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作为最高认识对象的实体的学说在近代哲学中的地位

哲学认识论上所说的认识对象，从广义上看也就是哲学的对象，哲学的对象是和哲学的特殊性质联系在一起的。在16—18世纪的欧洲哲学史上，哲学并未完全摆脱传统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性质，当时的哲学的对象也就是形而上学的对象。“形而上学”(metaphysics)这个词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以及在从它以来的传统哲学中，指的就是关于存在或一般存在的学问，包括“宇宙论”，即关于存在的结构或世界上事物的联系方式的学说，以及“宇宙演化论”，即关于事物的形成方式和过程的学说。在古希腊的早期，虽没有用“本体论”或“形而上学”等名词，但就其实质看，米利都学派以及赫拉克利特、恩培多克勒、阿那克萨哥拉、德谟克利特等探讨世界的始基或本原的哲学家有的侧重于比较纯粹的“本体论”问题，有的则侧重于“宇宙论”或“宇宙演化论”的问题。这些问题作为形而上学的问题在以后的希腊罗马哲学中分别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而到了中世纪则全部归于神学的领域，其核心是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上帝就是存在本身，因为存在者不能既存在又不存在，因此，作为第一条不可证明的原理，就是“存在者是第一个无条件地被感觉到的东西”。^[1]上帝存在成为当时的哲学家在认识这个世界时都不得不接受的绝对前提，上帝成为最高的或唯一的绝对存在的实体，世界万物都是由上帝创造，从上帝派生并依赖于上帝的。

从古代希腊到中世纪，除了少数“怀疑论派”哲学之外，哲学主要就是形而上学。而这种形而上学的内容无论怎样变化，它所标志的始终是关于世界统一性的图像，或者说形而上学所建立的都是一种宇宙统一的理论，哲学家们正是用这一套理论来说明宇宙的本体结构、变化与形成过程的。这种理论本身无论多么幼稚和荒谬，但它使人们建立起一种信念，即世界是统一的、可知的。这种信念在古希腊哲学家那里是一种“直接的直观的结果”，因为“自然界还被当作一个整体而从总的方面来观察”。^[2]在中世纪，这种信念则是出于神学的需要。神学必须断言上帝和宇宙是人的心灵所能把握的，而且经院哲学家也正是以这一点为基础进行论证的，任何怀疑和不可知论的倾向都是对神学的亵渎和不敬。丹皮尔在其《科学史》中说，中世纪“关于神与世界是人可了解的假设，也使得西欧聪明才智之士产生了一种即使是不自觉的也是十分可贵的信心，即相信自然界是有规律的和一致的;没有这种信心，就不会有人去进行科学研究了”^[3]。

近代开始，实体范畴成为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争论的焦点之一，其所以如此是和哲学家们开始摆脱神学的桎梏，从自己的理性出发对这种信心提出怀疑并进行追根索源的探究密切相关的。宗教一旦诉诸理性的法庭，本身就宣告了自己的破产。除去神学的神秘帷幕，在哲学家面前的实体到底意味着什么呢?难道真有这样的实体和这种实体真能为人所认识吗?以独断形式坚持世界可知性的哲学家和由于诉诸经验而在本质上具有怀疑这种可知性的倾向的哲学家在到底什么是认识对象上的争论，既会导致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否定，也同时孕育着新的形而上学理论，它所反映的是人类思维的一个必经阶段。

近代哲学一开始，哲学家们虽然仍相信世界是有规律的和可知的，但这种相信与中世纪的相信是不同的，因为“阿奎那及其同时代人和亚里士多德一样，以为实在的世界是可以通过感官觉察出来的:这个世界是色、声、热的世界;是美、善、真，或其反面丑、恶、假的世界。在伽利略的分析下，色、声、热化为单纯的感觉，实在的世界只不过是运动中的物质微粒而已，表面上同美、善、真或其反面毫无关系。于是，破天荒第一次出现了认识论的难题:一个非物质的、无展延的心灵何以能了解运动着的物质”。^[4]问题一开始不在于能否了解，因为从伽利略到牛顿，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幅崭新的数学—力学的世界图景，这幅图景告诉我们世界是可以用定量和机械规律来加以把握的。因此早期的经验主义哲学家和理性主义哲学家也都相信是可以了解的，问题只在于这种了解是如何发生的。

从古代希腊起，人们就相信假如理解世界就是使世界能被思维所理解，那么，被理解的事物(即世界)的本性就被认为是类似于理解世界者的本性，或者说类似于它(在思维中)如何得到理解的方式。因为同类物只能作用于同类物。^[5]这样一种同类物只能作用于同类物的传统观念再加上“无中不能生有”、“事必有因”等一系列格言，就似乎构成了一些不证自明的公理。但现在，理性本身起来向这样一些公理挑战了:看起来似乎完全不同类的两种存在事实上是有联系的。这就使近代哲学一开始不得不把认识论问题提到首位。

当近代哲学家开始从认识论的角度思考实体问题时，本身就表明它所涉及的应该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而不再是单纯的“存在”或“实在”自身的问题。只有到这个时候，哲学才摆脱了它的原始的朴素性，使传统的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之外所建立的关于存在的学说转化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本身;存在，不论是在人的思维之外并且不依赖于人的思维的存在，还是指在思维之中的存在，总不能离开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来加以把握。这也就说明本体论与认识论是不能割裂开来的。

但在当时，旧的形而上学观念这种历史包袱对某些理性主义哲学家来说还是非常沉重的，他们大都依然企图在思维与存在即精神与物质之外再找到一个更高的东西，并把这个东西视为标志物质与精神相统一的最高实体。他们是通过对概念本身的思辨来完成这一点的;他们以为一个关于最完满的东西的概念本身就必然包含存在，因此这最高的实体也就必然存在。这种证明依然无非是重复着中世纪以来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

而另一些哲学家则在思维与存在的对立面前表现得无能为力:存在着的世界是具有广延性和坚实性的运动着的物质微粒(霍布斯、伽森狄、洛克心目中的自然界本身都是无声、无味、无色的)，思维是如何认识它们的呢?常识、经验、感觉和理性发生着矛盾。无论是否认精神实体还是否认物质实体，无论是通过把一种存在机械地归结为另一种存在或宣布两者均不可知来取消形而上学，看来都无法消除感性和理性之间的矛盾。W.瓦托夫斯基说:“表现和基础性的实在之间、感官所感知的东西和理性所理解的东西之间的鲜明区别，表现出感性和理性、观察和理论之间的冲突，这差不多就是整部科学史的特点。^[6]同样，这也是这一时期的经验派哲学家和理性派哲学家在思维与存在的对立中所表现出来的突出特点。

然而大多数哲学家们都认为必须维护理性的权威，维护世界可知的结论。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出路是说明思维与存在具有同一性。

早期的、唯物主义的经验派哲学家是想通过把感性和理性统一起来的方法来实现这一点的。他们认为，物质世界虽然与精神世界不同质，但物质世界可以通过人的感觉而为人所知。感觉是沟通存在与思维的桥梁。“严肃地直接从感觉出发，通过循序渐进和很好地建立起来的实验进程，努力为人的理智开辟和建筑一条道路”^[7]，这就是经验派的创始人培根的信念。感觉的可靠为理性的可靠奠定了基础。其所以必须如此，就在于一切知识都是从感官的原始知觉开始的，没有感觉，自然和人这两个王国就无法沟通。在确立了感觉的可信和作为一切知识的基础之后，第二步就是把感觉与理性思维再统一起来，也就是要把感觉中的个别上升为理性所把握的一般。经验主义的第一个创始人培根认为他的工作目的就是在经验能力与理性能力之间永远建立真正合法的婚姻。他认为这两种能力更密切和更纯粹的结合，就能使思维把握住自然界中的“形式”，而“熟悉形式的人也就能够在极不相同的实体中抓住自然的统一性”。^[8]因此，从培根开始，经验主义哲学家或者把实体就看作是作为感觉对象的物体(霍布斯)，或者认为那个真正具有形而上学意义的作为支撑物的实体肯定存在，但不可知(洛克)，或者根本否认物质实体(巴克莱)乃至一切实体观念的实在性(休谟)，他们的重点集中在观念性的一般能否反映客观实在这样一个比较纯粹的认识论问题上。在他们看来，如果形式(培根)、定义(霍布斯)、一般或抽象观念(洛克)这些理性通过对感觉的归纳(培根)、分析(霍布斯)和抽象(洛克)后获得的共相能够与外物或外部规律相契合的话，思维与存在也就是同一的。但共相既然只是人的理性通过对感觉的加工后获得的一般观念，那它就只是人的心灵的产物;到底外界有无“一般事物”存在，心灵中的作为观念的一般能否与客观外界的“一般”相契合，这都是他们当时或者没有想到，或者想到了而难以解决的问题。^[9]但哲学有它自身的逻辑力量，到巴克莱和休谟，经验主义的哲学立场不得不另起炉灶，重新考虑思维与存在到底有无同一性的问题。而决定着他们走到这一步的，归根结底还是作为最高认识对象的实体到底存在不存在和能否认识的问题，而这一点又恰好是经验派哲学从感觉出发所无法回答的。

在理性派哲学家那里，思维与存在是先验地被设定为同一的。他们有一个理论依据，即“清楚明白”或“不矛盾”不但是最基本的逻辑原理，而且也是本体论上证明存在的基础。真理必须是不矛盾的;既然事物的真理只能靠理性思维才能得到，因此，只要理性思维不矛盾，事物本身也就是不矛盾的，就是说，不能既是又不是，或既存在又不存在。^[10]因此，如W.瓦托夫斯基所说，在理性主义哲学家看来，“能够认识世界是可理解的或合乎理性的那种理性，就是构成这种可理解性的同一种理性。认识和被认识的东西是相同的”。^[11]这就是他们所认为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是建立在实体范畴之上的，作为世界统一性的基础的最高实体必然存在是他们的逻辑前提。但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却是通过不同的途径把这个前提肯定下来的。

笛卡尔哲学的逻辑起点是认识论或他自己所谓的“方法谈”。他要为最高实体的存在找到一种认识论的根据，但这就使他面临经验派哲学家都会面临的同样问题，即用什么来保证心灵中关于最高实体的观念具有实在的本质呢?他自己说:“上帝一方面把这些规律建立在自然之中，一方面又把它们的概念印入我们的心灵之中，所以我们对此充分反省之后，便绝不会怀疑这些规律之为世界上所存在、所发生的一切事物所遵守。”^[12]这种解释除了在知识的起源上坚持了天赋观念外，其余就是培根思想的复制^[13]，并没有为上帝存在本身提供一个“清楚明白”的逻辑证明，对于这一点，下面还要谈到。斯宾诺莎是从笛卡尔所无法得出的结论出发的，他不需要给实体去寻找任何哪怕是认识论上的根据;他直接肯定了唯一实体的存在，使实体存在本身成为一个简单直观的事实。这就避免了笛卡尔那样从心灵中的观念“推论”出上帝存在，而成为独断形式的唯物主义一元论。莱布尼茨已经不像斯宾诺莎那样从独断地肯定世界统一性出发，他的世界统一的框架“倒是像一种假设”(黑格尔语)。他首先从多元实体出发，然后经过一系列逻辑论证，最后在他所创导的“充足理由律”的帮助下，使上帝存在的“假设”得到了“证明”。理性主义哲学发展到莱布尼茨，最高实体存在作为他们的共同前提已经不是预先需要证明，而是在描述了单子的性质之后所不得不承认的。

无论他们的学说有怎样的不同，贯串于从笛卡尔到莱布尼茨哲学始终的有一个最基本的矛盾，这就是实体学说本身的矛盾。这种矛盾在笛卡尔那里是通过作为上帝的“绝对实体”和作为物质和心灵的“相对实体”的矛盾表现出来的;在斯宾诺莎那里是通过作为自然的唯一“实体”和作为其属性的广延与思维两者所表现的现象的“样式”的矛盾表现出来的;在莱布尼茨那里则是通过作为创造单子的上帝和作为被创造的单子(单子所构成的事物)的矛盾表现出来的。^[14]在他们那里，物质与精神始终只是一种外在的形式上的统一，而不具有任何内在的必然的统一性，究其原因，仍然是“相同的东西总是产生相同的东西”(恩格斯语)这一传统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所造成的。

这样，我们就看到，物质和精神的分离和对立是近代哲学从之开始的出发点，而近代哲学的目的就是要解除这两者的对立，或在对立中把握住统一。经验派哲学侧重于从认识论的角度，企图通过理性对感觉的加工来抽象或归纳出一般，用这个一般来标志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因此他们的哲学着眼于人的感觉和人的理性，并最终通向对于作为主体的人的考察。理性派哲学解除这种对立的途径基本上是本体论的，他们要为人的理性和外部世界找到一个共同的实体性存在作为两者统一的根据，因此他们的哲学着眼于最高实体的客观实在性，并最终不得不承认那最高实体概念本身就蕴含着矛盾，这种矛盾实质上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康德的”二律背反”。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最终是通过康德及其以后的一系列环节而在黑格尔那里合流的，而黑格尔哲学，“就是把实体了解为主体，了解为内部的过程，了解为绝对的人格”，^[15]这样，也就是用“绝对精神来代替人和自然界之间的现实的联系”。^[16]

在这一整个过程中，我们不但看到了实体范畴在近代哲学中的意义，看到了作为认识对象的实体在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论战中所处的核心地位，而且看到了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一元论还是二元论这些本体论问题上的观点对于两派各自的认识论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