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中国哲学史学”

出于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经验教训的总结，部分学者提出“建立中国哲学史学”的设想。他们认为，“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哲学”，“中国哲学史学”是客观的中国哲学史见诸主观的产物。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都属于这一类学问。“中国哲学史学学”则是系统研究中国哲学史学对中国哲学史的反映的一般原则和方法的学问，“它为中国哲学史的科学化提供正确的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156]可能是由于“中国哲学史学学”这个概念有些拗口，后来改为“中国哲学史学”。

辛冠洁等人认为，中国哲学史学这门学科的构成有：甲、“关于中国哲学史的定义、对象以及研究目的和意义的研究”；乙、“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般原则的研究”，如研究中国哲学史的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则是什么，如何运用等；丙、“关于中国哲学史学的研究方法和陈述方式的研究”；丁、“关于中国哲学史学史的研究”；戊、“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主体的研究”，如各种社会因素对哲学史家的影响，这些影响如何表现在哲学史研究中，哲学史工作者的“史德”对其研究工作的影响等。^[157]辛冠洁等人说，当前中国哲学史研究集中讨论的问题，不是关于某一家某一派的具体问题，而是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重大问题，如中国哲学史的定义、对象、范围、任务、体系、逻辑结构、哲学和政治的关系、唯心主义的评价问题等。过去这些都是以“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为题目进行讨论的，但实际上只有前述丙类问题属于这个范围，其余都超出了这个范围。像党性问题、唯心主义的评价问题，都不是方法论问题，而是指导原则问题。所以，有必要放在“史学学”的范围内讨论。赵宗正认为，“哲学史学”的核心内容是“哲学史观”，“系统的、有体系的哲学史观”包括关于哲学史的概念、哲学史与其他知识部门的区别与联系，哲学史的方法论原则等。^[158]

关于这门学科的历史，辛冠洁指出，中国历史上的哲学史著作，实际上开创了这门学科。这类著作可分为四类：第一类包括《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吕氏春秋·不二》篇、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等，都是哲学史学著作，即对各家作极其简要的论述；第二类是对哲学家的思想按照范畴、概念分类编制成系统的学派体统，如朱熹的《近思录》、胡广的《性理大全》、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第三类是按照学派系统整理师承渊源，摘录思想要点，评价历史地位，如《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理学宗传》；第四类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之类的著作，这些著作奠定了中国哲学史学的基础。“如果说中国哲学史是对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或这种发展史的摹本，那末，中国哲学史学就是研究这种发展史其中包括这种摹本的形成、内容、体系、形式以及摹本的真伪、好坏、动机、效果等问题的科学”，“它是一种中国哲学史观”。^[159]关于建立这门学科的意义，辛冠洁等人指出，“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决定了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水平”，建立中国哲学史学，可以加强对指导思想和方法论问题的系统研究，促进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科学化。^[160]赵宗正认为：“有意识地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学和中国哲学史学，这对于哲学史和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科学化，有关键的意义。”^[161]

建立“中国哲学史学”表达了中国哲学史学科的自觉。但是，这门学科很大程度上是以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成果为对象的，而就当时的情形来说，这类研究成果还不充分。当时学术界毋宁说更专注于中国哲学具体问题的研究，所以，建立“中国哲学史学”的愿望至今没有实现。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个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