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实际的生态状况与困境

第二节　中国古代社会实际的生态状况与困境

中国可以说是全球自古以来唯一一个一直保持着一定的人口密度、经济活力和文化承续的文明社会。这一点既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有关，也和中国自进入农耕社会以来的生态智慧有关。不过这一现象在大多数西方学者看来并不是一件特别值得夸耀的事情。比如，黑格尔和汤因比都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早熟而停滞的文明，在与现代西方社会接触之后必然屈服于这种更高或更强力的文明形态；庞廷从生态学的视角考察人类历史时，也认为中国进入农耕社会之后，一直处于一种“长时间中的逐渐退化”状态。尽管后者提到各个文化传统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的态度有所不同，并特别强调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逝去的黄金时代的想法有利于缓解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姿态，但总的来说他对中国古代社会中生态问题的具体状况以及相应的生态智慧缺乏深入的了解。^[14]接下来我们将先就中国古代社会实际的生态状况做一番粗略的考察。

当然，我们不可能涉及中国古代生态状况的全貌，因为这意味着将包括气候史、水利史、森林史、人口史、灾荒史和城市环境史等众多方面的内容。我们只想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生态环境状况做一个总体的鸟瞰和趋势判断：中国社会几千年来持续发展的生态基础究竟如何？是否也曾遭遇过危及整个文明存续的严重生态问题？

由于国内的环境史研究起步较晚，迄今为止尚未形成一些总体性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所以非常遗憾的是，在讨论中国古代社会生态状况的时候，我们仍然不得不主要援引一些国外学者的著述。

美籍华裔学者赵冈在《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之变迁》一书中，对我国古代生态环境的变化情况做出了较为详尽的分析。^[15]赵冈认为，过去两三千年间，中国的生态环境有着剧烈的变化。造成这些变化的原因有自然的因素，如气候由暖变冷，雨量减少等，有些是人为因素，如人口增加，盲目垦荒以及产权不明确等。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人口的增长，历史资料表明，生态环境的恶化速度与人口增加的速度是成正比的。中国生态环境恶化的总体趋势是愈演愈烈，愈到后来愈快。因为人口过量增加，超过自然资源的承载力，人们为了生存，就不得不与自然搏斗以取得生活资料，于是在不适于农业种植的地方开垦农田，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结果是愈垦愈穷，愈穷愈垦。

可能是由于生活教学在国外的缘故，赵冈的论述有一个明显的比较研究的视角：将中国和欧洲的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在他看来，尽管随着人口的增加，农业生产的推广都必然意味着要减少天然植被的覆盖面积，但森林对于山区的保护作用比对平原地区重要，欧洲的平原面积比例远大于中国，所以欧洲人在平原上垦耕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力相对较小。此其一。其次，中国是单一农业生产模式，偏重粮食种植，地力的耗损快，而欧洲在历史上一般是农牧结合，其生态条件是不断循环的，不容易长期恶化。再次，产权制度不同，欧洲中世纪时山林与草原都归封建庄园主所有，他们会悉心保护自己的财产，不使遭受损害，但中国古代的绝大部分时间和绝大部分地区，山林与草原名义上是国家所有，实质上是无主之地，任人自取，难免发生过量使用的情况。

最后，更为根本的差别是在二者的生育率方面。欧洲工业革命之前，社会上就有一个强固的传统习惯，青年男子结婚成家之前要先考虑他们的职业及其生活保障，在没有可靠的职业和养家的能力之前通常不愿或不敢成家，因此，一般的结婚年龄偏大，且独身的成人比例较高，与之相关的，整个社会的平均结婚年龄与生殖率较低。中国的传统与此不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根深蒂固，结婚生子是对整个家族的责任与义务，不会轻易放弃。如果个人没有足够的养育能力，整个家庭就会把这件事作为共同的责任来承担，于是男子普遍可以早婚，父母有责任为其赡养妻小，独身成年人的比例也小得多。因此在和平时期，中国社会的人口增殖率相当稳定，因为平均的出生率及生殖率主要是受生理因素决定，而死亡率受当时的经济水平及医疗卫生水平决定。人口的减损的主要途径是战争和饥荒、瘟疫等非常规状况。

根据赵冈的统计，自汉代以来到北宋以前，各个朝代的高峰人口都在6000万左右，当然中间有起伏波动。北宋以后，人口虽然也有循环波动，但总体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北宋人口首次突破1亿，明代最高峰达到2亿；清代的人口增速更加惊人，乾隆中期人口恢复到2亿，乾隆末年便突破了3亿，道光中期达到4亿，短短一百年间可以说是中国人口增长的第一个爆炸期。由于人口的大量增加，粮食增产的要求提升，薪柴与建材消耗量也增多，南宋时期我国的生态环境已经出现明显恶化的迹象，并且逐渐加速，到清代中叶，则几乎超出了自然资源的承载能力。^[16]

具体来说，到雍正末年或乾隆初年，不但所有由于战乱废耕的农地都已复耕，而且平原上尚未利用的土地都被开垦殆尽。迫于人口压力，政府不仅放松了封禁山区的措施，甚至常以永不起科或初期免税来鼓励人民垦荒，同时由于从国外引进了适于高山种植的玉米品种，于是大量“棚民”出现，入山开垦，进行刀耕火种的畲田生产。“食尽一山则移一山”，造成长江流域、珠江领域和黄河流域数十个省份严重的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即便是后来许多地方施行了“驱棚”政策，到民国初年，全国玉米的播种面积仍然有1亿亩之多，占总播种面积的7.6％，由此可见为害之烈。

与此同时，继秦汉和隋唐之后，清政府发动了第三次“移民实边”的大浪潮，和“棚民”运动一起对西北地区残存的森林和草原造成严重破坏，加剧了黄河流域的水土流失和黄土高原西部、北部的沙漠化趋势。当然，相对而言，由于南方的气温与雨量较高，天然植物的自我更生的机能更强，整个生态系统不像北方那样脆弱，恶化的过程比较缓慢。

但无论南北，都承受了清代中叶垦荒运动带来的严重的生态后果：（1）垦荒以及随着人口增加而来的烧炭和建材等日用需求的增大，导致森林和草地的大面积破坏与消失；（2）森林破坏造成的大量的水土流失和围湖造田等因素导致湖泊面积锐减，全国各地尤其是北方水资源的平衡也遭到严重破坏；（3）水旱灾害发生的频率增高，以至于20世纪初期外人来华时有感于此，称中国为灾荒之国；（4）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导致许多河流中下游平原上的农地面积减少和地力下降，尽管农业生产技术一直在不断改进，但乾嘉以至民初，大部分地区的粮食亩产量却呈现绝对下降的趋势。^[17]

总而言之，在赵冈看来，中国古代的生态状况尽管一直在下滑，但最重要的转折点是清中叶：由于人口增殖过快和政府政策失当，乾嘉两朝成为我国生态环境恶化最严重的时期。

美国学者彭慕兰在《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中，也对1800年前后的中国生态状况做出过总体性的评估。这部书的一个主要意图，是想既摆脱一般意义上的“欧洲中心论”，也摆脱“欧洲特殊论”，来解释现代西方是在“何时”和“何因”走上一条独特的现代化道路，实现现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分流”的。对1800年前后中国和西欧生态状况进行评估的直接目的，并不是要说明二者在这一方面有多大的差别，反倒是要说明在所谓“大分流”之前二者所面临的生态压力是何等惊人地相似。

彭慕兰致力于驳斥一个西方学界普遍流行的关于“欧洲的崛起”和“亚洲的衰落”信条：对生育的各种习惯性抑制如晚婚、神职人员的独身，等等，使欧洲避免了“前现代生育体制”造成的一种普遍状况，即人口增长几乎吞噬了任何生产增长的全部成果，因而只有欧洲才能调节其生育力使之适应艰难时期，并在这漫长岁月中增长其人均资产而不仅是社会资产总量的积蓄。在他看来，实际的情况是，西欧和中国的人口密集区域同样具有“充分定居”的特征，直到工业化得到充分发展之前，欧洲的情况实际上并不比东亚好多少。迟至1750年，欧亚大陆的许多地区在农业、商业和原始工业（亦即为市场而不是为家庭使用的手工制造业）的发展中，仍存在着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只是西欧在19世纪出现的进一步的巨大发展才是有待解释的“断裂”或“分流”。

彭慕兰认为，1800年以前的欧洲并没有比中国等其他许多经济区域更少受到马尔萨斯压力的束缚。马尔萨斯所说的生活四要素（食品、纤维、燃料和建材）的生产，归根到底都需要土地。在某种意义上说，资本和劳动能够通过开垦创造更多的土地，或者通过耕作技术的改进生产更多的食物和纤维。但与19世纪的化工技术相比，这种作用是相当有限的。因此，最发达的原始工业区域都面临同样的生态瓶颈：一定程度的粮食危机和燃料、纤维、建材的短缺，以及土壤持续生产能力下降的危险。严重的生态瓶颈和无数原始工业工人及失业农业劳动者日益贫困的趋势之间的恶性循环，在18世纪中叶欧洲的很多地区与中国或日本可比较的地区中表现得同样明显。但大西洋贸易减轻了欧洲真正缺乏的要素——土地和能源的供应紧张，再加上煤的发现和使用，成为英国脱离一系列马尔萨斯制约的关键因素，造就了大西洋世界的突破性发展。

彭慕兰特别想要强调的是，如果说人口增长及其生态影响正使中国走向“衰落”的话，那么，在海外资源和矿物燃料由于偶然的发现被利用之前，欧洲的内部进程实际上和中国处于同样一个悬崖峭壁的边缘。比如，他提到，英国这个工业化的发源地，在木材供给、地力损耗和其他重要生态指标上，并不比中国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处境更好。他甚至还认为，1800年前后，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在科学技术既没有发生重大突破，生活水平也没有下降的情况下，仍然有很大的余地可以容纳更多的人口。^[18]

当代西方研究中国经济史和环境史的著名专家伊懋可，对彭慕兰关于前现代中国生态状况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商榷意见。在他看来，彭慕兰的立论基础基本上是正确的：也是从广义上说，就生产、生产率、商品化、经济技术、家庭企业的规模和寿命、人均消费水平、非“马尔萨斯主义”人口动力学来看，迟至18世纪西北欧和中国的发达地区都处在同一营垒。但伊懋可认为，在中国的帝制后期，环境的压力实际上比彭慕兰相信的要更严重，也就是说比欧洲更糟糕：一方面从生活水平来看，即使是发达地区人们的生活期望值，甚至都可能低于同时代法国人的水平；另一方面，就生产条件来看，中国在自己生态环境限度内的发展潜力消耗得比欧洲更厉害，这突出地表现为，在大规模水利工程的维修和耕地地力的恢复方面，中国面临着比欧洲要大得多的压力。

伊懋可在自己对中国经济史的长期研究中，其实也非常关心为什么在帝制时期中国没有发生自己的工业革命这样一个话题。上个世纪70年代初，他和印度经济学家拉得哈·辛哈共同提出了所谓“高度平衡陷阱理论”，用于解释帝制晚期中国经济缺乏大幅度数量变化的现象。在他们看来，如果按年均亩产量来衡量，帝制晚期中国的大部分地区粮食和纤维作物种植已达“前现代技术的顶峰”；按那时的技术条件，几乎每个适宜修建重要水利系统的好地方都已被开发；并且，易于利用的土地也完全被占领和开发，边缘地区大量不适合开发的土地实际上也被开垦；森林资源严重减少、薪材短缺和土地退化；人口增长过快，以至于人均收入没有增长，甚至可能开始稍有下降。总之，虽然中国经济在许多方面已达当时的世界水平，但也几乎耗尽了进一步发生质的变化的可能性，除非发生一场可以从主要方面改变生产潜力的科学和工业革命。这需要一场浩大的科技和文化飞跃，但清朝社会自身肯定无力完成，促成这一飞跃的大部分因素需要从正在工业化的西方世界引进，因为中国经济规模太大而不能从海外贸易中获得哪怕是不大的刺激，同时又不具备内生工业革命必需的基础——或者是需求高涨，或者是供应增多。

1993年，伊懋可在《东亚史》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重要的环境史论文《三千年的不可持续增长：从古到今的中国环境》；2004年4月，在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全面研究中国古代环境史的著作《象之退隐：中国环境史》。在他自己看来，“三千年的不可持续发展”这一措辞是个审慎的悖论，意在激发人们用新的方式思考；而他认为，重要的事情是不要把中国农业和它在环境中的地位看成是几百年来固定不变的东西。《象之退隐：中国环境史》一书，则从曾经广布中国的大象现在只能在动物园和中缅边界的保护区看到这一现象出发，探寻中国人与自然界相互作用的历史方式和历史效果，认为人象之间的长期战争才是造成“象之退隐”的主要原因，因为象在时空上的退隐几乎是与汉人定居范围扩大和农业生产集约化同步发展的。

实际上，伊懋可对中国经济史和环境史长达数十年的持续研究所得出的基本结论，和彭慕兰并没有根本的差别：帝制后期中国社会的发展，面临着最为严重的生态瓶颈的制约，日益明显地呈现出“不可持续性”的迹象来。具体来说，（1）清朝中期及其以后的人口压力促使百姓经常把环境上不适合的山地和旱地开垦为农田。植被涵水和滞留水流的能力的下降，增加了山坡地的侵蚀和下游灌溉系统的破坏。过度垦殖的结果还会导致土壤盐化并最终报废。（2）许多地方的森林破坏，导致了薪材和建筑材料短缺范围的扩大。最严重的是它连续破坏了可以让老百姓利用森林的“环境缓冲区”，破坏了在歉收年份可以维持百姓生存的山泽。（3）与此同时，帝制后期的普通百姓可能必须比前期更辛苦地工作，为了维持和重建农业而连续投入更多的人力和资源，无限制地增加劳动量，这同样也是一个不可持续的过程。（4）发达的治水经济因为代价太大不利于技术创新和应用，于是18、19世纪的中国出现了“技术闭锁”现象——已有的次好技术因为已被使用的优势而持续占据主导地位，进而把经济闭锁在次好的发展道路上，如果人为放弃这个次好技术，就必然会导致生产、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动荡不安，甚至危及整个体系的存亡。在伊懋可看来，最后这一点是导致中国没有像欧洲那样率先突破实现工业化的根本原因。^[19]

总而言之，尽管在对前现代中国生态境况恶化程度的具体判断方面，以及在中国为什么没有像西欧那样突破农业文明时代生态困境的具体原因的论述方面，会存在许多学术观点的争鸣，但迄今为止对中国古代环境史研究的重要论述无疑都确认一点，那就是：尽管中国社会保持了几千年来的持续存在，但生态环境的状况呈现出的是一个线性的下降趋势，尤其是在与现代西方世界正式接触之前，已经面临着严重的生态困境，到了自身发展的一个生态平衡的临界点。^[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