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华北水资源状况的初步考察
当代华北经济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最大难题，莫过于水资源严重短缺，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大量史料证明:水资源严重短缺并非华北生态环境的本来情形，它在很大程度上是长期生态破坏的恶果。认真考察华北水环境变迁的历史过程，探讨当地水资源逐渐走向短缺匮乏的前因后果，对于认识和解决现今的水资源危机是很有意义的[1]。
关于华北水环境的历史变迁，学术界已取得了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如史念海、谭其骧对黄河及其支流河道、水文的变迁，邹逸麟及其课题组对黄淮海平原的河流、湖泊变迁等，都有过精辟考论。郭豫庆曾撰文对黄河流域的历史地理变迁进行了综合考察，对河湖变迁问题亦多所论及。田世英、王守春、张民服、周魁一等也有专文讨论历史上华北某个局部地区的水资源环境，或者其中的某个具体问题[2]。然而，遍检前贤的相关论著，笔者发现:很少有学者对华北水环境面貌进行断代性质的整体论述，更未对不同时代的水资源状况做出具体评估，这既影响了对华北水环境变迁的历史阶段性的认识，亦影响了对水资源与社会经济的互动关系与过程的深入了解，这是令人遗憾的。本文拟在学者此前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个人的一些思考，对3—9世纪华北水资源状况及其对于社会经济的影响等问题，作一比较综合的论述。偏颇舛误之处，恳请批评指正!
一中古华北水资源状况的基本评估
中古时期的华北是否像现代这样严重缺水呢?回答是否定的。其时，该区水系发育良好，河流丰水期较长，在枯水期亦能维持可观的流量，大小河流水源供给稳定，较大河流几乎未见枯竭断流记录。
且以豫西地区为例: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所载当地河流，除单独立目作注的黄河、洛水、伊水、瀍水、涧水、榖水、甘水、丹水之外，它们的大小支流称为水、溪、涧、渎、津者，不下170条。其中卷4《河水》共记潼关以下、孟津以上，由南岸注入黄河的支流30余条;卷15《洛水》共记洛水支流70余条;同卷《伊水》记有伊水支流30余条; 卷16《榖水》记其支流10余条;此外汝水(流经豫西地区)的支流也有30余条。可见当时豫西的河流数量众多，枝蔓稠密，是为水源较为丰富、水系发育良好之证。该书所反映的华北其他地区的情况，也大抵如此。
由于资料限制，我们无法对中古华北河流的流量做出具体的数量估计[3]，但是却有一些重要旁证。其中最重要的证据是，这一时期，不仅黄河和后来的大运河可以通航，其他较大河流亦均可通行船只，泾、渭、汾、伊、洛、汴、颍、涡、汝、淮、泗、清、济、淇、滹沱、桑干诸水，均曾充当漕船和兵船航道，一些河流甚至在枯水季节仍可通行船只。
豫西的洛水只是一条小河，然而《水经注》卷15《洛水》有如下记载，称:“洛水又东，径檀山南，其山四绝孤峙，山上有坞聚，俗谓之檀山坞。义熙中，刘公[4]西入长安，舟师所届，次于洛阳。命参军戴延之与府舍人虞道元，即舟溯流，穷览洛川，欲知水军可至之处。延之届此而返，竟不达其源也。”《太平御览》卷770引戴延之《西征记》也说:“檀山凡去洛城水道五百三十里，由新安、渑池、宜阳、三乐。三乐男女老劣未尝见舡，既闻晋使溯流，皆相引蚁聚川侧，俯仰倾笑。”[5]此事发生在义熙十三年(417年)四月，雨季未至，当地河流仍处于枯水期，受命探寻行军水道的戴、虞等人乃可在洛水中乘舟溯流上行数百里，到达上游的檀山坞、皇天原。虽然他们所乘舟船可能不是很大，但即使乘坐的是小船，洛水中上游若无较大的流量，这也不可能做得到。由洛水的情形可以推知豫西其他河流的情况。
关中地区大小河流的数量亦颇不少，流量相当可观。长安周围河渠纵横，向有泾、渭、潏、涝、沣、镐、灞、浐八水萦绕，在中古时代，渭河能够通航自不必说，连较小的潏水，流量亦可支持漕船通行。唐代为了从南山漕运薪炭，曾在长安城南开凿漕渠，潏水即为漕渠所资[6]。事实上，该漕渠所引之水还只是潏水的一部分，已可通行船只，可见潏水流量甚大;潏水如此，整个关中地区诸河流量的大体情况亦可推知。
关中、豫西位处内陆，而大小河流为数众多。潏水、洛水都是小河流，然其流量均足以支持兵船和漕船通行，在枯水期亦可行船。华北平原位于河流下游，年均降水量比西部地区大，河流水量自应比关中、豫西更加丰富而稳定。根据这些情况，我们认为:中古华北的河流流量远比现代稳定，较大河流即使在枯水季节仍可支持船只通行，应该不是言过其实的判断。这与当代华北河流丰水期很短、动辄枯竭断流的情况相比实有悬殊差异。
史念海教授早就指出:古代华北地区曾经是湖泊众多，面积广大，与现代长江下游相比亦不稍逊色[7]。这种情况，直到中古时期尚无很大改变。据《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一书作者统计:《水经注》所载黄淮海平原地区的湖沼(包括湖、泽、淀、泊、池、陂、渚、薮、堰、塘、渊、潭等)达190个，其中河北平原北部20个，河北平原中南部25个，豫东北鲁西南34个，鸿沟以西31个，汴颍之间淮河中游15个，汴颍之间淮河上游20个，颍淮间淮河上游37个，沿海平原地区14个，只有少数几个在淮河之南，其余均在淮河以北，亦即本文所指的华北东部[8]。由《水经注》的记载可以发现:除黄淮海平原之外，太行山、伏牛山以西地区也有不少湖泊，其中在今山西境内有12个，豫西地区汝、颍、伊、洧诸水上游有16个，关中盆地及其以西以北较大的陂、泽、池、沼也有十多个，整个华北地区的湖泊沼泽，大小合计当不下230个，它们宛若繁星散落在华北大地上。其中有许多为天然湖沼，有些则在天然湖沼的基础上筑堤堰水形成大陂塘。
当时华北地区的一些湖泊水面相当广阔，例如齐、青之间的巨野泽，“湖泽广大，南通洙、泗，北连青、齐”。因这一带湖泽广大，南朝刘宋时期曾在此部署水军、设置屏障，以阻挡北朝军队南下[9]。由于水源丰富，环境良好，不少地方呈现出一派水乡风光，例如位于今河南中牟县一带的圃田泽，“西限长城，东极官渡，北佩渠水，东西四十许里，南北二十许里。中有沙冈，上下二十四浦，津流径通，渊潭相接，各有名焉。……水盛则北注，渠溢则南播”，俨然可比河网纵横的江南泽国[10]。在今天津附近则有著名的雍奴薮，“其泽野有九十九淀，枝流条分，往往径通”[11]，亦是一片“水乡泽国”的面貌。在今河北省望都县一带，当时有一个秀色动人的阳城淀，《水经注》云:“博水又东南，径谷梁亭南，又东径阳城县，散为泽渚，渚水潴涨，方广数里，匪直蒲笋是丰，实亦偏饶菱藕。至若娈童戼角，弱年崽子，或单舟采菱，或叠舸折芰，长歌阳春，爱深渌水，掇拾者不言疲，谣咏者自流响，于时行旅过瞩，亦有慰于羁望矣……”[12]至唐代，阳城淀“周回三十里，莞蒲菱芡，靡所不生”[13]，水乡风情仍无太大变化。这种令人流连忘返的水乡景色，如今即使在江南地区也不是随处可见。
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中记载的湖陂薮泽，数量比《水经注》少得多，但这并非因为当地湖泊至唐代已经大量湮废，而是由于两书性质不同，《元和郡县图志》对湖泊泽池多有未载之故。比如今安徽宿州符离一带曾有渒湖、今天津宝坻一带曾有雍奴薮等，都是面积广大的泽薮，前后时代文献均有记载，却不见于《元和郡县图志》。由于魏晋—隋唐时期黄河安流，决溢改道较少，对湖泊沼泽的淤积侵扰不算严重(对此，下文将有述及)，唐代这一地区的湖泊陂泽较之北朝时期并无太大变化，即使其中有些渐遭泥沙淤填，料想其数量亦不致减少很多。
《元和郡县图志》所载本区的62个湖泊陂泽，明确记载了大小的有33个，其中巨野泽的面积最为广大，南北三百里、东西百余里，按公制折算，湖水面积或可达到6 000平方公里左右[14]。除巨野泽外，广成泽周回一百里，圃田泽东西五十里、南北二十六里，大陆泽东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淯沟泊东西三十里、南北二十五里，大剂陂周回八十七里，永泰湖则周回三百六十三里，湖面亦均相当广大。根据该书的记载，当时这一地区的湖沼陂泽，面积在10平方公里以上者应不下20个[15]。
单凭如上湖陂沼泽，我们即有理由认为:这一时期华北地区的水资源，总体来说仍是相当丰富的。笔者粗略估计:其时该区大小湖泊的湖水总面积当不下于10 000平方公里。由于华北湖泊主要为平原洼地湖，湖水大抵不会太深，但谅亦不至太浅。姑以平均水深为2米估算，单是巨野泽的贮水量即有可能达到120亿立方米左右，当时整个华北地区湖水总贮量应不少于200亿立方米[16]，与有关部门所估测的黄淮海地区水供需缺口数量比较，这是一个十分可观的数字[17]，众多的湖泊沼泽，在调节河流水量，蓄积洪水，减轻涝灾，提供运输条件和灌溉水源等诸多方面，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与现今华北一望无际俱为亢旱平陆、湖泽寥寥无几的情况大为不同。
中古华北地区还有甚为丰富的泉水资源[18]，见于诸书记载的泉水之名估计不下100个，其中既有温泉亦有冷泉。如《魏书·地形志》记载:北修武有清阳泉、马泉、熨斗泉、五里泉、马鸣泉、重泉;魏德有冷泉;蒲阴有赤泉神;长子有神农泉;寄氏有八礼泉;石艾有妒女泉;昌平有龙泉;历城有华泉;霸城有温泉;始平有温泉;槐里有板桥泉;石安有窦氏泉;宁夷有甘泉;富平有神泉;临真有白泉;翼阳有招泉。《水经注》记载的泉水更多，仅卷17至卷19《渭水》所载秦岭近侧的泉水即多达20余个，其中包括著名的骊山温泉。这些被记载下来的还只是各地比较大而著名的泉水，其余未见于记载的泉水当多不胜数。中古文献所载的这些泉水，现今只有个别仍然存留，绝大多数则已逐渐消失。从诸书记载的情况来看，中古华北的泉水基本上分布在山区深切谷地与山前岩溶地带，其中以燕山—太行山两侧—秦岭一线最多，今豫西、鲁中山区也多有分布，其他地方则少见记载。
当时的华北不仅泉水数量众多，而且不少泉水的水量相当之大，它们往往是大小河川的源头。有些泉流潴积为渊池，成为重要灌溉水源。温泉则常为人们休憩疗疾的好去处。例如，居庸关附近“有牧牛山，下有九十九泉”，“积以成川”。冀州下洛城东南有温泉，“石池吐泉，汤汤其下，炎凉代序，是水灼焉无改，能治百疾，是使赴者若流”[19]。河东汾阴县某地“平地开源，泉上涌，大几如轮，深则不测，俗呼之为瀵魁”[20]。此泉冬温夏冷，清澈见底，隋代蒲州刺史杨尚希曾主持兴建水利工程，引其泉水灌溉稻田数千顷[21]。绛山东谷有一水泉，“寒泉奋涌，扬波北注，县流奔壑，一十许丈。青崖若点黛，素湍如委练，望之极为奇观矣”[22]。渭水上游支流上的白龙泉，“泉径五尺，源穴奋通，沦漪四泄”[23]。华山“山上有二泉，东西分流，至若山雨滂湃，洪津泛洒，挂溜腾虚，直泻山下”[24]。丹水经过的一处山岩，“岩下有大泉涌发，洪源巨轮，渊深不测，苹藻冬芹，竟川含绿，虽严辰肃月，无变暄萋……”[25]汝水在汝州(今河南梁县附近)“迳温泉南，与温泉水合。温水数源，扬波于川左，泉上华宇连荫，茨甍交拒，方塘石沼，错落其间，颐道者多归之”[26]。历城县故城西南，“泉源上奋，水涌若轮”[27]，是当即今济南的趵突泉……诸如此类，不可尽举。中古华北河流水系发育良好，流量稳定，与上中游山区泉水资源丰富有很大关系。
固然，泉水的形成与特定地质因素有关，在石灰岩分布广泛的山地深切河谷和山前岩溶地带容易形成泉水，但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泉水形成和存在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森林覆盖，山地雨水暴降暴泻而不能由森林涵蓄浸润而下，则无法补充地下水源，进而导致附近地区水资源严重缺乏，亦难形成终年不枯的泉水。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到了晚近时代，华北地区的泉水大多相继枯竭。反过来说，有数量众多泉水存在，反映这一时期华北山地的植被状况乃至整个生态环境远比现代优越。很有意思的是，当时华北西部山区仍分布有大片的竹林，在渭水南岸、太行山南麓的沁水和丹水附近以及中条山、王屋山和豫西山地，都生长有不少竹林。竹类是一种生长于湿润地带的植物，特别在抽笋季节需要大量水分，因而竹林大片分布的地区，必有相当充分的水源。上述山区存在大片竹林，亦证明当地水资源很丰富，可在季春初夏(是为当地干旱少雨的季节)为竹子抽笋提供充足的水分。
如上所述河流水量之丰富稳定、湖泊沼泽和泉水数量之众多，以及若干地区所呈现的“水乡泽国”面貌，都是现代北方的人们所无法想象的。尽管所述情况并不能完整地反映中古华北的水资源状况，但仍不妨据以做出当时该区域的水环境总体良好，水资源仍称丰富，远不似后代严重缺水的基本判断。
二经济面貌对水资源状况的反证
上述良好的水资源条件，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自然具有积极影响。与后代相比，中古时代的华北经济，有若干方面颇为引人注目:一是内河航运相当发达，二是水稻种植规模可观，三是水力加工在某些地方曾一度成为重要产业，四是河湖附近的水产捕捞仍为重要经济补充。这些情况，反证当时该区水资源仍然相当丰富。随着历史时代的变迁，这四个方面的经济活动都逐渐衰落了，它们的衰落均与水资源渐趋匮乏直接关联。
先说内河航运。自隋唐以降，大运河作为沟通南北的大动脉，不仅对历代王朝政治兴亡，而且对南北经济与文化整合，都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对此历来论者甚众，无须赘言。不过，就中古华北内河航运的整体情况而论，必须特别指出以下几点:其一，在当时的内河航运中，发挥航道作用的不只是大运河，并且也不只是大运河和黄、淮、汾、渭等几条大河，其他众多大小河流也曾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们与大运河和黄、淮、汾、渭等共同构成了中古华北的内河航运网络;其二，华北内河航运并非始于大运河全线贯通之后，在此之前，当地已有较为发达的内河航运，许多河流均可通行船只，被用作漕船和兵船航道。汉代以上的情况且置不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河流水运条件，对军事活动曾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论是曹操讨伐乌丸、苻坚南征东晋，还是桓温和刘裕北上徐泗、西进关中，都是借助了诸河水道[28]。北魏政权为了漕运粮食和兴兵南下，亦力图充分利用华北平原的河流水运条件，积极发展航运事业[29];其三，自春秋战国以后，历史文献中有不少开沟凿渠以通水运的记录，但漕挽转输仍主要是依凭天然河道，开挖人工河道，主要是将天然河道联通起来。无论是人工河渠还是天然河道，它们能够作为航道发挥较大的漕运和军事转输功能，整个区域水资源丰富、河流拥有相当可观而稳定的水量，乃是前提条件。
文献记载反映:中古时代的华北地区，在河道整治和管理较好的时期，诸河互相联通，形成庞大内河运输网络。中心城市往往有良好的水运条件，北魏时期“邺城平原千里，漕运四通”[30]，洛阳濒临黄河，又兼伊、洛诸水之利，水运事业历来较为发达，隋朝以后更成为大运河的中心，舟舶穿梭如织，与水城无异，位于本区西部、关中地区的长安，号称“八水环绕”，隋唐时代周围河流的航运相当繁忙，经由水道的物流量数额巨大。这些情况在现代都是完全不能想象的。
然而，随着生态环境不断变迁，河流水量逐渐减少，中古之后，华北内河航运事业的发展渐呈颓势。在关中地区，中晚唐时期利用渭河漕运粮食已变得相当困难[31]，五代以后当地水环境不断恶化，河流航运更不得不日形衰落了。河东的情况与关中相似，汾水在古代曾为重要航道，早在春秋时代即发生了通过汾水由秦国向晋国输粟的“泛舟之役”[32]。汉唐时代汾水曾为重要转输航道，史书关于漕汾晋之粟入关中，或者漕东南之粮入太原仓的记载颇多，但五代以后则不见有大举通漕的记载，后代当地民间竟有“万泉无泉，汾河无船”[33]之语，可见中古前后这一地区水环境变化甚为巨大。下游平原地区的情况相对好一些，但河运网络在唐宋以后也逐渐瓦解，许多原本可以通航的河流渐因流量不足而不能继续行船。作为漕运主脉的大运河，尽管由于历代政府的苦苦经营，直到清代后期仍在发挥漕运作用，但后代维持运河水量以保证漕运通畅，较之中古时代无疑要困难得多。
中古华北水资源环境的上述状况，大大影响了农业生产面貌。不过，首先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中古华北水资源比较丰富，并不意味着农业生产很少受到旱灾威胁。相反，由于降水量的季节分配严重不均，年变率很大，华北农业自古至今都处于旱魃的严重威胁之下，中古时代亦是旱灾频仍，并无例外。但有一个情况很值得注意:唐代水灾的频率比旱灾要高。据统计:唐代全国遭受水灾的年份共计163年，除未载何处遭灾的年份外，明确记载北方遭受水灾的年份有121年。全国遭受旱灾的年份为150年，除未记何处遭灾的年份外，明确记载北方受旱灾的年份共68年。如果分道计算，北方关内、河南、河北、河东诸道共遭受水灾计达181年次，遭受旱灾则为100年次。水灾的年份远多于旱灾年份[34]。也就是说，唐代华北农业遭受侵害更频繁的是水灾而非旱灾。只是由于当时黄河仍然相对安稳，水灾危害的范围和程度都不及汉代和宋元以后。
当时华北水资源对农业的影响直接体现在农作结构上，具体来说是丰富的水资源给发展水稻种植提供了环境支持。经过多位学者研究，中古华北水稻生产的基本情况已经明了[35]。由他们的成果可知:其时华北水稻分布甚广，关中、河东、河北、河南地区都曾有大片栽培，一些地区的水稻种植面积，常可达数十万亩乃至数百万亩，生产规模相当可观[36]。关于历史上黄淮海平原水稻生产的兴衰，邹逸麟教授曾作了一个概括，他指出:“与小麦相似，汉唐时期的黄淮海平原上水稻的种植得到很大发展。所不同的是宋元以后小麦的种植日益发展，明清以来替代了黍、稷成为平原的主要粮食，而水稻则自宋以后渐趋衰退。至今只占整个黄淮海地区耕地的6%左右。因此可以说汉唐是黄淮海平原历史上水稻种植的最兴旺时期。”[37]事实上，不单是黄淮海平原的水稻生产经历了由盛而衰的过程，在关中和河东也是如此，而且衰落得更加彻底。
我们知道:水稻是一种需水量很大的农作物，生长期所需水量远高于麦、粟等旱地作物，因此种植水稻必须具备丰富的水源和良好的灌溉条件。文献记载显示:古代华北水稻生产的发展与水利建设密不可分，大型灌溉工程的兴建多是为了发展水稻种植，凡水利建设比较有成绩的地区，都有较为发达的水稻生产。反过来，凡有大片水稻生产的地区，亦必有规模较大的水利工程为之提供灌溉。也就是说，许多大型灌溉工程的兴建目标，乃是为了发展水稻种植。宋代以后华北水稻生产逐渐衰落，固然与水利不修相关，但根本原因则是水环境不断走向恶化，水资源渐趋匮乏，越往后就越难以继续大面积种植水稻。
水资源逐渐由丰富走向短缺，对当地的水力加工业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从东汉开始，至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水力加工在华北西部地区不断发展，河内、洛阳周围和关中都曾相当普遍地使用水碓、水碾和水磨进行粮食加工，特别是在唐代的关中地区曾一度相当兴旺，在当时是一个颇受重视的经济产业，单是郑、白二渠上所设立的水力碾碨就常达近百所，权贵豪富之家竞相霸占水源，私设碾碨，侵夺灌溉之利，曾为唐代社会经济史上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严重问题。水力加工是利用水流冲击力推动碓、碾和磨对谷物进行脱壳和磨碾的，凡从事水力加工的地方，必须具备较为丰富的水力资源，否则即无法获得足够的动力，加工活动也就无法进行。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华北西部能够发展水力加工，说明当时这一地区的水资源仍相当丰富。五代以后，特别是明清以来，水力加工业在原本一度相当发达的关中、河洛地区逐渐衰落，一些地方虽然仍有少量残留，但已远非中古繁荣旧景，亦由于水资源不断趋于匮乏[38]。
在中古华北的众多湖泽河流中，鱼类水产相当丰富，《元和郡县图志》常用“多蒲鱼之利”、“多水族之利”甚至“水族山积”之类的语句加以形容，一处陂泽的水产往往为“州境所资”、甚至“数州取给”。见于中古文献记载的鱼类，有鲋、鲂、鲢、鲤、龟、鳖、虾、蟹等等，多达数十种，其中伊、洛的鲂、鲤，淮河一带的鳆鱼等，均享有盛名，甚为时人所称。在唐代，颍州汝阴的“糟白鱼”、沧州一带的“糖蟹”和“鳢”、孟州一带的“黄鱼鮺”等，均曾为重要的土贡物品。由于鱼类水产资源丰富，当时河湖之滨有不少百姓以捕钓为生，渔业对经济生活仍具有重要补苴作用[39]。及至近世，随着水域面积逐渐缩小，特别是湖泊沼泽相继淤废，当地的河湖水产捕捞也几乎彻底衰落了。
要之，中古华北相当良好的水资源条件，曾为这一地区发展内河航运、水稻种植、水力加工和渔业生产等提供了环境支持，使它们能以可观的规模存在和发展。反过来，这些经济活动在中古华北能以可观规模存在和发展，亦证明当时该区仍拥有相当丰富的水资源。
三华北地区的水资源何以渐趋匮乏
何以中古华北仍能具备良好的水资源条件，而在后代却不断走向匮乏，最终形成当今如此严重缺水的局面呢?这是一个十分值得深思的问题。在此略陈几点看法，以供参考。
按照一般逻辑，我们应该首先考虑降水量，因为一个地区水资源的丰俭，首先由该地区气候条件、主要是降水量大小决定。但是，降水量的大小能够说明为什么一个区域的水资源与另一个区域不同，却不足以说明同一区域水资源的前后时代变化。诚然，华北地区的气候在历史上经历了多次冷暖交替的变迁周期，自东汉以后至唐末五代，也曾经历过寒—温—寒的变化过程，但目前还没有充分证据说明降水量的变化也呈现过同样明显的周期性，并导致了当地水环境发生显著变化。华北地区降水的年变率和季节变率都很大，这是事实，但从较长的时段来看(比如以百年或者更长时间为单位)，年均降水量是否亦有显著变化并且是明显减少，尚需气候史专家进一步研究，笔者无力做出明确判断[40]。因而，本文在讨论中古华北水资源状况时，暂未考虑气候(降水量)变化问题。
综合分析历史资料，我们认为:华北水资源由相当丰富到严重短缺的变化，应主要由于当地水源涵蓄、潴积能力下降;水源涵蓄、潴积能力下降，则主要由于山区森林植被破坏和平原湖泊沼泽消亡。在一定的降水条件下，水流在入海之前滞留于大陆的时间长，即意味着其可供利用的时间较长，水资源短缺的程度也就相对较轻。而森林植被破坏所导致的涵水能力下降和湖泊沼泽消亡所导致的潴水能力下降，则使水流在大陆滞留与可供利用的时间缩短，从而导致水资源缺乏。但在中古时代，这两方面的问题仍都不很严重，至少没有发展到明清以来这样恶劣的程度。
森林，特别是山区森林对于涵蓄水源和保护表土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已是人所共知的常识。虽然森林涵蓄水源的作用，并不能增加河流全年的总流量，由于蒸腾作用，甚至可能使全年总流量有所下降，但却可以保证雨水在林区滞留较长时间，并在较长时间里给河川提供较为稳定的水源，河流丰水期因此可以较长，在枯水季节也能维持一定流量。如果没有森林这种绿色水库的涵蓄作用，雨水旋下旋泻，不能在山区作较长时间停留，即导致雨季山洪暴发，甚或整个流域洪涝成灾，而待雨过天晴之后，河流又很快枯浅甚至完全断流。另一方面，森林植被可以阻挡暴雨对地表土壤的直接冲刷，减轻水土流失和降低河流泥沙含量，使下游河道与湖泊沼泽少受淤填之患。由于华北降水高度集中于夏秋之交，且多为暴雨型，又由于黄土地带土层深厚，土质疏松，极易遭受水蚀，因此森林植被对区域水环境的保护作用就显得特别重要。
史念海《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一文指出:自战国、秦、汉以后，黄河中游的森林陆续遭受严重破坏，至隋唐时期，平原地区已无林区。不过，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华北山区的森林资源仍较丰富，无论是渭河上游的陇山、岐山，关中南面的秦岭，还是冀晋地区的燕山、太行山、吕梁山、中条山，或者豫西地区的嵩山、崤山、熊耳山、伏牛山等，仍都可见大片的森林[41]。这种情况，使得当时华北山区的水源涵蓄仍保持在良好状态。
正由于森林植被状况尚称良好，中古华北山区的降水得以较多地涵蓄于林地，夏秋雨季山洪暴发频率相对较低，雨季过后滞留和涵蓄于林地的水分，乃由无数涓涓细流和泉水汇成众多溪涧，不仅使得当时山区仍能保持相对润泽，而且可以源源不断地为山谷和山外的大小河川提供较为稳定的补给。中古华北河流丰水期较长，在枯水期仍能维持可观流量，其主要原因即在于此。随着森林植被进一步遭到破坏，到了晚近时代，华北山区的森林孑遗无几，处处是荒山秃岭、岩石裸露，与此相应的是山区水源涵蓄能力下降、溪泉逐渐干枯，整个区域大小河流水量的季节变化巨大，下游湖泊沼泽亦得不到持续的水源挹注，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生态恶果。
华北湖泊沼泽的消亡和水源潴积能力的下降，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原因也相当复杂，需从整个区域的自然特征和长期的生态变局中加以考索。华北东部以平原为主，西部以高原、山地为主，地势西高东低，气候自东徂西由湿润渐转干旱，东西部的生态环境存在显著差异。然而，从环境变迁的长期过程来看，整个区域实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西部环境变迁对东部地区产生了诸多直接或间接的巨大影响，这些影响是通过自西向东奔流的众多河流，特别是黄河而施加的。
在华北水土环境变迁的历史运动中，黄河具有关键意义，而黄河变迁的关键又在于黄土高原的生态改变。其基本因果逻辑关系大体可以这样表述:黄河中游流经的黄土高原，具有极为独特的土壤、植被与气候特征，在人类活动、主要是农耕活动的长期作用下，高原上的森林植被渐遭破坏，质地疏松的黄土在暴雨季节失去了保护，导致水土流失日益严重。当黄河流入地形平坦的下游平原后，其所携带的巨量泥沙不断淤积在河道之中，导致河床不断抬高形成举世罕见的“地上河”。黄河成为“地上河”之后，遂以“善淤、善决、善徙”而著称于世。黄河的频繁决溢移徙严重扰乱了下游的水系，不仅导致诸河水道改变，而且导致众多湖泊沼泽相继淤废与消亡。湖泊沼泽的淤废消亡，既导致洪水调节能力下降和水患灾害加剧，亦导致水流无以潴积，陆地降水很快奔流入海，无法长期滞留利用，终致形成严重缺水的局面。
不过，对因果逻辑关系的概括，不能代替对历史过程的叙述。华北环境变迁的历史过程十分复杂，众多自然与社会因素长期的交互影响和彼此互动共同构成了这一过程。在此过程中处于关键地位的黄河，水文状况也并非直线性地走向恶化，而是呈现出了相当明显的历史阶段性差异。
在春秋以前，黄河总体来说尚未对整个区域水环境构成严重不利影响，对社会经济亦未造成重大破坏。究其原因，主要是彼时黄土高原人口不多，耕地不广，森林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均不严重，下游“地上河”的局面尚未形成，因黄河决溢移徙和泥沙淤填而导致湖沼大量堙废的问题尚未出现。由文献记载可见，先秦时代，华北湖泽为数众多，一些面积广大的湖泽如大野泽、大陆泽、荥泽、圃田泽等，可与云梦、具区(即太湖)相媲美，南北辉映。
战国以后，由于中游土地大量垦辟，森林植被遭到严重破坏，水土流失渐趋严重，河水开始由清变浊、由浊而黄。在《诗经·魏风·伐檀》的咏颂中，这条河流还是“河水清且涟矣”，战国文献已经出现“浊河”的记载[42]，至汉代又出现“黄河”一词[43]，并成为这条大河的固定名称，桓谭《新论·离事》所引张戎“河水浊，一石水，六斗泥”一语，足证当时黄河泥沙含量之大。中游地区的严重水土流失，导致黄河下游河道逐渐淤积抬高，逐渐形成“地上河”的局面，黄河决溢移徙之患也继之而起。西汉时期，黄河开始频繁地决溢泛滥和移徙改道，形成了第一个多灾期[44]，华北地区的湖泊沼泽开始受到一定程度的侵扰。
不过，历史发展往往就像江河那样迂回曲折，富于戏剧性。东汉以后，由于一系列复杂的原因(包括气候变冷、游牧民族南迁、中原社会动乱等等)，黄河中游人口锐减，农耕衰退，经济生产转以放牧为主。由农转牧之后，黄土高原的植被得到了一定恢复，水土流失随之减轻，河流泥沙含量下降，河道淤积抬高的情况也得到了缓解，河患并未在西汉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剧，自东汉中期至唐代后期，黄河进入了谭其骧所称的“安流”时期[45]。在此八百余年中，华北遭受黄河水害较西汉为轻，更远不如后代严重。由于黄河安流，下游地区不仅洪涝灾害较轻，其他水道基本未遭黄河攘夺，而且正如学者所指出的那样:魏晋至隋唐时期，黄、淮、海河流域之间的湖沼较少受到黄河泥沙淤填的侵害，也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总体情况与前代变化不大。从总体来看，“汉唐时期，黄淮海平原的自然环境虽然已有不少变化，但影响河湖布局的自然因素变化并不剧烈。因此，平原湖沼虽有逐渐淤浅趋势，但总体布局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先秦时期的天然湖沼，在这一时期内基本尚存”[46]，保持了前述的那种湖泊沼泽数量众多、星罗棋布的局面，具备甚为可观的水源潴积能力。
但是，随着高原山区土地垦殖进一步发展，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日益加剧，唐末五代以后，黄河决溢改道愈来愈频繁而且严重，湖泊沼泽或因泥沙淤填，或因缺少水源补给，数量不断减少，最后几致全部消亡。当地严重缺水局面的形成，此为主要原因之一。最近一个世纪以来，华北水环境又遇到了新的问题:一方面是由于人口急剧增长、工农业和城市迅速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量大幅增加，另一方面则是水体污染日益严重，原本有限的水资源亦无法充分利用，缺水危机更进一步加剧，成为掣肘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主要生态因素。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从几千年的历史变迁过程来看，华北原本并不严重缺水，当地水资源逐渐走向匮乏，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盲目活动的结果，与区域生态环境的整体变迁密切相关，华北平原深受黄土高原生态破坏之累。其中最重要的方面是，森林植被破坏(特别是高原山地的森林植被破坏)导致水土流失严重、黄河决溢频繁和湖泊沼泽不断消亡，水源涵蓄和潴积能力不断下降。华北水资源环境的这一历史变迁过程告诉我们:实行“南水北调”并积极节水、治污，对于解决当代严重的水资源危机固然十分重要，但如何采取有效措施，从整体上恢复和改善本区，特别是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提高区域水源涵蓄和潴积能力，以充分利用当地天然降水，亦应受到高度重视。
〔原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注释】
[1]本文所指的“华北”仍采用自然地理区划概念，大体相当于通常所说的黄河中下游地区，非指今行政区划中的华北区。
[2]史念海:《黄河流域诸河流的演变与治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谭其骧:《长水粹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邹逸麟主编:《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年;郭豫庆:《黄河流域地理变迁的历史考察》，《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田世英:《历史时期山西水文的变迁及其与耕牧业更替的关系》，《山西大学学报》1981年第1 期;张民服:《黄河下游段河南湖泽陂塘的形成及其变迁》，《中国农史》1988年第2期;王守春:《汉唐长安城的水文环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增刊;周魁一:《唐代关中地区的农田水利和水资源》，《黄河史志资料》1986年第3—4期。
[3]史念海《黄土高原主要河流流量的变迁》一文，对古代黄土高原河流流量的变化进行了相当详细的考述，但主要根据特定河流是否通航做出判断，而不能从数量上加以说明。笔者也未找到更好的论证方法。其文见于《黄河流域诸河流的演变与治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15～347页。
[4]指刘宋开国皇帝刘裕。
[5]据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宋本。按:文中“劣”当为“少”或“幼”之误;“倾”亦疑当作“顾”。
[6](宋)王溥:《唐会要》卷87《漕运》，中华书局1955年;《新唐书》卷118《韩思复传附韩朝宗传》及卷145《黎干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
[7]史念海:《河山集》(二集)，三联书店出版社1981年，第58、358～359页。
[8]见该书第176～206页。按:该书列表的湖沼总数及分区数量与文字叙述均稍有出入，但不影响其结论。
[9](梁)沈约:《宋书》卷64《何承天传》，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
[10]《水经注》卷22《渠(沙水)》。
[11]《水经注》卷14《鲍邱水》。
[12]《水经注》卷11《滱水》。
[13](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18《河北道三·定州》，据中华书局1983年贺次君点校本。
[14]按:唐以五尺为一步，三百步为一里。(唐)杜佑《通典》(中华书局1988年王文锦等点校本)卷152《兵五》云:筑城，“每一功，日筑土二尺，计功约四十七人。一步五尺之城，计役二百三十五人;一百步，计功二万三千五百人;三百步，计功七万五百人。率一里，则十里可知”。又唐尺有大小，小尺约30厘米，大尺约36厘米。姑以小尺计算，巨野泽南北约135公里，东西不下45公里，如果湖泊形状规整，蓄水面积可能达到6 000平方公里左右，至少亦相去不太远。
[15]参见拙著:《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52～54页列表。
[16]按:以上是笔者根据十分有限的资料所作的大致估算。估算采取“宁小勿大”的原则，目的是为了避免过分高估。这些估算具有很大的主观性，只能作为参考，请读者切勿执为实数。又，任美锷主编《中国自然地理纲要》(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89页)认为:我国东部地区的湖泊，湖盆浅平，平均水深一般在4米以内。笔者以为:考虑到华北的地理特点，湖水的平均深度可能更小一些，但中古时期当地湖泊平均深度为2米，应是一个不太高的估计数字。又任氏同书同页引1981年水电部水资源研究及区划办公室所编《中国水资源初步评价》的估计:80年代初，中国东部的湖泊面积约23 430平方公里，湖水贮量为820亿立方米。但基本上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华北地区的湖泊数量、湖水面积和贮水量在其中所占的比重都非常之小。
[17]中国水利网引新华社2001年12月10日的报道说:“在实行节水、治污、挖潜等措施后，中国北方黄河、淮河、海河流域到2010年仍有270多亿立方米的水资源供需缺口。这是有关部门对黄淮海流域水资源合理配置情况进行研究后得出的结论……”又，中国工程院“21世纪中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研究”项目组:《中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研究综合报告》(引自中国水利网www．chinawater．com．cn/CWR_Journal/200008/02．html)称:“预测到2030年，经充分挖潜和利用当地水资源，采用节水和污水回用等多种措施和考虑了目前引黄和引江的水量后，在地下水不再超采的情况下，黄淮海平原地区缺水量仍将达到(平水年)150亿～(枯水年)300亿m3。”
[18]田世英曾据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等书的记载，并以古代山西地名多以“泉”命名为据，揭示了古代山西境内泉水众多的史实，颇具启发性。参见田世英:《历史时期山西水文的变迁及其与耕、牧业更替的关系》，《山西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其实仅就中古而言，华北地区甚多泉水，不独山西为然，河北西部、鲁中、豫西、关中和陇右也有很多泉水。
[19]《水经注》卷13《漯水》。
[20]《水经注》卷4《河水四》。
[21]《隋书》卷46《杨尚希传》。
[22]《水经注》卷6《浍水》。
[23]《水经注》卷17《渭水上》。
[24]《水经注》卷19《渭水下》。
[25]《水经注》卷9《沁水》。
[26]《水经注》卷21《汝水》。
[27]《水经注》卷8《济水二》。
[28]《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晋书》卷114《苻坚载记》，卷98《桓温传》，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宋书》卷二《武帝纪》。
[29]参见薛瑞泽:《北魏的内河航运》，《山西师大学报》2001年第3期。
[30]《太平御览》卷161引《后魏书》载崔光语。
[31]史念海:《隋唐时期自然环境的变迁及与人为作用的关系》，《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
[32]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一册《僖公十三年》，中华书局1981年，第345页。
[33]引自上揭田世英:《历史时期山西水文的变迁及其与耕、牧业更替的关系》。
[34]唐代水旱灾害年次，据么振华《唐代灾荒与社会研究》(南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的列表统计。该文尚未正式发表，特此说明。
[35]有关方面的论文有:张泽咸《试论汉唐间的水稻生产》，《文史》第18辑;邹逸麟《历史时期黄河流域水稻生产的地域分布和环境制约》，《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3期;张芳《夏商至唐代北方的农田水利和水稻种植》，《中国农史》1991年第3期;华林甫《唐代水稻生产的地理布局及其变迁初探》，《中国农史》1992年第2期。此外，游修龄《中国稻作史》(农业出版社1995年)和拙著《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也在相关部分作过论述。
[36]拙著:《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第74～80页。
[37]邹逸麟主编:《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第298～299页。
[38]笔者《古代华北水力加工兴衰的水环境背景》(已收入本书)对此有专门论述。不过，根据张俊峰的研究，直到20世纪50年代，山西境内的水力加工业仍然相当繁荣，与关中、河洛的情况迥然有异，参见张俊峰:《明清以来山西水力加工业的兴衰》，《中国农史》2005年第4期。相信这与山西境内水泉丰饶的独特生态环境有关，并不能因此否认华北水资源整体渐趋匮乏的事实。
[39]拙著:《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第137～142页。
[40]关于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气候寒暖变迁，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满志敏(见于邹逸麟主编《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第17～27页)皆曾有详细论述，尽管两位的具体观点有所不同，但均认为东汉以后至唐末五代我国东部气候经历了寒—温—寒的变化过程。有学者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气候偏于寒冷和干燥，但从现存史料看不出这对中古华北水环境产生了如何明显的影响。相反，文献记载反映当时这一地区的水资源相当丰富。
[41]史念海:《黄河流域诸河流的演变与治理》，第179～262页。
[42]《战国策》卷3《秦策一》载有张仪“济清河浊，足以为限，长城钜坊，足以为塞”之语;又同书卷29《燕策一》记载燕王与苏代的对话，也将“清济”与“浊河”对举。
[43]就笔者所见，“黄河”一词最早出于《汉书》。该书卷16《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封爵之誓曰:使黄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存，爰及苗裔。”又卷28上《地理志上》曰:“沮水，首受中丘西山穷泉谷，东至堂阳入黄河。”有意思的是，《史记》记事，凡涉及黄河之处，一概称之为“河”。该书卷18《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同样记载了“封爵之誓”，但其语却是“使河如带”，可见在司马迁年代，“河”前尚未冠以“黄”字。
[44]谭其骧:《长水粹编》，第481～517页。
[45]谭其骧:《长水粹编》，第481～517页。
[46]参见邹逸麟主编:《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第175～176、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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