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张岱年发表文章，认为“张横渠是宋代卓越的唯物论者，他对唯物论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张岱年指出，张载在中国思想史中第一次对唯物论的基本范畴“气”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述，论证了虚空即气，证明了没有超乎“气”的东西；张载也提出了关于事物变化的基本规律的学说，构成了中国古典辩证法发展史光辉的一页。“民吾同胞”的学说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愿望的博爱学说。张载认为贫富悬殊是不合理的，并试图加以解决”。[296]
文章发表后，引起争论。邓冰夷提出，张载“把‘为民父母’的统治者改为大哥，名为平等实际上是进一步模糊了阶级的界限以达到其取消阶级斗争的目的”；“张载的社会政治理想主要是主张实行井田制——封建领地制、典型宗法制。……这是在阶级斗争极端尖锐化的时候，大地主阶级的一种换汤不换药的统治办法，想通过这种办法以‘使民悦从’，挽救起已经开始动摇的统治”。张载的反动立场，使他在人性论方面得出了“更荒谬、更巧妙的结论”，惟有大人能存天地之性的说法“给统治者的大人、君子找到了永久统治的‘人性’根据”。关于本体论方面，邓冰夷提出，张载对世界的解释是唯心的。“太虚”在他那里不是物质，而是神，物质世界是太虚神化的糟粕。“这种唯心论成为维护其封建统治的理论根据”；太虚和气的相互转化，“又给他的政治复古论找到了有力的根据”。因此，张载的体系是“唯心的、反动的”。张载排佛，“不在于建立唯物论而是给孔孟圣学做‘卫道’的工作”，和他的唯物论没有关系。[297]吕世骧认为，张载的哲学“是彻头彻尾的唯心论。毫无唯物论成分”。理由是，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是可以感觉到的客观实在，张载对于天地日月的真实性，只能用“没有物质作基础的抽象概念——‘理’、‘性’、‘天用’来解释，并没有明确提出物质世界的独立存在，当然更谈不到物质的第一性、人心的第二性了”；气有幽明的不同，没有有无的差异，世界万物只是气的法象，这样的“‘气’不是实际存在的物质，而是支配物质的主宰。它和宗教人士所说的神或上帝所不同的地方，只是没有人格化”；气和“理念的世界”、“绝对观念”只是名词差异，没有实质的不同。吕世骧指出，依照张岱年的意见，“好像张横渠是个辩证唯物论者似的”，而“事实上，在现代大规模工业生产出现以前，历史条件没有产生辩证唯物论的可能”。张岱年没有辨别唯心论和唯物论的实质，把假设的客观实在当作实际的客观实在，把客观唯心论当作唯物论，“在宣传唯物论批判唯心论的今天，这种论调容易把初学哲学的人引入歧途，不能辨别二者的基本区别。张横渠的唯心论为害不大；误把唯心论认作唯物论，为害则甚大”。[298]
张岱年指出，以能否感觉到作为物质的标准是错误的，容易引向唯心主义。在中国古代，“气是无生命无知觉的物质”，张载的气是“独立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的客观实在”，张载的气并不强调有形与无形、看见与看不见的区别，无形、看不见并不等于不存在。认为看不见、触摸不到的东西不存在，陷入了马赫主义的圈套。“气是中国古典唯物论中的一个基本概念，自荀子、王充一直到清代的王夫之、戴震，都是以气为根本范畴建立其唯物论体系的。否认气的物质性，事实上就是否认中国哲学中的唯物论传统。”“太虚”即是天空，是气散而未聚的原始状态，所谓“太虚为气之本体”的“本体”，乃是原始状态，不是西方哲学中的本体。“神”只是“微妙的变化的意思，不是指有意志的上帝”。张载的“气”与“太虚”，“都不能了解为观念或精神”。张载对于佛教的批评，正是唯物论者对于唯心论者的斗争。在历史上，“既唯物又辩证的思想并不是绝无仅有”，如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为什么中国就不可能有类似的情况呢？”《西铭》中的“大君宗子”、“民吾同胞”的观念“究竟是一种抽象的平等观念，是不容否认的。大君宗子的意思，不仅是说君主是大哥，而更是说君主应该是大哥，应该以对小弟的态度对待人民。这是要求统治者对人民让步。这是有进步意义的”。“张横渠的学说，既不以‘理’为世界的根源，也不以‘心’为事物的基础，同时也没有强调君臣关系的绝对性。……我们没有必要把它看作反动的唯心论。”[299]
陈玉森认为，张载是宋明理学的开山之一，又受历代统治者的推崇，把这样一个人说成是与唯心论对立的唯物论者，代表人民的利益，说不过去。张载的“气”的概念包含有性，“性”即精神，是气从静止到动的动力；气一旦形成以后，还会有感觉，所以是唯心论的。张载在认识论上以共见共闻作为认识的标准，类似于列宁已经批判过的“集体经验”，最终达到的是主观唯心主义。[300]张岱年则认为，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分别在于是否承认物质第一性，张横渠既然承认宇宙为气所构成，这就是唯物主义的。神是天德，“是天的本质”，“天德良知”则是指达到诚明境界的人所具有的知识，所以“没有理由断定张横渠所谓性所谓神是普通所谓精神”。张载的认识论主张合，即主观与客观的相合。所谓“耳目有受”正是合的意思，陈玉森把“受”理解为“禀受”缺乏依据。至于张载所说的认识的标准为共同感觉，这是否靠得住，张岱年指出：“不必以现代唯物论的水平来要求古人。在近代资产阶级唯心论出现以前，思想家谈共同感觉的时候，绝不会想到共同感觉只是所谓的‘主观的一致’，而是认为共同的感觉即是认识与外界实际符合的表征。”张载所谓“学”也不仅仅是内省，也包括穷理。张岱年最后提出了一个方法论的质问：“一定要把过去的思想家的话了解为坏的意思，是对于过去的学术遗产应有的态度吗？马克思主义研究哲学的基本原则是既不美化也不丑化。我们不应该故意往好里解释，难道一定要往坏里解释么？”[301]张岱年是一以贯之的唯物主义者，他对张载的研究，力图做到尊重历史，严于训诂，发扬中国的唯物主义传统三者的统一。相比之下，他的商榷者对于思想家的评价无论是在态度上还是在对史料的理解上，都存在一定的偏颇。原因可能是时政所造成的扭曲心理，即越是严厉地批判他人包括古人，越显得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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