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态马克思主义到马克思的生态学

第二节　从生态马克思主义到马克思的生态学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学者在全球范围内生态运动日益蓬勃开展的大背景下，就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的关系进行了更加广泛深入的探讨，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理论成果。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一）英国学者泰德·本顿（Ted Benton）和瑞尼尔·格伦德曼（Reiner Grundmann）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与“生态学”是否相容的著名理论论争；（二）美国学者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和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的生态学”所做的集大成式的系统阐述。

1989年底，泰德·本顿在《新左派评论》总第178期上发表了《马克思主义与自然极限：一种生态学的批判和重建》一文，被公认是英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开端。文章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广为流行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和生态学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对立和紧张，提出从生态学的维度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对此，瑞尼尔·格伦德曼1991年在《新左派评论》总第187期上发表了批评文章《生态学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为马克思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做出积极的辩护，认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框架完全能够用来解释当代生态问题和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此后，本顿1992在《新左派评论》总第194期上发表了针对格伦德曼的回应文章《生态学、社会主义和自然的控制：答复瑞尼尔·格伦德曼》，格伦德曼则把他的观点发挥成为一部著作《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

本顿的主要观点是，马克思恩格斯唯物主义的哲学前提和历史理论，同他们经济理论的某些基本概念之间，存在一种决定性的断裂。也就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坚持哲学立场上的自然主义和唯物主义，认为人的社会生活依赖于自然给定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在经济思想中又包含着一种无情地征服自然和支配自然的普罗米修斯式的态度，认为现代科学潜在地有利于人类解放，甚至是其必要条件。本顿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对马尔萨斯主义的批判，倾向于拒绝“自然极限”的主张，实际上就是其经济思想中包含着的一种重要的乌托邦因素对马尔萨斯认识论保守主义的过度反应；而马克思的“劳动过程”概念，则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经济思想的限制和缺陷。在本顿看来，马克思无视“生产改造型劳动过程”（Productive，Transformative Labor Process）和“生态调节型劳动过程”（Eco-regulatory Labor Process）的区别，把作为生产改造型劳动基本特征的“目的结构”过分普遍化，轻忽劳动过程中不可操纵的自然条件的意义，而过分强调人对自然的有意识的改造能力的作用。这种概念缺陷的背后，是马克思恩格斯与他们的理论前辈所共享的、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的自发的意识形态：通过工业和技术控制自然以达到人的自我实现。

为了促进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的联盟以解决当代人类面对的生态危机问题，本顿认为应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生态学路径的重建。在他看来，不仅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中包含中自然主义的哲学思想，就是在其经济思想的“原材料”、“物质变换”等观念中，也包含着历史唯物主义与生态学结合的可能性。并且，马克思恩格斯在回应马尔萨斯亦即回应关于“自然极限”的认识论保守主义时，并不必要整个地退回到完全拒绝“自然极限”的社会—建构主义。因为当马克思恩格斯将马尔萨斯的人口规律和特定的历史时期或社会形式联系在一起时，重要的事情不是在这种历史—社会的相关性中应用了某种社会—建构主义，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应当从中认识到，每一种社会经济生活形式与它特定的自然背景条件之间有着其特殊的关系模式和动力学，每一种社会经济生活形式的生态问题都是这种特殊的自然—社会关联结构的产物。由此，马克思“劳动过程”的特征将被重新定位为自然向社会转化的模型——自然的既定过程、机制和条件使得人类满足其需要的实践成为可能，舍此什么都不可能发生。这样的理解，既可以避免认识论的保守主义，又可以避免社会建构主义者的乌托邦，还可以另辟蹊径，在马克思主义“解放战略”和生态学的“自然极限”之间建立一种概念关联。^[7]

格伦德曼与本顿同样认为，面对当代人类社会的生态危机问题，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是有待沟通的两个重要传统。但在格伦德曼看来，本顿试图从生态学角度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做法实质上是一种生态中心主义，是以生态学的基本立场取代马克思主义。在具体的论述方面，格伦德曼认为本顿犯有两个错误：一是把生态问题仅仅归结为资源稀缺问题，而完全忽略了污染等其他问题，犯了还原主义的错误；二是当本顿批评马克思夸大了现代技术的改造能力的可能性时，实际上把是否存在这种改造潜能的事实问题与我们是否应该释放这种潜能的价值问题混为一谈。两人最核心的理论对立，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和现代生态危机问题相关性的评价。格伦德曼认为本顿用“适应自然”（Adaption of Nature）取代“支配自然”（Domination of Nature）做法并无必要，因为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与自然的繁荣是一致的，所谓的人类中心主义并不必然带来生态问题，相反可以为保护自然环境提供基本的依据。也就是说，在分析生态危机的根源和反思对待自然的现代态度时，我们不应该放弃人类尺度，而是应该以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价值尺度。

格伦德曼反对生态中心主义，也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资本主义形式，但为马克思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做辩护。因为在他看来，首先，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才真正关切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其次，马克思的思想不仅包含着对他那个时代生态问题的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和批判精神也有益于现代生态问题的解决。格伦德曼把历史唯物主义区分为广义的或哲学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狭义的或经济学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以“生产力的发展”为例，其哲学含义是对自然支配程度的提高，其经济学含义则是物质财富（产品）的丰富。格伦德曼认为，我们应当坚持的是广义的或哲学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并由此赋予“支配自然”以更多的积极意义。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支配自然”并不等于对自然的绝对统治，而是在掌握自然规律前提下的“有意识地控制自然”（Conscious Control over Nature），甚至就像音乐家娴熟地驾驭其乐器那样。从这个意义上看，生态问题与其说是支配自然造成的，不如说是支配自然的缺失导致的。^[8]

与英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状况相比，北美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阵营的理论主张似乎更为和谐一致。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他们更多地致力于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建构，其中最有建树的是詹姆斯·奥康纳和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自然的理由》是奥康纳论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著作。全书共有三个组成部分：“历史与自然”、“资本主义与自然”和“社会主义与自然”，大略相当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集中展示了奥康纳全面建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努力。

在“历史与自然”这部分中，奥康纳旨在对马克思主义在人与自然相互作用问题上的辩证的和唯物主义的思考方法做出阐述，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的生态学改革。奥康纳认为，生态科学的出现以及各种生态性斗争的事实表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内涵的更新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而关键的问题是，“自然界在这一理论中到底占有什么样的位置才是合适的”。在奥康纳看来，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阐述中缺失丰富的生态感受性：虽然与前马克思主义时代的唯心主义相比，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由于它为了努力凸显的是社会关系与物质—技术关系之间的紧张，事实上把主要的内容放在了人类系统上面，只给自然系统保留了极少的理论空间；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表述中，决定物质生产和自然界之间关系的，主要是生产方式，或者说对劳动者的剥削方式，而不是自然环境的状况和生态的发展过程；马克思主义虽然成功论证了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中，自然界遭遇到了不同的社会性建构，但自然界本身的自主性存在，作为一种既能有助于又能限制人类活动的力量，在这一理论中却越来越被遗忘或被置于边缘的位置；经典马克思主义虽然凸显了“自然界的人化”问题，却没有强调“人类历史的自然化”方式以及“自然界的自我转型”问题，对资本主义的运行周期以及对劳动的剥削问题的强调远胜于对有机体生命周期、能源的使用周期和自然界的开发方式等问题的关注。

为了弥补上述缺失，奥康纳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需要将自己的内涵做向外和向内的两方面扩展：向外，扩展到物质自然界中去，因为在人类的物质生活，以及人类的历史和意识发展史中，自然界对人类来说始终是一个能动的伙伴，由人类自身推动的自然界的变化，反过来会决定人类历史发展的可能性和界限；向内，扩展到社会变化自身的自然基础中去，因为人类在生物学维度上的变化以及社会化了的人类自身的再生产过程，无论在多大程度上是被社会所调节和所建构的，都将对人类历史和自然界的历史发挥重大影响。这些扩展，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与自然界的辩证关系做出新的理解，以探寻“一种能将文化和自然的主题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或物质生产的范畴融合在一起的方法论模式”：关于历史变迁和发展的唯物主义观念，不仅要立足于对“工业技术、劳动分工、财产关系以及权力关系”的研究，还要立足于对“具体的、历史的文化和自然形式”的研究；不仅要研究“自然和文化的历史性累积形式”，还要研究“社会劳动作用于自然与文化的方式”问题；不仅要在传统意义上研究“社会劳动”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问题，还要研究“文化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自然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问题。^[9]

在“资本主义与自然”这部分中，奥康纳首先指出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处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问题上的不足。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就像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一样，并不具有明显的生态思维的痕迹。尽管马克思恩格斯都清楚地意识到资本主义对资源、生态和人类本性的破坏作用，并对他们那个时代资本主义所导致的一些废弃物排放和污染问题进行了具体的研究，但他们确实没有把生态破坏问题视为其资本主义积累与社会经济转型理论中的中心问题。他们低估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所带来的资源枯竭以及自然界退化的严重程度，也没能准确预见资本在“自然的稀缺性”面前重构自身的能力，以及资本所具有的保护资源和防止或消除污染方面的能力。他们留下的只是一种生态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朴素遗产，不管是对生态系统的分析，还是对热力学系统以及能源生产和消费的分析，都没有融入到他们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以及资本主义的积累和经济危机的理论之中。

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改造，意味着对导致资本主义时代生态破坏的“原因”从总体上进行系统的理论分析，对资本积累与经济和生态危机的趋势和倾向性、资本积累与社会运动和政治学之间复杂的内在联系进行系统的理论分析。这要求不仅对“生态危机”进行一种意识形态的阐释，而且进行一种社会—科学性的阐释。后者所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流通、资本主义的积累和经济危机，与生产条件和国家政策之间的关联方式，也就是奥康纳所谓“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的形成方式：资本主义的“第一重矛盾”指的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或者说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矛盾，其危机表现形式是需要层面的“生产过剩”；“第二重矛盾”指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其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其危机表现形式是成本层面的“产生不足”。正如传统马克思主义是传统的劳工运动实践的理论阐明一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新社会运动实践（为重构生产条件而进行的斗争）的理论阐明。对资本主义两重矛盾的分析，将表明“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可能有两条而不是一条：传统马克思主义所指认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向更为社会化的形式的发展，以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研究的生产条件向更为社会化的供应模式的发展，都同样可以成为向社会主义转型的必要条件。^[10]

在“社会主义与自然”这一部分中，奥康纳主要是一方面在劳工运动与环保运动、传统社会主义思想与现代生态思维之间作了一些对照和比较，另一方面在传统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所作的批判与生态学社会主义者的批判之间做了比较和对照。奥康纳认为，社会主义和生态学是相互补充的关系：社会主义需要生态学，因为生态学强调地方特色和交互性，并且赋予了自然内部以及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以特别重要的地位；生态学需要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强调民主计划以及人类相互间的社会交换的关键作用；社会主义可以帮助我们使生产的社会关系变得清晰起来，终结市场的统治和商品拜物教，从而结束一些人对另一人的剥削；生态学可以帮助我们使社会生产力变得清晰起来，并终结对地球的毁坏和解构。但是，这并不等于是生态学与社会主义的简单嫁接，而是要求对传统社会主义的生态学改革。在奥康纳看来，传统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已经做了某种定性的理论批判，并展开了一种定量性的政治实践，也就是说按照逻辑应当导向的是“生产性正义”的要求，但事实上却导向了“分配性正义”的要求。在生态学的背景中“复活社会主义的理念”，意味着首先要把它从对定量性改革实践和分配性正义的“迷恋”中拯救出来，代之以或补充进定性的改革实践和生产性正义诉求，并通过斩断它与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关联，从而与各种为重构生产条件进行斗争的“新社会运动”的“普遍性”要求结合起来。^[11]

福斯特阐述的重点不是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而是“马克思的生态学”，其阐发路径也和奥康纳有显著的不同，采取的是追溯和再现马克思本人思想发展历程的方式。根据福斯特本人的介绍，《马克思的生态学》一书原名为《马克思与生态学》，书名的变更意味着思想上的明显变化：马克思在一般学者眼中常常被视为一位反生态的思想家，由于对马克思著作的熟悉，福斯特一开始就对这种批评没有过多在意；不过，即使是在写作《脆弱的星球：短暂的环境经济史》（1994）时，福斯特也差不多和奥康纳一样，认为马克思的生态观点在他的整个思想中只具有次要的地位，认为这些观点对于当代生态学来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贡献，马克思对于生态学发展的重要性仅仅在于他所提供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但在《马克思的生态学》（2000）一书的写作过程中，福斯特得出的结论是，“马克思的世界观是一种深刻的、真正系统的生态世界观”。^[12]

在福斯特看来，为了了解当代生态学的起源，必须理解随着17～19世纪的唯物主义和科学的发展而出现的关于自然的新观念。他认为，恰恰是唯物主义和科学的发展促进了生态学思维方式的产生，而不是像当代绿色理论普遍宣扬的那样——现代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发展出的是一种应当为当代生态危机负主要责任的敌视和控制自然的自然观。为了理解和发展这种对我们今天来说具有重大意义的革命性的生态观，从而将社会变革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变革有机联系起来，我们必须深入研究马克思思想在这方面的关键性作用。

福斯特认为，在对马克思缺少生态意识的众多批评中，至关重要的一点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被指责为一种类似于“培根式的”支配自然和发展经济的思想，而不是维护生态价值，因此成为和浪漫主义的生态中心主义相对立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代表。在福斯特看来，这种批评实际上根本没有认识到“人类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重要实质”，把生态问题简化为一个价值问题，而完全忽略了理解“人类和自然之间不断进化的物质关系（马克思称之为‘新陈代谢关系’）”这个更加困难的问题，因为问题的实质根本不是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对立问题，而是人与自然“共同进化”的问题，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思想对于理解人类在生物圈中的存在，理解人类社会真实的、不断变化的物质条件毫无裨益。并且，这种二元论的观点，作为当今许多绿色理论的本质特征，使这一传统带有浓重的反理性主义倾向——总是武断地拒绝几乎所有的现代科学，也拒绝启蒙运动和大多数革命运动。而“彻底的生态学分析”同时需要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观点：唯物主义把进化看作是一种无限的自然历史过程，辩证法则促使我们认识到有机生物与其环境是相互适应和相互影响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在应对当今人类生态危机问题上所具有的巨大的潜在优势就在于，它所依赖的社会理论是唯物主义的，这种唯物主义不仅强调物质—生产条件对人类自由和可能性的限制，而且从来没有忽视这些物质条件与自然历史或者唯物主义自然观之间的必然联系。^[13]

《马克思的生态学》一书的核心任务，就是围绕马克思以及达尔文的生平与著作，来阐释“一种生态的唯物主义”或“一种辩证的自然历史观”，以超出当代许多绿色理论中的唯心主义、唯灵论和二元论。福斯特把这一研究的重要性表达为：“如果不了解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唯物主义历史观之间的关系，就不可能全面了解马克思的著作。换句话说，马克思的社会思想是与生态学世界观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限于篇幅，我们这里不可能一一复述福斯特对马克思“生态学世界观”发生发展过程的具体考察。概括而言，福斯特的核心观点是：马克思通过批判整合伊壁鸠鲁的自然观、黑格尔的异化理论、李嘉图的经济学、李比希的化学和达尔文的进化论，进入到了一种革命的哲学，其最终的指向是“在所有方面对异化的超越：一种具有现实基础的理性生态学和人类自由——生产者联合起来的社会”。^[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