以来,输出额每年增加五万余吨。然而,因为民国十五年(1926年)以来的灾害,输出额骤减至每年一千吨,价值五六万元。该地的木材,曾作为铁道枕木来使用。平汉、正太两铁路购进十五万根;最近恰逢同蒲铁路的修建,进一步收购了五十万根”(103)。如此规模巨大的输出与收购,说明晋北地区集市上的木材销售相当活跃。

3.晋西南地区

晋西南地区农业发达,人口稠密,是山西集市比较发达的地区。晋西南地区的集市发展,在近代经受了两次比较大的波折:第一次是1877-1878年之后。1877-1878年的光绪大灾对山西集市的发展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如1878年光绪大灾爆发后,山西“啼饥者远连数郡,求食者动聚千人”,如此饥寒交迫的局面,集市根本不可能进行正常的商品流通和交易。第二次是在1930年中原大战之后。1930年中原大战之后,晋西南地区在经历晋钞“毛荒”打击的同时,还经历着外来驻军的骚扰。1930年“中原大战”后,大批冯玉祥的西北军随晋军溃退,进驻到山西各地。这些军队横征暴敛,敲诈勒索,对山西各地,尤其是晋西南地区的经济造成了十分沉重的打击。“例如刘汝明部驻解县不满一年,一切供应花费,计达现洋一百余万元。鲍刚部驻介休,所费尤巨。1931年晋南驻军全部北上,经过沿途各县,任意勒索款项,供应实物。仅临汾一县,在数月之间,支应过往军队的开支,即达现洋五十余万元之巨。至于暗中抢劫的财物,那就更无法稽考了”(104)

晋西南地区集市上交易的商品以棉花为主。在近代,随着棉纺织业的发展,棉花的价格持续高涨。晋西南地区本身就比较适宜种棉,再加上政府的支持和价格的刺激,所以棉花种植数量、棉花产量不断增加。“该地取适宜栽培棉花。一方面是地方当局奖励种棉,另一方面是种棉比种粮更为有利,所以棉花的产量逐年增加。现在的棉花产量每年达六十万担。其中,二十万担供省内使用,四十万担输出省外。而河东的棉花品质甚是良好,在上海、天津的市场上颇受欢迎,因而产量有逐年增加的趋势”(105)。由于质优价廉,所以晋西南地区的棉花在收获之后,大都经过初级、中级、高级三级市场,最后输出到省外。

4.晋东南地区

晋东南地区气候温和、土地肥沃、资源丰富,是近代山西手工业比较发达的地区。从清末开始,随着外国商品在中国市场上倾销,晋东南地区商品销售的空间受到压迫,大量的手工业作坊倒闭,经济发展一落千丈。进入民国以后,随着农业开发的进行,晋东南地区的农业和手工业又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但由于交通闭塞,农业和手工业一直恢复得相对较慢。

晋东南地区集市上的铁器销售量较大。在明清时期,晋东南地区是山西乃至全国冶铁业都比较发达的地区。以晋东南地区的荫城镇为例,据《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太行山地区社会调查与研究》记载:“(荫城镇)周围几十里内上百各村庄,几乎是村村庄庄都打铁,风箱的扑打声和铁锤丁当作响声,在这些乡村大街小巷里可随时听到,而且基本上形成了一村一种铁货、几户一个品种的格局”(106)。可见,在荫城镇,冶铁业已成为当地农村地区非常普遍的一种手工业行业。以当地发达的冶铁业为基础,晋东南地区集市上的铁制品商业随之十分发达。进入近代以后,受外来商品倾销的打击,晋东南地区集市上的铁制品商业迅速衰弱。

虽然晋东南集市上铁制品销售有很大衰弱,但以土特产品的销售仍具有一定规模。以武乡县洪水镇为例,据《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太行山地区社会调查与研究》记载:“每逢3、6、9集日,各种百货、粮食、蔬菜、编织品、陶瓷、铁木器、小型农具、干鲜瓜果等竞相上市,迎来方圆四五里地前来赶集的农民。远地货物,有榆社的粮食、黎城及左权的大牲畜和各种山货。”(107)晋西南地区山高林密,气候湿润,优越的自然条件,为当地的集市贸易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土特产品。不过,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对晋西南地区的集市发展状况,进行过高的估计,特别是一些山区县份的集市更是如此。如武乡县“邑民在昔,不事商贾,近渐有起而为之者,如当行、酒行、衣店、布店、药材、杂活庄等皆有之,然多系集资小贸易,其各行店之较大者多属之外人,至涉江湖槽赢奇者,迄今仍不多见”(108)。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县份的集市肯定不会很发达。

5.吕梁山区

吕梁山区土地贫瘠,是山西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据民国《乡宁县志》称:“(乡宁)统计合境多至千村,而百家之聚十无一二,数十家之聚十无五六,或十数家或数家,竟又一二家为一村者,凿穴而居,莜黍而食,一遇凶荒,立即废徙,呜呼,虽曰人事,岂非地利哉。”(109)由于自然条件恶劣,抵抗自然灾害能力差,所以光绪年间的大旱灾使吕梁山区的经济受到沉重打击。光绪大灾之后,吕梁山区的经济虽有所恢复,但十分缓慢,一直处在停滞、衰弱状态。

吕梁山区集市分布稀疏,生产落后,无论是农业产品还是手工业产品,都相对较少。以临县为例,“本土日用之物,如胡公村之风箱,白家庄之扇车,曹家峁之柳器,东峪沟之绳索通工易事,仅资糊口;而武家沟之铜器,榆林村、刘王沟之麻纸,三交镇之水烟,冯家会之粉条,虽亦出境行销而成本无几,技术粗陋,终难望其业之发达也”(110)。由于本地经济落后,既没有商品可供向外出售,又没有能力向外购买商品,所以吕梁山区的经济基本处于自给自足状态。如永和县“村人除农业外多事畜牧,赖此尚可少助民间日用之不给,妇女无论贫富皆事纺织,每至春夏之交,养蚕、巢丝以供己用。永人志气高尚,羞执贱技,间或有人操者鄙而不齿”(111),与晋中地区强烈商品意识形成鲜明地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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