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哲学中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倾向的产生与成长

作为人类认识精华的哲学本身是理性的事业，但又是在感性经验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一方面，哲学是在人类有意识地对世界作出一种高度抽象的概括，提出第一个真正的哲学概念的时候，才开始自身的历史的。没有一个上升到哲学抽象高度上来的哲学概念，人类的思想也可以包含某些哲学意义和哲理因素，但它们仍然束缚于直观的感性经验之中，那只是哲学的酝酿阶段，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

另一方面，哲学也不是某个天才头脑一夜之间突发奇想的产物。纯粹的、高度抽象的哲学概念本身只有在大量经验材料积累的基础上，在对经验作出一系列不同抽象程度的概括的前提下才可能产生;同时，任何一个哲学概念的提出，在开始时并没有在后来的发展中那样远离经验的材料，而是被立足于感性经验之上来加以理解的。正是这种理解的定型化赋予了一个哲学概念以超乎经验之上的普遍性和概括性，而在此基础上再去回头把握和整理经验材料，就提出了需要更高级、更深刻的哲学概念来加以概括的新问题、新方向、新层次，由此而把哲学思想的发展推向纵深。

因此，人类哲学思想从它开始产生的第一天起，就在自身之内包含着一个深刻的矛盾:它来自于经验，但又是超越经验的结果;它是理性思维、范畴和概念的运动，但又只有经验才能推动它。理性和感性这一矛盾，作为思维和存在的矛盾在认识论方面的一个表现，自始就形成人类哲学思想发展的内在动力之一。

恩格斯指出:“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34]古希腊哲学中经验主义倾向与理性主义倾向的初步产生和分化，极其明显地体现了人类哲学思维在其起始阶段这一自身矛盾的性质。这一产生和分化的过程，是围绕着如下我们将要依次讨论的认识论问题，按照它们在认识论本身内的逻辑层次，而逐一展示出来的。

1.古希腊早期各派在认识对象问题上的主要分歧——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种倾向的出现

认识的对象是什么或是怎样的问题，是认识论首先必须解决的第一个问题。认识对象的确定，直接关系到认识论的其他方面。如果把认识对象看作可触可见的感性存在，对它的认识就必须通过感官的经验感受;反之，如果把认识对象看作抽象的一般规律、本质或共相，那么对它的把握就要运用理性的抽象思维。认识对象本身在哲学中既是一个认识论问题，也是一个“本体论”问题，也可以说是认识论的本体论基础。我们认为，这一问题是认识论最初的开端;而在欧洲哲学史上，这也是希腊哲学产生、发展的起点。

作为希腊哲学的创始人，古希腊早期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家们对认识对象的研究已经不是完全被动地从“现有的”任何感觉经验出发，而是对这些感觉经验进行了首次的哲学抽象。首先，这表现在他们已经提出了第一个最抽象、最普遍、已上升为哲学范畴的概念——万物的“始基”概念;其次，为了解释这个始基，他们并不是简单地罗列一些现象，而是从感官和日常经验能够把握的那些事物中进行了一种挑选，尽量从中选择那些直接的感官比较难于把握、而多少必须运用一定的理性思维才能加以规范的经验对象，如“水”、“无定形的东西”、“气”、“火”等。在他们看来，只有这种飘忽不定、无孔不入、自身没有确定形状的感性对象，才配担当起万物“始基”的任务。很明显，这是哲学思维的抽象力在最原始的阶段不得不借感性对象来表达抽象意义的体现;而在这种限制下，那要求理性思维的抽象意向却在对感性事物的有意识的选择中流露出来了。亚里士多德在追述这一段哲学史时说道:“凡主张基本元素只一种的人没有谁曾举出‘地’为这唯一元素，明显地这因为地的粒子太粗。”^[35]虽然“地”(即“土”)这一元素在自然界的存在并不比水、火等更少见，但由于其“粒子太粗”，或成分太复杂，本身不具备作为万物始基所必要的单纯性和精微性，因而被最早的哲学家们看作只是派生出来的东西;而水、火、气等物质虽然也是感性的，但在当时人眼里都具有本身的不可分解性和无限可塑性，正是这一点使它们被第一批“爱智者”想象为构成万物最基本的元素。

以泰勒斯(约前624—前574)及其门徒阿那克西曼德(约前610—前546)、阿那克西米尼(约前585—前525)为代表的米利都学派，是古希腊最早的唯物主义哲学派别。他们之被后人称为“自然哲学家”，不仅因为他们又是当时著名的自然科学家，而且因为他们第一次提出了万物“始基”的概念。如亚里士多德说的:“一个东西，如果一切存在物都由它构成，最初都从其中产生，最后又都复归于它(实体常住不变而只是变换它的性状)，在他们看来，那就是存在物的原素和始基。”^[36]他们抛弃了远古神话关于天地生成的梦幻似的传说，而根据自己亲眼所见的感性对象来确定自然万物统一的基础，这在当时是一个极其伟大的思想。例如，泰勒斯的“水是万物的始基”这一命题，已与希腊人在世世代代航海生涯中产生出来的海洋崇拜有了本质的不同，因为它根据的已不是迷信和传说，而是他对自己感性经验的观察分析。“他之所以得到这个看法，也许是由于观察到万物都以湿的东西为滋养料，以及热本身就是从潮湿中产生，并且靠潮湿来保持的(万物从其中产生的东西就是万物的始基)。”^[37]从感性经验中抽象出第一个哲学概念，这正是人类哲学思想萌动的第一个契机，在这里面，既包含了经验主义的种子，又包含了理性主义发生的可能性。

阿那克西曼德称万物的始基为“无定形”，它已不局限于泰勒斯的“水”，而是指任何一种无定形的东西(包括水、气等)^[38]。作为万物的始基，这是一种更带普遍性的、程度更高的抽象。阿那克西米尼则认为“气”比起水和其他无定形的东西来是一种最无定形的东西，因而将它看作万物的始基。除了水汽蒸腾的情况之外，它是看不见、摸不着，必须通过抽象推理而从气所造成的感性现象(气泡、云彩、呼吸等)上来推知它的存在的。与泰勒斯仅凭日常经验的观察而作出简单断语不同，阿那克西米尼已开始推测“气”生万物的规律性了:“当它(气)很稀薄的时候，便形成火;当它浓厚的时候，则形成风，然后形成云，而当它更浓厚的时候，便形成水、土和石头。”^[39]

然而，真正提出了事物产生变化的规律性的是爱非斯的赫拉克利特(约前530—前470)。他认为对立面的相互依赖和斗争是事物变化的原因，他把这一规律称之为“逻各斯”。显然，这一辩证结论有赖于高度抽象的理论思维水平，而不能直接通过感官来把握，甚至也不能通过简单地找出事物的“共相”而认识到了，这就使他超出了米利都学派的感觉经验的局限性。他认为“看不见的和谐比看得见的和谐更好”^[40]，因为“自然喜欢躲藏起来”。^[41]他虽然并不否定感性认识的作用，但却特别推崇那能把握普遍性的理性思维，即“智慧”:“智慧只在于一件事，就是认识那善于驾驭一切的思想。”^[42]

赫拉克利特在认识论上已接触到有关“认识途径”的问题了，但还只是一些零星的看法，不足以构成一种理论。他对认识论的探讨主要还是继承米利都派埋头于研究“认识对象”的传统，提出了“万物的始基是火”的观点。这种对始基的感性的理解使他的认识论保持着经验的基础。“逻各斯”离开“火生万物”的观点是没有独立意义的。

总之，米利都学派和赫拉克利特认识论的共同特点是不脱离认识对象的感性特质，虽然包含着越来越强的理性主义因素，最终却仍然立足于对客观世界感性直观的把握之上。可以说，他们的哲学标志着经验主义倾向的最早出现和向理性主义的转化。

与此相反，和阿那克西米尼几乎同时，在南意大利兴起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却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他们不从感觉对象中引导出始基……他们所提出的始基和原因，是用来引导他们达到一种更高级的实在的”^[43]，这就是毕达哥拉斯(约前580—前500)所提出的“数”。

毕达哥拉斯本人是古代著名的数学家，他把数作为万物的始基。他的学派认为，“这些始基之能够用于感性事物，是不亚于能够用在数学所研究的对象上的”。^[44]毕达哥拉斯也吸取了米利都派的某些观点，把水、火、土、气看作自然界的四大元素，认为它们都是互相转化的，并用这种理论来解释人的感觉，认为视、听等等“乃是一种很热的蒸汽”^[45]，但这一切都建立于数目及其相互关系这一根本原则上。“一切其他事物就其整个本性说都是以数目为范型的。”^[46]毕达哥拉斯派开了这样一个先例:不是从感性经验“上升”到理性的概括，而是直接从某种理性的抽象原则“下降”到经验世界的万事万物。虽然在他这种早期哲学的朴素性中也包含着感性经验的因素，但就整个倾向来说，他在认识论上是第一个理性主义者。

这一先例不久就被埃利亚派的主要代表巴门尼德(前6—前5世纪)沿用了。巴门尼德认为，哲学家们到感性自然中去寻找万物的始基，这充其量只是一种关于“意见”的哲学。他借神之口说道:“要使你的思想远离这种研究途径，不要遵循这条大家所习惯的道路，以你茫然的眼睛，轰鸣的耳朵以及舌头为准绳，而要用你的理智来解决纷争的辩论。”^[47]他虽然在其《论自然》中也给了这种“关于意见的哲学”以一定的地位，但却把它放在后半部分，而在前半部分则着重讨论“关于真理的哲学”，即他关于“存在”的思辨性的学说。他认为，“只有存在物是存在的……非存在物的存在则不可能”^[48]，“思维与存在是同一的”^[49]，他的哲学第一次提出了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的学说，已从本体论跨入到认识论本身的问题，向对认识途径的深入探讨过渡了。

巴门尼德的理性主义结束了传统的自然哲学，他成为了第一个“非自然哲学家”。在他以后的哲学学说虽然都还以本体论为核心，但已经把认识论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加以研究了。正如米利都学派和赫拉克利特的哲学标志着经验主义倾向的最初出现一样，不难看出，毕达哥拉斯派和埃利亚派的哲学乃是西方哲学史上理性主义倾向的最早表现。

2.希腊古典时期各派在认识途径问题上的基本对立——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种倾向的形成

认识途径问题，即人的正确认识是由感觉、经验而来的，还是通过“理性直观”、抽象思维和逻辑推理而来的，是认识论的一个基本问题。在认识论中，正是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把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大流派区分开来了。在希腊的“古典时期”，哲学家们以这一问题为中心在认识论上进行了紧张的探索和激烈的争论。

如果说，阿那克萨哥拉(约前500—前428)还受到埃利亚派认识论的影响，认为万物的始基“种子”虽然本身具有感性的无限多样性，但作为始基却“只能为理性所认识，因为不能把一切都归结到感官”^[50]，那么恩培多克勒(前5世纪)则认为，感官是唯一可靠的认识途径，“你要用各种官能来考察每一件个别事物，看看它在多大范围内是明白的，不要认为视觉与听觉比较起来更加可靠……也不要因此低估其余各种感官的可靠性，因为只有一条认识的途径。”^[51]他用一种“流射说”来解释感觉，认为在认识对象与感官之间存在着“感官的通道”，眼睛中由此流射出火而看到发光物，流射出水而看到黑暗的东西。这是一种最粗糙的感觉论。

“智者”中的普罗塔哥拉(前481—前411)把感觉经验的可靠性变成了绝对的。他认为，一个人的主观感觉是“万物的尺度”，“风对于感觉冷的人是冷的，刘于感觉不冷的人是不冷的”^[52]。一切知识都以主观知觉为转移，知识本身就成为完全相对的了。这种极端感觉论观点在同一学派的高尔吉亚(前5世纪)那里发展成了极端的怀疑论:无物存在;即使有物存在，也无法认识;即使可以认识，也无法说出来告诉别人。

与感觉论相对立的是苏格拉底(前469—前399)的“天赋观念”论。他可以说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提出“天赋观念”的哲学家。他认为，人在身体和心灵的理解力两方面都是神赋予的。他自己从小就感到内心有一种神秘的“灵异”在召唤。为了避免在运用感官认识事物时使“灵魂的眼睛”变成瞎子，他主张到“心灵的世界”中去寻求存在的真理，因此他为自己确立了这样一条认识途径:“我首先假定某种我认为最强有力的原则，然后我肯定，不论是关于原因或关于别的东西的，凡显得和这原则相合的就是真的;而那和这原则不合的我就看作不是真的。”^[53]这已接触到关于“真理标准”的问题了，但还不是从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相互联系上作具体论证，只是坚持着理性的途径，而排斥感官的途径，因此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标准”问题，而只是认识真理的“途径”问题。

可以把普罗塔哥拉和苏格拉底两人看作首先以尖锐的形式提出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认识途径的人。在后来的发展中，这种尖锐的形式由于相互渗透而变得复杂起来，认识论的研究也更深入、更成熟了。于是产生了德谟克利特的唯物主义反映论(唯物的经验主义)和柏拉图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唯心的理性主义)的对立。

德谟克利特(前460—前370)可说是最早专门研究了认识途径的问题。他根据其原子论的唯物主义原则，提出了“影像说”的反映论观点。他认为物体不断地放射出和本身相似的“影像”，这种影像先作用于空气，然后进入我们的感官和心灵，从而产生感觉和思想，认识是通过从物体到感觉再到思想的途径发生的，这就涉及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问题。他认为，感觉是一切认识的开始，但还只是“暗昧的认识”，只有理性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即“原子”和“虚空”，达到“真理性的认识”。感性认识是理性认识的出发点，但理性认识比感性认识更高级。然而，由于无法从真理标准的意义上把两者联系和统一起来，德谟克利特陷入了两条认识途径的“二元论”而不能自拔。据说他为了追求经验知识曾游遍了大半个世界，最后却不得不弄瞎自己的双眼，以便“不使感性的目光迷惑理智的敏锐”。尽管如此，德谟克利特在反映论基础上研究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相互关系，奠定了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并提出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相统一的任务，他在认识论上的贡献是划时代的。

比德谟克利特略晚的柏拉图(前427—前347)从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念论”出发，也全面研究了认识途径的问题。他认为人的知识有四个等级:(1)对感性事物的“影子”(如水中倒影)的知觉，叫“想象”，这是最低级的;(2)对感性事物的感觉，叫“信念”，比“想象”略高，两者合称为“意见”，不是真正的知识;(3)“理智”，如数学知识，还未完全摆脱感性;(4)“理性”，仅凭推理而认识理念本身，这是最高的知识。他把苏格拉底的天赋观念说发展成一整套唯心主义先验论体系，认为人对“理念”的认识是人的灵魂在进入肉体前在“理念世界”中就已具有了的，只是在降生尘世时暂时忘记了，后来的一切学习和研究都只是把这种记忆重新唤起来而已。这就是他那著名的“回忆说”。他虽然也说到这种“回忆”须有感觉的刺激才能引起，但认为感性认识终归是理性认识的严重障碍，必须加以清除，才能不受干扰地“回忆”起真理的知识。柏拉图是后世唯心主义先验论的奠基人，也是第一个系统阐述理性主义认识论原则的哲学家。此后，认识论上的德谟克利特路线(唯物主义反映论)和柏拉图路线(唯心主义先验论)就成为或隐或现反复交锋的两大哲学派别，而贯穿于整个哲学史。

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是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在认识论上，他动摇于唯物的经验主义与唯心的理性主义之间。他认为认识的来源是感觉，这种感觉好比外物印在蜡块上的痕迹(“蜡块说”)，是由客观存在的个别事物作用于感官所引起的，“离开感觉，没有人能够理解任何东西”，这实际上已提出了“凡是在理智中的，没有不是先在感觉中的”这一经验主义原则。但他认为认识还不能停留在感觉经验阶段，必须从感觉上升到概念，进到理性认识，才能把握个别中的一般;同时也只有通过感性经验才能抽引出一般原理，理性本身则好比一本没有写字的书。在这方面他强烈批判了柏拉图的理念论和先验论，坚持了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认识途径，与德谟克利特是接近的。但另一方面，他的“蜡块说”本身也包含不彻底的因素，在他看来，蜡块只能接受外物的外部形状，同样，感觉也只能感受“形式”，而感受不到“质料”。关于形式和质料、个别和一般等哲学观点，以及物理学、数学和逻辑学的那些基本概念和原理都不是来自感觉，而是潜在于心灵、在经验刺激下由理性直观到的，“积极的理性”是脱离肉体从外部进入灵魂的“纯形式”。这就最终陷入柏拉图的唯心主义先验论中去了。

尽管亚里士多德的认识论具有这样动摇不定的特点，然而与柏拉图相对而言，他还是更为倾向于德谟克利特的唯物主义反映论或经验主义路线。因此后世哲学中德谟克利特和柏拉图路线的对立又往往采取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对立的较温和的形式。

3.亚里士多德对认识方法问题的探索和对形式逻辑的制定——在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倾向之间的动摇

认识方法的问题，初看起来似乎与认识的途径问题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它只不过是寻求一种思维的工具或学会思考的技巧，不管站在什么观点上都可以选择同一种方法去达到目的。其实不然，认识方法恰好是由认识途径派生出来的一个问题，它固然也有自己相对独立的领域，但终归是与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紧密相连的:采取什么样的认识途径，就必然重现什么样的认识方法。

古希腊认识方法的形成、特别是逻辑学的形成，正是随着认识途径探讨的深入而发展起来的。德谟克利特的归纳和类比，苏格拉底的“助产术”(实际上是通过归纳来为概念下定义)，柏拉图的“辩证法”(包含定义、判断、三段论推理的萌芽)，都为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的创立提供了思想前提。亚里士多德的功绩在于他第一个创立了系统的、基本上已经完备的形式逻辑体系。

总的来说，亚里士多德在逻辑学上比在其他认识论问题上的唯物主义倾向更浓。但他在唯物经验主义和唯心先验主义之间的动摇也必然要在认识方法和逻辑问题上表现出来，这主要体现在他对归纳法和演绎法的调和之上。

亚里士多德对认识方法和逻辑学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对归纳法和演绎法的制定，他把它们看作是达到真理性认识的两种手段。归纳法是从经验的个别事实得出一般结论的方法，演绎法则反过来由一般推出个别。由此看来，归纳法遵循的是经验主义的认识途径(从感性上升到理性)，演绎法走的是理性主义道路(从理性原则下降到个别经验)。亚里士多德将这样两种性质的方法都容纳进他的逻辑学之中，并以一种朴素的形式把两者结合起来。一方面，他对演绎法的三段论的解释并不完全是理性主义的。首先，他认为演绎的大小前提必须是感性经验的事实或从感性经验中归纳出来的一般性规律;其次，他并不把三段论看作单纯理性思维的形式技巧问题(像他的那些形式主义的后继者们那样)，而是看作达到与个别经验事实相符合的手段，它本身就具有个别事物与一般事物的必然联系的客观含义。这体现了他的逻辑本身具有强烈的认识论、本体论色彩。在他看来，名词、范畴与事物的种类，思维规律与存在规律，对错与真假，是否与有无，都只有形式上的区别，没有本质的区别。另一方面，他对归纳法的理解又并不完全是经验主义的。在较早时期的著作中，他所提出的归纳法主要是指简单枚举法，而后期则更多地理解为完全归纳法。他把这种完全归纳法以三段论的方式制定下来去和演绎的三段论并列。在他看来，归纳推理应该都可以还原为三段论，因为任何正确的推理都必须采取三段论的形式。显然，这里具有一种想要把归纳法融合、归结为三段论以和演绎法取得沟通的趋向。如果把不完全归纳法(枚举法)看作只不过是走向完全归纳法的暂时的、不完善的形式，那么具有严格的三段论的完全归纳法当然就是归纳法的完善的理想的形式了。可是现代逻辑已证明完全归纳法实质上是一种演绎推理的形式。

实际上，也可以把完全归纳法看作不完全归纳法向演绎法的过渡状态。因为归纳和演绎虽然方向相反，却并没有绝对的对立。正如任何演绎都是在归纳的基础上演绎一样，任何枚举(完全的或不完全的)都是根据一般原理来枚举。如我们枚举了三年级的30位同学中的20位都是团员，在枚举时就已暗含着要证明三年级30位同学都是团员的目的，因此我们才不去枚举别的年级，也不枚举三年级同学的身材高度、成绩优劣等。所以，枚举一旦达到完全，原理的普遍性事实上就已不证自明，其他步骤就只是语法上的手续问题了。如当我列举了三年级所有30位同学个个都是团员之后，再加上一句“三年级所有的同学都是团员”，这不过是对前提的同义反复。无怪乎后人指责亚里士多德的完全归纳是一种循环论证。^[54]但正像零把正、负数联结起来一样，这种循环论证也把归纳和演绎连接起来了。

然而亚里士多德并未达到这种辩证的理解，他要么把演绎三段论本体论化、认识论化，这固然坚持了唯物经验主义的立场，但确实也束缚了逻辑作为形式科学本身的发展，这种理解不久就为后来者所抛弃;要么把归纳法形式化、三段论化，使之徒具一种同义反复的形式，且只要归纳法(包括完全归纳)还有它的认识论意义，这种形式化就总是不能彻底达到的。^[55]

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中的上述摇摆最后的归宿是理性主义的。他认为，认识的次序与存在的次序相反，对人来说，经验的个别事物先于它的类，而对上帝(最高的类)来说，一般的类(形式)却先于个别事物;因此归纳法只不过是达到普遍真理的手段，而演绎法则揭示了客观真理本身的内在结构和必然关系。他在三段论的研究上所花的精力最多，并认为这是自己的主要功绩。的确，亚里士多德比柏拉图在认识论上巧妙和高明得多，但最后仍未能摆脱柏拉图理性主义的局限。他在两种倾向之间动摇的结果还是陷入了理性主义。

4.古希腊晚期各派在真理标准问题上的主要纷争——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倾向的发展和归宿

认识的真理性标准问题是认识论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它只是在古希腊认识论发展的后期才得到它本身明确的形式，最初却只是作为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包含在哲学家的思想中。诚然，古典时期的普罗塔哥拉和苏格拉底(甚至更早的哲学家)就已提出了认识的感性标准和理性原则，然而真正意义上的认识的真理性标准只是在感性与理性之间谁是最终标准(谁衡量谁)这一问题上才完全呈现出来。而这是在希腊晚期的伊壁鸠鲁和斯多亚派那里才得到明确表述的。

伊壁鸠鲁(前341—前270)作为德谟克利特唯物主义原子论的继承者，在认识论上大大超过了德谟克利特。他不仅对感性和理性都加以承认，而且还在两者之中确定了一个判断真理的最终标准，即人的直观感觉。他说:“如果我们真正要有一个标准来判断一个有关考察或思考的问题，或一个心理的推论，重要的是注意那与每一个词语相联系的第一个心理上的影像，并且不需要加以解释。此外，我们的一切考察都要依照我们的感觉……以便得到一些指示，借以判断感官知觉与不可见的东西这两方面的问题。”^[56]他解脱了德谟克利特在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两者之间不知所从的困境，提出“概念也不能驳倒感性的知觉，因为概念依赖于感性的知觉”^[57]，给予唯物主义认识论一个很大的促进，也意味着经验主义倾向在他这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但他否认理性认识可以高于感性认识，否认自然科学的普遍意义，却是他的感觉论或经验主义的片面性所产生的必然后果。

产生于伊壁鸠鲁同时代的斯多亚派，最初在认识论上也具有唯物主义和感觉论的倾向。但是当问题涉及认识的真理性标准这一问题时，他们就大多偏向于理性主义了。他们认为真理的标准是所谓概念的自明性，即概念在人心中所引起的真实无妄的确信。他们也承认某些感官的对象是真实的，“可是，感官的对象并非不经过考虑就是真实的，而只是当它们把一个人带回到它们所伴随着的理性的对象时，才是真实的”。^[58]除个别人外，早期斯多亚派的代表人物都“承认健全理性是真理的一个标准”。^[59]

伊壁鸠鲁和斯多亚派在真理标准问题上的分歧，标志着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种倾向的对立在古希腊晚期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对立在古代条件下是无法达到真正统一的，它的归宿只能是以皮浪(前365—前275)为代表的怀疑主义。这种哲学既和理性主义者一样看到感觉经验常犯错误，又和经验主义者一样看出理性思维也往往作出不正确的判断，于是就认为“既不能从我们的感觉也不能从我们的意见来说事物是真的或者是假的。所以我们不应当相信它们，而应当毫不动摇地坚持不发表任何意见，不作任何判断。”^[60]这就是根本否认有任何真理的标准，从而教人根本放弃追求真理的努力。这也说明，离开人的社会实践来谈认识问题最终将走入死胡同，而古希腊哲学到了奴隶制没落时期也就的确走进了这样的死胡同。

纵观整个古希腊认识论的发展，我们可以概括出这样两个特点:其一是古希腊认识论的原始朴素性。当时的认识论并没有系统的自然科学作为基础，而只是一些泛泛而谈的猜测，或根据一些表面的或片画的现象匆促作出的论断。其二是当时哲学的中心问题还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认识论问题，而主要是本体论问题，认识论是在这之下得到附带的阐述的。尽管如此，古希腊的认识论对整个欧洲哲学史认识论发展的影响却是极其深刻的。可以说，近代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个派别在认识论中所探索和争论的一切重要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大致模式，都已在古希腊哲学的发展中逐步提出来了，这一点时常引起研究者们深深的惊叹，也说明这些问题本身的确是源远流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