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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政治伦理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时间:2022-09-30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核心江泽民继承和发扬毛泽东、邓小平政治伦理思想,高度重视国家富强与民族振兴问题,十分强调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性,并视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伦理建设之目的。江泽民政治伦理思想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目的,继续推进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伦理的发展和创新。

一、江泽民政治伦理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1989年6月后,江泽民开始走上中国政治舞台的领导岗位,历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在领导中国的改革和建设中,江泽民政治伦理思想逐渐形成、发展和成熟。

(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新时期政治伦理建设之鹄的

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毛泽东领导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了中国政治民主开天辟地的新变化,建构了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中国化发展的第一形态。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邓小平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创了正确的道路。

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核心江泽民继承和发扬毛泽东、邓小平政治伦理思想,高度重视国家富强与民族振兴问题,十分强调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性,并视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伦理建设之目的。他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说:“我们党必须坚定地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党的庄严使命。”[1]

首先,加快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根本保证。邓小平对时代主题作了深刻把握,他认为和平和发展是时代的两大主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面对国际形势的新变化,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发展不仅依然是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更是当代中国所有问题中的核心问题。江泽民继承和深化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把它作为中国经济政治发展的战略任务。“发展是硬道理,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要靠自己的发展。增强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生活;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保持稳定局面;顶住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压力,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从根本上摆脱经济落后状况,跻身于世界现代化国家之林,都离不开发展。”[2]因此,“发展是硬道理,这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战略思想。对这个问题,不仅要从经济上看,而且要从政治上看”[3]。江泽民高度重视发展问题,他说:“能不能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赢得主动、赢得优势的关键所在。”[4]只有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其次,加快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关键。把发展问题同党的历史使命紧密相连,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紧密相连,这是江泽民政治伦理思想的理论创新和理论贡献。一方面,江泽民认为发展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关键。“党的先进性是具体的、历史的,必须放到推动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中去考察,放到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奋斗中去考察。”[5]不能领导中国社会实现全面发展,党的先进性就无法体现,党的执政地位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党的前途和命运就处于危险的境地,因为“我们党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发展中大国领导人们进行现代化建设,能不能解决好发展问题,直接关系人心向背、事业兴衰”。所以“党要承担起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必须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6]另一方面,江泽民认为,发展才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要求。江泽民说:“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关键在发展;解决人们的思想认识问题,说服那些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坚定人们对社会主义和祖国未来前途的信念与信心,最终要靠发展。”[7]因此,发展既是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前提,也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

总之,把握了发展的问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能由可能成为现实。江泽民政治伦理思想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目的,继续推进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伦理的发展和创新。

(二)政治伦理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内在关联

其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形成了政治发展的直接动力,促进着政治伦理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作为政治上层建筑基础的经济体制以及社会生产力都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形成了政治发展的直接动力。无论是农村包工包产到组的责任制,到包产包工到户的责任制,最后到全面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还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到城市经济体制的综合改革,到多层次、多形式、多方位的对外开放,最后到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战略目标的提出,都标志着我国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和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物质经济的发展,是整个社会进步的根基,是社会各方面发展包括政治文明发展的前提基础和发展动力。经济基础的重大发展无疑会促进上层建筑的巨大发展,物质文明的提升必然推动着精神文明的进步,为新时期政治民主建设提出了更高、更远的要求,政治与伦理价值的渗透更为紧密、更为深刻。

其二,在当今激烈的国际竞争下,经济发展已经远非仅仅是局限于经济的范围,而不可避免地涉及政治发展领域的问题,为政治伦理的发展提出了广阔的发展背景和时代场域。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和政治是辩证统一关系,二者既有严格区别,又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密不可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基本原理主要有:(1)经济是基础,经济决定政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2)政治相对独立,但归根到底是为经济服务的;(3)政治反作用于经济,指导经济发展的方向,保证经济健康发展;(4)政治对于经济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5)政治作用于经济的最终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任何社会的政治,就其性质而言,都是由该社会的经济关系和经济制度决定的。特定阶级或社会集团的政治活动,归根结底是为了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经济利益的根本对立必然集中表现为政治斗争。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所揭示的一个事实就是:政治领域本身并不产生利益,政治利益乃至政治活动本身是由其他的社会利益和社会活动转化而来的。当各个社会领域中的问题、矛盾,在本领域内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问题和矛盾就会向政治领域集中,在政治领域中寻求最终的解决。正因为如此,政治伦理建设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出现的各种问题的化解作用就是不言而喻的。

其三,经济与政治能否实现良性互动,是一个社会制度是否具有优越性的具体表现。现代社会,经济和政治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政治必须在经济的推动下才能得以发展,经济的发展同样也必须得到政治的支撑才能得到推动。对此,邓小平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8]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紧密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与完善,以及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进步,政治发展的任务必然随之产生。根据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发展的道路和模式,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伦理发展观,是当代政治理论研究的重要任务。

(三)“政治文明”思想的提出:江泽民的政治伦理思想逐步走向成熟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到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是江泽民政治伦理思想由形成、发展到成熟的阶段。政治文明思想的提出标志着江泽民的政治伦理思想逐步走向成熟。

江泽民政治伦理思想的发展成熟有四个突出的特点:

其一,高度重视民主政治建设。江泽民同志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高度重视民主政治建设。在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的基础上,研究新的时代特点,根据中国的国情进行理论创新,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任务,将民主政治建设理论全面系统地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结合改革发展新的实践,着力进行制度创新,把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其二,对社会主义民主有新的更深刻的理解。在江泽民看来,社会主义民主应该是大多数人享有的最广泛的民主、最科学的民主、最好的民主。“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社会结构发生深刻的变化,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社会主义民主的阶级内涵已经不同于过去,需要在理论和政策上反映新的实际。既要保障各阶级、阶层的政治民主权利,又要维护他们各自的经济权利和实际利益,促进全体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前所未有的民主课题。”[9]江泽民审时度势,认为社会主义不但要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还必须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他坚定地主张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根据本国社会制度、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现实的国情,建设比资本主义更高、更广泛的民主制度。他深刻地认识到政治体制要更好地适应经济基础、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须进行改革创新,建立更完善的民主制度。

其三,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我国的经济制度、社会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经济体制改革也难以顺利前进。江泽民同志坚持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更加系统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和主张。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作出了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一系列重大部署,除了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作了重要部署之外,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提出了新的明确的目标:(1)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战略布局上,提出要把握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使机构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相适应;(2)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性质和方向上,提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人民民主,健全国家法制,改革政府机构,改革领导制度和干部制度,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3)在政治体制改革总的任务和目标上,提出坚持完善基本政治制度,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干部制度和国家机构,建立健全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制度,大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各方面积极性,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江泽民所作的“十五大”报告,被看作是“中国第三代领导集体带领人民迈向新世纪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

其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逐渐上升到战略的高度。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02年11月8日至14日在北京召开,在大会上,江泽民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伟大战略任务,以此为标志,江泽民的政治伦理思想逐步走向成熟。

马克思于1844年在《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中曾提出了“政治文明”概念。[10]列宁于1920年有了“民主文明”、“政治文化”的提法。[11]“政治文明”概念的普遍使用在中国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直到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才将“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并列使用,并强调要实现物质、政治、精神的协调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和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政权条件下的新型政治文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

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十六大报告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确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为实现这一重要目标,必须深刻理解政治文明的深刻内涵和重大意义;必须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地统一起来;必须坚持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必须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使其现代化和民主化;必须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实现整个社会运行机制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的需要。只有根据经济文化发展和人民日益增长的民主要求,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才能保持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生机和活力。江泽民政治伦理思想的产生、发展和完善,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伦理的体系化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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