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述评

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述评

2005年8月17日至19日，“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南开大学召开。此次会议由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中国思想与社会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亚洲研究中心、历史学院会同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编辑部等单位联合举办。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姜春云任大会组织委员会名誉主席，并发表书面讲话;南开大学校长侯自新、中国农业历史学会理事长宋树友担任主席。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和德、荷、美、日、韩等国的近百位学者参加了讨论会，这是中国环境史学者在中国大陆的第一次大型学术聚会。

以下对会议情况作简要评述。

一会议的学术背景和主要意图

中国史学在千年之交的重大发展之一，是生态环境史研究的兴起。

一般认为:环境史学(或称生态史学)作为一个专门学术领域，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欧美。它的兴起，不仅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历史研究领域，而且正在显著地改变史学观念和历史编纂方式。美国著名环境史学者奥康纳(James O’Connor)曾概括了近代以来西方史学发展的轨迹，指出:近代西方史学的发展从政治、法制与宪法史开始，19世纪中叶开始转向经济史，到20世纪中叶又转向社会史与文化史，至20世纪末则累积而成为环境史。他认为:环境史既是资本主义时代历史书写的极致，也是以往史学所欠缺的一环。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欧美的环境史研究如今已经走向成熟。

中国环境史研究起步稍晚一些。虽然历史地理学、农业历史学和考古学家早就关注到中国历史上的环境问题，但环境史作为一个专门研究领域正式被提出来，则是十多年前的事情。1993年12月，台湾地区学者刘翠溶和澳洲学者伊懋可在香港联合主持召开了第一次中国生态环境历史学术讨论会，有十多位中外学者包括历史学、考古学、植物学、经济学、森林学、地理学、水文学和微生物学者参加，会间就一系列重要问题开展了跨领域的学术对话，会后出版了中文和英文版论文集，中文版题名为《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对促进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兴起产生了积极影响。

近年来，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发展迅速，越来越多的学者，特别是中青年学者介入这一领域，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相关课题立项，发表相关论著数以百计。但是，如从“专门之学”的高度加以考量，中国环境史研究还远未成熟。其一，以往的研究大抵是考古学、古生物学、历史地理学和农史研究等学科的外向拓展和延伸，而非以系统绘制中国生态环境的历史图像为学术指归，没有凸现出全面认识中国历史生态环境、最终对之进行某种系统重建的意向;其二，尽管以往的相关研究已经探讨了许多重要论题，在研究思路和技术方法上也作了诸多有益的探索，为建立中国环境史学准备了一些重要的构件。但这些论题、思路和技术方法显得相当零碎和分散，彼此之间互不关联，尚不足以构成一个学术界域明确、结构层次清晰并具有内在整体性和统一性的生态环境史学术框架;其三，由于“自然”与“社会”二元分立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以往对生态环境史研究的理解和定位存在着不容回避的严重偏差:人们普遍将它视为社会历史考察之外的另一学术领域。传统史学一向重人事、轻自然，对自然的历史用力甚少，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几乎是一片空白，生态环境史研究者立志加以填补，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矫枉似嫌过正，先前的生态环境史研究明显偏重对自然层面的考察，社会层面的问题则被严重忽视了，从而出现了新的偏颇，影响了对环境史研究进行正确的学术定位;其四，与以上几个方面相联系，尽管越来越多的学者逐渐认识到了开展生态环境史研究的必要性，实际介入这一领域者亦不可谓少，但极少有人对其进行学理上的论说。迄今为止，国内学者的环境史研究仍局限于对具体问题进行探研，附属在不同的相关学科之下，作为一种“专门之学”，仍存在着严重的学理缺失。其五，虽然最近若干年来，一般史学论著中逐渐出现一些关于生态环境的表述，个别通史著作甚至专门设有章节谈论环境问题，但并未很好地整合和吸收环境史研究的成果，反映出环境史与其他史学分支(如社会史)尚未能够充分地沟通。

正是鉴于上述状况，我们组织召开了这次国际学术会议，并期望达到如下学术目标:1．汇聚中外环境史研究者，通过面对面的学术交锋，广泛交流研究信息和成果，建立中国环境史学者之间的人际交流网络，打开沟通与对话的渠道，以促进中国环境史研究的跨学科、跨地区和国际性合作;2．讨论环境史的学科定位及其现实意义，探索相关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促进这一领域学术体系的逐步构建，推动相关课题研究的全面系统展开;3．梳理环境史与历史学其他分支学科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与社会史研究彼此联结与观照、相互借助和补益的可能性，从而为深入考察中国历史上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互动作用、协同演变的进程，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历史的整体性认识，提供一种新的史学思想框架。会议主题之所以确定为“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也正是基于这一学术意图。

二会议所取得的主要学术成果

此次会议共收到论文65篇，在为期三天高度密集的报告和讨论中，中外环境史学者在“中国历史上环境与社会”这个大主题下，围绕环境史的定义与理论方法、全球视野下的环境史研究、环境变迁与经济发展、生态环境诸要素的历史变化、生态环境与社会构造和运行空间、灾害疾疫与生态环境、生态环境与社会生活和文化等众多论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和交流，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与会学者用“报告密集”、“信息密集”、“成果丰硕”来概括这次会议，认为它给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全面展开和纵深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现将会议所取得的主要成果简要归纳如下。

1．对环境史研究的学科定位与现实意义取得了新的认识进展

绝大部分学者赞同:环境史学是主要介于历史学与环境科学之间的一个交叉或边缘学科，环境历史问题牵连众多的学科领域，环境史研究需要借助于多学科的理论、知识和技术方法，现代生态学是环境史学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一般都承认:中国环境史研究者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弄清生态环境的历史面貌及其演变过程，包括中国生态环境的原始状态、不同历史时代生态环境的主要变迁以及生态环境不断变迁的原因和后果，等等。但关于开展环境史研究的目的，则存在一些不同的表述，有学者认为:研究环境史是为了总结历史上人类适应、利用和改造生态环境的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是“关于环保的学说”，直接服务于当代生态环境保护事业。更多的学者则认为，环境史学应属于历史学的一个新兴分支，环境史研究不仅仅是要考察历史上自然生态环境的变迁，考察生态环境对社会文化及其演变的影响和制约，或者从生态环境方面入手寻求对社会历史问题的解释，也是它的一个重要学术目标。有学者指出:从人类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入手来观察社会文化的历史，有助于更加全面深入地认识中国社会的历史演变，不仅可能提出许多新的史学命题，对许多旧的重大问题也可能提出一些新的解释。

与会学者指出:环境史是一个既古老又崭新的学术领域，环境史学的兴起，体现了历史学家对现实生态危机的严重关注，和对当代环境难题与人类未来命运的深切关怀，也反映了史研究领域进一步朝着纵深方向拓展，预示着史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重大变革。与传统史学将“社会”与“环境”二元分立不同，环境史学把它们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将生态因素视为社会运动的能动参与因素和变量，这将从根本上匡正传统史学重人事、轻自然的偏颇，并可能引发一场重大的史学革命;环境史研究致力于考察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变迁关系，系统地总结人与自然打交道的历史成败得失，亦可为当代环境保护、和谐社会建设及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这既是环境史研究的重要目的，也是环境史学者的重要责任。正如姜春云同志所指出的那样:生态环境史工作者“应当通过严谨而深邃的学术研究，为当代环保事业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历史借鉴、智力支持和思想文化资源”。因此，环境史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重要的现代价值。

2．环境史研究的学科特征和发展思路进一步明晰

环境史学的兴起，不仅带来了史学思想观念的更新，导致了学术理路和话语系统的转变，而且开辟了一个极其宏大的新领域，它将以往未曾深入实证研究的历史生态环境问题纳入观察视野，大大扩展了历史学家的思想空间。环境史研究者游弋于自然生态和人文社会之间，需要面对比传统史学研究远为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和问题。不少学者指出:生态环境史跨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领域，所涉及和关联的社会历史现象和自然历史现象均极为广泛，是迄今为止最为综合性的历史研究，必须借鉴多学科的知识、理论和方法，具有极大的难度。环境史研究者必须保持谦逊、开放的头脑，努力补充自然科学知识，不断扩大多学科的丰富知识贮备，并接受一些超出常规史学的专门训练。由于环境史问题常常牵连到众多专门领域的知识，许多课题事实上只能通过不同学科领域学者相互协作、联合攻关才能开展研究。如此一来，环境史课题研究的技术路线和操作方式与一般史学研究也颇为不同，它将成为跨学科合作研究的试验场。有学者提出:鉴于目前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历史学者自然科学知识贮备普遍不足的事实，中国环境史研究应提倡“统一战线”:具有良好自然科学素质的研究者可以比较深入地研究一些生态环境方面的专门问题，但主要从事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乃至政治史的学者，仍可根据各自的基础和兴趣开展某些相关的课题研究;两者可以互相补益。

还有学者特别指出: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毫无疑问应以具体细致的实证研究为基础，但理论方法的建构是目前所面临的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必须认真清理和整合本土固有的学术资源，从各种相关学科中，特别是现代生态学中广泛汲取理论营养，同时更加积极地引进和吸收西方的环境史学理论方法，从全球视野中把握中国环境史。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目前中国环境史研究盲目无序和零碎分散的状况，努力构建中国环境史学体系。这次应邀参加会议的，除了研究中国环境史的学者外，还有一批从事外国史研究的学者，他们或介绍欧美环境史学的发展，或探讨外国历史上的某个相关问题，对于了解世界环境史学的发展走向，开阔中国环境史研究者的学术视野，发挥了积极作用。

3．在学术视野、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上取得了可喜的进步

此次会议在主旨和论题方面与1993年香港会议有一定的延续性，但所讨论的具体问题更加广泛。与会者所提交的论文，既有宏观综合的整体考察，更有众多具体详实的个案研究，涉及历史上的农作结构变动、土地垦殖经营、草原与畜牧、城镇和区域经济与环境变迁，水利建设、城市及民生用水与河湖变迁和水资源矛盾，森林砍伐、野生动物和石漠化，生态景观、家园营造和社会构造与运行空间，区域和民族经济与环境适应的地方经验，地方病、流行病、传染病、水旱灾害和饥荒及社会应对机制，生态观念、环境伦理和山林川泽保护政策与法令，以及诗歌、绘画、传统节日、饮食和丧葬风俗等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时空范围，上起殷商，下至当代;以中国为主，兼及外国。

本次会议所收集到的论文反映:与十几年前相比，中国环境史研究的理论方法、技术手段进一步多样化。学者们广泛应用了生态学、农学、历史地理学、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民俗学、地质学、森林学、地貌学、水文学、气象学、灾害学、生物学、海洋学、医药学和公共卫生学等众多学科的专门知识和理论方法。一些学者对相关自然科学知识(如微生物学、流行病和传染病学知识)的运用相当专业，有的运用现代自然科学手段和方法(如卫星遥感技术)进行信息处理和史料分析，尤其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显示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正在进一步走向“专业化”和“科学化”。对环境历史问题的观察和思考角度也有了一些新的转变，有的从文化观念、生活方式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的视角观察饥荒、野生动物、丧葬和日常生活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有的从社会心理、大众媒体和公共舆论等方面入手考察某些著名的卫生事件和重大疾疫，有的则从权力运作入手考察国家和地方社会对环境资源的管理控制，还有的力图揭示某些传统节日民俗事象与生态环境因素的历史关联……文献发掘与实地考察相结合，已经成为环境史研究的重要技术路线，不少学者所提交的论文，正是文献考订与实地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成果。这些情况，既反映了环境史作为一种多学科交叉的新史学所具有的广泛辐射性与学术前沿性，也显示出年轻的中国环境史研究群体的学术锐力以及他们历史思维的多向度，说明中国环境史研究正朝着历史的宏阔与纵深不断拓展。中国环境史研究在起步阶段基本上局限于对自然层面的问题进行考察，这次会议的成果则显示上述局面正在被突破。

三存在的问题和未来展望

与会学者指出:尽管近年来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可喜的成绩，但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也有所反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相关研究仍显零碎，反映学者之间的沟通、交流和合作还有待加强。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学者们建议成立一个专业学术团体，通过开办相应的学术网站、出版交流专刊，建立中国环境史研究的交流平台，同时应努力争取社会资源，组织一些较大规模和有系统性的课题研究。

2．目前，中国环境史学体系的构建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大力开展具体、实证的研究固然重要，但同时亦须加强对理论方法的探索和思考，这是提升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学术水平的需要。从这次会议所反映的情况来看，仍很少有学者积极自觉地进行这方面的努力。这一方面与当前崇尚实证研究的学术风气有关，同时也因理论思维训练长期不够、学科壁垒分明，大多数研究者缺乏对现代生态学理论的系统学习。在这方面，年轻的中国环境史学者还有很长一段路程要走。

3．环境史研究的基本目标是认识人类社会及其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相互影响、彼此作用和协同演变的历史关系。根据侧重点不同，环境史研究有两个主要学术路向可取:其一种以考察中国生态环境的历史演变过程与规律为重点，另一种则重点揭示生态环境及其诸要素作为能动参与因素和历史变量对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响，两者需要互相呼应。这次会议所收集到的论文也大体可以归类为上述两个方面。我们特意将“环境”与“社会”并列作为会议的主题和关键词，亦意在打通环境史研究与社会史研究之间的联系，一些学者所提交的论文也显示了进行贯通性考察的意图，但相关成果并不多见。我们认为:在今后的研究中，环境史学者应进一步努力关照一般的史学论题和成果，应特别注重从生态环境的角度来认识理解中国社会文化的历史特性和发展进程。

4．在这次会议中，学者提出了不少尚待深入研究的课题，其中包括“人口与环境”、“土地利用与环境变迁”、“水环境的变化”、“气候变化及其影响”、“工业发展与环境变迁”、“疾病与环境”、“性别、族群与环境”、“利用资源的态度与决策”、“人类聚落与建筑环境”、“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简称GIS)之运用”等等。应当说，其中有些课题(比如关于气候、水环境、疾病成环境等)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但仍有不少课题尚未真正展开研究。例如，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人口，人口史学者的成果可谓相当丰富，但很少有学者将人口变动与环境变迁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而人口乃是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互动关系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历史上的人口迁移、生育率和死亡率等等，既受环境的深刻影响，又深刻地影响环境，相关研究亟待花大力气认真开展。再如，尽管大家已经认识到，工业和城市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极其剧烈，导致中国生态环境在最近的一个世纪中以前所未有的速率发生巨变，目前中国的一系列严重生态危机，乃是高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负面后果之一，但是，工业时代的环境问题远比农业时代复杂，开展相关研究具有更大的难度，研究者需具更专业和更广泛的理论知识和技术方法，因此，关于工业发展对中国生态环境的历史影响、关于中国城市环境变迁的历史，迄今为止仍极少有人开展研究，期待在不久的将来有一批既具备史学素养、又掌握一定相关专业知识的学者投身于这一领域。除上述之外，关于中国历史上的生态知识、生态观念、环境伦理和人们对其所处环境的态度，迄止目前，仍只有少数学者作过片断议论，而没有人开展专门系统的探讨，也需要进一步加强。虽然哲学史家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自然观已有过不少论述，但与我们所关注的环境史问题，无论在研究对象、学术目标，还是在概念和话语体系上，都存在着一定的区别。

与会学者认为:通过会议期间的广泛交流和讨论，大家不仅开阔了学术眼界，也加深了对以往成绩和不足的认识，学术方向进一步明确。相信未来一个时期的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将朝着系统化、专业化的方向快速发展，研究深度和理论水平也将不断得到提高，作为史学领域的一种“专门之学”，中国环境史研究逐渐跻身于主流史学的行列，已是为期不远了。

〔原载《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