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史将给我们带来些什么_徘徊在人与自然之

时间:2020-01-29  栏目:百科知识  

环境史将给我们带来些什么_徘徊在人与自然之

环境史将给我们带来些什么

环境史作为一种新史学,具有美好而且宏大的学术愿景,对于这一点,如今已鲜有异议。近年中国环境史研究的迅速发展,显示它正逐步登上历史科学的正殿。我认为: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个崭新时代即将到来,环境史学是这个时代的主要标志之一,它将成为21世纪历史科学进一步开拓、发展的龙头。做出这个判断主要基于两点理由:一是全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严重生态环境危机给历史研究提出了强烈要求,在环境史这个领域,全球历史学者拥有更多超越种族、国家和文化之上的共同话语,因此它是一门深切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世界性学问;二是环境史以人与自然的历史关系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将自然因素视为与人类共舞的能动角色而不仅仅是布景和道具,从而改变了以往由人类独占的史学体系,与此前相继兴起的经济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相比,它开辟了一片更加辽阔而且神秘的新天地。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环境史将给历史研究带来些什么?对历史学者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中国历史学者是否已经准备好迎接“环境史学时代”的到来?关于这些问题,中外环境史学者已经陆续提出了不少富有启发性的高见,但在建构中国环境史学体系的过程中,我们仍需对这些问题进行更加深入和系统的思考。故不揣浅陋,结合近年的一些思考再作几点讨论。

一环境史从何而来

一般认为:“环境史”诞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尔后在英、德、澳等西方发达国家迅速发展,并影响世界其他的国家和地区。自1972年美国学者纳什首先使用“环境史”这个术语到现在不过四十年来年[1],欧美国家的环境史论著已经蔚为大观[2],在那里,环境史已卓然独立,形成专学。

一门新学科成立,需要进行系统的建设,并不只是做些相关研究就能形成专门之学。如果那样的话,中国环境史学至少可以上溯到司马迁,因为他不仅宣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己任,而且所著《太史公书》中至少有《河渠书》和《货殖列传》等可被列入环境史文献。西方环境史研究也不是陡然出现的。根据英国环境史学者J.Oosthoek的意见:其学术渊源和学科基础主要是生态学、地理学、考古学和人类学,生态学和跨学科方法后来成为环境史的两个重要特点。他谈到:20世纪初,地理学家强调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年鉴学派首先采用自然环境影响文明的历史观念,描述塑造人类历史的长期地理发展。“在现代环境史中,生态学观念用于分析过去的环境,地理学则用于探讨地球表面的持续变迁。”[3]人类学之所以影响环境史,乃因它较早关注生态条件之于生存方式的影响,将生态学应用于对人类文化的考察研究,20世纪前期产生了文化生态学,尔后又有人类生态学和生态人类学,在自然研究与社会研究之间架起了思想的桥梁。考古学之所以成为环境史的学术渊源之一,则因它很早就关注人类童年时代的生存环境,后来产生了环境考古学这个新的学科分支。但那些都不能构成我们今天所说的环境史学。某个方面的研究能否成为一种专门之学,需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一、是否拥有专门的研究领域和合理的学术架构?二、是否具有不同于其他学问的独特研究命题和学术诉求?三、是否拥有一套比较成熟的理论、方法和概念?四、是否具有一个比较稳定的专业化学术群体?此外还有一些其他附带条件,比如是否有了专门机构、课程和专业(研究与教学平台),是否拥有专门的学会和刊物(学术交流平台),等等。

对照上面这些条件,我认为:环境史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独立成“学”。最近四十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学者开展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他们不仅研究本国和本地区的环境史,而且关注亚洲、非洲和南美的环境史[4],乃至关注极地、海洋的环境史,其中亦有几位学者致力于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环境问题[5],出版了大量论著。与此同时,一些著名学者就环境史研究的对象、范围、方法和目标做了许多理论上的探讨,比如美国学者沃斯特(Donald Worster)、休斯(J.Donald Hughes),不仅身体力行地做了很多精彩的实证研究,而且不断求索环境史的理论和方法,后者的《什么是环境史》一书最近已由中国学者梅雪芹教授翻译出版。许多著名大学设立了专门机构,开设了专门课程。不少国家的环境史学者还成立了专业学会,出版了专业期刊。

环境史在西方不仅已经独立成“学”,而且正在逐步进入历史科学的主流。近十年来环境史论题在国际历史学科大会上的位置变化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在2000年奥斯陆召开的第19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环境史的新进展”首次被列为一个分组讨论问题,到了2005年悉尼第2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历史上的人和自然”(Humankind and Nature in History)则成为会议的第一个主题,与会学者专门讨论了“生态史:新理论和新方法”(Eco-history: New Theories and Approaches)、“自然灾害及其应对”(Natural Disasters and How They have been Dealt with)和“自然科学、历史和人类图像”(Natural Sciences,History and the Image of Humankind)等三个重要方面的问题[6]。基于环境史在全球迅速发展的形势,第一次世界环境史学大会(1st World Congress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WCEH 2009)亦于2009年8月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

相比之下,亚洲学者的环境史研究(指在“环境史”专门旗帜下的研究)起步晚,发展慢,在中国还只是刚刚开始。虽然早在80年代初,一些期刊中就已刊载带有“生态环境”词汇的史学论文,关于一些我们今天认为是“环境史”的问题,甚至早在20世纪前期就有考古学、历史地理学、农林生物史和气象史家发表了研究成果[7],但环境史作为一个专门领域受到重视却是在进入21世纪之后,直到最近几年渐成中国史研究中的热门课题[8]。就目前相当零散纷乱的情形来看,环境史在中国成长为一种“专门之学”仍尚待时日。近年来,不少学者呼吁建立中国环境史学,系统开展这个学科的建构已被提上了学科建设工作日程。

在此,我特意将环境史与其他领域涉及环境历史问题的研究分开[9],包含两个意图:

其一,我想指出:作为一种专门之学的“环境史”这个学科名词毋庸置疑是“舶来品”,近年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迅速发展,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是受了西方环境史学的影响,我们立意创建环境史学体系亦因国外已有先例,对此我们应当坦然承认。事实上,最近几年,由于一批世界史学者的艰苦努力,不少国外环境史学优秀论著被译介到中国,我们从中了解到西方环境史的新进展,在理论方法和问题意识等方面也受到了不少启发,建构中国的环境史学,无疑需要继续引进和吸收国外学者的优秀成果。

其二,我想说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学人综述所列举的那些“环境史”或“生态史”论著,其实主要是考古学、历史地理学、农林生物史、气象史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将其归纳为生态环境史研究自然并无不妥,无论就问题意识还是理论方法来说,它们都具有不可否认的“本土性”[10],可从中国史学自身发展的脉络中寻找出它们的学术渊源和发展轨迹,并非源出新舶来的“环境史”。另一方面,并且更重要的是,以往学者的相关研究是分别从不同学科立场出发的,学术指向各不相同,与在生态学理论指导下以系统揭示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历史关系为目标的环境史,仍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别。以往研究者,无论是考古学、历史地理学还是农林生物史学者,都没有将系统考察和解释人类与环境相互关系的历史作为主要学术目标,其研究选题、学术思路和技术方法都只着眼于本领域或本行业,因此他们对生态环境历史问题的考察显得零碎、分散,彼此互不关联,并不能整合为一种学术界域分明、结构层次清晰和具有内在逻辑性的“专门之学”———环境史。

基于上述的事实,我认为:构建中国环境史学,既不能停留于各个学科的分散研究,又不能漠视各学科领域研究者的相关成果;既需积极引进和学习国外相关理论方法,又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现成的环境史学范式,而是需要根据中国的历史实际和学术传统,在积极引进学习国外理论方法、充分继承本国学者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有系统地进行全新的学科设计,从而建立一个独立于原有史学分支之外并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学科体系。

我之所以强调环境史应是独立于其他史学分支之外的一种专门之学,并非刻意地想要“另立门户”,而是因为努力使之独立成学确实非常必要。只有独立成学,才能更好地围绕“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终极命题更有组织和系统地展开研究。

20世纪,当人们开始意识到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并着手向历史拷问它们的来龙去脉时,更多是带着一种惜今怀古的心情来做研究,这些研究是具体的同时也是分散的,人们期望通过对历史环境的回顾给当今环境问题诊脉求医。然而,过于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功利性,难免使研究结论表面化和简单化,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困境,而不能站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制高点上进行全面、深度的历史解析。虽然环境史学起步的现实背景是当代生态危机和环境保护运动,但为现实的环境问题把脉开方事实上并非历史学家的专长,亦非他们最主要的职责。换言之,环境史固然可以对解决当代环境问题有所贡献,但它不是一种对策性研究,其更加重要的任务,是从“人与自然”的历史关系中对人类的观念和行为重新进行深刻反思,说明作为地球生命世界的一个种群,人类在历史的进程中如何应对自然并且不断改变自己的处境、地位和角色?怎样对待自己赖以生息的环境,甚至从一个新的立场出发说明人究竟是什么?从哪里来?向何处去?这些任务显然并非不同学科中的零散、分散研究所能承担的。

如果说,历史学家最初是有感于现实环境问题对“环境的历史”产生了研究兴趣的话,那么到了今天,他们已经逐渐转向了对人类与自然协同演进关系的系统思考,于是便有了“环境史”这种既具有强烈现实关怀,又具有深刻历史哲学思考和生命价值追求的学术事业。对于这种转变,美国著名环境史家沃斯特曾有所阐述。他指出:“环境史是……基于道德目的而产生的,背后带有强烈的政治义务,但随着它的成熟,也成为一种学术事业,不是任何简单的或单一的道德或政治项目日程所推动的。它的基本目标已转变为加深我们对这样一些问题认识,即人类在时间过程中如何影响了他们的自然环境,反过来如何受到了环境的影响,以及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11]

二环境史究竟是什么

一旦开始构建“环境史”这样一个新的学科,我们就不得不首先回答这样一些问题:什么是环境史?它的学术主题是什么?理论基础是什么?与其他学科特别是其他史学分支是什么关系?

最早提出“环境史”的纳什在说明他的课程时说:“环境史应指人类与其全部生境的既往关系。这个定义代表历史学家撒出了一张最大的渔网,因为它超越了人类层面,包括了所有生命,最终包括了环境本身。我觉得环境史家应像生态学家那样思考整体、群落、相互关系和平衡。”[12]在这里,纳什表达了三层意见:其一,环境史是指人类与所在生境之间关系的历史,他使用“生境(habitat)”而不是“环境”,意味着所关注的“环境”是与人类生活发生了关联的那些部分;其二,环境史的对象不仅仅包括人,还包括其他生命乃至人类的整个生存环境;其三,环境史家采用生态学家那样的方式,思考人与环境的整体、生命群落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动态平衡。自纳什之后,众家学者不断试图对环境史进行定义[13],诸家论说的角度时或不同,表述亦存在分歧。我们不妨列出几种定义。

美国环境史学会的定义:“环境史是关于历史上人类与自然世界相互作用的跨学科研究,它试图理解自然如何给人类活动提供可能和设置限制,人们怎样改变其所栖居的生态系统,以及关于非人类世界的不同文化观念如何深刻地塑造各种信仰、价值观、经济、政治和文化。”[14]

著名的中国经济史和环境史学者伊懋可(Mark Elvin)的定义:“环境史被更精确的定义为,透过历史时间来研究特定的人类系统与其他自然系统间的界面。我们大部分以‘其他自然系统’来指气候、地形、岩石和土壤、水、植被、动物和微生物,或以另一种方式来说,在地球上或接近地球表面的生物地球化学的系统,这些系统生产和制造能量与人力可及的资源,并重新利用废物。”[15]

英国环境史家K.J.W.Oosthoek说:环境史的最常见定义是“环境史研究过去人类与环境之类的相互关系”。并指出:“要想研究人类与其周围世界的关系,我们必须试图理解两者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16]

美国环境史家沃斯特(Donald Worster)认为:环境史探讨“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17]。他将环境史的研究对象分解为三个层面:1.自然史或环境的过去。包括气候、地质、植物、动物、昆虫和微生物等;2.生产方式。包括技术、生业及其组织形式,如采集、狩猎、捕捞和放牧经济、灌溉经济和工业资本主义等;3.思想观念。包括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宗教、神话、哲学、科学,探讨:一种特定的文化如何理解自然世界?人类做出了什么样的选择?什么样的价值观和道德伦理引导他们做出这些选择?

美国环境史家休斯(J.Donald Hughes)曾在多种论著中反复讨论环境史的定义,最终形成了自己的系统看法,著成《什么是环境史》这样一部基础入门著作,梅雪芹将该书的基本思想归纳为如下几点:1.环境史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也是一门历史;2.这门历史的对象是自古至今与自然其余部分相关联的人类的生活、劳作和思考。它通过时间带来的变化,一方面研究自然因素对人类活动的影响,另一方面研究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3.这门历史的核心概念或概念单元是“生态过程”(Ecological Process),它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意味着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经历着不断的复杂的变化,时而转向,时而背离生态系统的平衡与可持续;4.这门历史的方法是将生态分析运用到历史研究之中,从而补充了已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历史分析形式;5.这门历史的宗旨是从与自然相关联的新视角重新探索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认识,以更好地把握人类及其历史的影响,从而为寻找环境问题的答案提供基本视角[18]

此外还有众多学者对环境史进行了各自的表述,不能一一引录[19]。大体来说,他们都是试图从环境史的研究对象、主题、目标和方法等方面进行归纳和概括。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环境史的理解愈来愈宽泛,涉及的方面和问题越来越多,先前的界定不断被打破,新的定义不断出现[20]。这一方面说明研究者的视野日益开阔,另一方面也说明采用罗列内容的方式无法为环境史圈定领地。环境史是一个极具开放性的领域,它所探讨的许多问题在若干相邻学科中同样受到重视,存在着许多重叠和交叉的内容,不能指望通过开列一份详细的问题清单来界定环境史。

那么,究竟什么是环境史?从各家的界说中我们可以找到若干共识,最重要的有以下几点:其一,环境史是历史学的一个新兴学科分支;其二,环境史探讨历史上人类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其三,环境史是一种跨学科研究。由于环境史研究的对象具有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亦由于它作为一个新兴学科尚需经历一个逐步拓展和提炼的过程,目前学者关于“什么是环境史”的表述都尚非定论,那些过于概括的表述难免显得抽象,而那些罗列式的表述则又有“以偏概全”之弊。其实,环境史家需要找到一个具有高度概括力和广泛包容性的概念来定义环境史。

通过学习众多学者的论述,结合个人的思考,我逐渐形成了以下基本观点。

一、环境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它既是历史学的一个新领域,更是历史认识的新视野和新方法。尽管就目前来看环境史似乎首先探讨的是历史自然环境问题,但运用新的思想方法,来认识人类这个拥有文化的特殊生物类群在历史上是如何与自然环境打交道并不断发展自己,却是更加重要的任务。

二、环境史坚持历史学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它的独特之处是以生态学作为主要的思想导引和分析工具,同时广泛吸收和采用其他学科知识、理论和技术成果,对相关历史问题开展跨学科的研究。

三、环境史将人类社会及其所依存的自然环境,视为一个相互作用、彼此因应的“生命共同体”,这个“生命共同体”以人类为主导,包括周遭环境中的众多生物和非生物因素。环境史致力于考察这个生命共同体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过程和生态机制。简要地说,它研究人类生态系统演进的历史。

四、环境史研究立足于人类与自然相互作用的界面,不仅考察人类作用下的自然环境变迁,而且考察自然影响和参与下的人类生存状态及其发展变化,着重揭示两者之间关系的历史演变。

五、环境史研究不仅要为解决人类所面临的环境问题提供经验教训,更要通过考察人与自然的历史关系来重新确定“人”在地球生物圈中的地位,进一步深刻理解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历史本质,检讨人类在认识自然环境、利用自然资源和应对环境威胁过程中所创造的全部知识、观念、行为、组织和制度,寻找人类与自然永久和谐的发展之路。

在苦苦思索的过程中,我从人类生态学和生态人类学中获得了一个重要概念———“人类生态系统”(Human Ecological System),从而提出自己的环境史定义:“环境史运用现代生态学思想理论并选用多学科方法来处理历史资料,考察一定时空条件下人类生态系统产生、成长和演变的过程。它将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视为一个互相依存的动态整体,致力于揭示两者之间双向互动(彼此作用、互相反馈)和协同演变的历史关系和动力机制。”[21]

根据上述基本观念和定义,我提出了环境史学的四点思想主张。

一是“生命中心论”。主张将生命关怀放在首位,既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亦不赞同极端“生态中心主义”。由人、其他生物及其生存环境中的诸多因素共同构成的生态系统演化过程及其动力机制,应作为环境史研究的主要导向。既具有生物属性、又具有社会和文化属性的人的生命活动是观察研究的重点。撇开人类生命活动来讨论环境的历史是没有意义的。

二是“生命共同体论”。主张人与周围世界中的其他生命形式是相互作用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人作为具有高度自觉意识的类群,通常发挥着主导作用。尽管彼此之间存在着各种矛盾与冲突,但总体来说是一种互相依存、彼此互利的共生关系。环境史研究需要特别关注这些关系。

三是“物质能量基础论”。主张将物质能量体系作为环境史学建构的主要起点之一。物质能量(食物、能源等)是可定量测度的指标,其生产、流动和转化不仅是人类生态系统存在和发展的前提,而且是衡量文明历史发展的主要尺度。人与自然的交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从开发、利用环境资源以获得基本生存资料起步的,由此出发,人类不断认识自然、适应环境,创造了各种生产方式、观念知识、社会组织乃至政治体制。

四是“因应—协同论”。主张用“因应”、“协同”来概括不断变化的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以修正简单、机械的因果律和决定论。认为:在人类生态系统中,一切因素和关系都是动态变化的,人类及其社会和文化与外部环境诸因素之间,在不同时间尺度、空间范围中存在着疏密不同、主次不定和极其复杂的彼此因应、协同演变关系。在因应自然变化的过程中,人类不仅努力突破环境的限制,发展了生命系统的能量支持体系,而且努力防御来自环境的威胁,发展了生命系统的防卫保障体系。

关于环境史研究的对象和内容,我认为:除了系统地考察自然环境的历史面貌外,尤应注重以下方面。

一、生命支持系统的历史———从维系人类社会的物质条件(特别是食物和能源)出发,考察人们如何为了谋取生活资料不断与自然交往,不同历史时代和环境条件下的社会文明具有怎样的食物及其他物质能量基础。

二、生命护卫系统的历史———从人类安全的角度出发,考察历史上的疾病、灾害乃至战争的生态环境根源,考察它们如何影响人类社会文明的历史进程,人类如何应对来自环境中的各种自然的、人为的或人与自然交相作用所造成的灾祸。

三、生态认知系统的历史———包括格物认知、伦理认知、宗教认知和诗性认知,涉及科学、宗教、民俗和审美等诸多方面,考察历史上人类关于自身与环境关系的认知方法和知识水平,考察有关思想、观念、经验和知识如何影响人们同环境进一步打交道。

四、生态—社会组织的历史———包括互相作用的两个方面:其一,人类如何通过一定的观念、知识、制度和技术,将各种生态资源组织起来,构成自身生存条件的一部分;其二,人类在适应环境、利用资源的过程中又是如何组织自己的群体,形成了怎样的体制和规范。

毋庸讳言,上述设想具有比较明显的社会—文化取向。它们一方面具有矫正以往环境史研究过分偏重自然、忽视人文社会的作用,另一方面亦是基于环境史研究的角色定位。人与环境的交往是基于一定文化的社会行为,从历史角度来看,“环境”既是客观的自然存在,同时也是“文化的建构”,人类环境是随着社会、文化发展而不断变化的,揭示两者间的关系正是历史学环境史研究的主要任务。

三环境史改变历史学

以“人类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的环境史,是历史学的一个新分支,这个新分支与以往的历史学有着很大的差别。那么,环境史新在何处?它将给历史学带来些什么新的东西?明确这些问题,对于这个新学科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不久前开办了“中国生态环境史学网”,这是目前中国唯一的一个全国性环境史专门学术网站。我们用四句话来概括环境史的学术旨趣,即“人类回归自然,自然进入历史,取百科之道术,求故实之新知。”以下对这四句话做些解释,并回答上述问题。

为了陈述方便,先解释第二句话“自然进入历史”。

历史学是一门十分古老的学问,但在过去的几千年中,它是一门“人类独尊”的学问,人类以外的事物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和关注,这不仅使得“其他物种的故事”几近空白,“人类的故事”亦因此变得残缺不全[22]。为了自己族类的生息和发展,人类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断与周围环境打交道,期间发生了许许多多的动人故事,但是这些故事在以往的历史叙述中一直模糊不清,原因在于史家通常只将人以外的自然环境(过去一般称之为“地理”)因素视为故事发生的背景、道具,而没有注意它们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更没有将它们视作参与历史故事的角色。新兴的环境史,就是要重点讲述人类与环境打交道的故事,以使“人类的故事”变得更加完整。总之,环境史与以往历史学的一个明显不同之处,乃在于它不仅讲述“人类的故事”,而且讲述“自然的故事”,包括其他物种乃至各种非生物因素的故事,凡地球生物圈中与人类活动发生过关联的事物,都将实实在在地进入历史叙述,是即所谓“自然进入历史”。

“自然进入历史”将给我们带来许多新的研究课题,使历史思维的空间得到大大拓宽,并显著改变历史叙事和编纂的方式。环境史家不仅在理论上承认,而且在实践中努力揭示各种非人类因素对人类演化及其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历史影响,说明人类之外的各种事物和现象作为能动因素(历史戏剧的演员而不是布景、道具)在历史进程中所扮演的实际角色。将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入手,通过微观、具体和实证的研究,讨论难以数计的问题,比如从某个特定时代、地域入手,亦可从经济、社会、文化的某个侧面入手,讨论气候、地势、地貌、河流、湖泊、土壤、植物、动物、矿物乃至某种微生物如何作用于人口行为、产业生计、饮食生活、健康疾病、居住休闲、行旅活动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组织、制度规范、宗教信仰、文学艺术,乃至两性关系、政治事件、战争动乱……反过来,揭示人类的各种观念、制度和行为方式,如何通过具体的实践活动对自然环境造成影响并使之不断发生改变,这些改变反过来又如何影响人类。从这个意义上说,环境史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历史研究领域。(www.guayunfan.com)

下面再解释第一句话“人类回归自然”。

“自然进入历史”并不意味着要用“自然”来取代“人类”在历史叙述中的位置。在“人类生态系统”这个概念中,人类及其行为(包括方式和结果)仍被置于主导地位———“环境”是通过“人”来界定的,它包括人的生存空间以及其中与人类相互影响、彼此作用的各种事物。人的创造物和经人改造加工过的自然事物也是环境的一部分。由于人口增长、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人类的劳动实践能力不断增强,历史上人类与环境互相影响、彼此作用的深度、广度和强度都处于持续变化之中,构成人类环境的空间范围不断扩大,影响人类的环境因素不断增多。另一方面,由于人类活动结果不断累积,环境的人工化色彩不断增强,人工环境不断替代纯自然环境。因此,“环境”乃是一个历时性概念,其外延是逐渐扩展的。

如果上述观点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我们所说的“环境”并不等同于“自然”,更不是以往历史学所理解的几乎静止不变的“自然背景”或“地理背景”。环境史亦不同于仅以非人类事物为研究对象的“自然史”(比如植物史、动物史、气候史、地球史等)。早先的环境史曾一度明显偏重于讲述非人类事物的故事,人则隐身在后,竟使一些人产生了是否应将环境史归属于历史学的疑问,这是一种严重偏颇。

固然,以往的“历史”是人类挥袖独舞,反映了人类的褊狭和自大。但如果环境史走向另一极端,竟将人类排除在外,历史将失去它的灵魂。我们强调:“环境史”中不能没有“人”,它还要继续讲述,甚至仍然主要讲述“人类的故事”,只是环境史家讲述历史,将采用与以往显然不同的立场和方式。在环境史所讲述的“人类的故事”中,人被重新进行定位。环境史家特别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自己的生物属性:人首先是一种生物,然后才是总统、公务员、工人、农民、科学家或者其他什么。

但人类又是一种特殊生物,因为他拥有文化,具有其他生物所不具备的文化属性。文化是人类得以凌驾于其他所有生物之上的独特而且超强的能力,它甚至使我们成功地摆脱了自然因素的许多束缚。但是,文化并不能使人类脱除生物属性,正是这种永不磨灭的生物属性(基本生存需要),决定人类虽然不断增强文化能力以适应、利用和改造生存环境,但自始至终都必须依存于环境,同其他生物一样受气候、土壤、光照、山川以及各种生物的影响和制约,只是所受影响和制约的程度和方式发生了变化。环境史在充分肯定人类的文化属性的同时,以其生物属性和生命需要为起点来讲述“人类的故事”,人类被视为地球生物圈和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人类历史发展被看作是一个生态过程,即“人类回归自然”。

因此,环境史既不仅仅是人的历史,也不仅仅是非人类事物的历史,而是以人类为主导、由人类及其环境中的众多事物(因素)共同塑造的历史。尽管环境史学者的个人研究可以侧重于“自然”或“社会”中的任一方面,但以“人类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的环境史作为一个学科,则应将“自然”和“社会”视为彼此依存和互相作用的统一整体。很显然,这样的历史,无论就学术指向、理论方法、话语体系,还是就编纂叙事方式来说,都不仅仅是一个专门史,更不仅仅是一些零散的研究课题,它是我们重新认识历史的一套新思维和新范式。

正因为如此,环境史明显有别于(超越了)以往的历史学:它不再简单地声称“历史是人的历史”,并且力图超越“自然”与“人类(社会、文化)”二元分离的传统思维模式,从一个更高的层面和一个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人类的过去,将人类及其所处环境视为互相依存的动态整体———人类生态系统,着重探讨系统内部众多因素相互作用、彼此影响、协同演进的历史关系、过程和动力机制。由此,无论就研究对象,还是思想方法上看,它给整个历史学带来重大的影响,不仅改变传统的历史叙事方式,而且带来全新的史学观念,很有可能引起一场深刻的史学革命。

第三句话“取百科之道术”。

所谓“取百科之道术”,是指环境史家必须广泛学习并积极采用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技术和方法。如前所言,环境史是一种以生态学为基础理论的跨学科研究,这是环境史家的一个共识。正是这一鲜明的跨学科特性,要求从事环境史研究必须具备若干特殊的条件。

首先是必须掌握生态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因为它是环境史研究的主要分析工具,也正因为如此,“环境史”又称“生态史”。事实上,从其理论基础而言,称之为“生态史”更加恰当[23]。对生态学缺乏必要的了解,不可能成为一位合格的环境史研究者,勉强论说作文,必定错话连篇,关于这一点,似乎无需多言。值得庆幸的是,生态学虽是从生物学中衍生发展起来的,但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它也是一门饶有趣味的科学,其系统综合的思想方法和广泛联系的观念,以及关于因子、种群、系统、结构和功能的论说,对于历史学者具有超乎寻常的启发性和方法论意义,比起其他自然科学理论,它更接近社会科学,也更让我们感到亲切和更易于心领神会。也许正因为如此,生态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不断结合,形成了许多交叉分支,比如文化生态学、人类(人口)生态学、经济生态学、社会生态学,等等。生态学的引入,无疑给历史问题的分析、研究带来了一种新的思想武器。

其次,开展跨学科的研究,必须具有多学科的知识贮备。虽然生态学本身就是一门具有知识综合与跨学科性质的学问,但普通生态学并不能给我们提供充足的多学科知识,环境史研究者必须根据课题需要不断扩充自然科学知识,否则将连基本史料都不能正确地解读,即使文字全懂也不能发现其中的问题,与“睁眼瞎子”没有什么区别,更不要说对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和解说了。

我之所以强调多学科的知识贮备,是因为它对环境史研究具有特殊的意义。众所周知,历史学原本就是一门包罗万象的学问,历史学者因此素以“博学”著称,但博杂而不专深亦是其严重不足,除了史料方面的知识和技能之外,似乎很难说历史学者有何专业特长。我们从事各类课题研究,时常不得不面对许多专业问题,尽管每个人都可根据兴趣阅读一些外专业的书籍,但终究不易“登堂入室”,难免要说些“外行话”并因此遭人诟病。只有少数绝顶聪明并且毅力过人的学者能够通过随时补课,不论碰到什么问题都似乎能说得“在行”。当我们进入环境史这个领域时,就更加感到惊惶失措了,因为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史学分支像环境史这样涉及如此众多的自然科学专业问题。一部比较综合的环境史著作,可能涉及气象学、植物学、动物学、农学、林学、化学、土壤学、地质学、水文学、矿物学、工程技术等众多学科的知识,缺乏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可能降低整个研究的可信度。面对各个方面的专业问题,任何一位博学通儒都会望洋兴叹。然而,相关专业知识是一项环境史研究课题的立论基础,如果未能掌握必要知识,研究出发点都有可能是错误的,整个工作亦将变得毫无意义。换言之,与一般历史研究相比,环境史研究在自然科学专业问题上犯错是更难以受到宽容的。最近几年出版的环境史论著颇为不少,但有些论著因作者并未掌握相关专业知识,不能正确解读文献中的环境历史信息,不免率尔猜度,强作说辞,甚至任意发挥,学术价值受到严重影响。

其三,环境史研究需要采用一种新的工作方式———与其他领域学者开展跨学科的密切交流与合作。由于环境史横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涵盖领域广大,涉及问题复杂,它给历史研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战,使历史学成为比以往更加困难的一门学问,决定环境史家必须采取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的研究途径。这意味着他们除了必须学习自然科学知识,还必须联络其他领域学者开展跨学科的合作研究,这不是一个口号,而是一种必需。从长远来看,环境史家还必须积极摸索新的人才培养方式,目前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显然不适应环境史学发展的需要。关于这些问题,东西方环境史研究的众多先行者已经有所论述,并进行了一些成功的尝试。有的甚至认为:“环境史很可能成为领导跨领域研究的实验室。”[24]

第四句话“求故实之新知”。

所谓“故实”,既包括过去未曾研究的那些史实,也包括那些已被反复探讨的史实。不论哪类史实,只要采用环境史的理论视野和研究方法进行探讨,都将带来新的认识。

由于以往历史研究对“自然”的关注严重不足,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环境史研究者在初始阶段都把注意力集中于历史上的气候、森林、野生动物、沙漠化和水土流失、河流湖泊、海岸变迁等自然方面的问题,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偏颇的。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的是,环境史作为一种新史学,并非刻意抛弃传统的史学理论、方法和命题,而是要将生态学理论方法引入历史研究,以强化对生态环境与人类活动相互关系的探讨,重新观察已被深入研究过的“人的历史”也是它的一个重要任务,包括许多长期争论的重大问题,亦将重新被讨论和解释。

比如考察某个时代和地域社会的历史,不应置当时、当地的山川形势、气候、水文、土壤、生物(特别是经济动物、植物)构成乃至矿产资源于不顾,因为社会在生产模式、饮食结构、服饰式样、居处方式、交通设施、疾病、灾害以及娱乐、信仰、知识等众多方面所呈现出来的时代和地方特色,都毫无疑问是根植于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一个时代和地域的环境及其变动,在社会、经济、文化乃至政治中也必然会有所反映。举例来说,一个地方的水资源环境,必然要影响当地的生产结构和生活习惯,迫使人们围绕水源控制管理和水旱灾害防治形成某些特殊的组织、制度和秩序,甚至进一步影响到当地民众的心态,形成某些特殊巫术、禁忌和神灵信仰。如果不充分揭示生态环境因素对经济生产、社会生活和文化习俗的能动作用,许多历史现象将无法得到圆融的解释。

换言之,与以往的历史研究相比,环境史将着重揭示社会现象的生物性质和自然基础,致力于寻找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社会因子与生态因子之间的历史联系。在环境史家眼中,纷繁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诸如衣、食、住、行、生产、消费、婚姻、生育、疾病、死亡、迁徙、社交、娱乐、战争,等等,以及因之所产生的技术、组织、结构、制度、规范、习俗、思想意识,并不单纯是“社会的”或者“文化的”,同时还是“生态的”,是在特定生态条件规约和环境因素参与下产生和发展的。家庭、宗族、村落、城邑等,既是社会的单元或聚落,同时也是大小不同的生态单位或系统。从终极意义上说,人类的全部历史就是一个文化与生态交互作用、彼此因应的过程。

正因为如此,许多以往长期争论的重大历史问题,比如中国南北文明进程的历史差异、胡汉民族的冲突与融合、周期性的社会动荡、都城和经济重心的转移[25]、水利与专制政体的关系[26]、封建社会长期延续、汉族向南方的成功扩张和向长城以北发展的阻滞,等等,亦都将成为环境史家重新考察的课题。环境史家有信心更全面地解说这些问题,提出更加令人信服的结论。美国学者休斯(J.Donald Hughes)说:环境史“这门历史的方法是将生态分析运用到历史研究之中,从而补充了已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历史分析形式”[27]。中国环境史研究不能抛开以往的史学命题,而是应当积极地切入这些命题,并采用新的分析形式进行新的探讨。我们坚信:这种新的分析形式,不仅可以提供特殊的历史观察视角,而且具有更加强大的历史解释力。

总之,环境史不只是研究过去不受重视的“自然的历史”,它还要重新考察以往已经研究过的“人的历史”。环境史将通过对人类作用下的自然、自然影响下的人类进行全面考察,不断丰富和深化我们的历史认识,并改变现有的历史知识体系。

〔原载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编:《新世纪南开社会史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

【注释】

[1]Roderick Nash,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ew Teaching Frontier,Th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41,No.3(Aug.,1972),pp.362~372,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关于西方环境史学,中国学者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陆续介绍。继台湾学者曾华璧之后,大陆学者侯文蕙、包茂宏、梅雪芹、高国荣等均曾撰文介绍西方的环境史研究及其发展动态,并做了不少文献译介工作,为我们提供了相当丰富的学术信息。

[3]Jan.Oosthoek,What is Environmental History?摘自环境史资源网www.eh-resources.org/environmental_history.html。

[4]具体情形,可参阅:J.R.MCNEILL,Observation on the Nature and Cultur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History and Theory,Theme Issue 42(December 2003),5~43.

[5]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澳大利亚著名中国经济史和环境史家Mark Elvin(伊懋可),他在多年前即开始了系统的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其中包括对洱海、巢湖、杭州湾、近代结核病与环境等问题的专门研究。伊氏曾与台湾学者刘翠溶合作主编会议论文集———《积渐所止: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上、下册),由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2000年出版中文版,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版(Sediments of Time: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in Chinese History,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与中文版所收论文略有不同),在中西方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最近,伊懋可又以《大象的退却:中国环境史》(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2004.)为题,对中国环境史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

[6]关于这次会议的详细报道,可参见姜芃等:《第2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纪实》,《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4期;王晴佳:《文明比较、区域研究和全球化———第2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所见之史学研究新潮》,《山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7]对此,已有多位研究者进行了综述。笔者《中国生态史学的思想框架和研究理路》一文也作了简要介绍,可以参阅,拙文刊于《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 期(已收入本书)。

[8]《光明日报》理论部、《学术月刊》编辑部联合发布“2006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评选结果,列有“环境史研究异军突起”;2007年的十大学术热点中又列有“对‘生态文明’的多元解读”,与环境史研究相关。

[9]此前,梅雪芹已经提出了区分“环境的历史”和“环境史”的主张,见梅氏:《从环境的历史到环境史———关于环境史研究的一种认识》,《学术研究》2006年第9期。

[10]笔者这里使用“本土性”一词意在说明:目前这些研究不论问题意识还是研究方法,都主要从属于国内原有诸学科领域的研究,而非导源于最近从国外传入的环境史学。

[11]Donald Worster,The Ends of the Earth,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290.

[12]Roderick Nash,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ew Teaching Frontier,Th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41,No.3(Aug.,1972),pp.362~372,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3]有关方面的情况,可参阅包茂宏:《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高国荣:《美国环境史学研究综述》,中华文史网2004年9月22日发布;高国荣:《什么是环境史》,《郑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14]Environmental history is the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of human interactionswith the natural world over time.It seeks to understand how nature enables and sets limits for human actions; how peoplemodify the ecosystems they inhabit; and how different cultural conceptionsof the nonhuman world profoundly shape beliefs,values,economies,politics and cultures.转自美国丹佛大学网www.du.edu/specpro/html/americansociety.htm 01/22/01。

[15]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上)伊懋可所作《导论》,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2000年印刷出版。

[16]Themost common definition ofenvironmental history is as follows: environmentalhistory is study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umansand the environment in the past.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humans and the surrounding world,wemust try to understand how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works.引自环境史资源网www.eh-resources.org/environmental_history.html。

[17]Donald Worster,“Appendix: 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in Donald Worster,ed.,The Ends of the Earth: 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292.

[18]梅雪芹:《什么是环境史》译者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19]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高国荣:《什么是环境史》一文(《郑州大学学报》2005年1 期)所提供的线索。

[20]西方学者的看法,请参阅包茂宏:《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

[21]王利华:《生态环境史的学术界域与学科定位》,《学术研究》2007年第5期(已收入本书)。

[22]伊懋可在《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的《导论》中告诉我们:环境史不仅讲述“人类的故事”,而且要讲述“其他物种的故事”。

[23]由于“环境史”已经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术语,我们不妨接受这个现实。值得注意的是,2005年在悉尼召开的第20届世界历史科学大会,将“历史上的人和自然”(Humankind and Nature in History)列为会议的第一个主题,其中第一个重要专题是“生态史:新理论和新方法”(Eco-history: New Theories and Approaches)。其采用“Eco-history”而不是“Environmental history”一词,我认为这是非常合理的。

[24]刘翠溶:《中国环境史研究刍议》,《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2期。

[25]例如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2003 年)一书就比较全面地讨论了气候、水文、植被、土壤变化对唐宋时期经济重心南移的影响。

[26]众所周知,早在20世纪前期,魏特夫就开始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在《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他系统地论述了自己的观点,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特例。毋庸讳言,魏特夫的政治用心是难以令人接受的,学术观点也存在严重错误,中国学者曾进行了严厉批判。但他将治水和水资源控制、管理与专制主义制度联系起来进行系统探讨,在研究思路上仍具有一定的开创性和启发性。关于中国史学界对魏特夫观点的批判,请参阅李祖德、陈启能主编:《评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27]参见J·唐纳德·休斯著,梅雪芹译:《什么是环境史》译者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