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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生态文明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模式的超越

时间:2022-01-29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不可能在西方工业文明内部获得解决,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是建立在三个虚幻的公设的基础之上的。这个非生态学的公设,没有考虑到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可能面临的总体性的生态危机。因为,消除生态危机必须对资本主义以工业化大生产为标志的生产方式进行彻底变革,而这样的变革则意味着取消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孰不知,不受自然生态环境约束的科技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制造人类生态危机的内在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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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现代生态文明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模式的超越

当前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模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这种工业文明模式是建立在自然无界限、科技无边界和生态无成本这三个虚幻的假设的基础之上的,而此三者恰是非生态的或者是反生态的,潜藏着巨大的生态风险和危机。现代生态文明必须超越传统的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开辟出一种生态型的新工业文明模式,这种模式必须十分重视发展的生态成本、自然开发的生态界限和科技使用的生态边界。

一、西方工业文明的三个非生态学公设与生态危机

生态危机首先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模式的危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不可能在西方工业文明内部获得解决,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是建立在三个虚幻的公设的基础之上的。

第一个公设:自然无界限

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伴随着对自然的征服和掠夺。这正如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关系。”[1]“自然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使,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2]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发出的惊叹,实际上已经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是建立在一个理论公设的基础之上的,即:地球上的资源是无限的,人类改造自然的生产活动也可以无限制地进行下去,这就是说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利用是不受边界约束的。这个非生态学的公设,没有考虑到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可能面临的总体性的生态危机。在当代,尽管人们已经注意到自然界有着自己的边界,自然资源是有限的,但是起源于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工业文明模式本身,却是以自然没有界限为前提条件的。

对于隐含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背后的自然无界限的假设,恩格斯早有觉察,并曾提出过尖锐的质疑。在谈到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这个假设表现出来的冷漠时,他这样写道:“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即古典政治经济学,主要只研究人以生产和交换为取向的行为在社会方面所产生的直接预期的影响。这同以这种社会科学为其理论表现的社会组织是完全相适合的。在各个资本家都是为了直接的利润从事生产和交换的地方,他们首先考虑的只能是最近的和最直接的结果。当一个厂主卖出他所制造的商品和或者一个商人卖出他所买进的商品时,只要获得普通的利润,他就满意了,至于商品和买主以后会怎么样,他并不关心。关于这些行为在自然方面的影响,情况也是这样。西班牙的种植场主曾在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以为木炭作为肥料足够最能赢利的咖啡树利用一个世代之久,至于后来热带的倾盆大雨竟冲毁毫无保护的沃土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这同他们又有什么相干呢?在今天的生产方式中,面对自然界和社会,人们注意的只是最初的最明显的成果,可是后来人们又感到惊讶的是:取得上述成果的行为所产生的较远的后果,竟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是完全相反的;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和谐,竟变成二者的两极对立,每10年1次的工业周期的过程就显示了这种对立”。[3]

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自然无界限公设与自然生态环境有限的可承受能力之间,存在着根本矛盾。由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是一个铁的事实,要想克服这个根本矛盾,人类就只能有一种选择,这就是必须扬弃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模式。然而,这种扬弃又是很难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模式内部来实现的:一方面,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内生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是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根本产物。这种工业化大生产是以对自然的无限开发为基础的,然而,工业化大生产内在地要求对自然界进行无休止的开发和利用,这与自然本身的界限是相冲突的。工业革命是对大自然的一次“十字军东征”,这样的对自然的征服必然要产生生态危机,这种生态危机没有办法在资本主义内部得到克服。因为,消除生态危机必须对资本主义以工业化大生产为标志的生产方式进行彻底变革,而这样的变革则意味着取消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必然要求资本主义的大消费,否则工业化大生产就会难以为继,就会自我毁灭,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是相互依存的,一荣俱荣、一毁俱毁。然而,工业主义与消费主义的结盟,内在地要求对自然界进行无限度的开发和利用,而这与自然界自身的界限性又是根本冲突的。因此,扬弃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就必须对资本主义文化进行革命性的变革,而这样的变革同样是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内部来实现的。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代美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家詹姆斯·奥康纳指出:“人类活动对自然界的影响事实上取决于社会劳动的组织方式、它的目的或目标,取决于社会产品的分配和使用方式,取决于人类对自然界的态度和知识水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上述这种理论起点和实践起点在生态学家那里或多或少地被遗忘了。[4]

第二个公设:科技无边界

隐含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模式中的另一个公设是:“科学技术从属于生产力的范围,正如生产力始终起着进步的、革命的作用一样,科学技术也始终是一种进步的、革命的力量。”[5]工业革命本身就是一场科技革命,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模式假设了科技发展的无限进步性。一方面,这种文明模式认为,科技是进步的,科学技术没有负的外部效应,自然也就不会产生对生态的破坏;另一方面,科技的发展进步是没有边界的,也就是说,科学技术的发展独立于自然生态系统和其他诸系统之外,它的发展进步是不受生态环境约束的,是没有生态条件的。西方工业文明对科学技术的上述非生态学的假设,实际上已经暗示了它的存在和发展必然要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必然会引发人类的生态危机。

更为值得关注的是,在今天,虽然人们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模式带来的生态后果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但是,由于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西方工业文明模式所导致的生态危机是内生于“科技无边界”的这个预设之中的,所以,人们仍然习惯于在科技的范围内提出解决生态危机的种种方案。孰不知,不受自然生态环境约束的科技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制造人类生态危机的内在原因之一。这不是说科学技术对于治理生态危机没有作用,而是要人们认识到,正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借助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和剩余价值的无休止的追逐,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这种破坏作用不在于科学技术本身,而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导致的科学技术功能的生态异化和癌变。

应当看到,科学技术是中性的,但是,一旦科学技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结合起来,它就具有了价值内涵,比如科技的生态含义。马克思·韦伯曾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化是同科学技术的进步的制度化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沿着韦伯的思路,马尔库塞进一步强调,技术的进步及其所蕴含的合理性观念,不但体现在资本主义经济社会活动之中,而且已经扩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个统治制度之中。因此,他指出:“技术的合理性已经成为政治的合理性”[6],技术合理性作为维护资本主义统治的意识形态,孕育出了一种新的拜物教——“技术拜物教”(technological fetishism)[7]。在相同的思路上,哈贝马斯在《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和技术》一书中指出,科学技术所具有的合法性功能为我们分析当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一把钥匙。[8]尽管上述三位哲学家都看到了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功能,即科学技术合理性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合法性的内在勾连,但是,无论是韦伯还是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都没有看到通过科学技术合理性包装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所蕴含的生态危机。

第三个公设:生态无成本

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是一种生态成本外化的文明模式,它不把生态成本计算在自身发展的之内。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把生态环境视为是给定的,它在追求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从一开始它就没有把生态环境视为工业经济发展所必须承担之成本来对待。这样一种“生态无成本”的工业化思维定式,可以从“成本”概念的演化史中得到某种程度的澄明。考诸经济思想史可知,成本这个概念,从本质上说是工业经济的产物。但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成本的认识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先天的缺陷,就是缺失生态成本的维度。这一先天不足,即便是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进入到成熟阶段,虽然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生态成本的重要性,但仍未能在理论上予以修补,而这种理论修补的滞后则根源于现代工业文明实践的内在缺陷——拒不承认生态成本存在的合理性,进而固执地坚持一种“成本外化”的生产消费模式。

据考证,在工业革命之前的西方,成本概念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的古巴比伦、古希腊和古罗马。在公元前2000多年前的古巴比伦苏美尔经济报告文献中存有大量巴比伦人对劳动力数量的记载,这些记载已经体现出古巴比伦人的成本意识。随后,编制于公元前180年的德洛斯神殿的财政管理计算书、帕特农神殿的建筑工程账户以及古罗马的股份制和约公元83、84年的分期收支表等,是以支出为特征的早期成本思想发展的又一证明。由于历史条件所限,这种早期成本思想的发展作为古代西方对支出的一种最早记录,尚没有发展出一个清晰的成本概念,但是,它所蕴含的成本思想已经包含了工业革命时期西方人对成本概念理解的诸多要素。这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遥远的古典时期,西方人对成本概念的理解就缺乏对生态环境的关注,由于生产力发展低下而萌发的对自然的敬畏和膜拜,也并没有促使古代西方人在思考经济活动的支出成本时将自然生态要素纳入考察视野之中。也就是说,很可能即便是在西方人处于自然神秘主义的古典时代,他们在考察经济活动时也很少关注自然生态问题。经济活动与自然生态在西方文明的起源过程中就是相互分离的。这与在中国古代就主张“天人合一”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或许可以认为,也正是西方文明基因先天就缺失生态文明的因子,由此决定了现代西方工业文明必然会孕育出人类的生态危机。

成本概念在中世纪工业簿记中有了一个雏形。根据保罗·加纳博士在《1925年前成本会计的演进》一书中的解释,在中世纪工业簿记中出现了相对清晰的“生产成本”概念。始于1318年的德·波恩账目则被认为“是工业成本会计真正的起源”,而在1350~1600年之间,已经产生了一定的成本技术和实务。这些早期工业会计系统的目的,一般并非为了对单个企业的所有权及收入提供保护,而是在于对生产步骤的会计控制和对原材料使用中边角废料及毁损的控制。[9]显然,在中世纪欧洲漫长的基督教神学时代,工业的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仍然没有引起西方人的注意,生态文明的思想在漫长的中世纪的欧洲并没有萌生。

完整意义上成本概念的确立,是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产物。正如保罗·加纳所言:“在1885年以前,已经有一些人对成本理论和实务开始关心,但很少有专家认为值得对这一问题全神贯注;成本理论和技术是作为产业环境的产物而发展起来的,其迅速发展是与生产工艺不断复杂化的要求相适应的。”[10]由此可见,成本是一个产生于工业经济时代的概念,是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产物。它的最初的含义是生产过程中的耗费和支出,即生产成本。随着工业经济和企业环境的不断变化,成本概念不断突破狭隘的生产成本的界限,它所包含的非生产成本比重不断加大,特别是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边界不断弱化,使得成本概念的内涵越来越广泛化。但是,在成本概念的发展演化过程中,生态成本的维度始终没有被纳入其中。即便是在当代西方日渐流行的环境成本概念,也不是一个生态文明的概念,而是一个以利润为中心的概念,一个主流经济学的概念。

因此可以说,在西方,自然、生态和环境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一开始就没有被经济化,这是西方人的成本概念存有先天不足的内在原因。因此,从生态文明的角度来看,在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中发展起来的成本概念,是一个没有精神和灵魂的概念,是一个概念的僵尸。从某种意义上,正是这样一个概念的僵尸孕育了一种生态成本外化的西方工业文明模式,而这个工业文明模式必然引发人类的生态危机。

二、现代生态文明对西方工业文明三个非生态学公设的否弃

现代生态文明的世界意义,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体现在它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模式的三个非生态学公设的否弃和内在超越之中。与西方工业文明预设自然无界限、科技无边界、生态无成本根本不同,现代生态文明则突出地强调自然开发中的生态界限、科技应用的生态边界和高速发展的生态成本。

1.关注自然开发的生态界限

现代生态文明包含着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自然观的根本改造和超越。如何看待自然?在以往的理论研究中,这个基础性的问题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特别是在研究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的过程中,人们对工业革命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缺乏深刻的认识,对后资本主义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样缺乏深入的认识。这是导致今天生态危机越演越烈的重要原因之一。

马克思曾对工业、自然与人类存在的关系作出过精辟的分析。他认为,一方面,工业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自然科学通过工业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了准备。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说:“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11]这是从积极的方面分析工业、自然与人类存在的关系。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业革命和工业化大生产又造成了自然的异化和人的异化。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工业化既破坏了自然,又破坏了人的发展,实际上,它是以破坏自然的方式来破坏人的发展,反之又以破坏人的全面发展为代价加速对自然的破坏,由此导致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背景下的人的生存危机和自然的生态危机。也就是说,西方工业文明模式下的生态危机,从表面上看是自然的危机,实质上却是人的危机——资本主义大工业对自然的异化根源于工业资本对人的异化,它在本质上是工业资本扭曲人际关系的结果。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改变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自然观,不改变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对待自然的态度,即不摒弃传统工业文明的“自然无界限”的虚假预设,就不可能建立起一种新的生产关系,也就根本可能克服传统工业模式蕴含的生态危机。也因此,在后资本主义时代,重建人与自然的关系内在地要求重建人与人的关系。在西方世界,人们对于这样一个课题很少从生态学与人类生存根基的高度来关注它,从而对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工业文明进行深刻的反思,以至于酿成了当下越来越严重的生态危机。

自然乃是人类生存之母体,离开自然,人类生存将处于无根基状态,破坏自然无异于要拔掉人类赖以生存的根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突出强调了人的自然属性:“说人是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这就等于说,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本质的即自己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12]

因此,在马克思的理论中,现实个人在自然的前提之下进行活动并创造历史,历史主体的目的与自然的规律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自然史和人类史是“不可分割”和“彼此相互制约”的。[13]一方面,从自然与人的关系看,自然是人的真实存在的必要条件,人的现实历史中已先在地嵌入自然的要素;另一方面,从自然与历史的关系看,自然也是人类历史的物质前提,“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4]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多诺指出,历史应该“被把握为自然的存在”。

这就是说,人类史受制于自然史,人类发展规律受制于自然规律。这实际上就是提出了人类发展的“自然界限”问题。一旦人类发展越过了自然许可的界限,就要遭到惩罚。今天的生态危机,就是对无节制地推进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的惩罚。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用“自由王国”和“必然王国”的关系来加以说明,他这样写道:“事实上,自由王国是在必需和外在目的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15]在这里,所谓“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就要告诫我们,人类的任何发展都必须在自然的界限之内进行,否则自然就会报复人类,而且人类越出自然的界限越远,自然对人类的报复就会愈发激烈。所以,恩格斯在他的《自然辩证法》中曾忧心忡忡地写下这样一段话,以警醒世人。他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水分的积聚中心和储藏库。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当他们在山南坡把那些得到精心保护的枞树林砍光用尽时,没有料到,这样一来,他们就把本地区的高山畜牧业的根基毁掉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同时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在欧洲推广马铃薯的人,并不知道他们在推广这种含粉块茎的同时也使瘰疬症传播开来。因此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16]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就包括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重新发现、创新和发展。在我们寻求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时,也没有当忘记思考“生态社会主义”这样一个课题。胡锦涛同志强调:“自然界是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物的摇篮,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建设自然就是造福人类。要倍加爱护和保护自然,尊重自然规律”。[17]他还指出,“对自然界不能只讲索取不讲投入、只讲利用不讲建设。发展经济要充分考虑自然的承载能力和承受能力,坚决禁止过度性放牧、掠夺性采矿、毁灭性砍伐等掠夺自然、破坏自然的做法”。[18]这就是要“把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作为重要理念,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实际上是提出了中国工业经济发展的生态文明构想,对克服传统西方工业文明来说,它具有重要的世界历史意义。

2.关注科技应用的生态边界

科学技术是一个重要的生态学命题。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仅仅把科学技术视为经济学问题,或者生产力命题,并假设科学技术革命和进步是没有边界的,这实际上已经把科学技术从生态问题中抽离出来,为它制造人类生态危机埋下了祸根。在30多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中,我们对科学技术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深刻的变化,这种对科学技术认识的深刻变化主要是与探索现代生态文明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第一,科技进步是一个与生态问题密切相关的生产力命题。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属性是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一个根本规定,恩格斯早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1843—1844)中就曾批评,当时的资本家对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作用视而不见。他说:“尽管科学通过贝托莱、戴维、李比希、瓦特、卡特赖特等人送了许多礼物给他,把他本人和他的生产都提高到空前未有的高度,可这与他有何相干呢?他不懂得重视这些东西,科学的进步超出了他的计算。”在同一部著作中,恩格斯指出马尔萨斯的人口过剩理论源自于经济学的一个根本疏忽,“一个对经济学家来说当然是无足轻重的要素——科学,它的进步与人口的增长一样,是永无止境的”。[19]他还指出,“人类支配的生产力是无法估量的”。[20]现在我们经常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实际上这样一个命题,已经包含在恩格斯在1840年代关于科学技术的论述之中了。需要提醒读者的是,恩格斯所谓的科学技术进步无止境蕴含着两个意思:一方面,他看到了科学技术对自然力的巨大控制作用,及其对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的巨大推动作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正是建立在“科技进步无边界”这个假设的基础之上的;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更为本质的方面,恩格斯指出了科学技术也是造成资本主义“出现繁荣与危机、生产过剩和停滞的反复交替”的重要根源之一。只是在这里恩格斯并没有向我们挑明,由科学技术进步推动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不仅仅是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也是生态危机,这种生态危机是资本劫持科学技术不断征服自然、掠夺自然的结果。在今天,人们看得到的往往仅是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而看不到科学技术与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方式相结合而造成的对生态化环境的巨大破坏作用。这是非常片面的。

第二,科技进步是一个与生态问题密切相关的意识形态命题。如果说,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属性揭示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它关涉到人类史和自然史,是从人与自然、人类史与自然史的关系层面,向我们展示了科学技术的生态学意义。那么,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属性揭示的则是人与人的关系,是从人与人的关系层面向我们展示了科学技术的生态学含义。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这样写道:“自然科学展开了大规模的活动并且占有了不断增多的材料。而哲学对自然科学始终是疏远的,正像自然科学对哲学也始终是疏远的一样。过去把它们暂时结合起来,不过是离奇的幻想。存在着结合的意志,但缺少结合的能力。甚至历史编纂学也只是顺便地考虑到自然科学,仅仅把它看作是启蒙、有用性和某些伟大发现的因素。然而,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工业是自然界对人,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因此,如果把工业看成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因此,自然科学奖抛弃它的抽象物质的方向,或者更确切地说,抛弃唯心主义的方向,从而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正像它现在已经——尽管以异化的形式——成为人的生活的基础一样;说生活还有什么别的基础,科学还有什么别的基础——这根本就是谎言。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21]马克思还说:“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部分,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22]

在这里,马克思阐述了一个重大的命题:自然科学通过资本主义工业实现了与哲学(意识形态)的结合,从而使其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具有了意识形态属性。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模式中,资本主义工业使得自然科学与哲学(意识形态)相互渗透,实现了结合,即:人类工业实践使得自然科学与人学成为“一门科学”,自然的人化或者社会化与人的科学技术化成为“同一个说法”。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告诉我们,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模式中,科学技术与工业联合起来产生了两种异化形式,即异化的自然界和异化的人类社会。马克思所谓的自然科学“以异化的形式”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和“人的生活的基础”,就是要告诉我们:人类借助自然科学对大自然的改造、控制乃至掠夺为人类生存提供了基础,在此过程中,人类生存通过对大自然的控制获得了一种保障,自然界却沦落为自然科学奴役的对象和人类生存的工具,由此,自然界在科学技术的统御之下成为人化的自然界。马克思所说的,科学技术通过工业“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就是要告诉我们:科学技术的工业化伴随着自然界的对象化,由科学技术推动的工业革命,实际上是一场针对大自然的革命,由此,在科学技术工业化过程中不断推进的是“自然的人化”,也就是使自然界成为人类工业实践活动的异化物。

由此不难看出,马克思借助资本主义工业对科学技术之意识形态属性的阐述,在本质上也是对科学技术与生态文明的相互关系的阐述。也就是说,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属性所关涉的乃是一个生态文明问题。在传统的认识中,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功能被忽视了,因而科学技术与生态文明的关系也被掩蔽起来了。这突出地表现为,当人类在今天面临的生态危机越来越迫在眉睫、越来越严峻的时候,人们对科学技术的看法仍然是单向度的和片面的,看到的只是科学技术的革命性和进步性,而对其隐含的对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作用却缺乏应用的认知,以至于仍然把整治生态危机的希望单纯地寄托于科技进步的基础之上。

让科学技术参与生态治理是必要的,但是科学技术从来都不是孤立地参与生态治理的,科学技术必须与人类的特定的实践活动相结合才能对生态环境发生作用,而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科学技术对生态环境是发挥正面作用还是负面作用,这完全不取决于科学技术本身,而取决于人类选择的实践活动方式。历史已经证明,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条件下,科学技术在促进生产力发展方面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但与此同时,其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作用也是巨大的,直接导致了今天全人类的生态危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党和政府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模式的认识在不断加深,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重大命题,这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将扬弃传统西方工业文明模式,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道路。尤其是,在一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这样的探索及其成功与否,不仅决定着中国模式的前途,在某种意义上也决定着人类的未来。这须要迫切须要我们树立起一种崭新的科学技术观。

3.关注高速发展的生态成本

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党和政府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科学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加深,提出了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建设并行发展的基本构想。这其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应当认识到,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不是并列的关系,而是渗透的关系。也就是说,中国发展道路致力于把生态建设贯穿于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之中,让生态建设成为一条红线统摄于其他三项建设之中,成为一条主线。比如,在经济建设中,我们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构想,科学统筹资源、环境和发展的关系;又如,在社会建设中,我们提出了环境友好型社会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概念;再如,在文化建设中,我们强调要发掘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思想;等等。

这些与生态文明有关的思想、观念和战略,实际上是把生态因素内化于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进程之中,凸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个极具中国特色又极具世界意义的理念——生态成本的理念。正如我们在前面指出的,这样一种生态成本的理念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模式的“生态无成本”这个非生态学公设,是截然相反的,在某种意义上,它也是反思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模式的产物,是对西方工业化文明模式的一种扬弃和超越。

在邓小平理论体系中,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是一个重要命题,孕育着十分深刻的生态社会主义的思想。1983年3月12日,邓小平在到十三陵水库参加植树活动时告诫全党同志:“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是件大好事,是建设社会主义,造福子孙后代的伟大事业,要坚持二十年,坚持一百年,坚持一千年,要一代一代永远干下去。”[23]这实际上是把生态文明视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指出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存在一个本质的不同,就是实现工业化不能不计算生态成本。这是对西方工业革命和工业文明的反思和超越,揭示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世界历史意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反复强调:应该集中力量制定“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24];等等。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江泽民同志结合我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全面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生态环境建设思想,进一步阐述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世界历史意义。他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严格执行土地、水、森林、矿产、海洋等资源管理和保护的法律。”[25]根据这些指示精神,国家相继颁布了《环境保护法》、《森林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多部法律,对做好生态环境建设起了积极的保护作用。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他又把良好生态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一项重要内容,指出:“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他还明确指出:“环境保护工作,是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26];中国要避免“重蹈工业化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27]这些都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高度阐明了人类发展的“生态代价”问题,尤其是,这些论述是从反思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出发来谈论人类发展的“生态代价”问题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这是我们党首次将“生态文明”写入中央文件,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正式形成。在学习十七大精神研讨班上,他又讲到:“建设生态文明,实质上就是要建设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要彻底改变以牺牲环境、破坏资源为代价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不能以眼前发展损害长远利益,不能用局部发展损害全局利益。”[28]在这里,胡锦涛同志提出了运用生态原则改造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发展以生态为导向的社会主义新型工业文明的基本思路,同样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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