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典城市空间结构演变范例

三、西方经典城市空间结构演变范例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大城市空间结构演变具有三个主要特征:城市中心的全面复兴，中心城域的局部更新和郊区的继续发展。

从20世纪中叶开始的“逆城市化”(或称郊区化)导致相当数量的人口和产业离开城市中心地区，自70年代以来的数次经济衰退更加剧了城市中心的萧条。进入80年代之后，随着西方国家的产业结构从以制造业为主导到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后工业化”(post-industrialization)转型过程，城市的商务、零售、娱乐和休闲功能日益显突，中心地区的独特建筑环境、传统历史文脉和浓郁文化氛围成为地区发展的潜力所在。为了使这些发展潜力得以实现，政府部门必须创造良好的环境，吸引私人部门的投资。

这时，城市中心地区成为西方大城市复兴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政府投入大量资金，改善基础设施、修复历史建筑、整治荒废空间和美化环境面貌。政府的这些措施带来积极的“形象效应”，有效地降低了私人部门的投资风险和开发成本，使城市中心重新成为受各种资本(包括跨国资本)青睐的目的地。

作为“后工业化”的宏观经济转型过程中各级公共部门(包括地方和中央政府)和各种私人部门(包括本国和跨国资本)之间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的结果，城市中心地区重获生机，展现出集商务、零售、文化、娱乐和休闲活动为一体的“后工业化”城市景观。特别是城市中心的商业步行街区和滨水地带，往往被作为城市复兴的成功标志而成为“总部经济”的选项之一。

城市中心地区的一些历史街区经过整修和更新，成为受到“新生代”中产阶级所青睐的高尚住宅区。这些历史街区的“中产阶级化”(gentrification)使城市中心的社会—经济构成(socio-economic structure)发生变化，这是西方大城市的社会空间结构重组的一个重要特征。当西方经济结构的后工业化时代来临，出现了“新生代”中产阶级。作为一种新的文化价值取向，他们中的一些人特别钟情于城市中心地区具有历史文脉的建筑环境和文化氛围，历史街区的更新正是呼应了这些“雅皮士”的生活方式和居住偏好(Healey，1992)。由此可知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是与宏观层面上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重组相关联的。

中心城域是西方经典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最为集中的地区。尽管各级政府投入不少资金，但相对于所存在的问题而言，只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由于中心城域并不具备在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所应有的发展潜力，对于以追求最大利润为目的的私人部门投资缺乏吸引力，政府的各种措施也就有点一厢情愿了。当然，中心城域并非万事不济，于事无补。中心城域的主要变化是物质更新，而不是经济复兴。即便如此，中心城域的物质更新也只是局部的而不是全面的，因为有限的公共投入，充其量只能是用于局部地区的环境整治和住宅改造。

在这种形势下，旧城改造越来越有公益色彩，如果处理失当，可能引发一系列棘手的社会问题。政府的初衷无疑是吸引投资，重振经济，但是区位的作用在发酵，往往达不到预期效果。而且一旦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力，政府甚至不可能轻易抛弃尚在规划中的蓝图，那就是还中心城域一个崭新的面貌。如果围绕公共资源配置的议题持续发酵，演成大范围的争论，便有可能引发社会冲突——最终社会冲突成为中心城域变革的首要机制，这是非常具有戏剧性的结果。

而郊区发展的机制脉络要相对清晰一些。尽管大规模郊区化的时代已经过去，西方经典城市的郊区发展仍然持续着，风光旖旎、鸟语花香和风和日丽的独立式住宅已经成为广大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居住偏好，只是“雅皮士”们反其道而行之，固执于城市中心的历史街区。因此，西方经典城市的郊区发展始终是各种资本的重要投资领域，也仍然被作为城市物质环境建设中资本积累的典型例子。与城市中心区域的复兴相比，郊区发展是由市场机制所驱导的过程，而远非政府干预所促成。

西方经典城市空间结构演化的内在机制，表明了不同范畴中和不同层面上的各种社会过程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印证了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必须以生态观念审视城市的规划设计、发展方向乃至经营策略。城市空间的变迁首先可能是一个物质层面上的改版，但是就其属性而言，可能更多的是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转变。构成空间的各个范畴的变化，与居民的主流意向大致是相一致的，这体现了政府与经济实体、政府与个体、个体与社会、社会与环境的融合与协同。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现代城市空间的变迁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城市的空间并非城市的“空中楼阁”，它应该也必须拥有属于自己的未来。这需要在经济范畴中，伴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重组，跨国公司的主导作用更为突出，资本的流动越来越多地发生在泛国际层面上。在国家范畴中，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公共干预作用将大大减弱，国际性和区域性的经济机构将发挥日益重要的影响力。在社会范畴中，公民(市民)的参与意识、维权意识、主人翁意识如日中天，如火如荼。城市空间将在交织着各种生态位影响的背景之下快速成长。

“在生态社会里……有关各方面都会意识到，首先应当服从涵盖面更大的社群的安康、供养和永续”，“在其中，社会将和谐地建立在其自然环境之上”^[5]。生态城市研究的宗旨是更好地经营城市空间，促进城市空间和谐发展。城市空间是生态性和多元性的有机统一，既有自然属性，亦有社会属性，西方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的进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方法研究上从城市空间的物质属性到城市空间的社会属性;二是在理论研究上从个体选址行为到社会结构体系。某种意义上，新古典主义学派是关于个体选址行为的理论，而结构主义学派则是关于社会结构体系的理论;对于个体选址行为的分析必须建立在对于社会结构体系的认识基础之上。

在我国，城市空间的研究领域则以生态城市建设的规划和整体布局为主，兼顾城市之间的协同并进。从生态位的角度讨论城市空间是一个全新的尝试，亦有不少研究成果问世，但是从已有的成果来看，重复性的议题占了很大一部分，讨论的力度(深度)也稍嫌不足。如果承认这些研究还处在一个初级阶段，那么接下来的继续深入和提高就成为必然的了。倘以一个生态系统来考量，或许其系统性和协调性是城市空间研究的短板所在。我们宏大的城市化运动(姑妄称之为运动)不啻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需要宏大的学术视野，需要一批有志之士在这个领域长期耕耘，以期获得重要的理论收获。

进入21世纪，全球经济一体化促进了区域的全方位开放，使得城市和区域演化的内在机制变得更为错综复杂。应该说，我国的改革开放在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城市发展方面更是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可以断言，随着我国经济体系的进一步开放，全球经济一体化对于我国城市发展的影响日益显著，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中，我国的土地制度和住房制度改革使城市开发模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当户籍制度等也进入改革的名录之时，城市空间的生态位效应将更显著。同时，伴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城市发展进入了一个空前活跃的时期。因此，我国城市空间结构演化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机制和新特征，将会成为生态城市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注释】

[1]栗德祥:《应用生态位理论分析建筑现象》，《世界建筑》2007年第4期。

[2]摆万奇、赵士洞:《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系统分析》，《资源科学》2001年第3期。

[3]朱春全:《生态位态势理论与扩充假说》，《生态学报》1997年第3期。

[4]张侠、葛向东等:《土地利用的经济生态位分析和耕地保护机制研究》，《自然资源学报》2002年第6期。

[5]［美］丹尼尔·A．科尔曼:《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的社会》，第88页、第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