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一个生态社会

11．3　建设一个生态社会

社会生态学认为，“生态重建与社会重建是不可分割的”。^[17]它要求创建生态共同体和使用生态技术来建立与非人类自然之间创造性的互动关系。布克钦指出：“社会生态学不仅要要求重建道德，而且最重要的是，它要求以生态学的方式重建社会。”^[18]社会生态学的根本价值目标是寻求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精神文化观念的生态化，建设一个生态社会，从根本上制止人类生态环境的恶化，协调“第一自然”与“第二自然”的关系，实现真正“自由的自然”。

11．3．1　超越资本主义经济法则，创造生态经济

在社会生态学看来，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在于社会内部，特别是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和追求利润无限增长的内在冲动。珍妮特·拜赫在《社会生态学的伦理辩证法》中指出：“资本主义试图将非人类的自然当作稀有资源加以工具化，它甚至想把人仅仅作为劳动工具而工具化。”^[19]约耳卡沃也在《激进生态学的联姻》中尖锐指出：“我们的社会规则是资本家制定的。在积聚财富的欲望的支配下，资产阶级贪婪地攫取能量和资源，无休止地制造垃圾，毫无疑问这些都是造成生态危机的原因。但是，资本家只能按照最大限度地追求利益的规则行事，否则就会被其他遵守这一规则的人所淘汰。由于对自然的开采是获取利益的来源，所以资本家对自然的掠夺程度必然会不断加剧。”^[20]

布克钦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如何依照“要么增长，要么死亡”的法则运作，最终必然愈来愈严重地损毁自然环境，造成生态灾难的现实，作了极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分析。

布克钦认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是完全以销售和利润为目的的生产。正如等级和阶级的社会结构获得它们自身的动力且渗透到社会的很多领域，市场也开始获得它自己的生命力——挣脱地域的限制，向辽阔的大陆拓展。商品交换主要地不再是满足适度需要的手段，同业公会对它的管理、道德和宗教对它的约束也都瘫痪了。它不仅积极鼓励技术创新以增加产品的产量，而且生产着人们的需要；在这些需要中，很多都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这极大地促进了消费和技术发展。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发端于意大利北部，后在17、18世纪的英国进入全盛时期，它迅速地扫除了市场拓展的所有文化的和社会的障碍。到18世纪后期、19世纪初期，新的工业资产阶级开始以他们的生产体系和致力于无限扩张的精神在全世界开拓殖民地，并最终侵占了大部分的个人生活空间。不像珍爱其土地和城堡的封建贵族，资产阶级没有家，只有市场和他们的银行金库。作为一个阶级，他们使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地区成为一个不断扩大的工厂车间。古代和中世纪的企业家通常积累他们的利润用于土地的投资，像乡间贵族那样生活——因为当时有一种偏见，认为经商所得是“以不正当手段获得”的财富。与此相反，现代社会的工业资本家造就了激烈竞争的市场，而市场又极力刺激工业扩张及其冲动力，使得扩张本身似乎成了一个目的。

社会生态学中的一个关键认识是，工业发展不只是由于文化观念的变化而产生的，至少不是由于科学理性对社会的影响而产生的。它最主要的是产生于完全客观的因素，这些客观因素被市场扩张本身糅合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游离于道德考量之外，并且不受道德感召力的影响。布克钦指出：“尽管资本主义发展与技术创新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如果承认可以用野兽般的竞争来描述资本主义市场的话，那么它最强有力的规则就是寻求增长，避免被无情的竞争对手挤垮和兼并。过度的欲望或财富的竞争力看似重要，但生存所绝对需要的是，扩大和革新生产设备以保证领先于其他企业家，并尽力兼并他们。对于生命的法则——生存，它的关键是扩张和攫取更多的利润，而利润又被用于投资以推动下一轮的扩张。进步的内涵在过去被我们的祖先认为是对人类的合作和关心必将发展到更高水平的一种信念，而现在它显然等同于经济增长了。”^[21]

布克钦认为，许多用心良苦的生态学专家尽力把生态危机看作文化危机而非社会的问题，他们的努力很容易混淆人们的视线。严峻的事实是，不管一个企业家如何关心生态环境，正是市场中的生存竞争迫使他放弃任何为生态环境考虑的倾向。“保持行为的生态合理性，使一个讲道德的企业家在与对手的竞争关系中处于明显的劣势，甚至可能被置于死地，特别是当对手缺乏生态意识，因而可以降低生产成本、获得更高利润以用于资本的进一步扩张时更是如此。”^[22]

在社会生态学看来，保护环境的运动和思想意识只是对我们的反生态社会中的“邪恶”进行道德教化，它所强调的是改变个人的生活方式和态度。就此而言，这些运动和思想意识使人们忽视了全社会行动的必要。公司很擅长利用这种愿望为自己建立一种关心生态环境的形象。例如，梅塞德斯—奔驰公司（Mercedes‐Benz）在一份两页纸的广告中以一幅旧石器时代山洞墙壁上的野牛画作装饰，并在该广告上宣称，“通过把环境主题纳入新产品计划，我们一定会致力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这种欺骗性的广告词在作为西欧最大的污染源之一的德国比比皆是。在美国，广告同样是为己谋利的工具；一些最主要的污染者虚伪地声明：对于他们“每天都是地球日”。

社会生态学并非认为强调道德和精神上的转变没有意义或没有必要，但现代资本主义在结构上是与道德无关的，因而对于道德诉求无动于衷。布克钦分析道：“现代市场的巨轮有它自己的规则。无论谁处于驾驶者的位置或谁夺取了它的手把，都不能改变它的规则。它遵循的路线不依赖于道德因素，而是依赖于智力无法控制的规律，即供求关系、要么发展要么死亡、要么兼并要么被兼并的规律。”^[23]像“公事公办”（business is business）这样的格言明确地告诉我们，伦理的、宗教的、心理的、情绪的因素在生产、利润和增长这些非个人的领域完全没有位置。认为我们能够从这个毫无人性的实利主义社会剥除它的客观特征，或者认为我们能够消灭它难以容忍的事实而不是对之进行改革，完全是误导人的。

社会生态学认为，一个以“要么增长，要么死亡”为基础并将其作为普遍规则的社会必然会对生态产生破坏性的影响。因为扩张的驱力产生于市场竞争，所以即便目前的人口减少到当前总数的一小部分，也不会产生多大的改变。在这个范围里，因为企业家要生存就必须不断发展，所以，鼓励人们盲目消费的媒体就被动员起来——提高人们购买商品的欲望，而不考虑是否真的需要这些商品。这样，拥有两三件功能相同的工具和电子机械装置、两三部汽车等，在公众的头脑里就成为“绝对必要的”了，人们变得难以满足。

“软”技术（“softer”technologies）产生于竞争激烈的市场，它的使用也不能改变资本主义走向毁灭性的后果。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不是以自身独立的力量破坏地球；它催生了一种现象，即永远扩张的市场体系。这一市场体系根植于历史上一个最基本的社会变革——等级和阶级的精致体系变革为基于交换而非互补、互助的分配体系。资本主义经济的反生态特性，无论使用怎样的技术，都不能改变它“走向毁灭的后果”。

社会生态学主张批判和超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创造新型的生态经济，建设社会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将通过普遍的生态价值观念和对共同生活的责任来管理。资本主义大众社会中典型的为消费而消费在生态共同体中将不复存在。约翰·克拉克指出：“生态共同体的财富是一种真正的社会财富。这种财富通过美观的环境、有教育意义的劳动、创造性的活动、融洽的人际关系和对非人类自然的欣赏等形式来大量增长。”^[24]未来生态共同体将会是富足的。

11．3．2　超越传统等级制权力结构，建立生态民主和生态政治

社会生态学认为，生态社会的理想图景只有在现实的政治中得到体现才有价值。它所追求建立的生态共同体组织是为了满足人类作为社会性存在的自我实现的需求、为了人和整个自然和睦相处而建立起来的。这种政治观点要求公共机构是精简的、权力分散的、无等级的，是建立在直接民主政治基础上的。克拉克指出，社会生态学在政治上“长远的目标是用生态共同体的联邦，即通过真正的生态民主来取代资本主义和中央经济统制的等级机构”。^[25]

在社会生态学中，“政治”不是指“政治家”的治国艺术，即由这些被选举或挑选出来的代表制定政策来作为社会生活和公共事务管理的指导方针，而是指一种民主制度，包括由公民大会制定政策，受到委托和严格监督的协调者委员会进行管理，没有遵守市民大会决议的协调者很可能会被罢免。社会生态学要在生态政治的基础上建立“生态共同体联邦”，具体地体现它的生态民主。

布克钦认为，生态民主的特征是权力分散。权力如果不被分散，就永远属于精英阶层。权力应该通过直接民主分散给那些既作为独立人也作为社会人而被授权的人，他们是自由的个体，但要对公民机构负责。

在现代政治生活中，公民身份的完整真实性已经开始衰减，它的消失标志着人类发展中一个无法避免的损失。公民身份在今天经常是指国家赋予的只有空洞形式的合法地位，但在传统意义上，它意味着以道德为导向的终身教育和参与公共事务。它也意味着从属于共同体利益的那种教养，即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或者更确切地说，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一致，个人利益通过公共利益才能实现。

在生态共同体中，财产将被平均分配。它不属于生产者（“工人”）或所有者（“资本家”），而是属于共同体本身。在一个由“人民公社”（Commune of communes）组成的生态社会中，财产在根本上既不属于私人生产者，也不属于民族国家。从社会生态学的立场来看，财产“利益”如果由相互冲突和难以管理的不同部分构成时就不能重组，因而不能适应特殊的环境。他们应该被划归自治区所有，而不是国有化或私有化。这样，工人、农民、自由职业者等不再是作为职业集团或社会阶层的成员，而是以公民的身份经营自治区的财产。社会生态学提出的公社思想至少可以造就一代新人。对于这些个人来说，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不可分割，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不可分割，政治利益与社会利益不可分割。

布克钦认为，建立生态政治和生态民主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完成。“但在最终，它们能独立地从根本上消除人对人的统治，从而解决日益严重的、威胁生物圈存在的生态问题。这些彻底且显著的社会变革是极其必要的，忽视这一点就是放任我们的生态问题不断加重，以至于失去解决它们的任何契机。任何忽视生态问题对生物圈的影响的做法，任何想要个别地解决生态问题的企图，都将导致灾难的来临，都将产生一种必然的趋势——盛行于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反生态社会盲目地冲击生物圈，最终不可避免地带来大毁灭的结局。”^[26]尽管社会生态学的政治改革思想带有一定的无政府主义和“乌托邦”的色彩，但它倡导一种保护生态平衡的“生态政治”与“生态民主”，关注社会政治运作与生物圈的生态稳定相协调的新理念，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建设性的启示。

11．3．3　认识人类活动的本质，促进科学技术生态化

社会生态学认为，富有生命力的大自然和人本身的和谐关系，乃是人类和社会发展的一切进步形式的真正具有普遍历史意义的基础。恢复和发展原初就有的、本质上的生态和谐，发展人的潜能，是科学技术和一切人类知识的伟大使命。

马尔科维奇提出：“人必须依靠大自然的力量自己建造智力圈。”他认为，“大自然在为有生命的机体——地球生物圈建成一个家以后，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它现在只能在人类认识、尊重和利用自然规律方面帮助人类”。^[27]人类的这种前景和全新的使命标志着整个生态关系史的重大转折，它应当贯穿一切思想，贯穿科学技术生态化的过程。社会生态学是一门必须保持科学技术正面特点的科学。它要利用客观世界的科学知识，达到一种广泛的知识层次，这一层次的科学负有的使命是使当前灾难性的生态关系能协调一致地成为相互抱有善意的一种联系。这种联系将产生两个亚系统——社会和生物圈在生态圈范围内的自我发展和相互发展，并由社会将生态圈逐步转变为智力圈。

社会生态学认为，人创造了否定自然生命形式的技术，对技术的利用导致了对生命的否定。技术和生态之间的冲突源于人本身。人作为自然界有生命的东西，从本质上说，同其他自然界的东西处在和谐关系之中。他作为技术的创造者和利用者，也创造了总体生态灾难的威胁。人正是通过其创造的工业，也创造了生态危机。现代工业社会把自己的发展建立在滥用自然资源上，我们所盲目追求的现代工业社会的破坏性也正在于此。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政策。因此，“必须用生态收益原则，即力求维护保障地球上人类生存的生态平衡原则，来取代利润利益率原则”。因为生命本身才是最重要的理由。这个原则决定着科学技术必须走向生态化过程的本质特点。^[28]

在一些社会生态学家看来，西方所创造的现代形式的科学，其宗旨是“征服自然”并从中取得最大利益，因而陷入了历史的危机。西方的工业技术文明本质上不同于东方的和欧亚大陆的传统文明，前者重视物质的、原子论的、消费的、技术化的无生命的自然，让人和其他有生命的自然从属于它以及它的主人。摆脱这一灾难的出路在于人类改变自己社会生态体系的组织类型，恢复东方和欧亚大陆各种文化所创造的、自古就有的、本质上是与大自然进行良性交流的体系。用马尔科维奇的话说，“必须让社会改革和新的工业发展观念把工业技术的参与作为文明发展的组成部分”。

社会生态学认为，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人的知识与生态圈的和谐，是其品质体系的和谐，也是其整个社会生态关系的和谐，是通往消除灾难和过渡到崭新的、具有个性的、合于生态平衡的、具有创造性进步水平的途径。“对生物圈进行调控是科学的新职能，它可以将科学推上一个崭新的层次，这一层次最好名之曰：活的知识。”^[29]

11．3．4　以自我超越的伦理精神走向“自由的自然”

社会生态学向整个统治秩序本身挑战，试图推翻决定着非人类自然和人类自然之间关系的等级和阶级体系。同时，它试图通过深入社会结构的层面，找到诸如“统治自然”思想的主观原因，转变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来矫正人类社会对自然界的生态破坏。它认为，建设一个生态社会，需要建立一种人类在自然界中的责任感，发扬“补偿伦理”精神，促进社会（“第二自然”）与自然（“第一自然”）良性互动、互为补益，走向“自由的自然”。

克拉克认为，人类在自然中的责任产生于它和整个生态体系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产生于它特有的品质，即它是迄今为止在地球上自我实现的进化中出现的得到最充分发展的部分。“我们要通过自我发展来遵从于自然的进化。承担我们作为‘被赋予自我意识的自然’所意味的责任，我们就能够扭转当前的反进化和生物灭绝趋势，就能够投身于大自然和社会的进化过程中去。”^[30]

布克钦为社会生态学提出了一种“补偿伦理”作为核心道德价值理念。这种“补偿伦理”要求人类在延续生物圈的完整性中发挥支柱作用，因为人类至少在潜能上是自然进化中最具有意识的产物。在进化过程中发挥创造力，这确实是人类的道德责任。他说：“社会学强调，具体的社会制度必须包含补偿伦理，并赋予其整体性目标和人类责任——作为有意识、有道德的代理人在物种互相影响中的责任。补偿伦理通过生命形式的多样性寻求进化过程的多姿多彩。”^[31]

社会生态学认识到这样一个客观事实，即生命的未来命运依赖于社会的未来。它认为，无论在第一自然还是第二自然中，进化的过程仍然在继续。第一自然和第二自然两个领域并不是互相分离的，以至于我们必须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即或者由于“生物中心主义”的光环而选择自然进化，或者由于我们现已了解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光环而选择社会进化，并以此作为建立一种独创性的生物圈的基础。布克钦指出：“我们必须超越自然的进化和社会进化，吸取两者的最大优势，走向两者的结合。这一新的综合体在创造性和自我意识方面胜过第一自然和第二自然，因而是‘自由的自然’。在‘自由的自然’中，人类以其最大的才能，即以道德判断力、前所未有的抽象能力和卓越的交流能力干预自然的进化。”^[32]

社会生态学认为，在社会与自然共同走向“自由的自然”这一历史过程中，自由社会的改造有赖于个人层面的革新。社会生态学将自我视为“理智、激情和想象”的统一体，它肯定多维度的自我是追求的理想。差异性的方面不受压抑，兼容并蓄地发展。自我被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且是一个持续不断自我转变、自我超越的整体。在生态社会中，一方面尊重每个人的独特性，承认个性，每个人都追求符合他自身本性的善。自我实现的本质是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整个自然界之间建立辩证统一关系。在生态社会中，人类富有诗意的想象力、人的生命、人的身躯，为和谐的生活、团体、共同体、民族的成就而联合行动、工作和建设。

社会生态学的目标是重建自我、重建人类社会、建设生态社会。尽管目前社会生态学的理论在国内外学术界充满争议，并且它的思想还在发展过程中，但它提出的应当从社会内部寻找生态危机的思想，自然辩证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主张“第二自然”与“第一自然”协调发展，建设一个生态社会的理念，无疑是有创意的，给人以启迪的。假如我们能打破长期以来所习以为常的思想定势，以开放的文化视野加以审视，必定能从中汲取一些有价值的思想养料。

【注释】

[1]Murray Bookchin，“What Is Social Ecology？”See Michael E．Zimmerman（ed．），Environmental Philosophy，Prentice Hall，Inc．，1993，p．354．

[2]Murray Bookchin，“What Is Social Ecology？”See Michael E．Zimmerman（ed．），Environmental Philosophy，Prentice Hall，Inc．，1993，p．354．

[3]Murray Bookchin，“What Is Social Ecology？”See Michael E．Zimmerman（ed．），Environmental Philosophy，Prentice Hall，Inc．，1993，p．253．

[4]P．雅诺夫斯基，K．舍林：《评Π．马尔科维奇的〈社会生态学〉》，载《国外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

[5]同上。

[6]P．雅诺夫斯基、K．舍林：《评Π．马尔科维奇的〈社会生态学〉》，载《国外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

[7]Murray Bookchin，“What Is Social Ecology？”See Michael E．Zimmerman（ed．），Environmental Philosophy，Prentice Hall，Inc．，1993，p．355．

[8]Murray Bookchin，“What Is Social Ecology？”See Michael E．Zimmerman（ed．），Environmental Philosophy，Prentice Hall，Inc．，1993，p．355．

[9]Murray Bookchin，“Ecology and Revolutionary”，New Directions in Libertarian Thought（Sept．，1964）．

[10]John Clark，“Introduction of Social Ecology”，See Michael E．Zimmerman（ed．），Environmental Philosophy，Prentice Hall，Inc．，1993，p．345．

[11]John Clark，“Introduction of Social Ecology，”See Michael E．Zimmerman（ed．），Environmental Philosophy，Prentice Hall，Inc．，1993，p．349．

[12]Marray Bookchin，“What Is Social Ecology？”See Michael E．Zimmerman（ed．），Environmental Philosophy，Prentice Hall，Inc．，1993，pp．356-359．

[13]Marray Bookchin，“What Is Social Ecology？”See Michael E．Zimmerman（ed．），Environmental Philosophy，Prentice Hall，Inc．，1993，p．359．

[14]Marray Bookchin，“What Is Social Ecology？”See Michael E．Zimmerman（ed．），Environmental Philosophy，Prentice Hall，Inc．，1993，p．361．

[15]Marray Bookchin，“What Is Social Ecology？”See Michael E．Zimmerman（ed．），Environmental Philosophy，Prentice Hall，Inc．，1993，p．365．

[16]Marray Bookchin，“What Is Social Ecology？”See Michael E．Zimmerman（ed．），Environmental Philosophy，Prentice Hall，Inc．，1993，p．366．

[17]John Clark，“Introduction of Social Ecology”，See Michael E．Zimmerman（ed．），Environmental Philosophy，Prentice Hall，Inc．，1993，p．350．

[18]Murray Bookchin，“What Is Social Ecology？”See Michael E．Zimmerman（ed．），Environmental Philosophy，Prentice Hall，Inc．，1993，p．370．

[19]Michael E．Zimmerman（ed．），Environmental Philosophy，Prentice Hall，Inc．，1993，p．317．

[20]Michael E．Zimmerman（ed．），Environmental Philosophy，Prentice Hall，Inc．，1993，p．406．

[21]Murray Bookchin，“What Is Social Ecology？”See Michael E．Zimmerman（ed．），Environmental Philosophy，Prentice Hall，Inc．，1993，p．367．

[22]Murray Bookchin，“What Is Social Ecology？”See Michael E．Zimmerman（ed．），Environmental Philosophy，Prentice Hall，Inc．，1993，p．367．

[23]Murray Bookchin，“What Is Social Ecology？”See Michael E．Zimmerman（ed．），Environmental Philosophy，Prentice Hall，Inc．，1993，p．369．

[24]John Clark，“Introduction of Social Ecology”，See Michael E．Zimmerman（ed．），Environmental Philosophy，Prentice Hall，Inc．，1993，p．349．

[25]John Clark，“Introduction of Social Ecology”，See Michael E．Zimmerman（ed．），Environmental Philosophy，Prentice Hall，Inc．，1993，p．350．

[26]John Clark，“Introduction of Social Ecology”，See Michael E．Zimmerman（ed．），Environmental Philosophy，Prentice Hall，Inc．，1993，p．372．

[27]马尔科维奇：《社会生态学》，参见P．雅诺夫斯基、K．舍林：《评Π．马尔科维奇的〈社会生态学〉》，载《国外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

[28]同上。

[29]马尔科维奇：《社会生态学》，参见P．雅诺夫斯基、K．舍林：《评Π．马尔科维奇的〈社会生态学〉》，载《国外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

[30]John Clark，“Introduction of Social Ecology”，See Michael E．Zimmerman（ed．），Environmental Philosophy，Prentice Hall，Inc．，1993，p．349．

[31]Murray Bookchin，“What Is Social Ecology？”See Michael E．Zimmerman（ed．），Environmental Philosophy，Prentice Hall，Inc．，1993，p．369．

[32]Murray Bookchin，“What Is Social Ecology？”See Michael E．Zimmerman（ed．），Environmental Philosophy，Prentice Hall，Inc．，1993，p．3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