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风险与生态危机

生态风险与生态危机_中国一号问题当

第三节　生态贫困、生态风险与生态危机

“中国一号问题”的实质是生态贫困、生态风险和生态危机问题。

由于笔者长期生活在沿海地区，没有经历过缺水的生活经验，因此第一次到北京参加学习，早上在公用卫生间刷牙时不自觉地开着水龙头。可是，没料想一位北京同事看到后，一面伸手关上水龙头，一面用批评的口吻说：你们上海人就这样用水呀？这件事给笔者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从此改变自己的用水习惯。我们自幼受到的教育造成这样的印象，似乎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自给自足的国家，从来没有想到资源和能源会有紧张的时候。直至近年来有人指出中国是一个“生态贫困”的国家时笔者内心所引起的心灵震撼，理所当然地引发深刻而复杂的感想。并且，随着对生态问题由表入里、由浅入深的全面了解，人们对于生态贫困、生态风险和生态危机所构成的系统认识，不能不得出这些已经成为中国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中的一号问题的结论。

一、生态贫困

“生态贫困”的第一个表现就是相对于世界人均自然资源占有率，我国人均自然资源占有率比较匮乏。譬如，关系到人类生存的淡水、耕地、森林和草地等资源，我国目前的人均占有量分别只及世界平均水平的28％、32％、14％和32％，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由于人口众多和人均占有量低，按人口平均计算的资源数量呈绝对低的水平。1995年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只有0.096公顷（1.44亩），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同时耕地资源还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按目前耕地发展趋势模拟预测，我国耕地面积将由1990年的95.67百万公顷下降为2000年的93.87百万公顷和2020年的90.37百万公顷。人均耕地也由1990年的0.083公顷分别下降到2000年的0.073公顷和2020年的0.058公顷。我国耕地后备资源只有1300多万公顷（2亿亩左右），它们大多分布在边远山区，土地贫瘠，开发利用难度大。我国水资源总量每年2800亿立方米，人均占有量约2400立方米，为世界人均值的四分之一。据统计我国城市缺水达300亿立方米，每年因灌溉水不足减产2500万吨。同时，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南方多、北方少，长江及其以南地区水资源约占五分之四，而北方地区只占水资源总量的五分之一。^[23]

我国以占世界9％的耕地、6％的水资源、4％的森林、1.8％的石油、0.7％的天然气、不足9％的铁矿石、不足5％的铜矿和不足2％的铝土矿，养活着占世界22％的人口；大多数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我国占有的煤、油、天然气人均资源只及世界人均水平的55％、11％和4％。我国的矿产资源总量丰富，但人均占有量不足，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58％。同时存在三个突出问题：一是支柱性矿产（如石油、天然气、富铁矿等）后备储量不足，而储量较多的则是部分用量不大的矿产（如钨、锡、钼等）；二是小矿床多，大型特大型矿床少；支柱性矿产贫矿和难选冶矿多，富矿少，开采利用难度很大；三是资源分布与生产力布局不匹配。中国人均土地不到13.3亩，只有世界人均39亩的1/3；中国人均耕地不到1.5亩，不到世界人均耕地5.5亩的1/3；中国人均草原4.5亩，不到世界平均9.5亩的1/2；中国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中国人均矿产资源储量潜在总值只有世界平均水准的58％。根据2005年公布的“第六次森林资源清查”结果，中国森林覆盖率18％，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61.52％；人均森林面积0.132公顷，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4；人均森林蓄积9.421立方米，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6。

除了人均自然资源匮乏，生态贫困的第二表现则是近年来灾害性气候频繁发作，第三个表现则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两高一低”（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传统发展模式所带来的生活状况。其中第二种表现更为引人注目，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博士最早提出“生态贫困”的概念。他在《六十年中国减灾的成功之路》一文中指出：我的分析框架是基于阿玛蒂亚·森关于贫困的定义，不是将贫困定义为收入贫困低下，而是能力不足、权利被剥夺。他认为存在着四类贫困：一是收入贫困，二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的人类贫困，可用人类贫困指数来衡量。三是知识贫困，是指在进入21世纪后知识社会、知识经济所产生的新的贫困。四是生态贫困，是指生态环境恶化造成的贫困，尤其是气候变化形成的贫困。生态贫困是由于全球气候环境的变化导致自然条件恶劣，特别是自然灾害频发，造成人们基本生活和生产条件可视为基本生存权利被剥夺的贫困现象。他强调，生态贫困要远高于或严重于传统的收入贫困。中国绝大多数收入贫困人口、人类贫困人口主要生活在自然条件十分恶劣、自然资源承载能力不足的生态脆弱地区。中国的贫困地区与生态环境脆弱地带高度相关。在生态敏感地带人口中，74％生活在贫困县内，约占总人口的81％，贫困人口分布与生态环境脆弱区地理空间分布高度一致。而贫困地区正是全球气候变化的高度敏感区，也是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影响区。根据我们保守估计，中国生态贫困人口大约2亿人，其中重度生态贫困人口大约800万人，中度生态贫困人口大约6000万人，轻度生态贫困人口大约1.38亿人。生态贫困的问题在全球气候变化越来越严重的21世纪将更加凸显，这也要求我们应该更加明确减贫的方向和重点。不仅是减少收入贫困人口，更重要的是要减少生态贫困人口。可以说，消除生态贫困已经成为21世纪初期，中国减贫的最大挑战和重大任务。^[24]

如果说“生态贫困”的概念打开人们的思路，那么“生态愚昧”的提法则进一步延伸有识之士的深层次思考。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张博庭教授在“环境保护：必须用科学发展的理念诠释生态文明”一文中，进一步分析道：生态文明水平即生态效率（Eco-efficiency，缩写EEI），其概念源自20世纪90年代OECE（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和世界可发展商业委员会的研究和政策，通常作为企业和地区提高竞争力的有效途径。广义来看，生态文明水平就是指生态资源用于满足人类需要的效率，其本质就是以更少的生态成本获得更大的经济产出。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而言，生态不文明的威胁，往往主要来自于“生态愚昧”，而恰恰还不是“生态野蛮”。在有人生存的现实中，一味地强调保持原生态并不代表生态文明，而可能是一种生态愚昧。如果你不能科学地、积极地、能动地改造自然、利用自然，必然就要自发地、无序地、被动地影响自然生态和破坏自然环境。对于人类来说，生态保护就是要通过对自然环境的反抗，创造一个适应人类生存的生态环境，而不是一味地强调要保存自然生态的“保守”。^[25]

“生态贫困”的概念能够比较准确地表达我国生态所面临的现状，而“生态愚昧”则更加具体地揭示了我国生态问题的原因。“生态愚昧”的提法使人不能满足于一般表面问题上，而愚昧的结果却以一些千奇百怪的地方病表现出来。据《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金微和实习生罗丹阳发自北京的报道：68岁的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牧民更登甲是一名大骨节病患者，长年忍受着病痛折磨。在当地，还有很多与像更登甲一样的大骨节病患者，大骨节病是一种典型的地方病，一般认为是与饮用水中富含较多腐蚀酸有关。据相关报道披露，认为中国是地方病流行较为严重的国家，地方病分布广，病种多，主要有地方性砷中毒、地方性氟中毒、克山病、大骨节病以及地方性甲状腺肿等，这些病在“老少边贫”地区以及部分农村地区尤其普遍。据《全国重点地方病防治规划（2004～2010年）》显示，截至2003年底，全国有氟斑牙患者3877万人，氟骨症患者284万人，地方性砷中毒患者9686人，大骨节病患者81人，潜在型克山病患者2.99万人，慢型克山病患者1.09万人。地方病与环境地质因素密切相关，尤其是地下水，如高氟、砷水是地氟、地砷病最主要、最直接的致病原因。2008年，“阿坝州扶贫开发和综合防治大骨节病试点”启动后，像更登甲这类的患者享受到了免费治疗。中央每年都会支付大量的资金对地方病进行防治，并在各地疾控中心成立地方病的防治科，地方病的防治在近几十年得到明显改善。

然而，要根治地方病，就必须治地下水，随着中国地下水面临越来越多的地表污染的威胁。一位长期从事公共环境的专家这样说，这是一种更大范围的污染，影响的人群更广泛，更难治理。尤其是深层的地下水一旦被污染，治理起来需要千年的时间，可是我们却没有管理地下水环境的法律，只有管理地表水的法律。水是农业的命脉，也是整个国民经济和人类生活的命脉。水资源状况和利用水平已成为评价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经济能否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我国是一个水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年均降水量为630毫米，低于全球陆面和亚洲陆面的降水量；年平均淡水资源总量为2.8万亿立方米，人均占有水量仅2300立方米，只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1/4，居世界第109位，是世界上人均占有水资源最贫乏的13个国家之一。耕地水资源占有量28500立方米/每平方米，为世界平均数的4/5。另外，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严重不平衡，降水东南多西北少，山区多平原少，雨量大致由东南向西北递减。81％的水资源集中分布在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长江以北地区人口和耕地占我国的45.3％和64.1％，而水资源却只占全国的19％，人均占有量为517立方米，相当于全国人均量的1/5和世界人均量的1/20，水资源与生产发展不相适应的程度突出，土地沙漠化趋势日趋严重。尤其是西北干旱地区的新疆、青海等地的大面积戈壁滩，因无灌溉，也就没有农业。降水年内分配不均，冬春少雨、夏秋多雨，汛期雨量过于集中，常以暴雨形式出现，利用难度很大，非汛期又水量缺乏。降水量年际变化也大，丰水年与枯水年相差悬殊，使水旱灾害频频发生，甚至同一地区有时旱涝接踵而至，交替成灾。从全国对水资源量总的需求来看，在出现中等干旱的情况下，全国总需水量为5500亿立方米左右，缺水量为250亿立方米左右。若考虑供水中的地下水超采和超标准污水直灌等不合理供水因素，则全国实际缺水量在300～400亿立方米之间。农业是我国的用水大户，约占全国总用水量的73％，但有效性很差，水资源浪费十分严重，渠灌区水的有效利用率只有40％左右，井灌区也只有60％左右，每立方米水生产粮食不足1公斤。而一些发达国家水的有效利用率可达80％以上，每立方米水生产粮食大体都在2公斤以上，其中以色列已达2.32公斤。由此说明，我国各种节水农业技术的综合应用程度还十分低下，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同时，这也使我们看到了在中国发展节水农业的巨大潜力和广阔前景。中国水资源十分紧缺，目前人均2200立方米，占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中国已被联合国列为水资源紧缺国家之一。到2030年，中国的人口将达到16亿，人均水资源量将跌至1000多立方米，接近贫水国家极限水平。中国的水资源总量是世界第几位缺乏权威数据，但可以肯定的是，我国是排在巴西、俄罗斯、加拿大、美国、印尼之后的。

2009年由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国土资源部下属的中国地质调查局联合资助的《中国地下水科学的机遇与挑战》一书介绍，在过去几十年内，为满足不断增加的用水需求，中国的地下水开采量以每年25亿立方米的速度递增。北京举办的2010年国际地下水论坛上，与会专家发出警告：一些地区地下水储存量正以惊人的速度减少，另外，许多地区地下水还遭到严重污染。与会的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水文学者弗兰克·施瓦茨说，水危机并不只在中国存在，但中国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的问题都更为严峻。

由于地下水占到全国水资源总量的三分之一。全国有近70％的人口饮用地下水，因此地下水也是重要的饮用水水源。但水体污染正加剧中国的地下水危机，中国地质调查局的相关专家在国际地下水论坛发言中提到，全国有90％的地下水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其中60％污染严重。有专家指出，目前最容易受到污染的是浅层的地下水，由于地表水的污染比较普遍，自然造成浅层地下水污染也比较普通。在北方，地下水的超采比较严重，造成大面积地下水的漏掉。由于地下水比周边地区明显低，形成漏斗区，在压力作用下，周边的地表水进入这块区域，这使得地下水更容易受到污染。他们对于一些企业排污感到担忧，因为一些企业往往采取渗排的办法，加上北方很多地方是沙土，形成渗漏，还有些企业直接将污水打到地下去，这些对地下水的污染非常严重。

21世纪最为宝贵的资源恐怕就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水资源。在我国除了其他污染源，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污染了农村的地下水源，更由于村民大多是用手压井直接抽取浅层的地下水，农村因此往往成为地下水污染最直接的受害者。十几年来一直致力于揭露和防治淮河流域水污染的民间环保人士指出，由于淮河出现各种化学和重金属的污染，淮河两岸不仅出现癌症的高发村，当地村民不孕不育的现象增多，而且后代还有不少畸形儿。这些多是金属和持久性化学物的污染所致，因此现在污染关乎的已不是我们下一代人强壮不强壮的问题，而是能不能保住下一代身体健康的问题。一份对湖南重金属企业污水排放的调查发现，当地毫无顾虑的污水排放令人触目惊心。如今，这些重金属如铅、镉、锰、砷和氟化物等污染物一旦排放到环境中，不仅污染当地村庄，而且有可能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们的餐桌。另一份被公布的调查报告《“毒”隐于江——长江鱼体内有毒有害物质调查》显示，在取自长江上、中、下游不同城市的鲤鱼和鲶鱼体内，均测出了被称为“环境激素”的壬基酚和辛基酚。这两种物质可导致雌性性早熟等性发育和生殖系统问题，部分鱼体内还检测出了汞、铅和镉等重金属。

我国沿海城市不是缺乏水资源，而是缺乏优质饮用水，水源不足、水源污染是中国城市饮用水水源面临的最直接问题。相比水源不足的问题，近年来，饮用水水源污染显得更加突出。2005年，环保局对全国56个城市206个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的有机污染物监测显示：水源地受到132种有机污染物污染，其中103种属于国内或国外优先控制的污染物。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一位研究地下水和土壤污染的专家介绍，据有关部门对118个城市2～7年的连续监测资料，约有64％的城市地下水遭受了严重污染，33％的城市地下水受到轻度污染，基本清洁的城市地下水只有3％。这位要求匿名的专家说，地表环境污染加剧引发地下水污染，构成对人体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的严重威胁。而污染状况似乎尚未显示出好转的趋势。据2006年163个城市的地下水水质监测资料分析，在开展浅层地下水水质监测的125个城市中，与2005年相比，主要监测点地下水水质呈恶化趋势的城市有21个，主要分布在东北、西北、华东、中南等地区，水质基本稳定的城市有95个，水质呈好转趋势的城市有9个。在开展深层地下水水质监测的75个城市中，与2005年相比，主要监测点地下水水质呈恶化趋势的城市有12个，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水质基本稳定的城市有58个，水质呈好转趋势的城市有5个。根据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公布的信息，目前，我国地下水污染呈现由点到面、由浅到深、由城市到农村的扩展趋势，污染程度日益严重。城市的水源地也面临污染威胁，未来十年中国很多城市都会放弃原来的水源地，因为我们的水源地规划只是根据现状来的，而现在水源的整体状况在恶化。由于地下水污染难以被清理，如重金属难以降解，尤其是深层的地下水一旦被污染，治理起来需要千年的时间。其中还有管理体制上存在的问题，目前由于地下水与地表水分属国土资源部和水利部监管，地表水污染则是环保部门需要处理的问题，如何统一治理仍然属于一个尚未调节到位的严峻课题。

二、生态风险

康德曾经认为：启蒙就是从愚昧无知的状态解放出来，运用自己的理性去进行分析和判断这种精神现象。恩格斯也曾经提醒我们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26]生态风险就是以理性重新分析和判断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的胜利后果的一种新的意识。风险这一词，一般指遭受损失、损伤或毁坏的可能性。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则认为，风险是伴随科学技术和文明进步而来的一个孪生兄弟，工业技术带来事故风险、自然界带来灾害风险、金融技术带来金融风险，核技术带来核风险。他断定风险的来源不是基于无知、鲁莽的行为，而是基于理性的规定、判断、分析、推论、区别、比较等认知能力。风险是今天科学技术造成的负面危害，不是过去没有，而是因为少而视而不见，直到今天人们才能正视这一问题，才成为我们的认知范畴。

生态风险就是生态系统及其所承受的风险，迫使人们重新认识全球化正在加速地球的脆弱，形成全球风险社会。有的专家郑重地指出今天的生态风险有五大特征：（1）生态风险不是自然风险，生态风险从严格意义上来说都是人为的，人类某些技术官僚的愚昧、狂妄、盲目的乐观以及民众的从众心理和迷信则是生态风险的源头。（2）生态风险较为完整地展现现代科学技术的负面效益，促使人们质疑“科学能打理一切的神话”。（3）生态风险具有较强的隐蔽性，人们在短时间很难觉察。（4）生态风险存在方式具有突变性的特征，某一个地区局部风险积累一定程度，会打破量变质变规律的常态，造成整个生态系统的崩塌。（5）生态风险的治理具有长期性和艰难性的特征，其爆发的危害很难在短期内肃清。^[27]

也有人曾概括和描绘我国所面临的生态风险的几种突出表现。据统计，2009年我国GDP总量大概相当于全球GDP的8％，但消耗了世界的18％能源，44％钢铁，53％水泥。这样巨大的资源消耗，以及所带来的环境影响，显然是难以支持中国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经过几年的努力，目前我国的自然环境虽然局部已经有所改善，但总体上仍有恶化的趋势。尤其污染物排放总量大，远远超过了现有的环境容量和治理能力。生态恶化的趋势尚未得到有效遏制，部分传统的“老大难”环境问题还未能得到有效解决，新的环境问题又出现了，主要表现为：

一是水体污染问题日益严重。正如2009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所指出的，全国地表水污染依然严重，江河流域普遍受到污染，且呈扩大趋势，河流城市段污染更加严重。我国七大水系总体为轻度污染，但污染的趋势仍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其中，黄河、辽河为中度污染，海河为重度污染。以黄河水系为例，黄河水系44个国控监测断面中，1—3类、4类、5类和劣5类水质的断面比例分别为68.2％、4.5％、2.3％和25.0％。大型淡水湖泊和城市湖泊均已达中度污染，并且富营养化问题突出。

二是大气污染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善，酸雨区域分布格局未发生明显变化。2009年，全国612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的监测结果表明，其中达到一级标准的城市26个（占4.2％），达到二级标准的城市479个（占78.3％），达到三级标准的城市99个（占16.2％），劣于三级标准的城市8个（占1.3％）。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达到国家一级标准的城市占3.7％，二级标准的占75.9％，三级标准的占18.8％，劣于三级标准的占1.6％。酸雨频率监测的488个城市（县）中，出现酸雨的城市258个，占52.9％；酸雨发生率在25％以上的城市164个，占33.6％；酸雨发生率在75％以上的城市53个，占10.9％。

三是固体废弃物存放量过大，已经成为亟待解决并具有严重潜在性危害的环境问题。据环保部《2009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报告，随着我国化学工业的发展，有毒有害废弃物产生量也有所增长。2009年，全国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为204094.2万吨，比上年增加7.3％。尤其是未经过严格无害化和科学的安全处置的有毒有害固体废弃物可能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而由于综合利用核处置率低，工业固体废弃物和城市生活垃圾大都堆积在城市的郊区和河岸、荒滩上，也已成为严重的环境污染源。

四是土地荒漠化发展迅速。土地荒漠化是导致我国近年来恶劣天气的出现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沙尘暴。据来自国家林业局权威部门的统计，目前，我国荒漠化土地约占国土面积的27.2％，并且仍在以每年246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目前，我国的荒漠化土地面积已达262万平方公里，大大超过全国耕地面积的总和，其中98％集中在西北、华北北部和东北西部，涉及18个省、自治区，并且呈蔓延、扩展、加重趋势。据统计，西北、华北地区的荒漠化基本上是以治理1亩，荒漠化1.32亩的速度在发展着，相当于一年损失一个中等县的土地面积。

五是森林资源锐减，水土流失严重。我国许多重要林区的森林面积大幅度减少，昔日郁郁葱葱的林海已一去不复返。全国森林采伐量和消耗量远远超过林木生长量。若按目前的消耗水平，绝大多数国有森林工业企业即将面临没有成熟林可开采的可怕局面。森林面积大幅度减少，加速了水土流失。目前我国现有水土流失面积356.92万平方千米，占国土总面积的37.2％。其中水力侵蚀面积161.22万平方千米，占国土总面积的16.8％；风力侵蚀195.70万平方千米，占国土总面积的20.4％。^[28]

对于各种生态风险，我国人民并没有消极无为，甘心忍命，而是积极应对，集中全国人民的力量和智慧，做出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气壮山河的光辉业绩。臂如，对于今天我们所面临的严峻的水环境问题，从中央领导到基层科研人员都积极群策群力，以集体智慧来大力加快治理体制的革新。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2011年7月8—9日在中央水利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就大力强调加快水利改革发展，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迫切需要，是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迫切需要，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增强抵御自然灾害综合能力的迫切需要。他提出水利改革发展的总体要求是，把水利作为国家基础建设的优先领域，把农田水利建设作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任务，把严格水资源管理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举措，注重科学治水、依法治水，突出加强薄弱环节建设，大力发展民生水利，不断深化水利改革，加快建设节水型社会，促进水利可持续发展，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水利现代化道路。他提出水利改革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力争通过5年到10年努力，从根本上扭转水利建设滞后局面。到2020年，基本建成防洪抗旱减灾体系、水资源合理管理配置和高效利用体系、水资源保护和河湖健康保障体系、有利于水利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和制度体系。

而作为专业工作人员，水利部长陈雷2010年12月24日在全国水利工作会议上发表周密、详尽的讲话，既充满理性思考，又满怀信心。他强调，我们要不断完善新时期治水思路。其中包括进一步确立七大流域水利发展定位和区域水利发展布局，提出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加快从控制洪水向洪水管理转变，从供水管理向需水管理转变，从水资源开发利用为主向开发保护并重转变，可持续发展治水思路焕发出勃勃生机。要顺应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把大力发展民生水利作为践行可持续发展治水思路的着力点和突破口，加快解决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切身利益的水利问题，使水利更好地惠及亿万人民群众。要使民生水利的理念深入人心，民生水利快速发展成为鲜明特点。他讲到我国防汛抗旱减灾取得显著成效。近年来，我国洪涝干旱灾害多发并发重发，灾情之重历史罕见，救灾难度前所未有。我们战胜了淮河、太湖、长江、松花江等流域发生的严重洪涝灾害，成功抗御了2006年川渝百年不遇大旱、2009年北方冬麦区大范围干旱、2010年西南地区特大干旱，有效应对“碧利斯”、“莫拉克”等超强台风的袭击，最大程度地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减轻了灾害损失。特别是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夺取了汶川水利抗震救灾斗争的重大胜利，灾区950多万人的饮水问题及时得到解决，2400多座震损水库、800多座震损水电站无一垮坝，1000多公里震损堤防无一决口，妥善化解了唐家山等105处堰塞湖风险，创造了世界上处理大型堰塞湖的奇迹；及时抢修、恢复玉树震损水利水电工程，为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创造了有利条件；按照安全、科学、迅速的原则，采取挖爆冲等措施，连续奋战20多天，圆满完成舟曲堰塞湖应急处置及白龙江淤堵河道清淤疏通任务。他提及重点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大江大河大湖治理成效显著，长江下游河势控制、黄河标准化堤防建设稳步推进，治淮19项骨干工程全面完成，洞庭湖、鄱阳湖综合治理顺利实施，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水利项目全面启动。一大批重点水利枢纽工程建成并投入运行，三峡工程成功实现175米水位试验性蓄水，嫩江尼尔基、广西百色、湖南皂市、黄河西霞院、四川紫坪铺等工程建成发挥效益。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稳步推进，新建和加固堤防17080公里，新增水库库容381亿立方米，新增供水能力285亿立方米，如期完成专项规划内6240座大中型及重点小型、东部1116座重点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任务，启动实施新一轮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开展了1000余条中小河流重点河段治理和103个县的山洪灾害防治试点建设。由此可见，中国人所经历过的可歌可泣的治水历程，不仅振奋了全国各族人民抵御生态风险的信心，而且给人类社会提供了宝贵的战胜生态风险的丰富经验。

三、生态危机

处于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国人面前，一下子出现了三个崭新的名词：生态贫困、生态风险和生态危机，而且对于我们来说，比生态贫困和生态风险更为严峻的是生态危机问题。所谓生态危机就是以自然界自我调节机制和动态平衡破坏以致难以修复，以及由此造成的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生态失衡、人口爆炸到生物多样性的破坏为标志的生态状况。从原则上讲，就资本的自然本性而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和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泛滥引发环境恶化，导致生态危机。而社会主义则从追求社会公正和谐到注重发展，再到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进而追求以生态为本的科学发展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力图克服、挽救乃至战胜生态危机。在应对生态危机的态度上，全球再一次显现出价值的普世性，无论从“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绿色和平运动”来看，人们的内心深处追求的价值是共同的。其深层的生态伦理就是强调生态系统是一个整体，对局部或个体的破坏就是对整体的伤害，不能为了局部的利益伤害整体，在核心价值观上，表现为从“人类中心主义”到“宇宙生命中心论”的历史转变。

当前的生态危机除了灾害性气候频发的警示之外，一个令人无法回避的全球问题乃是食品安全危机频发。严格地说，食品安全危机一直是工业化和现代社会的一个永恒话题。1820年德裔化学家弗雷德里克·阿库姆在《论食品掺假和厨房毒物》中写道：我们吃的泡菜是用铜染绿的；我们吃的醋是用硫酸勾兑的；我们吃的奶酪是在坏的牛奶里掺入木粉或木薯粉制成的；我们吃的糖果是将糖、淀粉和黏土混合在一起，再用铜和铅染色的。1906年美国作家辛克莱出版了《丛林》一书中作了如是描写：“仲夏的毒辣太阳照在这块可憎之地，上万头牛发着恶臭，蒸腾出传染菌，工厂里血流成河，整车的鲜肉和刷墙的大桶、煮肥皂的大锅和装肥料的大罐放在一起，那恶臭就像是地狱。”“从欧洲退回的火腿已长了白色霉菌，公司把它切碎，填入香肠；商店仓库存放过久已经变味的牛油，公司把它回收，重新融化；经过去味工序，又返回顾客餐桌。在香肠车间，为制服成群结队的老鼠，到处摆放有毒面包所做的诱饵，毒死的老鼠和生肉被一起掺进绞肉机。工人们早已经习惯在生肉上走来走去，甚至在上面吐痰。”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创建，据说与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看了《丛林》一书的描写有关。罗斯福看了这本书后，立即约见作者谈话，并直接导致推动《纯净食品与药品法》的出台，创立了“FDA”——美国食品安全守护神。

西方发达国家的食品安全问题依然十分严重。仅最近十多年间，重大的食品安全问题就不断发生。1999年二英事件。同年，比利时、卢森堡、荷兰、法国数百名儿童喝受污染的可口可乐事件。2000年初，法国卫生部门在本国生产的食品中发现李斯特杆菌，该事件涉及法国19个省，至少有9人因此死亡。2001年9月，英国和爱尔兰等国相继爆发口蹄疫。2006年，一家世界著名巧克力食品企业的清洁设备污水污染了巧克力，致使42人中毒。当前德国的毒黄瓜、毒豆芽事件似乎“方兴未艾”，已有20多人因此死亡。

东方网2011年4月12日消息：英国《星期日电讯报》的最新报道称，瑞典研究人员发现，包括雀巢在内的9种欧洲知名品牌的婴儿食品含有毒金属砷、铅与镉，其含量虽都未达世界卫生组织规范的上限，但婴儿长期食用，仍会导致智力受损，甚至出现行为异常。据悉，欧盟委员会官员已决定召开紧急会议，商讨中重新制定新的婴儿食品安全标准。这份研究的检验样本包括雀巢、喜宝、活乐、欧格妮等9种知名品牌生产的共4个月以上婴儿食用的辅食，以及9种婴儿配方奶粉。研究发现，如果每天向婴儿喂食两次上述品牌的米糊等辅食，婴儿接触到致癌物“砷”的数量，比母乳喂养高出50倍；接触可破坏神经系统合肾脏功能的重金属“镉”，数量比母乳喂养增150倍；接触可致永久性的智力受损伤或行为异常的重金属“铅”，数量也要增8倍。2010年3月到8月，中国进口乳品被检出有670余吨不合格，婴幼儿奶粉占近7成，重金属超标是不合格的主要原因之一，原产地以澳大利亚最多。安部司，曾为日本食品添加剂专家，著有《食品安全大揭秘》等书，现致力于宣传健康的饮食，他曾撰文揭露食品添加剂的主要危害。他认为，食品添加剂本身是有毒、有害的，而现在厂家在制造食物时经常滥用食品添加剂，消费者也不假思索地过多食用这种食物。他听说过一个养猪场将超市内快要过期或者刚刚过期的盒饭和饭团喂给怀孕的母猪，结果一周过后母猪开始异常变胖，三个月后大量出现流产和死产的现象。食品添加剂麻痹了儿童的味觉，让他们不知不觉地摄入过多的糖、油和盐，结果患上各种疾病。通常人们吃不下一杯砂糖，就算是泡成糖水也甜得入不了口，但如果配上各种食品添加剂就会变成口味酸甜、颜色好看的饮料。孩子们很容易就把那么多糖喝到肚子里。由于吃糖太多，日本有很多孩子有糖尿病，还有一些孩子患上低血糖症，这是因为他们一下子摄入太多的糖分，身体需要分泌大量物质来化解，结果很难再恢复正常。美国2010年4月决定从所有的学校撤除饮料自动贩卖机，目的就是防止儿童摄入过多的糖分。说到油，人们往往容易想到炸薯片但容易忽视方便面，其实一袋方便面中含有的油相当于三袋薯片。之所以人们感觉不到那么多油，是因为食品添加剂在起作用。他认为，食品添加剂还破坏了人类两三千年以来形成的饮食文化，影响家庭和睦、母子关系。人们被便宜、便利、简单、漂亮和美味的超市食品吸引，懒得做饭；结果孩子不仅口味变了，而且也感觉不到食物的来之不易，看不到妈妈的劳动和辛苦，危及传统的母子关系。^[29]

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近三十年来发展速度又是世界第一，同时也存在着巨大的食品安全隐患。《光明日报》2011年6月30日报道，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路甬祥神情凝重地说：“少数食品生产经营者不讲诚信道德，且目无法纪，唯利是图，加之有些地方和部门重视不够，监管措施不到位，致使一些领域和地方的食品安全问题仍然比较突出。”据全国人大常委会食品安全执法检查报告披露，食品安全隐患有五：一是生产经营者法律意识淡薄；执法检查发现，一些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和从业人员肆无忌惮地生产加工有毒有害食品，而且手段不断翻新。二是打击违法行为不力；执法检查报告指出，处于片面追求经济增长指标，对食品安全事件不能及时严肃整处，对违法犯罪行为不能有力打击，个别监管部门和人员甚至玩忽职守，致使有的食品生产经营企业有机可乘并铤而走险，肆意制售不安全食品并流向市场。三是某些职责分工不明确；目前我国食品安全由多部门分段监管，综合协调的体制机制尚未理顺。如各地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设置不一、权限不一，尚不能发挥综合协调的作用，在实际监管工作中监管交叉和监管空白同时存在，一些地方在发生问题后甚至出现相互推诿的现象。四是法律实施效果受限；配套法规和规章的滞后，影响了食品安全法的深入实施。从国家层面看，食品安全授权国务院制定的保健食品管理办法至今尚未出台。从地方层面看，应由地方制定的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办法，目前仅有个别地方出台，而且，有关部门和一些地方，对国家出台的法规、规范性文件和相关政策，不能及时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并加以落实。另外，关于食品安全标准，有的还没有标准，有的同一种食品不同监管部门的标准不尽一致，也需要统筹研究调整。五是监管效率成问题。除了低水平重复建设，资源共享差，发挥效能不够之外，执法检查还发现，由于经费有限，必需的高端设备无力投入，现场快速检验能力也不适应实际需要，导致我国总体检验检测能力不强。此外，各监管部门同时抽检，造成了重复检查、浪费资源，也增加了企业负担。

作为生态危机的食品安全危机，它危及到每一个人的生命。《文汇报》2011年6月30日以《食品危机来袭，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为题，报道复旦大学研究生在网上发出“集结令”，一天之内征集到33位志愿者，17天查阅相关报道17268篇，1000万字，制成了“中国食品安全现状调查（2004—2011）”报告，同时还建起一个名为“掷出窗外——面对食品安全危机，你应有的态度”的网站。网站创始人吴恒调侃地说，我国的童话作家大部分从事了食品制造业，人造的鸡蛋、塑料造银鱼、糖水变蜂蜜、猪肉变牛肉，等等，不一而足。他将有害食品分为造假、过期、添加剂、混有异物、包装材料有问题、无证经营、产品不合格、检疫不合格、卫生不达标、其他等10类。甚至他从东莞和重庆两地用化粪池水熬地沟油的报道，找到了现实版的“易粪相食”。

我国食品安全存在隐患，为时久远，防不胜防，必须引起全国各族人民的高度重视。在此，有必要回溯一下我国食品安全存在的重大事件，对于提高食品安全意识，加强食品安全管理，恐怕不是没有益处的。2001年3月至9月期间，广东河源某饲料公司因购买“瘦肉精”即盐酸克伦特罗生产猪用混合饲料，导致11月7日河源484名市民因食肉中毒。2001年9月3日，吉化公司所属的16所中小学发生严重的豆奶中毒事件。万余名学生食用学校购进的“万方”牌豆奶，6362名学生集体中毒。至今仍有多名饮用豆奶的学生被不同的病症缠身，其中3名学生患上白血病。2003年11月26日，“金华火腿敌敌畏”事件被曝光，金华市的两家火腿生产企业在生产“反季节腿”时，为了避免蚊子叮咬和生蛆在制作过程中添加了剧毒农药敌敌畏。此后，金华火腿的销售量几乎为零，金华市经营千年的城市名片瞬间蒙垢。2003年7月上旬开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浙江省卫生监督部门查获了从嘉兴等地流出的48吨含有剧毒氢化物的“毒狗肉”。这些狗大多为土狗，很灵活，所以较难棒杀，大多为毒杀。2004年“陈化粮”事件曝光，全国10多个省市粮油批发市场发现有国家粮库淘汰的发霉米，含有可致癌的黄曲霉素。^[30]

2004年4月30日，“大头娃娃”事件曝光。安徽省阜阳市查处一家劣质奶粉厂，该厂生产的劣质奶粉几乎完全没有营养，致使13名婴儿死亡，近200名婴儿患上严重营养不良症。2005年3月15日，上海市有关部门在对肯德基多家餐厅进行抽检时，发现新奥尔良鸡翅和新奥尔良鸡腿堡调料中含有“苏丹红一号”成份。从16日开始，在全国所有肯德基餐厅停止售卖这两种产品，同时销毁所有剩余调料。2005年5月26日，雀巢金牌成长3＋奶粉在浙江被抽检出碘含量超标。这一事件使雀巢该品牌奶粉在全国范围的撤柜。2005年7月5日，有媒体报道，甲醛已经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确定为可疑致癌物，但众多的中小啤酒企业仍然在产品里普遍使用甲醛。“95％啤酒生产加甲醛”的说法开始广泛传播。青岛、华润、燕京啤酒三巨头对这一说法纷纷表示异议，并表示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甲醛和在生产过程中添加甲醛是两回事。

2005年7月5日，三鹿集团被查出超前标注生产日期的酸牛奶，三鹿方面表示，产品生产日期标注不存在任何问题，而是因为企业管理上的一些疏忽。2006年4月30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作出禁止“奥美定”生产、销售和使用的决定。奥美定是国内唯一的聚丙烯酰胺水凝胶产品，用于注射隆胸。该产品的审批一路绿灯，先批后检，临床7个月即上市。近10年来，我国有近30万人使用了这种产品。2006年6月1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作出决定，暂停使用、暂停受理和审批“鱼腥草”注射液等7个注射剂。这些注射剂在临床应用中使患者出现了严重不良反应，甚至有引起死亡病例的报告。2006年8月3日，卫生部宣布停用安徽华源公司生产的药品——欣弗。部分患者使用该药后，出现恶心、呕吐、过敏性休克、肝肾功能损害等不良反应症状。因使用该药品，共导致81人出现不良反应，其中3人死亡，涉及10个省市。自2006年9月初开始，上海市发生多起因食用猪内脏、猪肉导致的疑似瘦肉精食品中毒事故。这批来自浙江海盐县瘦肉精超标猪肉和内脏共导致上海9个区336人次中毒。

2006年11月12日，由河北某禽蛋加工厂生产的一些“红心咸鸭蛋”在北京被检测出含有致癌物质苏丹红。部分河北农户用添加了工业染料苏丹红的饲料喂养鸭子，导致蛋黄内含有苏丹红，以致全北京范围内停售河北产“红心”咸鸭蛋。2007年8月14日，总数为7.26吨台湾味全的婴儿奶粉在从香港入境时，被深圳检验检疫局检验出阪歧肠杆菌超标，检疫局依法对该批不合格婴儿奶粉作出监督销毁的处理决定。2008年10月，四川广元柑橘生产中发生大实蝇虫疫情爆发。这次柑橘疫情导致柑橘价格的大幅下降，并且出现严重的滞销状况。政府出资收购柑橘，并进行深消毒处理，以控制疫情的发展。

2009年1月22日，三鹿集团“三聚氰胺奶粉”案终审宣判。自2008年7月始，全国各地陆续收治婴儿泌尿系统结石患者多达1000余人，9月11日，卫生部调查证实这是由于三鹿集团生产婴儿配方奶粉受三聚氰胺污染所致。2009年5月11日，卫生部就之前杭州市民状告“王老吉”召开新闻发布会，声明该饮料中含有的夏枯草不在卫生部公布的允许食用的87种中药材名单中，这意味着流传了170多年的凉茶涉嫌添加非食用物质，造成了该产品的销量下降。2010年3月19日，调查负责人武汉工业学院教授何东平召开新闻发布会，建议政府相关部门加紧规范废弃油脂收集工作，再次引起了人们对食品安全的担忧，据报道，目前我国每年返回餐桌的地沟油有200至300万吨。医学研究机构称地沟油中的黄曲霉素强烈致癌，毒过砒霜100倍。

2010年7月，三聚氰胺超标奶粉事件“卷土重来”：在青海省一家乳制品厂，检测出三聚氰胺超标达500余倍，而原料来自河北等地。事件发生后，有关部门要求严肃查处，杜绝问题奶粉流入市场，彻底查清其来源与销路，坚决予以销毁，并依法追究当事人责任。2011年3月，媒体报道河南省孟州市等地养猪场采用违禁动物药品“瘦肉精”饲养生猪，有毒猪肉流入济源双汇食品有限公司。瘦肉精是一类动物用药，例如莱克多巴胺及克伦特罗等。将瘦肉精添加于饲料中，可以增加动物的瘦肉量。4月12日公安部召开新闻发布会，肯定了河南“瘦肉精”案的查处工作。通报称，共抓获犯罪嫌疑人96名，收缴瘦肉精400余公斤，捣毁生产窝点1个，摧毁销售网络2个，查获一大批生产设备及销售票据。2011年4月，使用有毒化工原料硫磺对生姜进行熏制，使正常情况下视觉不够美观的生姜变得娇黄嫩脆。2011年4月15日，湖北省宜昌市查获两个使用硫磺熏制“毒生姜”的窝点，现场查获“毒生姜”近1000公斤。2011年4月，有报道称南京市场“牛肉膏”疯卖。^[31]

2011年4月初，央视报道，在上海市浦东新区的一些超市染色馒头的生产日期随便更改，染料使用过多会对人体造成伤害。4月11日，上海盛禄食品有限公司违规加工生产的“染色馒头”被曝光。据调查，其违规行为至少有两条，一是在面粉中非法添加山梨酸钾、色素、甜蜜素等食品添加剂；二是将超过保质期的馒头回收重新制作新馒头。尔后，温州等地也发现类似“染色馒头”。近几年来的食品安全事件，让人无不为之心惊肉跳：中国人在大米中发现了石蜡；在火腿中发现了敌敌畏；在腌菜、调料中发现了苏丹红；在火锅中发现了福尔马林；在水产品中发现了孔雀石绿；在水果、蜜饯中发现了二氧化硫。还有今年最新的“染色馒头”、“牛肉膏”、“墨汁粉丝”等食品安全事件，让人一次又一次地感到震惊、失望和愤怒。

所有这些事件暴露出在食品安全问题上我国存在如此系统性的问题：在食品安全问题上，政府机构的监管是失职的；食品安全法律是缺失的，即使有法律，许多时候也是失效的；对食品安全问题缺乏足够的科学、严格的标准，更缺乏标准的执行以及标准的及时更新。监管法律执行不力是一个因素，而执行成本过高是另一个因素。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有媒体报道称，目前我国食品生产加工单位约有44.8万家，其中80％为10人以下的小企业、小作坊；食品经营主体约323万家，有证餐饮单位约210万家，无证照的小作坊、小摊贩和小餐饮则难以计数，食品安全监管对象点多面广，小、散、乱的特点突出。食品安全的监管难度和效率低下不难想象。

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另一类食品安全问题往往容易为人所忽略，那就是农产品种植。突出的问题是农药的滥用和种植激素的乱用，导致了植物基因变异和农药残留超标，加之监管乏力和规则缺失，让问题食品畅通无阻。此外，还有“伤不起”的食品添加剂问题。2011年3月，河南双汇集团旗下的食品公司使用“瘦肉精”生猪被媒体曝光。食品添加剂有着严格的定义，是指为改善食品品质、延长食品保存期、便于食品加工和增加食品营养成份而加入食品中的一类化学合成或天然物质。日常烹饪离不开的咸味剂酱油、醋、盐，香料花椒、丁香、大料等，同样也是食品添加剂。超市可口可乐汽水中，添加剂就有二氧化碳、焦糖色、磷酸、苯甲酸钠、柠檬酸钠、咖啡因、蔗糖素、食用香料等十几种。数据显示，2010年至今，卫生部共制定公布了102项食品添加剂国家标准，指定了58项食品添加剂标准。而相比国外先进的技术标准，我国存在差距，据介绍，国外技术标准的修改周期一般是3到5年，我国有多项属于“服役”超过10年，标准更新跟不上食品添加剂产业发展，也是造成食品安全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

【注释】

[1]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李扬、任文科、郑义译，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130页。

[2]拉法格：《思想起源论》，王子野译，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31页。

[3]同上。

[4]《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767页。

[5]同上，第766页。

[6]同上，第170页。

[7]《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65页。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8页。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9页。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9～190页。

[11]同上。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3页。

[14]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6页。

[15]《邓小平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页。

[16]《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3页。

[17]涂尔干：《道德教育》，陈光金、沈杰、朱谐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页。

[18]砷是一种知名的化学元素，砷的硫化物矿自古以来被用来做颜料和杀虫剂、灭鼠药。砷化合物具有强烈毒性，三氧化二砷在我国古代文献中称为砒石或砒霜。

[19]蒋高明：《中国生态环境危急》，海南出版社2011年版，第20～25页。

[20]《齐鲁晚报》，2011年9月19日。

[21]《文汇报》，2011年9月29日。

[22]姚晓娜：《环境美德及其教育研究》，未刊稿。

[23]杜世卫：《人口问题综合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13页。

[24]转引自潘维、玛雅主编：《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4页。

[25]张博庭：《环境保护：必须用科学发展的理念诠释生态文明》，引自科学网http://bbs.sciencenet.cn/blog-295826-398572.html。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83页。

[27]薛晓园：《生态风险、生态启蒙与生态理性——关于生态风险研究的战略思考》，载《“走向生态文明——来自马克思主义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角度”国际学术研讨会议论文集》，美国克莱蒙研究生大学，2008年10月24～26日。

[28]所用数据均来自于环境保护部的网站：《2009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http://www.instrument.com.cn/news/20100604/043138.shtml。

[29]转引自《光明日报》，2011年7月5日。

[30]黄曲霉素是目前发现最强的化学致癌物，试验显示其致癌所需时间最短仅为24周。

[31]“牛肉膏”有牛肉自然香味，易溶于水，水溶液呈淡黄色。市场上一些熟食店、面馆为牟利而用“牛肉膏”将猪肉“变”成牛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