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号问题”的理论诠释_中国一号问题当

时间:2020-01-29  栏目:百科知识  

“中国一号问题”的理论诠释_中国一号问题当

第一节 “中国一号问题”的理论诠释

生态文明问题究竟是不是中国一号问题?这是一个有争议的学术理论问题。我们愿意参与讨论。经过反复认真地思索,我们认为对于今天中国的持续发展而言,生态文明已经成为中国的一号问题。为了说明我们的观点,提出以下四个视角以论证我们的观点。

一、必须珍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传统

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在《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中,针对西方反马克思主义的人把马克思说成是“经济决定论”的现象,明确指出恩格斯是一个多元论者,恩格斯坚决否认他和马克思曾经说过“经济力量是决定历史的唯一因素”这样的话。伊格尔顿强调,马克思对于劳动的关注远远大于对经济因素的关注。马克思对劳动的研究几乎涵盖了人类学的各个学科:自然与人类能动性理论,人体及其需求,人类感官的本质,社会合作的概念以及个人的自我实现。他指出,“通过重新配置资本主义为我们积累的财富,社会主义将大大减弱经济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性。社会主义社会中,经济不会彻底消失,但也远不会像今天这样突出。”[1]今天全球马克思主义者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不是偶然的,特别是经过对马克思《资本论》手稿的历史考证版研究,人们更加重视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之间的内在统一性。马克思关于社会有机体的思想是具有深厚哲学基础的,马克思在重视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决定文明的性质的同时,并未否认气候、地理环境、人口生产对于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具体相关性。从马克思的四种生产理论,即人类自身生产(种的繁衍)、物质资料生产、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以及精神生产是一个整体性的系统理论,其中马克思格外强调“自然界的优先存在”,而恩格斯则格外强调“自然界对于人类报复”的警示来看,所有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传统的明证。

马克思的女婿保尔·拉法格说过:“人生活在双重的环境里:在宇宙的环境或自然的环境里和在经济的或他们自己所创造的人为的环境里。这两种环境的共同的作用和反作用决定人和人类社会的进化。”[2]拉法格认为,自然环境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它在空间上没有精确的界限,使一定范围的人群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其与之相联系的各种自然条件的总和。它包括土壤、气候、地质结构、矿产、山脉、河流、海洋以及各种动植物的分布,等等。社会环境就是人们为了生活,为了使自己的机体免受自然环境的有害影响从事物质生产和其他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环境。它“由经济的、社会的、法律的和政治的关系,习惯、风俗、风尚和道德观点,常识和社会舆论,宗教、文学、艺术、哲学、科学、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等以及生活于其中的人所组成”[3]。这里拉法格提醒人们注意马克思曾经关注并分析过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

无独有偶,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也曾分析过社会环境与社会生产力的相互关系。他一再强调生产力、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认为社会运动具有自己独立于地理环境的内在逻辑和规律。他说:“社会环境的发展服从着自己本身的规律。这就是说,它的属性既不取决于人们的意志和意识,也不取决于地理环境的属性。”[4]他指出:“孟德斯鸠说:知道了地理环境——也就知道了社会联合的性质;在一种地理环境中只能存在专制主义,在另一种中——只能存在不大的独立的共和的社会,等等。伏尔泰反对道:不,在同一地理环境中随着时代不同出现着不同的社会关系,所以,地理对人类的历史命运没有影响;全部的事情是在人们的意见中,——孟德斯鸠看到二律背反的一方面,伏尔泰及其同道看到了另一方面。普通只是借助于相互作用来解决这个二律背反。我们已经看见,辩证唯物主义承认互相作用,可是同时它用生产力的发展来解释互相作用。”[5]普列汉诺夫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作用的方式、性质和范围。他的基本观点是:地理环境通过影响生产力的发展影响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状况制约着地理环境对社会的发展的影响的性质和程度。他说:“地理环境是通过在一定地方,在一定生产力的基础上发生的生产关系来影响人的,而生产力发展的头一项条件就是这种地理环境的特性。”又说:“地理环境对社会人的影响在不同的生产力发展阶段中产生着不同的结果。——自然环境之所以成为人类历史运动中一个重要因素,并不是它对人性的影响,而是由于它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6]“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则决定着经济关系,乃至整个社会结构。”[7]普列汉诺夫的解释深谙唯物辩证法的无穷奥妙。

其实,从哲学世界观的角度来看,马克思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必然承认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和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的观点。“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这一论点的明确推出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但在《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已经有大量论述表明了这一思想,甚至可以说《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时期马克思对这一概念的强调比其他任何时候都要多,这主要表现在自然的基础地位及其对人类活动的制约上。在马克思看来,人直接是自然存在物,自然界给劳动者提供生活资料和劳动对象。“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8]自然界、外部的感性世界是劳动者用来实现他的劳动、用它并借助它来生产的材料。作为人生活资料的源泉、仓库以及人生命活动与生产活动所必需的对象、材料和工具的供应站,自然界是人无法离开的对象世界,而这些对象和材料却不依赖于人而存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明确肯定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人只能在自然界中存在和发展,而不可能完全成为一种非物质的存在,一个人无论如何强大,须臾也离不开自然界。同时,除了对人提供物质的保障和供应外,自然界还是人类精神资料的来源。从理论方面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部分地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部分地作为艺术的对象,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都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的自然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同样,从实践上说,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在马克思看来,享受自然美表现着人类的精神需要。

马克思的自然观首先肯定“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从而使他与各种唯心主义划清了界限;同时,他的这一论断也是唯物史观得以形成的重要条件。因为人类只有从自然界中获得衣、食、住等基本的生活资料,然后才能从事其他一切活动。马克思的自然观不仅强调自然的优先地位,而且更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辩证关系,强调人通过劳动实践对自然界进行改造,也就是提出了自然界的人化问题。人通过生产,使自然界表现为人的作品和现实,表现为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马克思在《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资本论》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深刻分析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他以人的劳动为中介,人所把握和支配了的生活过程依然是一种自然关系,在生产的一切形态中,人的劳动力“不过是一种自然力的表现”。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人类的社会历史才表现为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这样又使得马克思的自然观与费尔巴哈式的各种感觉主义自然观划清了界限,形成马克思的科学自然观和唯物史观。

作为一个唯物史观论者,马克思思想的深刻性还在于强调,人化的自然是被人的实践活动改造过并打上人的目的和意志烙印的自然,而原始的自然是与人的实践活动没有发生关系的天然自然。人化自然的重要特征是实践性,人化自然的出现是人的实践活动的结果。正是由于人的实践活动的作用,自然才逐步成为人化的自然。由此可见,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包括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并没有因为自然界通过实践而人化就以实践活动来否定自然界的优先地位。相反,他始终肯定自然界的优先存在及其发展,肯定客观自然界运动变化的客观规律性。而且,马克思所说的人并非黑格尔想象的那种抽象的、不受限制拥有无限自由的虚幻的人,而恰恰是进行劳动的具有一定社会关系的人,用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话说就是“现实的个人”。他们是在一系列制约中来改变自己的生存状况的,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而每一代又利用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环境。他们仍是受动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在这种制约与限制中不断实现平衡和发展的。

正是由于马克思承认人类的情感、意志和爱情之类的社会性感官的存在,表明了人的感觉全面丰富性,表明了“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质”,正是通过这些肉体和精神方面的全部感觉,来表现人对世界的各种人性的关系。[9]这里马克思提出人的“类的本质”概念,人是用全面的方式来掌管、表现人对世界的各种人性的关系,而作为整体的人必须通过人的肉体和精神方面的全部感觉来表现的。不仅如此,人的感觉在同对象的关系中,还以劳动借以实现的一定社会关系体系为中介,就是说,人的感觉还必然受一定的社会关系所制约。马克思由此揭示了私有制是一种决定人从感觉实践上占有世界的特殊方式的制度。他说:“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至于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所拥有的时候,就是说,当它对我们来说作为资本而存在,或它被我们直接占有,归我们吃、喝、穿、住等的时候,简言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因此,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10]于是,对于挨饿的穷人并不存在着可以品尝的美食,只存在着食品的抽象存在,哪怕他们所食用的东西是最粗糙的,因此,很难说这种饮食活动和动物有什么不同。满怀忧虑的穷人对于最美的戏剧也没有感觉,珠宝商只看到珠宝的商业价值,却看不到它的美和特质,他根本没有赏识珠宝的感官。“因此,对私有制的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11]这里,马克思强调的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全面解放,是建立在对人的“类的本质”的把握和理解的基础之上的。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人与一般动物的一个根本区别,就是人有类的意识,即意识到你和我一样是人,是属于一个类。马克思在《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中,也曾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以人的态度对待人并不是人的本性,而是表明了一种新的社会关系。“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说来,它对它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而存在的。”[12]这就是说,人只有生活在社会关系中才成为人,因此人是社会存在物,人的本质力量是一种社会力量。然而,作为一种物种,人必须在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协调中才能保持稳定的世代繁衍。人类作为一个群体,必须首先获得维持最低目标的生命生存的物质条件和生存能力,才能进一步考虑群体和个体发展、繁衍和提高的问题。并且,人类维持生存的活动和努力的实践后果,可能与人的最初目的相去甚远,对此,恩格斯曾经说过:“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13]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在科学发展的文明“范式”里,人类不是自然的征服者和主宰者,而是自然的一部分,既要维护人类的利益,又要维护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维护和管理好自然是人类的神圣使命,人类必须在道德规范、政府管理、社会生活等各方面转变原有的观念、做法和组织方式,倡导人类福利的公平,构建环境友好、资源节约型社会。

正是基于这种辩证的历史的分析,詹姆斯·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中强调指出:在马克思的眼里,资本主义生产力是能够把人类从自然界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潜在力量,而自然界,在他看来,既促进又束缚了人类的物质生产过程。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视域中,人类历史和自然界的历史无疑是处在一种辩证的相互作用关系之中,他们认知到了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质,意识到了建构一种能够清楚地阐明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关系的理论的必要性;至少他们具备了一种潜在的生态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视域。[14]

二、关于分配正义、政治廉洁、生态文明的解读

当前影响中国社会稳定的主要有三大原因,即分配正义、政治廉洁和生态文明三个问题。其中,分配正义问题正在引起注意并开始得以一定的扭转,政治廉洁也开始加强制度反腐并进展到心理建设层面,恰恰是生态文明出现了大问题却尚未能得到根本扭转,目前一些社会问题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生态问题处置不当而引起的。

现代社会思考分配正义问题,首先无法回避公共财政的正义性,这关涉到政府职能转换以及公务开支透明化的问题。我国公共财政公正性问题关系到制度反腐问题,各级政府财政预算必须由人大立法并经由各级人大审核批准,其中包括各级党政干部的公务开支审核也必须提上议事日程,从而确保各级财政转移支付能够全部投入于国计民生的实施之中。目前,政府的全部收入已经达到GDP(国内生产总值)的35%左右,行政公务开支也在财政全部支出的44%左右,这也是导致分配不公的一个重要原因。只有用政府的力量去推进正义的分配,去约束不正义的分配,那样才会形成社会的普遍正义。其次,必须切实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政策并存的分配制度,特别是改变当前存在的劳动与资本等生产要素在分配过程中所占据的不合理比例关系。在贫富悬殊不断拉大、阶层矛盾不断涌现的今天,积极落实财富分配中的公平思想,落实分配正义,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例,这种作为比什么时候都重要。从理论上讲,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是两个不同的过程。从价值创造源泉分析,劳动创造价值,劳动是价值创造的重要源泉。从价值分配角度分析,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则是对已经形成的价值进行分配。近年来,我国从事工会研究的理论工作者提出“劳动力产权”理论和“剩余价值索取权”的概念,认为市场经济运行的主体是产权主体,完整的产权应包括资本产权和劳动力产权两方面。劳动力产权是指受法律保护的劳动者的各项权利和利益的总和,其中包括劳动力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和支配权。劳动力产权使用权的主要价值实现形式为工资,体现了劳动者让渡劳动力使用权的价值补偿要求。劳动力所有权的价值实现即劳动力资产价值增值的主要形式则表现为剩余价值索取权。他们认为劳动价值的实现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工资是体现劳动力再生产的价格,补偿劳动力的价值、劳力所有权,通过按劳分配实现;二是实现剩余价值索取权,使劳动力价值增值,兑现人力资本所有权,通过按生产要素分配实现。从目前我国初次分配所存在的问题来看,随意扩大资本等生产要素在分配中的份额和比重,漠视劳动力产权的存在,已经成为破坏劳动力价值补偿和增值统一、劳力所有权和人力资本所有权统一、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统一的主要障碍。从理论上探究劳动力产权已经成为一个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再次,我国税收与劳动在社会再分配中所形成的不合理状况亟需改善。分配正义离不开政府的正确的税收政策和制度,诸如累进税、比例税、财产税或社会保障制度,对分配不公正的结果加以一定程度的政府干预,从而消除“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不合理现象。一个合理的现代性社会,必然是权利和义务相统一的社会。在规范收入分配的秩序方面,需要对现行税收政策和制度作进一步的完善和改革,通过税收制度调节达到进一步维护低收入阶层利益,保障中等收入阶层利益,节制高收入阶层利益的作用。个人所得税和利息税确立一个合理的起征点,有利于众多低收入阶层从中获益。同时基于分配正义原则,应强化对高收入阶层的税收征管,开征新的税种,诸如开征奢侈性消费税遏制畸形的社会消费,开征遗产税和非公益捐赠税来规范财富转移,等等。

现代社会的制度反腐显然比人治反腐进步。所谓制度反腐,就是以制度和法规的手段制约和监督权力的行使和运作,从而达到治理腐败的一种比较有效的方式。能否成功实行制度反腐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实行制度反腐,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民主法制化的整体水平。现在看来,制度反腐必须切实保障制度的系统性和有效性,其中包括改变干部选拔制度和方法。目前有些人只强调协商政治,完全抹煞票选政治的重要意义,这是不负责任的。因为这样选拔出来的干部难免只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一朝权在手就搞权钱交易。这种体制上的弊病就是干部选拔没有竞争性,难以选拔到出类拔萃的杰出人才。当年苏联干部清洗的结果,只剩下两种人,一种是庸人,另一种则是见风使舵的投机分子,以致危机时刻没有杰出人才挺身而出。这种现象是值得警惕的,必须认识到社会主义民主是完整的,是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缺一不可的。离开票决民主的协商民主只能是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博弈,不具备人民性。执政为民的民主执政和科学执政必然或迟或早要学会进行民主选举,从历史经验看晚搞不如早搞。(www.guayunfan.com)

可是比制度反腐更为艰巨的任务还有反腐倡廉的心理建设问题。邓小平曾经说过,“我们国家缺少执法和守法的传统”,“法制观念与人们的文化素质有关”。[15]必须清醒地意识,制度不是万能的,并且任何制度都是需要人去执行的,人们的文化素质和心理素质决定着一个国家法治水平的高低。因此在健全制度反腐的同时,必须花大力气来抓反腐倡廉的心理建设。孙中山曾在“建国方略”的物质建设、心理建设、社会建设和国家建设四大建设中,把“心理建设”与物质建设、社会建设和国家建设相并列,这不是偶然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心理建设不乏思想资源。明朝正德十三年(1518年)王阳明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出了天下得以长治久安的大计:“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他针对当时言行不一的社会风气,口讲圣贤之学而实求私欲功利的情形,提出了“知行合一”的命题。为此,他的“以心统理”的心性本体论,其出发点是讨论人心邪正,其归宿则是恢复人心所共有的道德本心,这样便可从“心上做工夫”,而不是只从“外面做得好看”,以真正实现王道仁政。自孔孟儒学一直到阳明心学,我国传统文化历来具有十分重视道德自主、道德自律的精神传统。虽然儒学心学注重道德力量,具有道德万能的倾向,强调道德自觉的儒学心学并不能完全抵御社会歪风。然而,强调道德的力量,强调人对良知的自觉有着更为重大的价值,因为人类要把自身从不完善中解放出来,最终并不能依赖于某种外在的力量,而必须依靠自身内在的力量和善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儒学心学的生命力今天依然存在。当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地包含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的融合。毛泽东强调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一切优秀文化遗产我们都要继承,这于今天尤为重要。就目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现状来看,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及其重要思想观点并未在全社会真正得到广泛的重视,至今人们在内心深处对于《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不能有正确的判断和评价。要意识到构筑精神思想上的万里长城,以道德自主和道德自律来自觉抵御腐朽思想侵蚀的极端重要性。刘少奇以相当的篇幅论证了共产党员加强思想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强调共产党员应该具有人类最伟大、最高尚的一切进步的、高尚的美德,其中也包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些美德主要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道德理想境界和奋斗精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革命坚定性和革命气节;“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革命牺牲精神;有如“日月之食”的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大无畏精神;对待同志最能宽大、宽容和“委曲求全”的宽广革命胸怀等。特别在思想道德修养的目标方法问题上,刘少奇提出了“慎独”、“自省”等概念。“慎独”原意为在个人独处时,自己的言行也能谨慎不苟。刘少奇借用了这一概念指出:作为共产党员,“即使在他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他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16]邓小平曾经指出,没有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是建不成社会主义的,其中深刻的理论逻辑值得我们深思。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教育离开了共产党员的理想信念教育和道德修养教育,恐怕是难以取得切实的实效。从现代社会学角度看问题,与其把心理建设看成是个人的事情,不如把心理建设看成是公共道德的组织建设。著名社会学家爱弥尔·涂尔干在《道德教育》一书中强调指出:道德的首要要素就是纪律精神,道德纪律不仅支撑着道德生活,其影响还会伸展得更远。道德纪律能力可以使我们收敛我们的激情、我们的欲望、我们的习惯,使它们服从法律。[17]

除了分配正义与廉洁政治外,影响社会稳定的另一重大问题就是生态文明问题,更为严峻的是,我国在最近三十年社会财富急剧增长的同时,全国范围内生态环境却在无奈恶化。与老百姓日常生活相关联、与社会稳定休戚相关的食品安全、饮用水污染、地沟油、垃圾包围城市、森林生态大衰退、湿地大劫难,人们似乎进入一个吃化肥和添加剂的时代。最近披露的上海康桥儿童血铅超标事件,引起了全市人民乃至全国人民的震撼。2011年9月15日,上海浦东康桥镇康花新村25名儿童被确诊血铅超标,其中12人在新华医院治疗,其他13人已经过新华医院、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门诊治疗。有医生告诉记者,铅中毒对孩子会造成永久性神经损伤,并导致智力下降和较为持久的记忆与行为障碍,即使打点滴排铅也会损伤小孩的肝肾功能。而且,铅浮尘的悬浮高度正好是一米左右的地方,孩子很容易铅中毒。9月16日,上海市环保局官方网站称,康桥地区主要铅排放企业是江森自控国际蓄电池有限公司,该公司使用铅锭和硫酸作为原辅材料,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铅烟、铅尘通过过滤除尘器处理后排放。浦东新区环保部门已经送达了责令其暂停生产的通知书,目前该企业已暂停生产。据《南方周末》调查称,江森自控是全球最大铅酸蓄电池生产商,2005年收购原上海德科国际蓄电池有限公司成立上海江森,是涉足中国铅酸蓄电池行业的第一站。江森自控不仅是电池行业的技术领袖,同时也是此行业健康与安全的行业标杆。上海江森出事,出乎业界意料。

据《财经国家周刊》报道,由于我国“血铅”、“砷毒”、“镉米”等事件频发,让重金属污染成为最受关注的公共事件之一。2010年第九届亚太烟草或健康会议在澳大利亚悉尼召开,会议发布的一项中国与其他国家烟草的对比研究表明:中国产的13个牌子卷烟检测出含有重金属。烟草中含有的铅、砷和镉等重金属成分,其含量与加拿大产香烟相比,最高超出三倍以上。目前中国烟民大概在3.2~3.6亿,约占全球烟民总数的三分之一。全世界每年死于与吸烟有关疾病的烟民达500万人,其中中国有120万人。研究者强调,中国人对烟草危害知之甚少,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的话,中国很快就会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公共卫生灾害。2011年1月,安徽省怀宁县爆发儿童血铅超标事故,经查,铅酸蓄电池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铅污染为肇事主源。随后,安徽省有关部门在一个月内关停约50家铅酸蓄电池企业。3月下旬,安徽省近一半以上的铅酸蓄电池生产企业仍在停产。同时,国内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发现其中添加鱼类、肝类、蔬菜类的铅限量超标,添加藻类的产品无机砷限量超标,大米制品镉限量超标。[18]

研究发现,如果每天向婴儿喂食两次某品牌的米糊等辅食,婴儿接触到致癌物“砷”的数量,比母乳喂养高出50倍;接触可破坏神经系统和肾脏功能的重金属“镉”,数量比母乳喂养增150倍;接触可致永久性的智力受损伤或行为异常的重金属“铅”,数量也要增8倍。我国即将出台的《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显示,将对汞、铬、镉、铅等重金属和类金属砷进行重点防控。到2015年,重点区域铅、汞、铬、镉和砷等重金属污染物的排放,要比2007年消减15%。所谓“重点区域”,包括内蒙古、江苏、浙江、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云南、陕西、甘肃、青海等14个重点省份和138个重点防护区。据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吴舜泽介绍,“十二五”规划侧重点,并非整治与修复历史遗留问题,而是要重点解决涉重金属企业的污染问题,控制“多、小、散、乱”企业,稳定企业排放水平。

过去我们经常讲的是发生在国外的十大污染事件:1930年马斯河谷烟雾事件、1943年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1948年美国多诺拉烟雾事件、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1961年日本四日市哮喘病事件、1953—1956年日本熊本县水俣病事件、1955—1972年日本富山疼痛病事件、1968年日本爱知米糠油事件、1984年博帕尔事件、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污染事件。而今在中国,短短三十年的经济发展,盲目追求GDP,我们就出现了“癌病百强村”这样的悲剧,发展的代价难道是无辜的生命吗?蒋高明在《中国生态环境危急》一书中披露“癌病村:死亡笼罩下的中国乡村”。“癌病村”不仅出现在大都市所在的远郊区县,全国上下有案可查的就有近百处。由于生存环境遭到严重污染,那些村庄已不适合人类居住。当有钱的企业将财富掠夺殆尽后,留给弱势群体的是难以呼吸的空气和不能饮用的水,各种怪病的出现就不足为奇了。作者披露,我国处理一吨污水的处理费用为1.2—2.0元,工厂一天排放污水十几万吨,治理费用达十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如果该企业偷排私放,即使被发现,在2008年以前最多罚20万元。加上我国《行政处罚法》规定“一事不能两罚”,偷排私放往往被认定是同一个行为,企业只要被罚款一次,按潜规则办事,则可以排放一年,节省费用几千万。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中,村民罹患食道癌、肺癌、肝癌、口腔癌等疾病的癌病村多达几十个。其中就有距离北京天安门不到50公里的河北省大厂县夏垫镇的夏垫村。流经该村的鲍邱河河水乌黑,散发着令人窒息的恶臭;卫生巾、塑料袋丢得到处都是;狗、猫、牛等动物毫无生气地趴在地上;连空气中都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气味。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该村已有30位村民死于癌症或白血病。死者年龄大约在55至60岁之间。作者还举出其他31个癌病村的村名。不难看出,经济的快速发展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我们的GDP政绩中的很大一部分是用环境污染和老百姓的健康换来的。因此,我们决不能无视“癌病村”的存在。人命关天,谁以牺牲生命换财富,就让他丢乌纱帽,必要时采取严厉的法律制裁措施。[19]

三、必须正视“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的深刻警示

我国近年来频发的食品安全、饮用水等生态事件,往往都与生产管理体制与社会管理体制相联系,从近年常说的改善生态环境到提出“生态文明”概念,显示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将环保从行为实践提高到理论和伦理的高度。

2011年4月29日,胡锦涛总书记视察天津食品安全监督检测机构。天津市产品质量监督检测技术研究院是一家社会公益型质检机构,胡锦涛非常关注食品安全问题,特意到设在这个研究院的国家加工食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考察。检测室里,一些检验人员正忙碌地做着检测。总书记走到检测台前仔细察看,向检验人员询问样本选取、检测方法等情况,对他们的辛勤工作表示感谢。面对聚拢过来的中心工作人员,总书记谆谆叮嘱大家:“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是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一件大事。你们中心作为食品安全的重要守卫者,一定要坚决执行食品安全法,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精神,加大监管力度,严把食品安全关,确保广大群众都能吃上放心的食品。”总书记前来考察并作重要指示,给中心工作人员以巨大鼓舞。大家用热烈的掌声,表达做好加工食品质量监督检验工作的决心。

从表面上看,科技革命正在加速我国的经济生产,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从深层次看,也加重了我国人民的生存危机和两难选择。印度圣雄甘地曾说过,如果中国和印度立志学习西方的消费文化,两国人民将迅速将世界资源消耗一空。当下的问题是,西方的工业文化和消费文化同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中国,我们还来不及醒悟,更来不及采取有效措施,就已经身处污染的包围之中。时至今日,中国70%以上的河流与湖泊已遭到污染,中国70%的能源需求依赖煤炭,而依据世界银行的估计,中国每年有数以十万计的人因污染而早亡。中国近60%的城市人口居住城市的空气污染水平,是美国平均水平的两倍,是世界卫生组织(WHO)推荐水平的5倍。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生态文明观念已经超越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成为一种普世的价值观。生态环保运动也早已超越主义之争和国家界限,成为全人类最具号召力凝聚力的“共同语言”。诚如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所言:“生态文明应成为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基础。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离不开生态文明,没有良好的生态条件,人不可能有高度的物质享受、政治享受和精神享受。没有生态安全,人类自身就会陷入不可逆转的生存危机。生态文明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前提。”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中国的当务之急。从食品安全危机、添加剂、植物生长剂、化肥、农药,一直到饮用水安全等涉及人民生命安全的基本生活资料生产,都一一呈现令人不安的忧患意识。

人们在反思生态文明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时,已经提出生产管理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的体制性因素。有专家提出,生态问题的建设及优化发展,必须跨越三重境界:

第一重境界,是努力实现公民环境权利平等。人与自然的矛盾冲突,最终将是导致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矛盾冲突的导火索。现在,工业环境污染的负担不成比例地落在了贫困的农村人口身上,在“世界工厂”的旗号下,污染的成本不由得利者承担,而由地方百姓承担,地方百姓未必得到了增加了的就业机会,而地方增加的那点财政收入也许远不及环境破坏和污染的损失。这实际上相当于少数人向多数人征税,而且是不入国库只入极少数人腰包的税,同时也是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国家征税。因此,环境问题本质上是社会公平问题。必须从法律上确认公民的环境民主权利和环境损害巨额索赔权利,否则,普通公民的环境权利得不到保障,一些企业和官员“我走后哪管洪水滔天”的短期行为导致的环境破坏和污染就会越来越严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紧张而非和谐的关系就难以避免。

第二重境界,是人与自然和平共处、平等相待的境界。生态文明并不要求人类做清心寡欲的苦行僧,不主张极端生态中心主义。它首先强调以人为本原则,但它同时反对极端人类中心主义。生态文明认为人是价值的中心,但不是自然的主宰,人是“万物之灵长”,其智能必须促进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最近有一条来自美国的新闻令人注目:因为一个白头鹰巢,美国温特斯普林斯市一项耗资8亿美元的大型建筑工程被迫停工,因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鹰巢周围600英尺(约183米)以内不得有任何大型建筑工程。另一个事件是:不久前,德国德累斯顿一座635米长的钢铁大桥,让一种4厘米长的珍稀蝙蝠给弄下了马。这些都是强调人与自然和平相处的例证。

第三重境界,是适度消费、环境共生的城市文明境界。如果说由工业生产导致的污染和环境破坏可以轻易转嫁给穷国和穷人,那么,由不合理的消费欲望的膨胀带来的环境污染却不问贫富贵贱,人人都必须共同承受。最典型的就是城市的汽车拥堵和尾气污染。小汽车的消费欲望得不到有效遏制,未来所有的城市都将可能成为巨型停车场和“毒气”弥漫之地。大力发展公交和倡导乃至用政策和法律去规范小汽车的节制使用,是未来城市文明和汽车文明的必然生态。

早在远古时期,中国就有了朴素的“天人合一”的可持续发展思想。《逸周书·大聚》中记载,大禹说:“早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天人谐调”思想是中国古代天人之学的精华,在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上采取一种整体主义的立场,把人与自然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从《周易》一直到《黄帝内经》都具有整体思维和天人相应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关系的原则。譬如,《黄帝内经》把人的身体结构看作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的养生规律和自然界的规律密切相关。再譬如,《周易》认为,人乃阴阳二气所化,故兼有刚柔两重禀性。阳刚之性要求人“自强不息”,即发挥主动的创造精神;阴柔之性则要求人“厚德载物”,即以宽大的胸怀接纳万物。明确提出“天人合一”命题的张载说:“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可以成圣。”说明天人合一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中国古代的主流天人观是在天人相分基础上追求天人合一的天人相参。荀子所提出的“天人相参”,就是主张“天行有常”的天德与“人有其治”的君子之诚相互作用,既有各自分工,又彼此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所以,中国古代历来具有“天养”的思想,即天人相参,互生共养,就是要注意不去打断天地万物互养共生的这种自然再生产过程,采取适当的措施去辅助它和促进它,并有节制地加以利用,以期达到和谐发展、永续利用的目的。古代中国还有“时禁”的概念和相应的管理机构。所谓“时禁”,就是根据自然和生命的节律的掌握,制定了各种有利于万物生长的禁令。这些禁令的对象,不仅包括动物、植物,也包括非生命的木石、山川。这些时禁不仅是对下的,而且也是对上的,不仅是对民众的,也是对君王的,更主要是约束君王的,有的甚至是对君王的严重警告。

目前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考验我国人民智慧的严峻考题。发展的可持续问题困扰中国,灾难性气候、能源外交、生产资源短缺、环境恶化、低碳绿色、发展方式转变的瓶颈、发展与生存的关系。光有古代传统智慧已经不够用了,看来还需要全球智慧和“绿色情商”。中国是最早制定并实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的发展中国家,也是近年节能减排力度最大、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研发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着力突破制约发展的资源环境瓶颈。确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以节能减排为重点,加快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推动循环经济发展,改善环境质量,构建安全、稳定、经济、清洁的现代能源产业体系,提升资源保障程度,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探索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经济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将为世界经济发展开辟更加广阔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