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时期北方地区的水环境与渔业生产

中古时期北方地区的水环境与渔业生产_徘徊在人与自然之

中古时期北方地区的水环境与渔业生产

自古以来，我国南方地区河流湖泊众多，水产资源丰饶，渔业生产一向比北方黄河中下游地区发达，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不过，北方地区的渔业虽然向来不及南方，亦并非从一开始即像晚近时代这样微不足道。在中古时代及其以前，北方地区的生态环境，特别是水环境尚未遭到严重破坏，众多河流湖沼之中鱼类水产资源相当丰富，渔业曾是当地民众重要的生计补充。关于远古及上古时代当地的渔业生产，已有研究者作过一些探讨，但对中古时期的有关情况则未见有人作过专门讨论。本文拟根据现存文献记载略作考述，希望能对这一缺欠稍作弥补。

一

众所周知，任何一种食物生产方式和类型，都是与一定的自然环境相适应并受众多生态因素影响和制约的，其中水环境的好坏与食物生产的关系可谓生死攸关，渔业生产尤其必须以丰富的水资源为前提。资料显示:在中古时代，北方地区的总体水环境相当优越，河流汛期较长、水流量较大，不曾出现大河断流现象，还散布着众多的大小湖泊沼泽。因此，当时这一地区的水资源仍相当丰富，远不似现在这样严重缺水。

首先看看河流的情况。由于森林植被状况尚称良好，能够较好地涵蓄水分并对降雨量起到了一定的调节作用，中古时期北方地区大小河流的径流量都比现代大，而且远不似现代这样骤升骤降。特别是由于东汉以后黄河中游地区畜牧业较占优势，植被破坏较轻，水土流失不甚严重，本区最大的河流———黄河不仅不曾出现断流现象，而且其决溢次数与两汉时期相比也明显减少^[1]，史书中甚至还多次出现“河清”的记载^[2]，整个区域的河流水文状况，比现代要优越得多。

其时北方河流水量较大的事实，从中古文献关于航运的记载得到间接反映。史书记载表明:当时不仅黄河、淮河可以通航，其他较大的河流，如关中的渭河、泾河，河东的汾水、涑水，河南地区的汴水、伊水、洛水、颍水、汝水等等及河北地区的滹沱河、淇水，甚至更以北的潞水、桑干水，都可以通行漕运船只乃至运兵船。在东部平原，天然河流和人工漕渠运河相互配合，联结成网。比如三国时期的河北地区，由于曹魏政权的积极经营，先后修凿了一系列运输渠道，逐渐形成以邺城为中心、四通八达的水运交通网，北达幽燕，南接黄淮，西抵关陇，东流于海。诗人王粲在《从军行》一诗中描写道:“朝发邺城桥，暮济白马津;逍遥河堤上，左右望我军;连舫逾万艘，带甲千万人。”^[3]北魏时期的崔光等人也说:“邺城平原千里，漕运四通。”^[4]

隋唐以后，由于大运河全线贯通，华北平原的大小河流更加形成网络，并由于水运发展兴起了一批城市。如淮河北岸的泗州临淮城，汴水下游的埇桥(宿州)、中游的宋州等，在唐代分别号称“商贩四冲，舷击柁交”，“为舳舻之会，运漕所历”，“舟车半天下”^[5]。后来成为北宋都城的汴州城，更因地“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运槽”^[6]，号称“舟车辐辏，人庶浩繁”的“雄郡”^[7]，顾况《刺史厅壁记》盛赞这一带是“桑麦翳野，舟舻织川”^[8]。长安、洛阳附近河渠的舟船航运，人所习知，无须多费口舌。

即使在冬季枯水期，一些河流中仍然可以通行船只。大诗人白居易曾于霰雪微下的冬日，与僧人佛光一道在东都附近的伊水上乘船而游，由建春门前往香山精舍^[9]。这些史实充分说明:在中古时代，黄河流域，特别是下游地区，各大小河流的水流量较大且汛期较长，否则河流航运难以发展起来。

宛若繁星散落的湖陂沼泽，更能反映这一时期当地良好的水环境状况。今天的北方地区，极目千里，俱是平陆，华北大平原上仅有微山湖、东平湖和白洋淀等几个湖泊尚可提起，有的还随时可能干涸，这是自然生态环境长期变迁的结果，历史上的情形曾与此迥然不同。史念海先生指出:“历史时期，黄河下游曾经有过许多湖泊，星罗棋布，犹如今江淮之间。”“如果说数千年前的黄河下游仿佛现在的长江下游，似非言过其实。那时由太行山以东到淮河以北，到处都有湖泊，大小相杂，数以百计。宛如秋夜银河中的繁星，晶莹闪烁，蔚为奇观。……那时的黄河下游并不稍逊于现在的长江下游。”^[10]这些研究结论，不仅符合数千年前，而且也符合中古时期的历史实际。《水经注》、《魏书》及《元和郡县志》中的有关记载，确实给我们展示了当时北方地区湖陂沼泽星罗棋布的情景，令人追怀幽思。

有学者根据《水经注》的记载统计:在郦道元的时代(6世纪初)，黄淮海平原地区尚存有各种湖沼(包括湖、泽、淀、陂、渚、薮、堰、渊、潭、泊、池等)共190多个，其中河北平原北部(滹沱河以北) 20个，河北平原中南部(滹沱河和黄河之间)25个，豫东北鲁西南(蒗荡渠、津水以北)34个，鸿沟以西地区31个，汴颍间淮河中游地区35个，颍淮间淮河上游地区37个，沿海平原地区14个(其中若干个在淮河以南)^[11]。

除黄淮海平原之外，《水经注》还记载有太行、伏牛、桐柏一线以西地区的湖陂沼泽数十处，例如在今山西省境内曾有汾陂(即邬城泊)、祁薮、邬陂、董池陂、盐池、女盐泽、晋兴陂、张泽、文湖(即西河泊)、淳湖(即洞过泽)、天池、湫渊等;豫西地区的汝、颍、伊、洧水上游，曾有钧台陂、靡陂、禅渚(慎望陂)、广成泽、黄陂、西长湖、东长湖、摩陂、澄潭、叶陂、北陂、南陂、土陂、鲁公陂、鄢陵陂、鸿池陂;关中地区的渭河流域也有弦蒲薮、昆明池、河池陂等。《水经注》所载之该区域湖陂沼泽，有名可计者不下于220处^[12]。

这一时期北方地区的湖陂沼泽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有些湖陂面积相当广大。比如巨野泽，南朝刘宋人何承天称其“湖泽广大，南通洙泗，北连青齐”，南朝甚至以此为天堑，布置水军，设置屏障，以阻挡北军南下^[13]。青、齐地区川泽众多构成北军南下障碍，还由同时代人垣护之的言论得到证实，他说:“青州北有河、济，又多陂泽，非虏所向。”^[14]这种情形，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位于今河南中牟县一带的圃田泽，是《周礼》所载的著名泽薮之一，在郦道元的时代，该泽“西限长城，东极官渡，北佩渠水，东西四十许里，南北二十许里。中有沙冈，上下二十四浦，津流径通，渊潭相接，各有名焉。有大渐、小渐、大灰、小灰、义鲁、练秋、大白杨、小白杨、散嚇、禺中、大鹊、小鹊、龙泽、密罗、大哀、小哀、大长、小长、大缩、小缩、伯邱、大盖、牛眠等浦，水盛则北注，渠溢则南播”^[15]，俨然可比泽潦漫漫、水网如织的江南。今天津宝坻一带有著名的雍奴薮，是海侵撤退后留下的泻湖瓦解形成的湖沼群，“其泽野有九十九淀，枝流条分，往往径通”^[16]，很晚才逐渐垦作耕地。

由于河流漫衍，湖沼众多，当时不少地方蒲苇弥望，芰荷如锦，鱼虾盈池，水禽翔集，《水经注》就曾多处描绘了这类令人流连忘返的优美景致，其对位于今河北望都县的阳城淀是这样描写的:“博水又东南，径谷梁亭南，又东径阳城县，散为泽渚，渚水潴涨，方广数里，匪直蒲笋是丰，实亦偏饶菱藕，至若娈童戼角，弱年崽子，或单舟采菱，或叠舸折芰，长歌阳春，爱深渌水，掇拾者不言疲，谣咏者自流响，于时行旅过瞩，亦有慰于羁望矣……”^[17]这一切，如今只留存在历史的记忆之中。

《元和郡县志》的有关记载，反映了唐代的情形没有太大变化，该书明确记载这一地区的湖陂沼泽中，周回十里以上者达27个之多，周回五十里以上者也有14个^[18]。其中广成泽“周回一百里”，圃田泽“东西五十里，南北二十六里”，永泰湖“周回三百六十里”，大野泽“南北三百里，东西百余里”，淯沟泊“东西三十里，南北二十五里”，大陆泽“东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19]，与现代相比，这些无疑都是十分可观的数字。

如上优越的水环境和丰富的水资源，对中古北方经济具有重要影响，不仅有利于发展内河航运、农田水利、水稻生产和水力加工，而且为众多鱼类水产孳育提供了自然生态环境，支持了当地以淡水捕捞为主的渔业生产。

二

关于北方地区的渔业生产，中古文献虽没有留下集中的史料，但零星的记载不少。根据这些记载可知:当时这一地区的河流湖沼之中水产资源堪称丰富，渔业生产对于补苴生计不足和丰富饮食生活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捕捞、垂钓无论在黄河下游还是中游地区都很常见;在一些较大的河流和湖沼附近，更有不少百姓以捕钓为业;当时，不少地方出产有珍美的鱼类及其加工品，甚受时人喜爱和称赞。兹以黄河为主轴，自西向东对各地情况分别加以叙说。

(一)关中地区

关中虽深处内陆，但当地在中古时代还有不少陂池湖泽。仅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即记载京兆府有陂、泽、薮、池11个，有的面积还相当不小。例如兴平县有马牧泽，“南北广四里，东西二十一里”，又有百顷泽，“周回十六里”;户县有龙台泽，“周回二十五里”，八部泽“周回五十里”，渼陂“周回十四里”，等等。这些陂池湖泽，多有鱼类水产，如百顷泽、清泉陂、龙泉陂等，皆多蒲鱼、水族之利^[20];渼陂则因鱼美而得名^[21]。著名的昆明池是汉武帝时期开凿的人工湖池，中古时期尚未淤废，其中颇饶鱼产，故西魏时曾在昆明池大设网罟捕鱼，以招待南方的使者^[22]。直到唐代，昆明池仍“有蒲鱼利，京师赖之”^[23]。唐中宗时，安乐公主曾要求私占该池，中宗以其“百姓捕鱼所资，不许”^[24]。至德宗时，又因该池“蒲鱼所产，实利于人”，诏令京兆尹韩皋组织修浚^[25]。

其时，泾、渭等河的水流量仍甚可观，河中鱼类水产亦较丰富，所以泾、渭河畔不乏垂钓捕捞者。如《太平广记》卷101“渭滨钓者”引《玉堂闲话》记载说:“清渭之滨民家之子有好垂钓者，不农不商，以香饵为业，自壮及中年所取不知其纪极，仍得任公子之术，多以油煎燕肉置于纤钩，其取鲜鳞如寄之潭濑，其家数口衣食，纶竿是赖。”单凭垂钓即可养家糊口，可能有些夸张，但渭河中的鱼类应当不少。

唐朝宫廷及诸司对包括鱼类水产在内的诸色食料需求量都相当大，祭祀、尚食及诸司百官供食，都要消费相当数额的鱼类产品^[26]，所需鱼品大抵均出自附近河湖。其时，鱼类供应事务由都水监河渠署负责，《大唐六典》卷23《都水监》云:“河渠令:掌供川泽鱼醢之事，丞为之贰。凡沟渠之开塞，渔捕之时禁，皆量其利害而节其多少，每日供尚食鱼及中书门下官应给者;若大祭祀，则供其干鱼、鱼醢，以充笾豆之实。凡诸司应给鱼及冬藏者，每岁支钱二十万，送都水，命河渠以时价市供之。”河渠署中还征发“长上渔师十人，短番渔师一百二十人，明资渔师一百二十人”^[27]，专门负责捕钓供朝廷所需;为了保证供应，当时官府还对附近民众捕钓加以限制。唐制规定:“渭河三百里内渔钓者，五坊捕治之。供祠祀，则自便桥至东渭桥禁民渔。”^[28]

在隋唐时代，长安市场上常有鱼类供应，以满足市民消费所需。隋代长安西市上有出售鲜活水产的鱼店，所以杨伯丑为人占卦找寻失马，乃要求马的主人到西市东壁门南第三店为其买鱼作脍^[29];唐人崔洁和陈彤路过西市天门街，“逢卖鱼甚鲜”，遂买鱼十斤作脍而食^[30]，说明其时西市上仍有鲜活水产买卖。结合上文所云“凡诸司应给鱼及冬藏者，每岁支钱二十万，送都水，命河渠以时价市供之”，可以猜想当时长安市场上的鲜活鱼类供应可能是经常性的，否则也就谈不上什么“时价”了。

(二)河东地区

关于河东地区的渔事，中古文献亦颇有记载。其时，当地仍有不少湖泽陂池，郦道元《水经注》载有汾陂(即邬城泊)、祁薮、董池陂、晋兴陂等十余个，在唐代基本上还未淤废，许多湖陂水产丰饶，《元和郡县图志》称汾州的文湖即“多蒲鱼之利”^[31]。纵流于河东的汾水流量仍然相当大，可以通航，其中鱼类相当丰富。十六国时期的刘聪对汾河之鱼甚有兴趣，曾“晨出暮归，观鱼于汾，以烛继昼”^[32]。著名的孝子王延曾于盛冬之际到汾河之上为继母叩冰求鱼，“得生鱼一只，长五尺……”^[33]无论是否确有其事，但这个故事必定有现实生活的依据。又据《搜神记》记载:晋阳郡守宗叔林曾得到过十头鳖^[34]，看来古时当地还出产甲鱼。

(三)河南地区

中古时期，黄河南岸、黄淮之间的河流湖沼众多，渔产丰富，当时文献留下了许多记载。《太平广记》卷261“李据”引《卢氏杂说》称:宰相李绛之侄李据，“生绮纨间，曾不知书，门荫调补渑池(今河南渑池)丞，因岁节索鱼不得，怒追渔师”。渔师辩白说:“缘獭暴，不敢打鱼。”小小的一个县丞，过年过节专门有渔师为之捕鱼、供其享用，说明当时捕鱼应不少见。值得注意的是文中提到“獭暴”，根据水獭的食性及生态金字塔理论，若非渔产丰富，即不可能有水獭成暴之说，渔师亦不能以此作为打不到鱼的理由^[35]。

顺河而下，伊、洛、汝、颍等河流及其附近地区渔产更为丰富。早在《诗经》时代即已著名的鲂鱼、鲋鱼等，此时仍然名气很大，晋代博物学家郭璞说:“鲂，今伊、洛、济、颍鲂鱼也，广而薄脆，甜而少肉，细鳞，鱼之美者也。……”^[36]北朝时期民间流传的俗语称:“伊洛鲂鲤，天下最美;洛口黄鱼，天下不如。”^[37]说明这一带的鲂、鲤鱼、黄鱼等鱼品甚为时俗所珍重。由于当地渔产甚丰，洛阳一带的水产买卖一直相当常见。北魏时期，洛阳城里有数处水产市场，比如城南有归正里，俗号吴人坊，所居多为南土北来的人士，此处“近伊、洛二水……里三千余家，自立巷寺(市)，所卖口味多是水族，时人谓为‘鱼鳖寺(市)’也”^[38]。城南也有一处市场名“四通市，民间谓永桥市。伊、洛之鱼，多于此卖，士庶须脍，皆诣取之。鱼味甚美，京师语曰:‘洛鲤伊鲂，贵于牛羊。’”^[39]直到唐代，文人雅士对于洛阳一带的美味水鲜仍然赞不绝口，诗人白居易曾屡屡吟及，其《饱食闲坐》一诗云:“红粒陆浑稻，白鳞伊水鲂，庖童呼我食，饭热鱼鲜香，箸箸适我口，匙匙充我肠，八珍与五鼎，无复心思量……”《狂吟七言十四韵》一诗又称“洛堰鱼鲜供取足，游村果熟馈争新”，等等^[40]。白居易日常所食的鱼，亦当是由市场上购买而来的。

复往东南，有堪称大河的淮河，其北侧有众多支流和湖陂，鱼类水产资源十分丰富，特别是大小不一的陂泽湖沼中，更是水产丰饶，史籍多有记载。如亳州城父县的高陂(在今安徽涡阳县西)，“周回四十三里，多鱼蚌菱芡之利”^[41]。泗州徐城附近的永泰湖(今江苏洪泽湖)“……其中多鱼，尤出朱衣鲋”^[42]，是周围百姓重要的生计来源。当时，这一地区出产的鱼，与鲂鱼形体相似但头较大，徐州人称之为“鲢”或“鲖”，即今天常见的鲢鱼，系我国人工养殖的四大家鱼之一。不过这种鱼在当时的品第很低，民间俗语甚至说:“买鱼得

，不如啖茹。”^[43]淮河特产的鳆鱼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则颇受珍重，曹操甚为喜食，以至其子曹植祭父时，还专门向徐州官员求取鳆鱼，魏文帝曾将该鱼作为一种特殊礼品，馈赠给孙权千枚^[44]。南北朝时，鳆鱼转输到南人之手，“一枚直数千钱”^[45]。此外，颍州汝阴(今安徽阜阳一带)又出白鱼，当地加工的糟白鱼，品质嘉美，在唐代曾为重要的土贡物品^[46]。

在唐代同属河南道的曹、宋、齐、密、莱、兖诸州，也都有不少湖沼陂泽，周围居民多以捕捞为业。如曹、宋二州界有大剂陂，周回“八十七里”^[47]，陂旁某村有位陈君，“少小为捕鱼业”^[48];齐州万顷陂，“鱼鳖水族，无所不有”，当地居民多事网捕^[49];齐州长清县(今山东长清)的淯沟泊，“……水族生焉，数州取给”，可见鱼类出产甚丰^[50];兖州泗水县(今山东泗水)境有漏泽，漫延数十里，“其泽每春夏积水，秋冬漏竭。将漏之时，居人知之，不过三日，漏水俱尽，先以竹木作蒲篱围之，水族山积也”^[51]。密州、莱州傍海，鱼盐之利自上古即已闻名，唐代这二州分别向朝廷土贡海蛤和文蛤^[52]，而青州的蟹亦见称于史，时人视为珍味^[53]。

由于黄淮之间水产丰富，在饥荒岁月，鱼鳖蟹蚌常是当地贫民疗饥偷生的食粮。西晋咸宁四年(278年)，司兖冀豫荆扬等州大水，皇帝问大臣如何帮助百姓解决生活问题，度支尚书杜预上疏，建议兖豫等州除留汉代旧陂以蓄水外，“余皆决沥，令饥者尽得鱼菜螺蚌之饶”。认为这是当时解决饥荒的最好办法^[54]。事实上，在中古时期，罢山泽之禁听民采集狩猎和捕鱼拾蚌，常常是政府减轻饥荒的重要措施之一。

(四)河北地区

渡黄河而北、太行山以东，不少地区地势低洼，沼泽湖泊众多，水产资源丰富，故有相当规模的渔业生产。太行山东面的邢州有著名的大陆泽，“葭芦茭莲鱼蟹之类，充牣其中”^[55]，洺州有鸡泽，“鱼鳖菱芡，州境所资”^[56]，等等。相州的鸬鹚陂、沧州的萨摩陂等等，也都是著名大陂，水产丰富，为当地人民重要的生活来源。其中鸬鹚陂“周回八十里，蒲鱼之利，州境所资”^[57]，萨摩陂“周回五十里，有蒲鱼之利”^[58]。在唐代，沧州一带以多蟹著名，史载姜师度曾试图在鲁城(今黄骅县北)开田种稻，结果竟因为蟹多成灾而未能成功^[59]!境内出产的糖蟹、鳢都曾是重要贡品^[60]。不只沧州，其西面的瀛州河间(今河北河间县一带)也出产上等蟹并有生蟹上贡，只是捕蟹方法独特，也十分辛苦。《酉阳杂俎》说:该蟹“采于河间界，每年生贡，斫冰火照，悬老犬肉，蟹觉老犬肉即浮，因取之，一杖直百金，以毡密束于驿马，驰至于京”^[61]。

在本区的西南部，魏晋—隋唐时期也颇饶渔产。史载:西晋时汲郡(今河南新乡、汲县一带)的吴泽，有“鱼捕之饶”，为豪强大族所占^[62];北周时期河北郡(今山西平陆一带)也有人以渔捕为业，郡官曾常年役使渔、猎夫三十人专门打猎捕鱼，供其享用，直到裴侠为郡守时才废除了这一陋制^[63];孟州(今河南孟县一带)有“黄鱼鲊”上供^[64]。此外，唐代济源(今河南济源)一带曾出产鲇鱼，武则天时路敬淳家的水碾中发现有“鲇鱼长尺余”〇10。其他地方的情况就不一一细说了。

〇10《新唐书》卷36《五行三》。

三

中古时期，由于多种原因，平民百姓并不能非常自由地捕鱼捉蟹，历代官府对于渔业生产一直有所限制，有时是出于对川泽资源的控制和保护，有时则是宗教方面的原因。北齐天保八年(557年)“夏四月庚午，诏诸取虾蟹蚬蛤之类，悉令停断，唯听捕鱼”^[65]。唐代的山林川泽管理制度较严格，强调采捕的“时禁”。《大唐六典》卷7《虞部郎中元外郎》云:“虞部郎中元外郎，掌天下虞衡山泽之事，而辨其时禁。凡采捕畎猎，必以其时，冬春之交，水虫孕育，捕鱼之器，不施川泽……”目的是为了保证鱼类水产的繁殖孳育，防止因非时滥捕、滥捞导致资源耗竭。由于佛教信仰的原因颁布禁渔令，在中古时常发生，以武则天统治时期最严格，傍水而居的百姓因此失去生计^[66]。

中古北方地区的渔业生产主要是野生鱼类捕捞，水产养殖很少见有记载。《齐民要术》卷6有《养鱼》一篇，但内容甚简略，而且几乎全部抄自托名陶朱公(范蠡)的《陶朱公养鱼经》。《四时纂要》中有“下鱼种”、“养鱼池”及“上庚日种鱼”等三条记载，亦只是因袭《要术》旧文。不过，既然这两部农书都曾提到养鱼，说明当时本地区的水产养殖是存在的，其他文献的偶然记载也说明这一点。如西晋富豪石崇的金谷园中即有“水碓鱼池”^[67]，说明当时富家大族或有经营养鱼者。唐朝时期，河阳(今河南孟县)“有池，永徽四年引济水涨之，开元中以畜黄鱼”^[68]。诸如此类。只是从现有材料来看，当时本地区的人工养鱼并不普遍。

由于那时野生鱼类资源与现代相比要丰富得多，各地河流和湖陂沼泽附近都有不少人以渔捕为生，或以捕钓补苴家计不足，因此，当时北方人民吃鱼并不像后世那么困难。从《齐民要术》的记载也可以看到:鱼在当时的膳食构成中具有相当的重要性，食用鱼料既有淡水鱼，也有海鱼，鲤、鲫、鲋、鲂、鳝、鳢、鲇、蟹、虾、鳖、蛤……种类众多。该书记载的鱼类加工烹饪方法达40种左右，其中包括作鱼蟹虾酱、糟鱼腌鱼、糖蟹、鱼鲊、鱼脯(干)，各类鱼汤、蒸鱼、炙鱼和煎煮烩烧鱼馔，等等。尽管这些方法不少来自于南方，但正是因为在北方仍有实用价值，该书作者贾思勰才不厌其烦地加以引录^[69]。有一个情况应予特别说明:如今名列四大家鱼之一的鲤鱼，在唐代曾是禁止捕食的。段成式《酉阳杂俎》说:“国朝律:取得鲤鱼即宜放，仍不得吃，号赤公。卖者杖(按:一作决)六十，言鲤为李也。”^[70]这种因一家纤介之私(而且是虚妄的谐音迷信)，断天下亿兆人民口食的愚蠢做法，实在没有道理。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直到中古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水环境仍然比较良好，河流湖沼中孳育着丰富的鱼类，渔业生产在当地社会经济生活中仍占有重要的补苴地位。此后的千余年来，这个区域的生态环境，特别是水环境，由于诸多因素影响逐渐遭到破坏，晚近时代更不断加剧，当地渔业(主要指河湖淡水鱼类捕捞，不包括海洋渔业)亦因水资源渐趋匮乏而逐渐衰落了下去。及至当代，这个地区的湖陂沼泽湮废殆尽，许多河流经常性断流，号称中华民族母亲河的黄河亦竟至每年断流200天以上!历史上当地曾经一度比较兴旺的水产捕捞，如今几乎是荡然无存了。其变化之大，令人悚目惊心!

〔原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4期〕

【注释】

[1]参见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原载《学术月刊》1965年第2期，又收入所著《长水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32页。

[2]中古史书记载来自沿河各州县的“河清”报告无虑数十次之多，这些显然是臣子对君王的谗谀之言，因为这条大河自得“黄河”之名以来，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清到“数里镜澈”和“澄澈见底”的程度。但其时河水含沙量较小却是事实。有关记载见《隋书》卷23《五行下》、《新唐书》卷36《五行三》等。

[3]据(梁)昭明太子编:《文选》卷27。

[4](宋)李昉编:《太平御览》卷61引《后魏书》。

[5]分别见《全唐文》卷803，李磎:《泗州重修鼓角楼记》;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9《河南道五》;杜甫:《杜工部集》卷7《遗怀》。

[6]《全唐文》卷740，刘宽夫:《汴州纠曹厅壁记》。

[7]《旧唐书》卷190中《文苑中·齐浣传》。

[8](宋)李昉编:《文苑英华》卷81。

[9](宋)王谠:《唐语林》卷4《栖逸》。

[10]史念海:《河山集》(二集)三联书店1981年，第58、358页。

[11]详参邹逸麟主编:《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76～206页，张修桂的研究统计。

[12]该书所载，既包括天然湖沼，也包括在天然湖沼的基础上修治而成的陂塘之类，但以天然湖沼的数量占优势。即使所载为人工湖沼，同样是对当时整体水环境良好的一个证明。又，在《水经注》的记载中，陂的数量最多。人们通常将陂与塘连用，以指凭借天然积水潴池作坝蓄水灌溉的一类水利工程，但古时天然的积水湖沼亦可称作陂，而与淀、泽、薮等等名词互用，如《说文》即云:“湖，大陂也。”《水经注》中更时常互用，其卷24有云:“淀，陂水之异名也。”又有“瓠河又右径雷泽北，其泽薮在大城阳县故城西北一十余里，昔华胥履大迹处也。其陂东西二十余里，南北一十五里，即舜所渔也。泽之东南即成阳县……”又卷25称:“黄沟又东注大泽，蒹葭莞苇生焉，即世所谓大荠陂也。”《元和郡县志》中也存在这种情况。

[13]《宋书》卷64《何承天传》。

[14]《宋书》卷5《垣护之传》。

[15]《水经注》卷22《渠水》。文中“长城”指春秋战国时期魏、郑、梁、韩等国所筑之长城，在今河南原阳至密县一带。

[16]《水经注》卷14《鲍邱水》。

[17]《水经注》卷11《滱水》。

[18]该书记载周回五十里以上的湖陂沼泽，有京兆地区的马牧泽、八部泽，灵州的千金陂，汝州的广成泽，宋州的孟渚泽，郑州的圃田泽，泗州的永泰湖，郓州的大野泽(即巨野泽)，齐州的淯沟泊，曹州的大剂陂，邢州的大陆泽，相州的鸬鹚陂，定州的天井泽及沧州的萨摩陂;周回五十里以下、十里以上者，有百顷陂、煮盐泽、龙台泽、渼陂(以上京兆)、温泉盐池(灵州)、高陂(亳州)、李氏陂(郑州)、渔陂(宿州)、葛陂(蔡州)、潍水故堰、东安泽(密州)、晋泽(太原)、平泉陂(怀州)，等等。

[19]分见《元和郡县图志》卷6《河南道二》;卷8《河南道四》;卷9《河南道五》;卷10《河南道六》;卷10《河南道六》;卷15《河东道四》。

[20]《元和郡县图志》卷2《关内道二·京兆下》。

[21](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6《事实》称:“唐元澄撰《秦京杂记》载渼陂以鱼美得名。故杜子美《渼西南台》诗:‘空濛辨鱼艇。’”

[22]《南史》卷23《王传·附固传》。

[23](唐)刘竦:《隋唐嘉话》下。

[24](宋)孔平仲:《续世说》卷9“汰侈”。

[25]《全唐文》卷53德宗《修昆明池诏》。

[26]比如制度规定的诸亲王常食料中，每月有长一尺的鱼三十头。参见《大唐六典》卷4《膳部郎中元外郎》。

[27]《旧唐书》卷44《职官三》。

[28]《新唐书》卷48《百官三》。

[29]《隋书》卷78《杨伯丑传》。

[30](宋)李昉编:《太平广记》卷156引《逸史》。

[31]《元和郡县图志》卷13《河东道二·汾州》。

[32]《魏书》卷95《匈奴刘聪传》。

[33]崔鸿:《十六国春秋·前赵录》。

[34]兹据《太平广记》卷276“宗叔林”条引《搜神记》。

[35]《太平广记》卷493引《御史台记》也提到陕郡有獭咬鱼。

[36]《太平御览》卷937《鳞介部九》引《诗疏义》(按:疑即《诗义疏》)。

[37]《太平御览》卷936《鳞介部八》引《河洛记》。

[38](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二《城东》。

[39]《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

[40]分别见《全唐诗》卷453、卷46。

[41]《元和郡县图志》卷7《河南道三·亳州》。

[42]《元和郡县图志》卷9《河南道五·泗州》。

[43]《太平御览》卷937《鳞介部九》引《毛诗义疏》。

[44]《太平御览》卷937《鳞介部九》。

[45]《南史》卷28《褚裕之传附彦回传》。

[46]《新唐书》卷38《地理二》。

[47]《元和郡县图志》卷11《河南道七·曹州》。

[48]《太平御览》卷936《鳞介部八》引《广五行志》，又卷133引《闻奇录》作大鹤陂，事同。

[49]《太平广记》卷469“万顷陂”引《朝野佥载》。

[50]《元和郡县图志》卷10《河南道七·齐州》。

[51]《元和郡县图志》卷10《河南道六·兖州》;又参宋·王谠:《唐语林》卷5《补遗》。

[52]《元和郡县图志》卷11《河南道七》，分见《密州》、《莱州》。

[53](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之7“酒食”。

[54]《晋书》卷26《食货志》、《资治通鉴》卷80《晋纪二》“武帝咸宁四年”。

[55]《元和郡县志》卷16《河北道一·邢州》。

[56]《元和郡县志》卷19《河东道六·洺州》。

[57]《元和郡县图志》卷16《河北道一·相州》。

[58]《元和郡县图志》卷18《河北道三·沧州》。

[59]《太平广记》卷259“姜师度”引《朝野佥载》说:“唐姜师度好奇诡……于鲁城界内种稻置屯，穗蟹食尽。又差夫打蟹，苦之，歌曰:‘鲁地一种稻，一概被水沫，年年索蟹夫，百姓不可活。’”

[60]《元和郡县图志》卷18《河北道三·沧州》。

[61]该书前集卷之17《广动植之二·鳞介篇》。

[62]《晋书》卷51《束皙传》。

[63]《周书》卷35《裴侠传》。

[64]《新唐书》卷39《地理三》。

[65]《北齐书》卷4《文宣纪》。

[66]参见《资治通鉴》卷207《唐纪》二十三“则天后久视元年”。

[67](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卷中之下《品藻第九》注引石崇《金谷园诗叙》。

[68]《新唐书》卷39《地理三》。

[69]参该书第8、9两卷。

[70]该书《前集》卷之十七《广动植之二·鳞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