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思想及对环境承载力的认识

第一节　人口思想及对环境承载力的认识

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关系，这是关于人类文明发展的重大问题。特别是在当今世界，一方面气候异常变化，环境污染现象十分严重；另一方面，人口规模十分庞大，人口与环境的关系以及如何使这类关系的演变符合客观规律，这个问题显得尤其重要。从古至今，社会各类人士不断探索、研究人口与环境的关系，提出了很多观念，其中一些理念在人类发展史上曾产生了不同的重大影响。在中国古代社会，一些哲人贤者在距今2000多年前就表述了很有特色的人口与环境关系的思想。近代社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深刻地揭示了人口与环境关系的实质，阐述了在今天依然闪烁着睿智光芒的理论，而且这些理论的核心内容对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都有指导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没有专门论述社会人口与自然环境的著作，然而，他们提出的相关理念深刻而精辟，迄今依然充满睿智。

大自然千变万化，天有不测风云；人们的劳动生产、家庭活动有很大的自由度，各国都有一些特色，似乎难以统一。因此缘由，社会人口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充满了变数，难以用简单的条文概述。然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高屋建瓴，首先论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客观事实，揭示了事物的本质特征。一方面，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明确指出：“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互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文字不多，形象生动。恩格斯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他说：“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属于自然界”^[2]。另一方面，马克思还赞扬了人类进行“劳动这种生命活动”的伟大意义，“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3]。自然创造人，人又改变自然，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实质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还更加注重从社会历史的发展中论述这类关系，从而使思辨的表述更加深刻。因为，自然环境虽然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前提，但是，人类通过社会化的生产组织和长期创新劳动，才使地球上出现了农田、楼宇、公路等辉煌的文明图景。立足于这个立场，马克思明确指出：“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自己的人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4]赞扬人的创造力，关心科学技术进步，科学地开发自然等，这些就是马克思提出命题的根本原因。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还深刻地分析了社会生产力与自然和历史的关系，并明确指出，因为，人们周围的自然界“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经存在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5]。因此，自然界与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说到底就是人的物质生产过程。所以，人口诸如数量、质量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便是一种社会历史性的关系，而且，这是一种变动着的关系，因为历史本身就如同河流一样不停地奔腾、变化。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还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以一定数量的人口为前提，而人口规模与经济生产密切相关。对于这种关系，恩格斯深刻地阐述了一个理念：“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6]目前世界人口总量已经突破70亿人大关，而“两种生产”的思想对于解决庞大规模的人口带来的一些问题很有启示，它们主要包括粮食供给、环境保护、社会福利、卫生保健等。

依据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社会发展决定于社会生产方式，人口增长不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人口增长不能说明社会面貌和社会制度变革的原因。相反，人口发展也要由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来说明。但是，人口增长对社会发展有促进或延缓的作用。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既反对人口决定社会性质、决定社会面貌的资产阶级观点，同时也反对忽视人口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形而上学观点。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还认为，人口现象本质上属于社会现象，人口的发展变化过程是以人的生理条件和其他自然条件为基础的社会过程，人口规律是受生产方式制约的社会规律。生产方式对人口的运动、发展和变化起决定性作用，社会生产方式决定人口的增殖条件和生存条件。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作用的人口规律。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反对离开社会制度、离开生产方式抽象地解释和说明人口现象，反对把人口规律说成是永恒不变的自然规律。人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作为生产者，人能创造社会财富；作为消费者，人需要消费社会财富。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有这种两重作用，这是正确认识人口与社会经济相互关系的出发点。

撮要言之，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十分丰富，对于在当前亟须处理复杂的人口与自然环境问题之际，这个理论的指导意义十分明显。

二、中国人口思想发展史

中国历史悠久，历朝学者们提出了很多人口发展的理论，其中有一些堪称精华的理念，这些思想传承了千年直至今日。

（一）中国传统人口思想

中国传统的人口思想贯穿于各种哲学、政治和文化之中，而且这种人口思想极其丰富，它们主要包括增殖人口观、适度人口增长和限制人口增长等理论。同时，中国传统人口思想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那些学说不仅多强调人口为立国之本，而且阐明人口众寡乃是衡量君主是否德政和国家是否繁荣的标志。

增殖人口的思想源自于农耕经济，前文曾简单阐述了中国先秦时期的“铁犁牛耕”作业情况，这种传统的且在中国长期存在的耕作制度需要大量的人口。因为，有了人就有了劳动力，他们就能耕作，国家就可以增加税赋、增加兵源和增强国力。当时社会战争相对频繁，战乱致使大量人口死亡，战乱又使田地沦为荒漠，所以增殖人口的思想关乎国家的兴衰和生存。先秦时期“人口增殖”思想常常表现为儒家学派倡导的“孝”的理念，这种理念鼓励人们追求子孙繁衍。孟子曾明确地提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7]，这不仅仅是一种大量增加人口的观念，也在实际上极大地推动了社会人口增殖。增殖人口的思想和行为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生产力相适应的。一方面，那时候人口总量较少，环境承载能力相对充足；另一方面，战争比较频繁，人口死亡率很高。人口增殖思想与行为具有深远的影响，其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

随着社会的发展，诸侯争霸，资源相对扩张的需求使得资源呈现出稀缺性，自然灾难引起大范围内的饥荒、疾病，人们不得不考虑人口与环境的相互协调。商鞅（约公元前390～公元前338年）是战国中期的著名政治家、先秦法家代表人物，他就提出了适度人口增长的思想。他认为，人口与土地的数量应该保持平衡，当人多地少的时候要大力开垦土地，人少地多时要增加人口。他还计算出“先王制土分民之律”，即可耕地与人口数量具有一定比例的关系，方圆百里土地可容纳居住五万耕作的农夫^[8]。战国时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子（约公元前280～公元前233年）根据当时人口数量增长、社会财富不足与人民生活贫困的社会状态，提出了“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的思想^[9]。为解决这类矛盾，韩非子提出了发展生产、增加财富与减少人口的“适度人口”思想。不过，他也提出为了减少人口甚至可溺杀女婴的观点，这是非常错误的。综合而论，适度人口思想的提出使人们正确地认识了人口增长与环境承载能力之间的相互协调关系，指出了人口发展要与自然环境相适应的观念。

封建社会后期，中国人口逐渐增多，反对人口过快增长的思想盛行。清代翰林院编修洪亮吉（1746～1808年）是个有名气的经学家、文学家，他明确提出要注意人口增殖带来的社会压力。洪亮吉生活的时代正是清朝“乾嘉盛世”时期人口迅速增长的年代，中国人口总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据史书记载，清代顺治八年至十八年（1651～1661年）人口不过1亿人左右，到乾隆五十年至五十六年（1785～1791年）却猛增至3亿人，131年间增长率约200%。^[10]面对急剧增长的人口，洪亮吉曾写过《治平篇》，在这篇文章中，他计算说，户口“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但是，田地、房屋“亦不过增一倍而止矣……”他认为解决的办法，一是“田地调剂法”，即任凭水旱疾病天灾减少人口；二是“君相调剂法”，即由统治者采取措施，例如，鼓励开荒、移民，限制兼并，实行减税、救济与发展生产等^[11]。洪亮吉对解决人口问题的前景持悲观态度，这是基于清代人口快速增长、社会问题比较突出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其比后来西方社会的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出版要早。这就说明，人口增长对环境的压力是世界范围内的一个共性问题，因而，人口的发展必须与环境相适应。

（二）中国近现代人口思想

中国近现代人口思想泛指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那些基本观点和主张大都围绕着人口过剩问题来分析，探讨它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关系，并且寻求解决的根本途径。

清末人口日多，特别是浮民、惰民日增，于是，学者龚自珍（1792～1841年）认为这是“衰世”的表现，因为，浮民众多是社会动乱的原因。中国人口学家、经济学家陈长蘅（1888～1987年）于1928年出版了《中国人口论》，他在书中强调：“吾国今日之黑暗现象，多以贫字为胚胎。我国同胞贫穷之原因甚多，生育太繁，乃其最大原因，故迟婚减育，实救贫最要之一术也。”^[12]他提出缓解人口压力的根本途径在于须提倡比欧美各国更加健全和彻底、以节育和优生为内容的“生育革命”。这一革命须由国家干预，并通过各专门机构宣传优生知识，推广不悖人道、不伤身体、普遍实用的“自然节育法”。这种思想是封建士大夫为维护封建统治而提出的，他们把国家的残弱归咎于浮民、惰民，而不从体制和官僚腐朽方面进行改革，仅仅归因于人口众多和素质不高，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不过，他们提出了控制人口的思想，无疑，这种理念对社会的发展具有进步的意义。

19世纪末，世界范围内的人口增长迅速，其引起世界范围内对人口压力的大探讨，西方和国内部分学者也对中国众多的人口提出了种种非议。也就在这个时代，一批中国革命的先驱者登上了历史舞台。梁启超（1873～1929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也是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梁启超注重提高人口质量，反对早婚。他明确表示：“吾以为今日之中国，欲改良群治，其必自禁早婚的。”^[13]他从五个方面进行分析，具体说明早婚对提高人口质量的危害。辛亥革命的伟大领袖孙中山（1866～1925年）十分关注中国人口状况，提出了“移民拾荒，合理分布人口”的思想。他还主张通过“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来解决民生问题，用于国家增强政治力与经济力，振兴中华^[14]。这些中国历史人物深入地研究了当时国家的状况，由此而提出的一些人口思想十分宝贵^[15]。学习前辈深刻的思想理念，对于今日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新中国成立之后，如何指导社会民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乃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首要任务。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教育学家、人口学家马寅初（1882～1982年）经过深思熟虑，率先提出了一个论点，即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人口增长过快的问题。他于1957年发表了《新人口论》，旗帜鲜明地阐述了基本的人口思想：中国人口繁殖太快，人口多、资金少，已经影响了工业化的进程，也影响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应该控制人口。马寅初的主要观点如下：第一，掌握人口数据是制定政策的关键。客观地估计中国人口的增长情况，这是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领域。第二，人口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矛盾。人口增长过快，引起了五个方面的矛盾。它们是，人口与资金积累、人口与劳动生产率、人口与工业原料、人口与生活水平以及人口与科学事业。第三，解决人口问题的建议。他指出，一是要进行新的人口普查；二是要大力宣传，修改婚姻法，实行晚婚、少生孩子等政策；三是在节育的方法上，主张避孕，反对人工流产。1957年底，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被打成“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他本人与他的思想均遭到错误的批判。改革开放之后，马寅初的理念受到了人们的赞扬，中国的人口研究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兴了。遵循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基本原则，1979年6月，马寅初以及他的《新人口论》得到公开平反。几年之后，北京大学又为这位学者树立起一尊铜像。

三、西方人口思想

西方学者在研究人口问题时往往重视人口与社会经济的联系，同时，除了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视角外，他们还从其他不同角度，比如身体、心理、环境等角度对人口问题进行了纵横交错的深入分析，从而形成了人口思想的两大特点，即经济色彩和视角的多元化。

早期重商主义、重农学派和古典经济学派，他们是对西方国家经济发展影响很深的学术流派，他们分别论述了自己的人口经济思想。重商主义和重农学派都强调人口与财富增长之间的关系，重点从流通领域论述了人口增长对财富积累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性。重商主义者认为，人口是国家劳动力的重要来源，又是进行武力掠夺、殖民扩张的兵源。因此，他们主张增加人口，限制人口外流，同时鼓励外国人口，特别是引导有熟练手艺和有科学技术的人才移入本国。古典学派经济学家分析了经济变量与人口之间的关系，他们主要是经济增长、收入、工资、地租等^[16]。西方社会早期人口经济思想有不少真知灼见，但是也有一些糟粕，需要区别对待。

例如，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年）的人口思想在早期工业化初期的西方社会有不小的影响力，他于1798年出版的《人口学原理》是一个典型代表。马尔萨斯提出，人有食、色两个需求，从而产生两种级数。人口成几何级数增加，生活资料成算数级数增加。他由此得出了三个结论：一是人口必然受生活资料所限制；二是生活资料增长必然使人口增长；三是人口增长必然会使抑制人口增长的三种力量出现，从而使之与生活资料保持平衡，这三种力量（即三种抑制）就是道德、贫困、饥饿与罪恶（包括战争与瘟疫）。最后，马尔萨斯得出结论：贫困是自然规律所致，无法克服；贫困与罪恶也是自然规律造成的；人的情欲是必然的，只有私有制才能提高道德与节制生育等。马尔萨斯人口思想虽然有一些独到见解，但是其总体基调是错误的。

目前阐述与研究人口理论，目的是要在促进社会文明发展高度上协调统一，即人口、社会与自然的均衡关系得到完善，以此为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提供良好的人口与环境条件。

四、人口与环境承载力

由于人口增长和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口问题已经构成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巨大压力并正在产生严重的后果。出于对人类自身发展前途和命运的关心，不同领域的研究人员和社会工作者对人口、自然资源与环境问题进行了越来越多的探讨，正是这方面的研究不断拓展着人类研究的视野，而且人们研究的重点正从传统人口经济学向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转变。这种转变是人类进步的体现。

人口问题研究的重点之一是自然环境承载力，主要指自然资源，例如，新鲜空气、水、食物及矿产资源等，要计算清楚，这些自然资源最多能供养多少人口？20世纪末以来，由于人口爆炸所带来的自然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就业等问题不断尖锐化，人们对“地球到底能养活多少人”这类问题持续关注。20世纪中叶以来，学者们提出不少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

一是以新马尔萨斯主义为代表的极限论观点，也称悲观论观点。极限论是20世纪初以马尔萨斯作为典型而提出来的，后来不少学者继承和发展了这一理论。1972年，非正式的国际协会罗马俱乐部（The Club of Rome）公开发表了《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该书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丹尼斯·梅多斯（Dennis L.Meadows，1942年～）主笔。梅多斯等人的分析试图说明：由于人口按照指数增长，引起了对粮食需求的指数增长，同时经济增长，主要是工业产量的指数增长，它们引起了不可再生资源消耗率的指数增长，而上述这些因素的指数增长又导致环境污染也按指数增长。这样，人类不需要经过太长的时间就可能达到“危机水平”。他们甚至认为，早在2100年到来之前，人类社会将要“崩溃”，“世界末日”将要来临。

二是乐观论观点。乐观论是20世纪60年代产生的，其代表人物是美国经济组织决策管理大师赫伯特·亚历山大·西蒙（Herbert Alexander Simon，1916～2001年），他是197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还有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威廉·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1902～1998年），他于1979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些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大师们认为，地球的可利用率是无限的，关键是科学技术与创造发明。由于技术进步，产业活动将主要是自动化的，许多产品将更加耐用，能源利用将更有效，同时，生物技术将有重大突破。这样，人们将有较多的时间用于娱乐、个人发展和环境保护，目前出现的环境问题、不平等问题、地区差异矛盾、贫困问题都能得到解决。他们认为，通过努力持续地致力于改善人的生活，每一代人应当将一个生产力更加发达的世界移交给下一代。

较之悲观的“零增长”理论，乐观主义者关于发展的必要性的论述显得更加理性。乐观主义者将人视作“最后的资源”，高度评价技术进步在克服环境、资源制约方面的作用。但是，他们也低估了全球环境污染可能造成的长期危害，这是乐观主义理论的薄弱环节之一。后来的学者综合乐观主义关于发展的主张与资源环境论者对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的关注，从而逐渐地形成了理性的可持续发展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