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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北地区城镇的分布特征

时间:2022-01-31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在晋北地区,忻州、代县的面积有1.41万平方公里,城镇有32个,面积占晋北地区总面积的20%,城镇数占晋北地区总数的50%。光绪时期“丁戊奇荒”对晋北地区的打击较轻。在晋北地区城镇发展总体发展较快的情况下,经由忻州取道杀虎口前往外蒙古、绥远商路沿线的城镇却日趋衰弱。
晋北地区城镇的分布特征_近代山西城镇地理

一、晋北地区城镇的分布特征

晋北地区是山西土地贫瘠,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对于晋北地区土地贫瘠的状况,清代中期,山西籍著名思想家徐继畲在他的《啖糠词》序中,曾有这样的记载,“晋俗俭穑,石岭关以北,寒脊尤甚,丰年亦杂糠秕,司牧者宜念之也”。《晋乘搜略》也有同样记述:“太原以北,岗陵邱阜,硗薄难耕,乡民唯以垦种上岭下坂,汗牛痛仆,仰天待命,无平地沃土之饶,无泉水灌溉之益,无舟车鱼米之利。”(37)光绪《天镇县志》指出“地临边塞,人情朴鲁,机械不生,男务耕织牧,女不纺织,天寒地瘠,春冬坐食,民多贫困”(38)。由于经济落后,所以晋北地区的城镇分布十分稀疏。据光绪《山西通志》统计,光绪时期山西全省171130平方公里的面积,有521个城镇。晋北地区的面积有69600平方公里,城镇数量有64个。晋北地区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40%,城镇数量却只占全省的12%。在光绪时期,天镇、保德、大同、五寨、偏关等县除了县城以外,连1个市镇都没有。

晋北地区的城镇分布虽然从从整体上讲比较稀疏,但相比之下,晋北地区南部忻定盆地的城镇分布却相对稠密。晋北地区南部的忻定盆地,是农业发达、物产较为丰富的地区。光绪《五台县志》就有“黍稷之外多玉茭”的记载。相对发达的农业,使本地区的人口相对较多,甚至于比之于人口稠密的晋南各县也毫不逊色。据《大中华山西省地理志》统计,民国初期,五台县有人口十七万四千人;崞县有人口二十四万二百二十八人。这样的人口数量在整个山西都属于人口相对较多的县份。同时,和晋北其他地区的人们相比,忻定地区的居民具有很强的经商意识。如光绪《左云县志》就说“店多系代州、崞县寄民营,土著甚少”(39)。民国《五台县小志》在谈到县城居民的职业情况时,也反映出县民多商的风俗,“城中居民约少一半为商,二三成往蒙古经商,其余为农民”。由于经济比较活跃,居民富庶,所以该地区城镇较他处为多。在晋北地区,忻州、代县的面积有1.41万平方公里,城镇有32个,面积占晋北地区总面积的20%,城镇数占晋北地区总数的50%。

光绪时期“丁戊奇荒”对晋北地区的打击较轻。发生于光绪初年的“丁戊奇荒”,是山西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灾荒。“丁戊奇荒”对山西的社会发展造成了沉重打击。“其时也,我晋赤地千里……居民十室九空,竟以草根为粮,榆皮做饭,人民饿死者尸骸遍野,道馑相望”(40)。据光绪《山西统志》户口(卷65)载,载1877年光绪大灾爆发前,山西有16433000人,到1883年有10744057人,经过光绪大灾大约6年的打击,整个山西丧失了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口。在山西各地区之中,晋北地区是受“丁戊奇荒”打击最轻的地区,“被灾最烈惟河东道属,冀宁道道属稍次,雁平道属又次之”(41)。由于没有经受到自然灾害的沉重打击,城镇发展相对平稳,所以进入民国以后,晋北地区成为山西城镇发展最快的地区。

民国时期,晋北地区城镇数量增加,主要表现在随着近代公路和铁路的兴建铁路、公路沿线兴起一批新的城镇。如大同县、阳高县、天镇县在晚清时期都属于是没有市镇的县份,1914年京绥铁路修通至大同之后,大同县“小方市在市东四十里,落市距市东六十里,因车站益臻繁盛……口泉气象日新”(42);阳高县“有一镇,曰东井集,交易颇盛,为全县五十余村之冠”(43);天镇县“兴平镇距县市东北六十里。凡乡民不便入市者,皆于此交易焉”(44)。除了一些城镇,因近代铁路、公路的兴建产生、出现之外,还有一些城镇因为近代铁路、公路的修建更加兴盛。如山阴县岱岳镇和崞县原平镇在晚清时期,都是人口规模相对较少的城镇,北同蒲铁路和太同公路修通之后,岱岳镇和原平镇都发展成为规模很大的城镇。如岱岳镇在民国时期曾成为山西四大银号之一——晋北盐业银号总号所在地;原平镇在抗日战争时期,姜玉贞曾率一旅军队在此据守,说明原平镇的规模也相当巨大。

民国时期,除了铁路、公路沿线地区受铁路开通影响,城镇发展较快之外,忻定盆地也是晋北城镇发展较快的一个地区。民国时期忻定盆地有三个比较有利的发展经济的条件:一是社会稳定,经历战争较少。民国时期,发生在晋北地区的几乎每一次战争,山西军队都据雁门关而守,从而使忻定地区不像晋北其他地区经常遭受战争的侵扰。二是距离太原较近,交通方便。如在1920年山西修筑太同公路时,忻定盆地除了有太同公路主干道经过之外,还专门修有忻州到五台的公路支线和太同公路相接,从而极大地方便了忻定盆地腹地对外的联系和交往。三是忻定地区比较受山西军政人员的重视。民国时期,山西许多高级军政人员的家乡大都在忻州的五台、定襄等地。由于高级军政人员中,五台、定襄籍贯的人士较多,山西政坛上一度形成势力庞大的“五台帮”。这些高级军政人员对家乡的发展刻意扶植,使当地的城镇发展较快。如阎锡山除了在家乡办有河边村小学、川至中学之外,还建有西汇别墅、“夜明珠”发电厂,这些活动和设施都对推动当地城镇发展,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民国时期,晋北地区还兴起一批矿业城镇。晋北地区的矿产资源比较丰富。受交通条件的限制,晋北地区的矿产资源长期得不到开发。从1920年开始,随着北同蒲铁路和京绥铁路的兴建,晋北地区的交通状况得到改善。1930年以后,山西省政府推行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在北同蒲铁路和平绥铁路沿线兴建矿山和工厂,使北同蒲铁路沿线开始出现一批新的矿业城镇。如1930年在崞县轩岗镇开办的西北煤矿第二厂、1934年在静乐县西马坊开办的静乐采矿所、1935年在宁武县管涔山开办的宁武采矿所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地城镇的发展。

在晋北地区城镇发展总体发展较快的情况下,经由忻州取道杀虎口前往外蒙古、绥远商路沿线的城镇却日趋衰弱。如右玉县“杀虎口,在县北二十里,昔为归化市要冲,设税关监督,今监督虽仍旧,名已移驻丰镇,往来客货遂稀”(45)。平鲁县“井坪所在县南六十里,市方二里,为边戍往来要冲,县西北镇川口、大水口无不可出入长市者,是以绥化招垦,晋北之民负耒而来,自铁路通,上鲜有冠盖往来也”(46)。近代铁路的修筑,交通线路的改易,使原来商路沿线的城镇呈现出不断衰弱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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