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面相及其内在张力

第三节　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面相及其内在张力

以上两节，我们概括叙述了人们在寻求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的结合，以便更好地理解、说明和应对人类日益加深的生态危机方面所做出的种种理论努力。这一节，我们将把考察的重点转向“生态社会主义”（Eco-socialism）——在含义广泛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影响下产生的一种新的社会运动方式。^[15]不过，虽然说相对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而言，“生态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物质性的实践活动，但在我们的考察中，注重的仍然是关于这一运动的理论思考及其对于理解当代生态危机问题的意义。因此，这一节所要处理的与其说是“生态社会主义”运动本身的发展态势，不如说是关于这一运动方式的理论原则和发展方向的思想成果。而在我们看来，戴维·佩珀（David Pepper）“红绿联盟的生态社会主义”和萨拉·萨卡（Saral Sarkar）“激进的生态社会主义”是生态社会主义的两种最基本的理论面相。

（一）戴维·佩珀：“红绿联盟的生态社会主义”

“红绿联盟的生态社会主义”，是戴维·佩珀在《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主义》一书中提出的核心思想。从形式上看，这本书是对“生态社会主义”话语的一种概述分析，但在庞杂的征引背后，有作者自己独立的意图：旨在促成一种非常有力的、有效的、连贯一致的生态社会主义，亦即一种把红色和绿色运动团结起来的“根本性的生态社会主义政治”。^[16]

佩珀首先对马克思主义在绿色议题上的优越性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认为马克思主义观点为绿色分子提供了比“仅仅是对资本主义进行透彻的分析”更多的东西，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自然辩证法”、“社会变革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等观点运用到各种绿色政治问题上，不仅可以产生许多“有价值的见解”，而且可以使生态主义成为“更加连贯的、强有力的和有吸引力的意识形态”。其中一个核心的方面是，更多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带进“生态主义的主流”中，使其摆脱它的“无政府主义的自由”方面，转而支持更多的“共产主义和工联主义—无政府主义传统”，从而使无政府主义和深生态学摆脱其“走向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与意识形态、反人类主义、神秘化和唯心主义的趋势”。^[17]

在戴维·佩珀看来，以“红绿联盟”为取向的“生态社会主义”，具有如下基本原则和特征：（1）生态社会主义是人类中心论的（但不是在资本主义—技术中心论的）和人本主义的。它拒绝“生物道德和自然神秘化”以及这些可能产生的任何“反人本主义”，而“自然的异化”则完全可以通过“集体地支配（即计划和控制）我们与自然的关系”、通过“生产资料共同所有制实现的重新占有”来克服；（2）生态社会主义承认人类的改造力量存在最终的“自然限制”，因此对资源问题的回应不仅仅局限于分配，还将改变需求，亦即遵循多样化路线重新界定财富，确定一个所有人都拥有合理的物质富裕生活的“底线”，以保障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是“绿色的”；（3）不拒绝“生产和工业本身”，只是需要从资本主义的“异化”形式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合理”发展，以使“技术”获得这样的双重性质：既“适应”所有自然（包括人类）的而不会对它造成破坏，同时又能强化“生产者的能力和控制力”；（4）在社会主义发展中，通过一个有能力的“国家”或相似的制度实现的“计划”是重要的，“计划”的内容包含依据生态社会主义的“按需”而不是“按利润”进行的资源开发与分配以及在世界范围内的“交换与交流”，与此同时，生产不再建立在“工资奴隶制”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自愿劳动”的基础上；（5）生态社会主义将从广义上界定“环境”和环境议题，以便包含“大多数人的关切”，而基本的“社会主义原则”——平等、消灭资本主义和贫穷、根据需要分配资源和对共同体生活的民主控制等，也是基本的“环境原则”；（6）生态社会主义虽然并不忽视“社会化、教育和观念的力量”，但坚持认为社会变革和历史发展的途径将是“唯物主义的”，亦即承认经济组织和物质事件在影响意识和行为中的关键作用，并认为从全球视角来看，“潜藏的阶级冲突”仍潜在地是一种强大的变革力量，“阶级分析”也依然重要，工人运动一定是社会变革中的一个关键力量。^[18]

（二）萨拉·萨卡：“激进的生态社会主义”

与戴维·佩珀偏重于话语分析不同，对当今世界生态问题整体状况的实证分析是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阐述的重要基础。在他看来，人类社会已经处于极端危险的时刻，因而迫切需要做出如下抉择：“要么生态社会主义，要么蛮荒主义”；换句话说，只要人类试图谋求有别于“沦入混乱和野蛮状态”的积极未来的话，“生态社会主义”就是唯一可能成功的选择。^[19]

萨拉·萨卡认为，“生态社会主义”之所以是唯一的选择，关键在于人类此前的选择或现成依循的道路都走不通。在《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一书中，萨拉·萨卡既细致剖析了前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失败的生态原因，也实证分析了现代西方的“资本主义”、作为“第三条道路”的“市场社会主义”（或称“人道的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以及生态学化的“资本主义”亦即“生态资本主义”或“生态现代化”等在克服生态危机方面的根本无能。在萨拉·萨卡看来，这些道路之所以不通，归根到底在于它们都没有真正摆脱“发展”或“增长”的范式，而必然在“增长的极限”面前碰壁。

由此，萨拉·萨卡把是否真正接受“增长极限”的事实看作是“科学社会主义”的试金石：“今天的科学社会主义必须接受增长的极限这一事实，必须接受熵法则，否则，它就不是科学的。充满幻想的社会主义没有任何用处。”^[20]与此同时，把“增长极限”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范式，取代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范式”，以之为“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奠基石。这一点也正是萨拉·萨卡把自己的“生态社会主义”称为“激进的生态社会主义”，以与戴维·佩珀等人的“生态社会主义”相区别的根本原因。^[21]

当然，这还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事情的另一个方面是，萨拉·萨卡在极端强调了“生态社会主义”的“生态”维度之后，也交代了他之所以把他的“生态社会主义”仍然称为“社会主义”的主要原因，“我所使用的‘好社会’概念里包含了大量的社会主义理想元素，如果我不把它称作是‘生态社会主义’，那无异于欺骗。”而更根本的是，萨拉·萨卡相信，“生态政治”除非与平等主义、社会主义的“反剥削思想”实现综合，否则它只能在很大程度上以一种肤浅的形式变成当前世界经济秩序中一个补充成分，换句话说，“除非我们用社会主义（并非福利国家）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否则，就没有克服生态危机的希望”。^[22]

因此，萨拉·萨卡所谓“激进的生态社会主义”，也就是“把社会主义和激进的生态主义结合起来”的一种新的社会发展规划。从理论上讲，这一规划包含以下基本方面：（1）世界经济与社会都必须是“可持续的”，而“不可持续的社会——饱受战争、内战、社会冲突、混乱、腐败、犯罪之苦的社会，都会带来环境退化和资源耗竭的加速”；（2）为了实现可持续性，工业经济必须收缩以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这种收缩意味着人们必须承受比今天还低的生活水平，但不等于幸福指数的下降；（3）要让人民接受“经济收缩”政策，最好的方法是“平等”，因为平等使得社会有能力保障所有人获得最低限度的商品与服务，并预防社会冲突的升级，而如果“牺牲”是根据个人的能力按比例分摊的，那么人民将能够接受较低的生活水平；（4）“撤退”必须是有计划的、有秩序的，无序撤退会带来混乱和崩溃，计划必须是无所不包的，其中包括价格控制，而不仅仅是市场社会主义者所建议的“指示或框架计划”；（5）在人口日益增长的国家，最重要的、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停止人口的增长，所以“国家行为”是必需的；（6）道德提升的重要性：一个“道德的”经济和社会，是实现“可持续性”所必需的，而这在任何类型的资本主义框架中都是不可能的，但在社会主义的框架中则是可能的，因为“社会主义是一项道德的事业”。^[23]

（三）两种理论面相之间的理论张力

从以上的概述可以看出，戴维·佩珀和萨拉·萨卡各自主张的“生态社会主义”的确是这一思潮中的两种非常不同的面相。并且，简单来说，其间的差异恰好与“生态社会主义”（Eco-socialism）一词的两个组成部分具有对应性：也就是说，戴维·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是以“社会主义”为首要原则的，而萨拉·萨卡的“生态社会主义”则是以“生态”为首要原则的。并且，由于这个首要原则的差别，二者在一些看似一致或相似的具体论题上都存在根本的理论张力。

（1）“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之辨。从理论原则上看，戴维·佩珀和萨拉·萨卡二人同样反对“深生态学”的“生态中心主义”，而认同某种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不过，二者的实际内涵和论断的强度则不可同日而语。

戴维·佩珀坚持的“生态社会主义”纯粹是人类中心论的和人本主义的，它拒绝“生物道德和自然神秘化”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任何“反人本主义”。只不过，戴维·佩珀认为，“生态社会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长期集体的人类中心主义”，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短期的个人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或“资本主义的技术中心论”，因而，它将致力于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并且将会从物质上和精神上获得生态中心论者希望的同样结果。与此同时，戴维·佩珀还批评说，生态中心主义论者可能是“一个为争取与它的社会地位相匹配的政治经济权力而斗争的亚阶级”，他们行动的实际效果可能恰恰是“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并且可能“将人们引向一个危险的滑坡——或者导致中间阶级自然保护的精英主义或者导致严重的厌世主义”，以及“导致政治冷淡主义、幼稚等”。^[24]

相比而言，萨拉·萨卡对生态中心主义的拒绝和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主张要委婉得多。他虽然一方面指认了深生态学的自我矛盾（“一边不能想象人类的相互残杀，一边却能够想象并允许残杀动物”），并且认为由于“正是我们决定了我们的道德义务是什么，也正是我们给予了其他物种生存的权利”，因此“无论如何，我们似乎也无法避免人类中心主义”，但另一方面，他也主张，“从理论上讲，我们根本没有理由来假设我们人类无论如何都要高于其他物种”。最为关键的是，在萨拉·萨卡看来，关于人类中心主义或生态中心主义的哲学疑问可以继续存在，但“现实中的人类中心主义，由人类引起的物种灭绝，都必须停止”，而我们所做的“任何违背人类的需求和利益却有利于其他生物的决定或行动”，尽管是“人类的决定或行动”，同时也都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25]

（2）生态危机的最终根源：资本主义，还是工业社会？关于什么是生态危机的最终根源，戴维·佩珀的答案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他认为“可持续的、生态健康的资本主义发展”本身是一个“措词矛盾”，因为资本主义是增长取向的——依靠生产过程中对自然的剥削，包括对人类的剥夺实现的实际价值的增加，因而它必然是由技术和组织的动力所推动的，而这种增长对于环境或社会公正的结果来说是不可妥协的。并且，不仅是资本主义的“增长”，即使是它的反面亦即资本主义的“危机”，对“绿色分子”来说也是一个“坏消息”，因为在经济衰退期间，工业能够并且事实上也是为了国家经济的利益而更加赤裸裸地抵制和侵蚀环境保护规章。^[26]

萨拉·萨卡虽然也一般地承认资本主义是生态危机的切近根源，但把“最终根源”推进得更远。在他看来，生态危机的“最终根源”不仅是“资本主义”，而且是“市场经济”和“工业社会”。因此，他认为，在所谓“生态社会的市场经济”和“工业社会的生态重组”等类似的概念里，存在着两个“普遍的幻想”：其一，科学与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科技的进一步强化应用，将使人类能够克服生态危机，在拯救工业社会的同时使南方国家得到可持续发展；其二，一些局部性经济革新，如污染许可证、生态税改革等，将会使今天的资本主义转变成生态资本主义。在《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一书中，萨拉·萨卡对“生态资本主义”或“生态现代化”，“生态凯恩斯主义”以及“市场社会主义”等生态危机解决方案的“必然破产”做了大量的实证分析，并据此把自己的解决方案称作是“激进的生态社会主义”，认为“它既不是市场经济（我认为市场经济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婉转说法），也不是工业社会”。^[27]

（3）“发展”本身与“生态社会主义”。对生态危机最终根源的不同界定，直接关涉到戴维·佩珀和萨拉·萨卡对发展本身与“生态社会主义”关系的不同理解。在戴维·佩珀看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形式”可以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在激进地重塑社会的同时，又能避免每一个人失去那些在“启蒙计划”的资本主义阶段某些人已经得到的诸多好处。因此，真正需要反对的是“现代的工业化”亦即“资本主义或东欧的‘社会主义’”，因为这种工业化通过“把自然转变为最广义上的不利于人类的存在物”来加以“统治”（Mastery）。与此相反，戴维·佩珀引用了格伦德曼的话说：马克思的“支配”（Domination）不仅不会引起生态难题，反而是解决它们的起点；因为“支配”意味着“人类对他们与自然关系的集体有意识的控制”，其中“隐含着一种管理关系而不是破坏关系”。因此，“生态社会主义”不应该拒绝“生产和工业本身”。^[28]

对于萨拉·萨卡来说，戴维·佩珀的观点无疑还停留所谓“发展”或“增长”的范式中，对此，他批评道：“就我所知，由当前的生态危机所激发的大部分生态运动和大多数民众是支持和相信工业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或生态现代化的。那些仍然坚持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的人同样如此，不同的是，他们坚持那必须而且只能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下才能实现。在我看来，持这种观点的人尽管认为其正在完成平衡的工作，但似乎仍然是在发展的范式中思考。我认为，在思想上已经完成范式转换的人非常少。”^[29]

在萨拉·萨卡看来，假如说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一定要预设其生产力的发展达到发达的工业经济的水平的话，那么很难设想，如此深深植根于增长范式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将如何能够让其自身实现生态化。不过，他认为，这仅仅是某种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解的“难题”，而不是“生态社会主义”的“难题”。依据他本人所提倡的是“增长极限”的范式，萨拉·萨卡进一步提出了“要发展还是要进步”的选择性命题，认为就经济而言，生态社会主义的含义与通常所谓的发展几乎正好相反。因此，为了实现可持续性，工业经济必须收缩，以及过一种较低水平的生活，放弃面向所有人的繁荣的梦想。^[30]

（4）构建“生态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积极因素。究竟哪些传统的“社会主义”因素对于构建“生态社会主义”来说是“积极”的？一方面，由于毕竟都坚持“生态社会主义”的路向，戴维·佩珀和萨拉·萨卡回答自然有许多一致之处。比如萨拉·萨卡显然会同意戴维·佩珀提出的，“基本的社会主义原则——平等、消灭资本主义和贫穷、根据需要分配资源和对我们生活与共同体的民主控制——也是基本的环境原则”。^[31]同时，他们也都主张“生态社会主义”的建设需要一种全球视野和各文明社会的共同行动，或者至少需要在一个相对较大的国家来进行。但另一方面，由于对一般意义上的“发展”和“生态社会主义”关系的不同理解，二者的回答自然也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与侧重。

戴维·佩珀表现出对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更多的信赖，认为作为集体性生产者，我们有很大的能力去建设我们需要的社会。因此，工人运动一定是社会变革中的一个关键力量。并且认为尽管“社会化、教育和观念的力量”也不容忽视，但社会变革和历史发展的途径将是“唯物主义的”，也就是说，承认经济组织和物质事件在影响意识和行为中的关键重要性。因此他认为，从一个全球视角看，潜藏的阶级冲突仍潜在地是一种强大的变革力量，而阶级分析也依然重要。由此得出的进一步推论是，试图通过教育和示范性生活方式实现的一种大众意识的革命是有局限的，很可能而且令人遗憾的是，创造“生态社会主义”的“最大催化剂”将是资本主义在“商品”和“环境”供给方面的“失败”。^[32]

相反，由于对“发展”或“增长”范式的根本质疑，萨拉·萨卡认为，对于建构一个“非工业社会”的“生态经济”而言，工人阶级并不具有特别的积极性。因为“生态社会主义者”将不再能够以像从前那样简单的方式为了工人阶级的物质利益而战斗，相反不得不告诉工人，对环境的健康而言，对其他物种的生存而言，以及对后代的权利而言，他们的生活水平太高了。因此，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形成，其利益与全人类的利益相一致，而且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能够并将团结起来，这些传统社会主义的信念，在“物质增长的极限”面前已经太过简单了。^[33]

萨拉·萨卡更多地诉诸“生态社会主义”文化、道德和价值观的作用。在他看来，“变革生产关系”比“发展生产力”更重要，因为前者是“可能的”，而后者的大部分在“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中则“必须受到抑制”。“生态社会主义”构建作为从现行的“增长”模式中的“一个有计划、有秩序的撤退”，其重点应该放在生态社会主义运动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党，而作为成功前提的社会道德的大幅度提高，必须是当前运动的主要目标。^[34]

总体上说，戴维·佩珀对自己提出的“红绿联盟”的“生态社会主义”方案的许多方面还是犹豫不决的。他自己也坦承这个方案有时显示了“潜在的难题”，比如它往往不加讨论地接受“增长/人口过剩主题”的过于简单化的“生态中心论的限制”，以及也面临着过分轻易地抛弃“一个工人阶级的存在和忽视工人阶级在社会变革中的潜在作用的危险”等，并且有一种“抛弃了大部分马克思主义”却“没有构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焦虑。但是，戴维·佩珀非常坚信的一点是：“社会的和重新分配的公正”是“实现生态中心论者所希望的那种与自然关系类型的核心性问题”，因此，“优先考虑社会的公正必须是所有红绿联盟的最根本的共同基础”。^[35]

相形之下，萨拉·萨卡对自己的“激进的生态社会主义”方案表现出了一种斩钉截铁的决断与自信。不过，戴维·佩珀也因其“社会正义”根本诉求而多了一份现实主义的色彩，萨拉·萨卡则因其对所谓“生态社会主义”价值观和新道德、新文化的决定性作用的宣扬，而更近似于一种以单纯的美好愿望加诸社会现实之上的乌托邦。因此，在这两种“生态社会主义”基本面相的内在张力中，我们似乎可以听见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古老的客观性和主观性原则（或者历史必然性和主观能动性）对立的当代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