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社会史研究圆桌会议述评

生态—社会史研究圆桌会议述评

2008年7月22—24日，由南开大学“中国思想与社会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举办的“社会—生态史研究圆桌会议”在天津召开。会议旨在检讨中国环境史研究发展中的问题，分析海外环境史学的最新动向，商讨环境史学科建设大计，推动环境史与其他史学研究特别是社会文化史的联结和贯通。来自全国21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30余位学者参加了会议，除历史学者之外，还有来自地球科学、人类学和中医学等领域的多位知名学者。

会议分“生态人类学、环境考古学与环境史研究”、“东西方环境史的理论方法和研究动向”、“疾病、灾害与医疗卫生史”、“农业、食物与环境历史”等四个专场，与会学者就环境史学科建设、理论方法和研究路径等重要论题展开亲密的对话，介绍了各自的最新研究成果。大家争先恐后发言，讨论非常热烈，欢声笑语不断，气氛十分融洽，反映迅速成长中的中国环境史研究群体朝气蓬勃和亲密团结，令人振奋!不少人兴奋地说:本次会议时间虽短，但信息量大，讨论深入，成果丰硕。它不同于惯常的同仁聚会，而是一次真正的跨学科对话。亲临现场感受八面来风，互相切磋交流，是一种难得的学术享受!

为了让更多同道师友分享会议成果，现就主要问题和观点进行简要评述。

一关于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前景和意义

环境史作为一种新史学，首先兴起于美国。一般认为:纳什(Rodrick Nash)1972年在《太平洋历史评论》上发表《美国环境史:一个新的教学领域》，首先提出“环境史”一词。环境史兴起的直接导因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环境保护运动，但其学术渊源相当复杂，可以上溯至大航海时代之后陆续兴起的民族学(民族志)、人类学、地理学和考古学。

20世纪70年代以来，环境史学在西方迅速发展，相继形成了若干有影响的学术团体，如美国环境历史学会(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History，简称ASEH)、欧洲环境历史学会(European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History，简称ESEH)和澳洲和新西兰环境历史网络(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 Network，简称EHN)等;在美国和英国还分别出版了两种专门杂志，即《环境史》(Environmental History)和《环境与历史》(Environment and History)。此外还有不少专门领域(如森林史、水利史、气候史等)的学会和刊物。至20世纪末，环境史在西方已被视为继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之后的第四大史学领域，环境史本身亦不断向外延伸和渗透，与社会史、文化史、经济史乃至政治史等等逐渐联结，呈现出新的“学术生态”。一些学者还试图突破国别史、区域史的限制，采用全球史的视野研究来环境史。在第2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悉尼，2005)上，“历史上的人和自然”(Humankind and Nature in History)被列为第一个主题;首届世界环境史大会(World Congress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2009，简称WCEH2009)亦将于2009年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这些情况说明:环境史在西方已经成为一种主流史学。

国内环境史研究起步相对较晚，研究实力和学术水平与欧美相比已有了一定差距，但最近十年发展非常迅速。客观地说，中国学者将环境史作为一个专门领域来进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西方的影响，“环境史”、“生态史”这些名词本身就是舶来之物;一批学者对欧美环境史论著的积极译介，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不过，中国史家素有“学究天人”的传统，早在西方环境史登陆之前，考古学家、历史地理学家和农牧林业史家早已着手研究相关问题，只是没有打出这个专门的旗号。因此它在中国自有其学术渊源和发展脉络。

在这次会议上，大家首先对中国环境史学的前景进行了展望。与会者指出:环境史研究在中国虽然起步稍晚，但具有得天独厚的发展潜势:一是中国生态环境复杂多样，南北东西不同区域生态特征显著，环境演变历程各不相同;二是中国民族文化类型众多，成分复杂，既具有统一性，又具有多样性，不同民族和地区在利用资源、适应环境方面形成了多种多样的模式和传统;三是中国历史悠久，文化绵长，拥有数千年不曾中断的文献记录，考古资料亦非常丰富。这些条件是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无法比拟的，为我们考察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复杂历史关系，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和广阔的思想舞台。在人类与自然交往、互动方面，“中国经验”的丰富性是独一无二的，这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我们有责任加以系统整理，亦有能力与西方学者平等对话，乃至走在世界前列。

一些学者从“建设生态文明”和“文化强国”的战略高度阐述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意义。指出:生态危机是21世纪的全球性难题，人类文明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巨大考验，中国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发展与保护”的双重压力，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资源耗竭与环境破坏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程度，进入了生态—社会危机的高风险期。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号召“建设生态文明”，是基于实际国情和长远发展所做出的重大战略抉择，表达了中华民族在保护人类共同家园方面的庄严承诺。对中国传统生态智慧进行认真总结，为正确处理人与环境的关系提供历史经验和思想资源，不仅对于建设中国生态文明意义重大，而且可供全人类共同分享，具有世界性的价值。在这个领域，中外学者拥有更多共同的课题和话语，中国环境史学者应充分发挥资源优势，积极推进学科发展，推出一流学术成果，更好地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明，为实现“文化强国”战略做出独特的贡献。

与会学者还就环境史研究机构设置、学术组织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的问题交换意见、交流经验，对南开大学成立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中心和设置环境史专业学科点表示祝贺。

二关于生态环境史的学科定名问题

虽然目前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生机勃勃，愈来愈多的学者介入这个领域，每年都有不少论著推出，但总体状况仍然是“杂乱无章”和“零碎分散”，亟待从基础入手进行系统的规划和设计，并加强学理的探讨。学科定名问题一度成为本会讨论的热点。

多数学者认为:学科定名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生态环境史要想将来被列入国家学科名录，首先必须有一个确定的名称。但对于究竟采用什么名称为好，则有不同的意见，与会者分别提出了“环境史”、“生态史”、“生态环境史”和“环境历史学”等不同叫法。

一些学者指出:“环境史”在国际上已是约定俗成的名称，我们应直接采用，无需另行定名。亦有学者认为:历史学的生态环境史是采用生态学理论方法重新考察历史，重点仍然是研究“人”的问题(包括人类社会活动及其成果)，从学理和方法上说，采用“生态史”这个名称似乎更合理，第20届世界历史科学大会亦采用“Eco-History”而非“Environmental History”是有道理的。相反，“环境史”一词则容易让人们产生错觉，以为它是一种专门考察人类外部世界(自然)历史的学术，前一阶段的环境史研究过分偏重“自然的历史”，如历史上的气候、土壤、河流、森林、沙漠、野生动植物等，但这些方面需要采用专业化的自然科学方法和手段，并非历史学者所擅长。“自然的历史”仍应主要交给自然科学家去研究。

针对上述异见，主张采用“环境史”的学者指出:这是对“环境史”的误解。西方学者对于“什么是环境史”已经有了很多讨论，明确了“环境史”(Environmental History)的主要目标是考察人与环境之间的历史关系，而不仅仅是“环境的历史”(the History of Environment)。

一些学者对两者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比较，指出:“环境史”和“生态史”均可采用，但“环境史”外延更大，可以包容“生态史”。另有学者则指出它们之间存在一定差异:“环境史”主要针对研究对象，“生态史”则主要依据它的理论方法。采用不同的名称，实际上还隐含着不同的学术取向:在采用“环境史”时，研究工作首先指向人类的外部环境因素，重点考察它们的发展变化、对人类活动的影响和制约以及人类对它们的改变;而当采用“生态史”时，研究对象是人类生态系统，着重对人类历史进行生态学的观察和解释，特别是考察人类作为特殊生物类群如何适应各种外部环境条件，从而形成不同的生计类型、技术体系、社会组织、制度规范乃至知识、观念和情感等。比较而言，环境史可能触及更广泛的生态环境问题，并具有更直接的现实针对性，而生态史则更有利于对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双向作用的历史机制、过程和状态作深度分析。

也有学者主张模糊一些，采用“生态环境史”，但不少学者并不赞成，认为:在中文里使用这一词语并无不可，倘若翻译成西文则将发生困难。还有学者援引环境考古学之例，提出宜采用“环境历史学”，认为其中的“历史学”仍然是本体，“环境”则是标明这种新兴史学之所以不同于传统史学的修饰词。

总体上说，多数人倾向于采用比较通行的“环境史”作为该学科的正式名称。

三关于环境史能否成为一个专门领域

在“环境史”、“生态史”等名词登陆中国之前，中国学者，特别是历史地理学家和农林史家早就关注历史上的环境问题并开展了相关研究，许多成果都可列入环境史论著索引之中。中国自然科学家亦很早就关注地球环境变迁，地质学、古生物学、地球物理学、自然地理学和气象学等领域都有不少相关研究，但论题和方法是纯自然科学的，很少考虑社会文化因素，《第四纪研究》等杂志集中反映了这个特点。近年来，中国学者正式竖起了“环境史”的旗帜，对现实问题的关切和对新兴学术的追逐，促使众多学者纷纷介入环境史研究，使之呈现出勃兴之势。现在的问题是，在“环境史”的旗帜下所开展的研究，无论从论题、思路还是方法来看，大抵都还是历史地理学、农牧林业史和灾荒史等研究的延展，只有少数研究因取径于社会文化史而略呈异趣。

那么，环境史可否成为历史学的一个新分支或者专门领域?如果可以，它应具有怎样的学术架构?专属的领地何在?与同样关注历史生态环境的其他学科相比，它具有哪些独特的学术目标、思想方法和研究路径?这些问题事关环境史学科建设是否具有“合法性”，如果不能在理论上，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做出很好的回答，它就难以成为历史学的一个独立分支，其结局将像此前人们所批评的某某“史”那样，成为内容无所不包、问题杂乱堆积的“大箩筐”或者“杂货铺”，而且更加漫无边际。与会学者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

多位学者指出:传统史学的视域基本局限于社会层面，很少有人将生态环境视为历史的参与角色，关注它在人类文明进程的能动作用，并且几乎忘记了人类的生物属性。环境史主张“自然进入历史，人类回归自然”，将自然因素纳入观察的视野，将人类视为地球生物中的一员，标志着历史观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因此有学者主张:环境史(或生态史)首先是一种新的历史观念。

基于这种新观念，历史学家将要研究以往不被关注的许多自然问题，从而大大拓宽史学研究的领域。与会者指出:由于人类在航天时代到来之前的一切活动都是在地球生物圈内进行的，社会和文化的每个方面都与生态环境发生了一定联系，因此环境史必将是一个极其辽阔的领域，几乎涉及人类活动的所有方面，有无数的问题等待我们去探究。就在这次会议上，有几位青年学者提出了环境政治史、战争与环境等新课题。这种新观念还将必然渗透到传统史学领域(如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等等)，许多旧的命题将被予以重新研究，但增加了环境因素的方面考量，整个历史思维的基盘将不再飘浮在社会层面，而是落实于社会赖以存在的生态环境，如此一来，人类的历史将再次被全面重构。有人认为环境史比此前任何一种历史都更加具有整体史的特征，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尽管如此，与会学者清醒地认识到:环境史家不可能包揽一切历史课题，不能替代其他方面的研究。环境史家在历史环境的辽阔原野上漫游驰骋时，应当明确什么是自己的主要任务和目标，究竟哪些是自己研究的课题。多数与会者同意:环境史既是历史研究的一种新思维、新视野，也是一个正在开辟中的新领域。作为一个新领域，它有自己独特的任务、专属的领地，适当地廓清环境史与其他历史分支学科之间的界线是必要的。要想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解决“环境史是什么”和“环境史主要研究什么”的问题。

关于什么是环境史，西方学者已经作了多种界定，明确了它的主题是人与环境之间的历史关系。由于这个主题得到明确，我们首先就可以划清历史学范畴的环境史与自然科学的地球环境变迁研究之间的界线。生态人类学亦以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为研究主题，但它采用田野工作方式研究现存“样本”及其现实状态，不像环境史学主要以历史文献记录为素材，对这种关系进行历史纵深的考察。

剪不断理还乱的是它与农牧林业史和历史地理学之间的关系。如前所言，中国学者关注历史上的环境问题最早是从这两个领域开始的，它们是孕育中国环境史的“母体”。直到今天，具有历史地理学和农牧林业史背景的学者仍然是中国环境史研究的中坚力量。它们固然为建立中国生态环境史打下了前期基础，但当我们将环境史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着手进行建构时，立即就发现很难将它与“母体”进行清楚明晰的切割和分离。

农牧林业史虽然只是一个经济行业的专门史，但由于农牧林业生产在漫长历史时期里一直是人类的主要活动领域，受到生态环境的影响最为直接，因此也一直是人与自然交往的主要界面(在中国尤其如此)，农牧林业史研究撇开历史资源环境条件，环境史研究撇开历史上的农牧林业生产，都是不可想象的，这就决定两者之间天然地存在着很大的重叠面。好在农牧林业史毕竟是一个部门经济史，它的研究主题是生产发展的历史进程和规律，而非人类与环境关系的变化，与环境史有着不同的目标和取向。

最令人困扰的是环境史与历史地理学的关系。历史地理学的核心命题是历史上的人地关系，与环境史的核心命题———人类与环境的历史关系基本一致，历史地理学所考察的人口、气候、土壤、地貌、江河湖海、生物类群等等，亦都是环境史家研究的基本内容，因此两者不可避免地存在很大重叠。由于许多课题已由历史地理学家先期提出，环境史研究者难免受其牵引左右，以致迄今仍在其遮蔽之下。环境史要想成为一个独立的新学科，就必须另选路径，新有开掘。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充满期待，也满怀信心，因为无论理论基础、研究视角还是学术目标，环境史与历史地理学均有显著的不同: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基础是地理学，主要关注人地关系及其变化在地理空间上的历史呈现;环境史的理论基础则是生态学，重点揭示人与环境在生命系统演化进程中协同作用、彼此因应的历史机制。

通过这种分梳，我们似乎发现了环境史学独特的精神本质，这就是“生命中心主义”。会上许多学者的发言，不论是阐述环境史的理论方法，还是探讨某个具体的环境史问题，都表达了对生命的高度关注，认为应把“生命关怀”放在环境史研究的首要位置。应当说，这是本次会议的一个重要成果。此前环境史研究并没有表现出如此强烈和明晰的“生命意识”。我们认为:在人类与自然交往的漫长历程中，不同的社会群体与其所在自然环境及其诸要素，始终相互依存、彼此作用，构成人与自然彼此因应、协同演变的“生命(生态)共同体”。离开了丰富多彩的人类生命活动，离开了对社会、文化与自然环境广泛联系、彼此因应关系之于人类生命系统演化的作用机制的探讨，历史学的环境史研究将失去意义。基于这种“生命意识”，有学者提出:历史学范畴的环境史所研究的其实就是人类生态系统演变的历史，这个系统的最基础部分是生命支持(特别是食物能量供给)体系和生命防卫(灾害疫病防御)体系，围绕生命支持和生命防卫而产生的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应成为环境史研究的基点。

另一方面，一些学者也指出:在具体课题上，环境史研究与历史地理学和农林牧业史研究的确有很多重叠，但是，环境史应当具有自己的专用“话语”，采用专门的叙述方式。如果不注意这一点，环境史将很难体现出它的专门性，其学术价值亦将因此大加折扣。

由于中国环境史研究目前仍处于摸索和拓展阶段，兼以时间的限制，本次会议未对学科架构问题进行更具体的讨论。不少学者认为:目前最重要的是开展更多高水平的具体研究，在实践中不断积累、构思和完善。不过，从学科发展的需要出发，我们呼吁有理论兴趣的学者多作学理方面的思考，因为课题设计和研究展开需要正确的导向，教学和人才培养更需有一套基本的学术框架。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中国生态环境史教材出版，给相关教学工作造成了很大不便。

四关于环境史的理论方法和问题意识

任何一门新学术的发展，都必然伴随着理论方法的新探索和新进步。其中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学科发展需要有适当的思想理论作为导引，需要掌握新的分析工具;二是它必须发展出一套新的技术方法，在理论上具有新的诉求，凝练出新的思想。对于中国环境史学者来说，究竟采用哪些研究路径，如何建构“中国的”环境史学理论方法，已经到了需要进行系统思考和深入讨论时候了。

与会学者指出:构建中国环境史学理论方法体系，需要有开放的胸怀、勇敢的精神和积极的态度，要引进、继承、学习和创新多管齐下，不懈努力。最近几十年，西方学者对环境史的理论和方法已经进行了不少探索，一批作品已陆续被介绍到中国，中国学者从中受到了不少启发。西方学者的成果无疑值得尊重、学习和借鉴，我们仍需继续密切跟踪海外环境史学的发展，了解国外同行的新进步。但是，由于各国生态环境、历史文化和学术传统存在显著差异，研究者的思想立场亦不相同，西方环境史理论方法并不完全适合中国，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完全照搬，用一句虽然老套、但是很实际的话来说，应“批判地吸收”。中国史学源远流长，文化底蕴深厚，关于天、地、人的关系有非常深邃的思考。就环境史研究本身来说，考古学家、历史地理学家和农牧林业史家已经取得了可贵的经验，积累了丰富的本土资源，应当认真地清理、总结和继承，将其融入我们正在努力构建的环境史学理论方法体系之中。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努力从历史学科之外汲取思想营养，根据实际需要从其他学科中选择和引进适用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在目前阶段，这可能是更有挑战性、同时更富有学术创新意义的工作。

本次会议上，学者们进一步明确:生态学是环境史研究的基础理论。认真学习生态学，掌握它的基本原理，了解它的主要方法，真正树立生态意识，具备生态系统思想，是有志于环境史研究的学者的必修课程。有人指出:生态学的基本定义是研究生物有机体与其周围环境(包括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相互关系和作用机理的科学。其中两点非常关键:其一，它是关于生物(生命)的科学;其二，它是研究“关系”的科学。基于这两点，以生态学为理论基础的环境史研究，核心命题是人类这个特殊生物类群与周围世界的其他生物和非生物之间的历史关系，因此，“生命”是环境史学的终极关怀，“关系”则是研究和思考的主线，必须从生命活动的基本问题出发，采用广泛联系、相互作用的观点，努力发现、梳理和解释人与环境之间错综复杂的历史关系。生态学的许多基本概念、原理和方法，比如种群、系统、因子、生境、竞争、选择、共生、演替、物质循环、能量转换、信息流动……都需要认真地学习和消化，并将它们改造为环境史的专业话语和分析工具。

这不是一项轻松的任务———不仅因为生态学对历史学者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学科，而且因为生态学在近百余年来一直处于不断发展之中，与许多学科互相交叉形成了众多分支，比如与人类学、社会学交叉，形成了生态人类学、人类生态学、社会生态学等，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学科体系。环境史学者显然不可能一一登堂入室，只能根据自己的需要，有重点、有选择地学习，从中汲取必需的营养。

应邀参加会议的几位生态人类学家，结合所在学科的发展历程和亲身的学术实践，贡献了十分宝贵的经验，对如何开展环境史研究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建议。他们关于人类生态系统、文化对环境的适应、文化与环境的耦合(或者有序匹配)、外来文化(包括技术、制度、观念和新经济因素)进入的生态后果、民族传统与地方性知识的生态文化价值的精彩论述，通过考察人类活动的基本问题(例如生计体系，食物、营养与健康策略，灾变及其文化应对等)揭示人与环境复杂关系的独特路径和方法，都非常具有启发性。对环境史研究者来说，在众多相邻学科之中，生态人类学可能最应该并且相对易于学习和借鉴。事实上，近百年来，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历史学家一直在向擅长理论建构的人类学家学习，历史研究的许多论题、范式和思想方法都是来自人类学。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学术现象。

除上述之外，还有学者特别强调“问题意识”和“批判意识”的重要性，指出:由于环境史将自然纳入了探究的范围，以往被忽视的许多“偶然性”和“非社会性”因素从此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为我们观察那些曾被视而不见、或被纷扰的社会表象遮蔽的历史配备了一副特殊的透镜。通过这副特殊的透镜，我们不仅发现以前不曾发现的历史问题，而且对于那些似乎早已熟知的历史不断产生新的疑问，这就是所谓新“问题意识”。“问题意识”在某种意义上还是一种“批判意识”，是一种对曾经的“理所当然”进行质疑的意识。环境史学在西方兴起之时，恰逢环境保护运动风起云涌之际，当时，西方社会对“现代性”的质疑和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批判形成思潮，愈来愈多的人们意识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工业文明的发展模式和实验科学的“工具理性”，严重扰乱了人类社会及其生存环境的自然结构，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旗号下，疯狂的利润和物质追求导致生态破坏加速进行，给人类自身的生存带来了巨大的危机。在这种思想氛围下，西方的环境史研究带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迅速展开。事实上，应当批判的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和工业文明，曾经被想象为“田园牧歌”式的农业文明同样需要被反思，甚至人类所有物质追求和价值观念的合理性都有重新进行检讨之必要。为了自己的未来，人类需通过历史的批判和反思建立一种新的生存哲学。

从多位学者的发言来看，所谓环境史的“问题意识”，具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就历史学自身来说，既要在传统史学之外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又要通过新的视角对传统史学命题重新进行探讨。其中前者有利于历史研究的延伸和拓展，后者则有利于环境史与传统史学的联结与贯通;二是针对现实环境问题提出研究课题，发挥环境史研究的服务功能。与会学者指出:环境史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为现实服务是环境史家的重要使命，也是环境史学发展的一个主要理由。从当代环境保护、修复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需要来说，晚近时代的环境问题更需要加强研究，然而目前的情况是，中国古代环境史研究比较深入，成果相当丰富，而对近现代环境史的研究则尚未真正展开，这种状况必须尽快改变。

五关于中国环境史若干具体问题的研究

本次会议虽然只是一个小型的圆桌会议，主要采用轻松自由的方式互相讨论和交流，对论文并未做硬性的要求，但大多数学者仍然提交了论文或提纲，内容涉及环境史的理论方法，西方环境史的新进展，环境史视野下的疾病、医疗和公共卫生，自然灾害与社会救助，农业、水利和生态环境以及城市环境史、环境政治史、环境军事史等众多方面，其中有不少见识卓越、功力深厚的高水平成果，代表了近年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新水平。

有的学者从总体上对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可能陷阱和主要误区进行了评点，并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和建设性意见;有的对唐纳德·休斯、伊恩·西蒙斯等西方著名学者的环境史理论思考、学术贡献以及美国、澳洲的环境史学发展状况进行了介绍和评述，给会议带来了海外的重要学术信息;有的对开展环境政治史研究的可能性、基本内容和学术意义进行概括论述;有的利用甲骨文材料对商代水文条件、降雨情况进行了考论;有的采用社会史、生态史和水利史的多维视角，对10—14世纪吴淞江地区的河道、圩田与治水体制进行了全面考察，试图揭示治水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自然与社会的契合;有的则将社会文化史与生态环境史结合起来，对清代的吸烟观念和风气进行了饶有趣味的论述。

灾害和疾病在这次会议上仍然是比较集中的论题，在所提交的论文或提纲中，有的对灾变多重性、民族文化应对、自然灾变与人类安全以及灾害时期国家之间的互相救助等问题，从理论上进行了分梳阐述;有的对环境史与卫生史研究如何互相链接和彼此促进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有的对近代香港的一次鼠疫爆发之后中西医学之间的交锋、政府与民间的反应等进行了详细考察;有的对近代上海城市灾害的种类、特征和防治机制进行了探讨;还有的对唐代的外来医学知识、中医在日本的传播、明清医患关系等进行了研究。

从生态环境史的立场出发，采用多维的视角，借助多学科知识、理论和方法，寻找和解释隐藏于不同历史现象之间的有机联系，是一个很高的学术境界，本次会议论文中有多篇反映了作者对这种境界的追求。例如其中有一篇论文详细论述了唐代“居高避湿”的建筑理念与医学五行思想和现实疾病威胁之间的关系，指出:正是这种建筑理念，导致唐代部分地修正了隋初营建长安过分注重礼制布局、忽略地形缺陷的做法，打破了整齐划一的都城布局，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长安里坊的人口分布。并且认为:“居高避湿”建设观念还是当时许多南方城市被大规模改造的首要原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方主流文化对南方风土环境的偏见与族群边缘意识，以及主流文化圈边界拓展的脚步。另一篇则详细地论证了番薯、玉米与清初以来四川地区的钩虫病之间的因果关系，揭示了农业生产、移民、人口增殖、族群、性别乃至食物营养水平等因素，如何与番薯、玉米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四川钩虫病复杂的历史，清晰地勾画出了一幅关于环境—人口—经济—疾病的复杂社会—生态史图像，无论从问题意识、研究方法还是从立意的高度来看，都表现出了令人惊讶的聪明机智。这些成果表明:中国青年学者具有优秀的学术素质和透析环境历史复杂问题的思想锐力，令人深受鼓舞!

〔原载《史学理论研究》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