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构想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基础，决定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艰巨性。唯其艰巨，才尤其需要制定系统完备、基于现实、合作激励的战略构想。所谓系统完备，就是这种战略构想应当仔细建构环境保护和生态治理的综合目标体系，不能遗漏任何重要的目标。所谓基于现实，就是这种战略构想必须正视我国目前严峻的生态污染情况，提出的环境保护和生态治理目标既不能好高骛远，也不能无关痛痒，而应当在施加适当压力后，能及时有效地转化为动力。所谓合作激励，就是这种战略构想应能最大限度地激发政府、环保NGO、企业、媒体、公众等相关各方合作建设生态文明的正能量，使建设生态文明成为相关各方共同提升自身素质和水准的重要抓手。
一、系统完备的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构想
从地下、地表到天空，从内陆、沿海到海洋，以水污染、大气污染和土壤污染为主要表征，我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全方位的、系统性的生态问题。生态问题的系统性，要求生态问题的总体解决方案所建构的目标体系必须是系统的、完备的。
2011年颁布的《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清晰地显示出中央决策层在规划生态文明建设这一事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性问题时，已明显具备周密思考、系统筹划的特征。譬如，首次鲜明地提出在全国“构建以青藏高原生态屏障、黄土高原—川滇生态屏障、东北森林带、北方防沙带和南方丘陵山地带以及大江大河重要水系为骨架，以其他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为重要支撑，以点状分布的国家禁止开发区域为重要组成的生态安全战略格局”。并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要“建立生态补偿机制”，要“鼓励、引导和探索实施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开发地区对保护地区、生态受益地区对生态保护地区的生态补偿”。关于水污染防治，不仅重申继续推进“十一五”规划就已提出的“重点流域和区域水污染防治”，而且着重强调要“加强重点湖库及河流环境保护和生态治理，加大重点跨界河流环境管理和污染防治力度”，并特别提出要“加强地下水污染防治”。关于大气污染防治，从整体视角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控制区域复合型大气污染。”关于土壤污染防治，在“十一五”规划中主要把土壤污染问题视为农村环境保护问题，并提出要“开展全国土壤污染现状调查”。在“十二五”规划中，土壤污染问题和饮用水不安全问题、空气污染问题一起，被称为“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并提出了相关综合治理措施，如“加强重金属污染综合治理，以湘江流域为重点，开展重金属污染治理与修复试点示范。加大持久性有机物、危险废物、危险化学品污染防治力度，开展受污染场地、土壤、水体等污染治理与修复试点示范。”
相较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在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构想上之所以能更加系统，更加完备，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益于中国工程院和环境保护部牵头的、2007年5月正式启动、历时3年的“中国环境宏观战略研究”项目，对于我国环境保护的现状与发展趋势有了更加深刻、更加系统的认知。作为我国在全国层面首次开展的环境保护战略研究，“中国环境宏观战略研究”项目最终形成了项目综合报告、成果要点报告、四个课题组综述报告以及29个专题报告等多项研究成果，最终成稿文字600多万字。这次战略研究系统对我国目前环境形势作了审慎判断，概括为“局部有所改善、总体尚未遏制、形势十分严峻、压力继续加大”。就我国环境恶化未得到根本遏制这一判断，该研究明确警示了“水环境呈现复杂的流域性污染态势”、“近50年来区域霾问题日趋严重”、“区域臭氧浓度和细颗粒超标现象明显”、“复合污染呈现恶化和蔓延趋势”、“土壤污染表现出源多、量大、面广、持久、毒害性强等特征”等水污染、大气污染和土壤污染方面的严重问题，并警告由于“环境容量相对不足、经济快速发展、资源能源消耗持续增长”，“我国环境资源将面临更大的压力”。[25]
一年多来，为了落实“十二五”规划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任务，确保完成相关约束性指标，国务院相关部门组织编制出台了《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科技发展规划》、《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环境与健康工作规划》、《“十二五”全国环境保护法规和环境经济政策建设规划》、《“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公路水路交通运输节能减排“十二五”规划》、《“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十二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十二五”全国城镇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设施建设规划》、《全国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2011—2020年）》、《长江中下游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2011—2015年）》、《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等一系列国家级专项规划，一个定位清晰、功能互补、统一衔接、系统完备的生态文明建设规划体系已基本成型。
以系统完备的生态文明建设规划体系作为设计环保投入项目的基本出发点，将使得我国环保投入项目结构全面而又合理。近年来，我国环境保护和生态治理投资力度不断加大。据报道，我国“十二五”时期的环保投入将超过5万亿元，是“十一五”时期1.6万亿元的三倍多。为了使环保投入产生最大的环保效益，就必须防范环保投入项目结构失衡，畸重畸轻。
实际上，在“十五”时期和“十一五”时期，尽管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不断增长，在“十一五”最后一年2010年达到了6654.2亿元的新高度，但由于对环境保护和生态治理问题的系统认知有限，没有系统完备的生态文明建设规划体系作为指引，因此投资结构不尽合理，长期受到质疑。其中，主要投向园林绿化、城市排水、集中供热、燃气、市容环境卫生等与污染治理关系较为间接方面的巨额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严重挤压了农业污染源、工业污染源、生活污染源防治的投资空间，令人诟病。如表7所示，以2010年为例，该年度6654.2亿元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主要分解为三大部分：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4224.2亿元，占63.48％，仅低于2003年的65.88％；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2033亿元，占30.55％，低于“十五”和“十一五”时期的平均值33.46％；而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为397亿元，仅占5.97％，是“十五”和“十一五”时期的最低值。
表7 “十五”和“十一五”时期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结构[26]
二、基于现实的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构想
为了避免系统完备的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构想成为无法实现的空中楼阁，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构想的提出必须基于现实，有充分的现实基础。
具体来看，《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规定了我国“十二五”时期的资源环境主要目标，其中有一项是“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16％”。对比“十一五”规划纲要，可以发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幅度目标值从20％降到了16％，似乎有所倒退。实际上，这清楚地反映出中央决策层在制定环境保护和生态治理目标时基于现实，更加务实。因为“十一五”时期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实际降低19.1％这一事实证明，“十一五”规划规定的“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20％”这一目标，有点偏高、偏严，执行起来难度很大。所以“十二五”规划把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幅度定为16％，虽然看起来降低了目标要求，但更加基于现实，估计执行起来难度会有所降低。又如，“十一五”规划提出了“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提高到60％”这一目标，但实际上2010年我国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却达到了67％，远远超出了目标值。因此“十二五”规划就把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目标值提高到了72％，这其实也是规划基于现实的表现。再如，在《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这一专项规划中，提出了“到2015年，全国新增城镇污水管网约16万公里”这一目标。事实上，从“十一五”全国城镇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主要指标实现情况来看，唯一没有实现的就是“新增污水配套管网16万公里”这一规划目标，实际仅仅新增7万公里，2010年全国污水配套管网为166174万公里。由于污水配套管网建设的相对滞后，对污水处理厂的制约作用日渐显现，许多污水处理设施负荷率偏低的症结就在于此。正是基于对现状的清晰认识，《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再次提出了“全国新增城镇污水管网约16万公里”这一目标，表明了环保决策层使我国污水配套管网里程数在“十二五”时期翻一番的决心。
从全国层面来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基本以每一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为期，首先制定全国性的阶段性目标，再具体分解落实到各个地方政府。接下来着重分析“十二五”时期的节能减排目标。
（一）“十二五”时期各地区节能目标分析
根据国务院2011年8月印发的《“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十二五”时期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16％这一全国性目标，分解到各个地方后，目标值有所差异。其中，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天津的节能目标为18％，山东、河北、辽宁、北京的节能目标为17％，河南、四川、山西、湖北、福建、湖南、安徽、陕西、黑龙江、江西、重庆、吉林的节能目标为16％，内蒙古、云南、广西、贵州、甘肃、宁夏的节能目标为15％，新疆、青海、海南、西藏的节能目标为10％。
如表8所示，根据各地区2010年的电力消费量进行降序排序，依次为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北、河南、辽宁、四川、内蒙古、山西、湖北、福建、上海、湖南、安徽、云南、广西、陕西、贵州、北京、甘肃、黑龙江、江西、新疆、天津、重庆、吉林、宁夏、青海、海南、西藏，其中最高的广东为4060.13亿千瓦小时，最低的西藏为20.41亿千瓦小时。
表8 2010年中国各地区电力消费量（亿千瓦小时）[27]
如表9所示，根据各地区2010年的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进行降序排序，依次为宁夏、青海、贵州、山西、内蒙古、甘肃、河北、云南、辽宁、西藏、四川、湖北、湖南、黑龙江、吉林、陕西、重庆、河南、广西、山东、安徽、江西、天津、海南、福建、江苏、浙江、上海、广东、北京，其中最高的宁夏为3.308吨标准煤/万元，最低的北京为0.582吨标准煤/万元。
表9 2010年中国各地区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吨标准煤/万元）[28]
由此可见，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节省目标值的确定大致与电力消费量正相关，与2010年的能耗值负相关。而电力消费量居前和现有能耗值较低的大都是全国经济较发达的地区，电力消费量较低和2010年能耗值较高的大都是全国经济较落后的地区。能耗目标值的确定对前者相比后者更为严格，意在要求已经走了很长时间“先发展、后治理”老路的工业化先发地区承担更多的节能责任，同时对工业化后发地区既在能源政策上有所扶持，又希望尽量避免其重走先发地区“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
（二）“十二五”时期各地区减排目标分析
“十二五”时期化学需氧量减少8％这一全国性目标，分解到各个地方后，要求山东、广东减少12％，江苏减少11.9％，浙江减少11.4％，上海减少10％，河南减少9.9％，河北减少9.8％，山西减少9.6％，辽宁减少9.2％，吉林减少8.8％，北京减少8.7％，黑龙江和天津均减少8.6％，陕西和广西均减少7.6％，湖北减少7.4％，湖南、安徽、重庆均减少7.2％，四川减少7％，内蒙古减少6.7％，甘肃减少6.4％，福建减少6.3％，云南减少6.2％，贵州和宁夏均减少6％，江西减少5.8％，海南、西藏、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无需减排，青海则可以增加18％的排放量。如表10所示，根据各地区2010年化学需氧量排放量进行降序排序，依次为山东、广东、黑龙江、河南、河北、辽宁、湖南、四川、江苏、湖北、安徽、内蒙古、浙江、吉林、广西、江西、福建、陕西、新疆、云南、山西、重庆、甘肃、贵州、上海、宁夏、天津、海南、北京、青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西藏，其中排放量最高的山东为201.6万吨，最低的西藏为2.7万吨。
表10 2010年中国各地区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万吨）[29]
“十二五”时期氨氮排放量减少10％这一全国性目标，分解到各个地方后，要求广东和山东均减少13.3％，江苏和上海均减少12.9％，河北减少12.7％，河南减少12.6％，浙江减少12.5％，山西减少12.2％，辽宁减少11％，吉林和天津均减少10.5％，黑龙江减少10.4％，北京减少10.1％，安徽减少9.9％，湖南、江西和陕西均减少9.8％，湖北和内蒙古均减少9.7％，甘肃减少8.9％，重庆减少8.8％，广西减少8.7％，四川减少8.6％，福建减少8.4％，云南减少8.1％，宁夏减少8％，贵州减少7.7％，新疆、海南、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西藏均无需减排，青海则可以增加15％的排放量。如表11所示，根据各地区2010年氨氮排放量进行降序排序，依次为广东、山东、湖南、江苏、河南、四川、湖北、浙江、河北、辽宁、安徽、福建、黑龙江、江西、广西、陕西、云南、山西、吉林、重庆、内蒙古、上海、甘肃、新疆、贵州、天津、海南、北京、宁夏、青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西藏，其中排放量最高的广东为23.52万吨，最低的西藏为0.33万吨。
表11 2010年中国各地区氨氮排放量（万吨）
“十二五”时期二氧化硫排放量减少8％这一全国性目标，分解到各个地方后，要求山东减少14.9％、江苏和广东均减少14.8％，上海减少13.7％，北京减少13.4％，浙江减少13.3％，河北减少12.7％，河南减少11.9％，山西减少11.3％，辽宁减少10.7％，天津减少9.4％，四川减少9％，贵州减少8.6％，湖北和湖南均减少8.3％，广西和陕西均减少7.9％，江西减少7.5％，重庆减少7.1％，福建减少7％，安徽减少6.1％，云南减少4％，内蒙古减少3.8％，宁夏减少3.6％，吉林减少2.7％，黑龙江减少2％，西藏、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无需减排，甘肃、青海、海南则可以分别增加2％、16.7％、34.9％的排放量。如表12所示，根据各地区2010年二氧化硫排放量进行降序排序，依次为山东、河南、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贵州、江苏、陕西、四川、广东、湖南、云南、湖北、浙江、新疆、甘肃、重庆、江西、广西、安徽、黑龙江、吉林、福建、宁夏、上海、天津、青海、北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海南、西藏，其中排放量最高的山东为188.1万吨，最低的西藏为0.4万吨。
表12 2010年中国各地区二氧化硫排放量（万吨）
“十二五”时期氮氧化物排放量减少10％这一全国性目标，分解到各个地方后，要求浙江减少18％，江苏和上海均减少17.5％，广东减少16.9％，山东减少16.1％，天津减少15.2％，河南减少14.7％，河北和山西均减少13.9％，辽宁减少13.7％，北京减少12.3％，陕西减少9.9％，安徽和贵州均减少9.8％，湖南减少9％，广西减少8.8％，福建减少8.6％，湖北减少7.2％，四川、吉林、江西和重庆均减少6.9％，内蒙古和云南均减少5.8％，宁夏减少4.9％，黑龙江和甘肃均减少3.1％，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西藏均无需减排，青海、海南则可以分别增加15.3％、22.3％的排放量。如表13所示，根据各地区2010年氮氧化物排放量进行降序排序，依次为山东、河北、河南、江苏、广东、内蒙古、山西、辽宁、安徽、浙江、陕西、黑龙江、湖北、四川、湖南、新疆、吉林、江西、云南、贵州、广西、福建、上海、甘肃、宁夏、重庆、天津、北京、青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海南、西藏，其中排放量最高的山东为174万吨，最低的西藏为3.8万吨。
表13 2010年中国各地区氮氧化物排放量（万吨）
从“十二五”时期各地区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量削减目标值的确定来看，与2010年的排放量虽然有一定相关度，但并不是很明显。实际上，在相当大程度上还与各地区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工业化水平有关。
如表14所示，对2010年各地区国内生产总值进行降序排序，依次为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河北、辽宁、四川、上海、湖南、湖北、福建、北京、安徽、内蒙古、黑龙江、陕西、广西、江西、天津、山西、吉林、重庆、云南、新疆、贵州、甘肃、海南、宁夏、青海、西藏，其中最高的广东为46013.06亿元，最低的西藏为507.46亿元。
表14 2010年中国各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亿元）[30]
至于各地区工业化水平，据学者测算，在2005年时全国工业化总体水平为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其中上海和北京实现了工业化，天津和广东进入工业化后期的后半阶段，浙江、江苏和山东进入工业化后期的前半阶段，辽宁和福建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山西、吉林、内蒙古、湖北、河北、黑龙江、宁夏、重庆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前半阶段，陕西、青海、湖南、河南、新疆、安徽、江西、四川、甘肃、云南、广西、海南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后半阶段，贵州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前半阶段，西藏处于前工业化阶段。[31]
很显然，国内生产总值居前、工业化水平较高的各个地区，被赋予了更多的减排责任。以上海为例，上海2005年就已实现工业化，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在全国居第九位，因此虽然上海2010年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在全国第八位，氨氮排放量在全国第十一位，二氧化硫排放量在全国第七位，氮氧化物排放量在全国第十位，但上海“十二五”时期在化学需氧量排放计划降幅上处于全国第五位，在氨氮排放计划降幅上仅次于排放大省广东和山东，在二氧化硫排放计划降幅上仅次于山东、江苏和广东，在氮氧化物排放计划降幅上仅次于浙江。对上海而言，减排高要求既是压力，也是动力。上海作为我国“先污染、后治理”的代表性地区，在经济取得骄人发展后，理应在环境保护和生态治理方面为全国做出表率。就上海目前的生态建设总体状况来说，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0年地区综合发展指数报告》，如表15所示，从全国来看，上海的生态建设指数仅次于北京，位居第二。但从上海自身来看，上海2010年的综合发展指数为80.57％，其中生态建设指数仅为71.96％，远低于99.02％的经济发展指数和87.41％的民生改善指数为，略高于71.29％的社会发展指数和67.99％的科技创新指数。这充分表明，上海在生态文明建设上需要加大力度。
表15 2010年中国各地区生态建设指数（％）[32]
三、合作激励的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构想
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构想在满足了系统完备、基于现实的要求之后，要真正付诸实施、取得实效，有赖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环保NGO、企业、媒体、公众等相关各方的良性合作。判断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构想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其是否有精心设计的合作激励机制，以全面回应各方关切，激发各方合作建设生态文明的正能量，规避负能量，使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构想得以实现。一般而言，合作激励的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构想应具备以下四个特征。
首先，遵循恰当的决策原则。保护莱茵河国际委员会（ICPR）主导的莱茵河治理之所以能获得空前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设计的决策机制严格遵循符合民主精神的“完全一致原则”。每个治理方案只有在成员国一致同意之后才正式推出，这样各方心口一致，在执行治理方案时就能真正竭尽全力，真诚合作，取得成效。反之，如果遵循的是“少数服从多数原则”，莱茵河治理肯定不能像现在这样成功。因为受到压制的“少数”方往往口服心不服，心怀不满，不可避免地携带着消极应付战略构想的负能量，缺乏合作内动力，对战略构想实施总是有意无意地起着阻碍作用。遗憾的是，在我国占优势的决策原则往往是“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甚至是“多数服从少数原则”、“多数服从唯一原则”，它们已成为抑制甚至摧毁正能量、滋生负能量的温床。实际上，不恰当的决策原则正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领域“规划易、执行难”现象长期存在、难以纠正的重要原因所在。
其次，保证媒体、公众和环保NGO享有环境知情权。所谓环境知情权，是指社会成员依法享有获取、知悉环境信息的权利，这是公民参与环境保护的前提条件、客观要求和基础环节。1992年人类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发表的《里约宣言》第十条原则就是关于公民环境知情权的，明确提出“每个公民应有适当的途径获得有关公共机构掌握的环境信息，其中包括关于他们的社区内有害物质和活动的信息。国家应当提供广泛的信息获取渠道，以促进和鼓励公众了解环境信息和参与环境决策。”我国2011年12月公布的《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提出要加强环境监管体系建设，到2015年基本形成污染源与总量减排监管体系、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估考核体系、环境预警与应急体系，初步建成环境监管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尽管这一环境监管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看似周密，但实际上却缺失了“公众环境知情权”这一重要内容。而2011年秋北京爆发的PM2.5事件充分表明，对于严峻的环境污染事实，只有公之于众，引发媒体、公众和环保NGO的广泛关切，才能真正推动政府出台实质性的环境保护和生态治理措施。事实上，我国气象界对PM2.5的监测，至少已进行了8年以上。[33]但由于数据不漂亮，环保部门本着“家丑不可外扬”的原则，排斥公众监管。一味地寄望于“捂盖子”，秘而不宣，其结果是使得以PM2.5为主要元凶、以灰霾天为表征的大气复合污染问题日益恶化，直至最终井喷式地爆发。所幸的是，我国政府对这一事件的应对措施还是积极有效的，基本上实现了共赢。
第三，有切实可行的绩效评价指标。2006年初，“十一五”规划在统筹考虑我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未来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的前提下，将我国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并提出了分类管理的区域政策。但“十一五”规划制定的主体功能区绩效评价和政绩考核指标明显不好操作，实际上对主体功能区建设起了掣肘作用。根据“十一五”规划，对优化开发区域，要强化经济结构、资源消耗、自主创新等的评价，弱化经济增长的评价；对重点开发区域，要综合评价经济增长、质量效益、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等；对限制开发区域，要突出生态环境保护等的评价，弱化经济增长、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的评价；对禁止开发区域，主要评价生态环境保护。“强化”、“弱化”、“综合”、“突出”、“主要”这些词语作为“评价”的限定语，其实是很难操作的，还是有比较明显的“GDP主义”特征，会使得地方政府在经济增长和生态保护之间左右为难，无所适从。特别是对于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来说，在自身经济发展水平本来就不高的情况下，如果专注于生态保护却无法通过切实可行的绩效评价和政绩考核得到合理的生态补偿，就会产生追求经济增长的强烈动机。而且，在缺乏资金、技术、人才与生态理念的情况下，这种经济增长必然有很强的生态负效应。相比之下，“十二五”规划明确规定：在强化对各类地区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等方面评价基础上，按照不同区域的主体功能定位，实行差别化的评价考核。对优化开发的城市化地区，强化经济结构、科技创新、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等的评价。对重点开发的城市化地区，综合评价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质量效益、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和吸纳人口等。对限制开发的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分别实行农业发展优先和生态保护优先的绩效评价，不考核地区生产总值、工业等指标。对禁止开发的重点生态功能区，全面评价自然文化资源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情况。尽管对第一类和第二类主体功能区的考核指标仍有一定模糊性，但对第三类和第四类主体功能区的考核指标，则清楚地表明了对“GDP主义”的抛弃，有助于真正克服和化解因“GDP主义”无障碍通行全国所带来的生态负效应。
最后，助推廉政建设。近年来，随着生态文明建设投入的大幅增长，生态文明建设领域成为腐败高发区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如果在制定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构想时，能对相匹配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作出要求，那么环保投入就不会在跑冒滴漏中流失，严肃的环境影响评价、环境质量监管就不会在权钱交易中变质。不过，遗憾的是，我国现有的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构想并未对环保NGO、企业、媒体、公众的反腐倡廉关切作出回应，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近年来环保领域腐败案件增多、环保部门成为腐败易发多发“高危地带”的体制性原因所在。事实上，只有在廉洁公正的氛围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环保NGO、企业、媒体、公众等有关各方才能理性合作、真诚合作，环保的投入效益才能得到有效保证，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构想才能顺利实现。
【注释】
[1]表1数据来源：《全国历年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情况（2000—2010年）》，《环境统计数据2010》，http://www.stats.gov.cn/tjsj/qtsj/hjtjzl/hjtjsj2010/t20111228_402788817. htm。
[2]表2数据来源：《资源和环境》篇中的《林业建设资金到位情况》，《中国统计年鉴2011》，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1/indexch.htm。
[3]表3.1数据来源：《环境保护》章/篇、《资源与环境》篇或《资源和环境》篇中的《各地区废水排放及处理情况》，《中国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年鉴2005》、《中国统计年鉴2006》、《中国统计年鉴2007》、《中国统计年鉴2008》、《中国统计年鉴2009》、《中国统计年鉴2010》、《中国统计年鉴2011》，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
[4]表3.2数据来源：《资源和环境》篇中的《各地区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中国统计年鉴2011》，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1/indexch.htm。
[5]表4.1数据来源：《环境保护》章/篇、《资源与环境》篇或《资源和环境》篇中的《各地区废气排放及处理情况》，《中国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年鉴2005》、《中国统计年鉴2006》、《中国统计年鉴2007》、《中国统计年鉴2008》、《中国统计年鉴2009》、《中国统计年鉴2010》、《中国统计年鉴2011》。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
[6]表4.2数据来源：《资源和环境》篇中的《各地区二氧化硫排放量》，《中国统计年鉴2011》，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1/indexch.htm。
[7]表5数据来源：《全国历年工业固体废物产生、排放和综合利用情况（2000—2010年）》，《环境统计数据2010》，http://www.stats.gov.cn/tjsj/qtsj/hjtjzl/hjtjsj2010/。
[8]表6中1990—2009年能耗数据都是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中《能源》篇中的《能源消费总量及构成》、《国民经济核算》篇中的《不变价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整理得出。其中，第2、4列数据以1990年价格为基准，第6列数据以2000年价格为基准，第8列数据以2005年价格为基准。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1/indexch.htm。2010年能耗数据来自《“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http://www.gov.cn/zwgk/ 2011-09/07/content_1941731.htm。
[9]数据来源：《万美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国际统计年鉴2010》，http://www.stats.gov.cn/tjsj/qtsj/gjsj/2010/t20110630_402735840.htm。
[10]《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1）》白皮书，http://www.gov.cn/jrzg/2011-11/22/content_2000047.htm。
[11]各国（中国除外）森林覆盖率数据来源：《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森林面积》，《环境统计数据2010》，http://www.stats.gov.cn/tjsj/qtsj/hjtjzl/hjtjsj2010/t20111230_402788928.htm。
[12]2008年化肥施用量数据来源：《化肥施用量（2008年）》，《国际统计年鉴2010》，http:// www.stats.gov.cn/tjsj/qtsj/gjsj/2010/t20110701_402736060.htm。
[13]平均每千公顷耕地上化肥施用量数据来源：《农业集约化经营程度（2007年）》，《国际统计年鉴2010》，http://www.stats.gov.cn/tjsj/qtsj/gjsj/2010/t20110701_402736066.htm。
[14]《农药使用量过高耕地污染不容忽视》，http://scitech.people.com.cn/GB/25509/56813/101443/101585/6216309.html。
[15]数据来源：《各地区农用塑料薄膜和农药使用量情况（2010年）》，《环境统计数据2010》，http://www.stats.gov.cn/tjsj/qtsj/hjtjzl/hjtjsj2010/t20111229_402788870.htm。
[16]本段农业用水与工业用水比例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中《资源和环境》篇中的《供水用水情况》数据整理得出，其他数据来源于《胡四一副部长解读〈国务院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http://www.mwr.gov.cn/zwzc/zcfg/jd/201204/t20120416_318845.html。
[17]数据来源：《二氧化碳排放量》，《国际统计年鉴2010》，http://www.stats.gov.cn/tjsj/qtsj/gjsj/2010/t20110629_402735459.htm。
[18]数据来源：《甲烷排放量（2005年）》，《国际统计年鉴2010》，http://www.stats.gov.cn/tjsj/qtsj/gjsj/2010/t20110629_402735461.htm。
[19]数据来源：《氮及其它温室气体排放量》，《国际统计年鉴2010》，http://www.stats.gov.cn/tjsj/qtsj/gjsj/2010/t20110629_402735463.htm。
[20]数据来源：《“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http://www.gov.cn/zwgk/2011-09/07/content_1941731.htm。
[21]数据来源：《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SO2排放量续表2》，《环境统计数据2010》，http://www.stats.gov.cn/tjsj/qtsj/hjtjzl/hjtjsj2010/t20111229_402788903.htm。
[22]数据来源：《每立方米空气中颗粒物含量（直径不足10微米的颗粒物）》，《国际统计年鉴2010》，http://www.stats.gov.cn/tjsj/qtsj/gjsj/2010/t20110629_402735464.htm。
[23]数据来源：《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消耗臭氧层物质》，《环境统计数据2010》，http://www.stats.gov.cn/tjsj/qtsj/hjtjzl/hjtjsj2010/t20111230_402788915.htm。
[24]2003年和2007年数据分别来自《2004年地球生存报告：人类正在透支地球》，http://tech.163.com/04/1110/11/14QTD19R00091537.html；《中国生态足迹报告：生态赤字正逐年扩大》，http://www.yicai.com/news/2010/11/594510.html。
[25]《中国环境宏观战略研究向国务院汇报材料》，百度文库，http://wenku.baidu.com/view/70e6d19951e79b8968022695.html。
[26]表7数据来源于《环境统计数据2010》的《全国历年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情况（2000—2010年）》（http://www.stats.gov.cn/tjsj/qtsj/hjtjzl/hjtjsj2010/t20111228_402788817.htm）和《全国历年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情况（2000—2010年）续表》（http://www.stats.gov.cn/tjsj/qtsj/hjtjzl/hjtjsj2010/t20111228_402788818.htm）。
[27]表8数据来源：《能源》篇中的《各地区电力消费量》，《中国统计年鉴2011》，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1/indexch.htm。
[28]表9数据来源：《能源》篇中的《各地区“十一五”节能目标完成情况》，《中国统计年鉴2011》，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1/indexch.htm。
[29]表10—13数据来源：《“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http://www.gov.cn/zwgk/2011-09/07/content_1941731.htm。
[30]表14数据来源：《国民经济核算》篇中的《地区生产总值和指数》，《中国统计年鉴2011》，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1/indexch.htm。
[31]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课题组：《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后半阶段——1995～2005年中国工业化水平评价与分析》，http://www.cass.net.cn/file/20070927102194.html。
[32]表15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发布2010年地区综合发展指数报告》，http://www.gov.cn/gzdt/2011-12/23/content_2027840.htm。
[33]PM2.5逼宫API——一个“隐形”空气指标引发的焦虑与争论，http://epaper.oeeee.com/A/html/2011-11/23/content_151403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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