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老子》注是王弼写的

毛泽东最早接触《老子》书是在1913年冬天；他自己明确说接触《老子》注释一类书是1917年夏天以前。

据毛泽东湖南第一师范的同学萧子升在《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中回忆说：

1917年暑假，他与毛泽东一道四处“游学”。当时萧子升已在长沙楚怡小学任教。他们从楚怡小学出发，过湘江，踏上去宁乡的旅途。

在宁乡境内拜访了一位隐居的刘翰林。两人吟咏联句，凑了一首诗送给刘翰林：

翻山涉水之名郡，竹杖草履谒学尊。

途见白云如晶海，沾衣晨露浸饿身。

这显然是称赞翰林隐居生活的超脱和高雅。

刘翰林并没有因为他们打扮成“乞丐”而轻视，热情地接待了他们，略带惊奇地询问：“你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当得知毛泽东和萧子升是从长沙省城来的学生，准备去宁乡县等地去游历。刘翰林接着说：“你们或许是在洋学堂念书的吧？你们还可以写诗！”并称赞道：“你们的诗很好，书法也很不错。”

“我们在学堂不仅学做诗，还要研究古书呢。”萧子升解释道。

“你们还研究古书？什么古书呀？”

毛泽东回答说：

“我们读过《十三经》。也读过《老子》和《庄子》。”

“你们既然读过《老子》和《庄子》，你们认为谁对这两部书的评注最好？”刘翰林又问。

毛泽东回答道：“最好的《老子》注是王弼写的，最好的《庄子》注则是郭象写的。”（萧子升：《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第79—80页）

后来他们还拜访了沩山寺，方丈和他们侃侃而谈。萧子升回忆说：

“最后谈及孔子和老子，我们觉得这是自己熟悉的问题，于是便表白了自己的意见。”

可见，毛泽东早年对各种注释注解《老子》的书，是很熟悉的。否则，他比较不出来哪部书是最好的。

王弼（226—249年），魏晋时期玄学家。字辅嗣，山阳高平（今河南焦作）人。据何劭《王弼传》载，王弼十多岁时，即“好老氏，通辩能言”。他曾与当时许多清谈名士辩论各种问题，以“当其所得，莫能夺也”，深得当时名士的赏识。

王弼出身于书香门第，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他的从祖父，就是“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原来，王弼的祖父王凯，与王粲是堂兄弟，两人为了躲避战乱，离开中原老家，向南到荆州去投奔刘表。刘表当时是荆州牧，有权有势。刘表见王凯貌美，就把女儿嫁给他。王凯生王业。王业即王弼的父亲。王弼从小就聪明过人，爱读书，而王家诗书万卷。王弼的祖辈都是研究古文经学的高手，所以，王弼从小受家学的影响，爱钻研，爱思考。古文经学，孔子，老子，他都研究。这样学到十四五岁，王弼对儒、道两家的学说已有独到见解，常有惊人之语。周围的人看他一副哲学家的样子，不迂腐，不呆板，都喜欢与他交谈。

王弼喜欢老子的学说，还喜欢庄子的逍遥放任，常常游历山水，养成了旷达的性格。后来，他把研究《老子》的心得写成《老子注》。大学者何晏见后，感叹道：“仲尼称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乎！”（《三国志·魏志·钟会传》。王弼做过尚书郎，但由于拙于事功，加上资历又浅，所以不被重视。魏正始十年（249），大将军曹爽擅权被杀，王弼受案件牵连丢职。同年秋天，感染疠疾病故，年仅二十四岁。王弼虽然早夭，但著述颇丰，有《老子注》《老子指略》《周易注》《周易略例》《论语释疑》等。依靠这些著作，王弼与何晏成了魏晋玄学的创始人。

魏晋时期，中国知识界就世间万事万物是怎么来的、怎么变化的等一系列理论问题，曾经展开过一场持续而激烈的辩论。这场辩论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人们称之为“玄学”，以玄学名噪一时的人物即玄学家。曹魏正始年间（240—249年）讨论玄学的代表人物是王弼，西晋中后期（290—316年）代表人物是郭象。毛泽东读书批语里，对这两人都有评论，有褒有贬。

毛泽东多次讲到王弼，很欣赏这位年轻学者。

1958年5月8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上讲话。讲自古以来很多学者、发明家、创立新学派的人，开始都是年轻人。讲话提纲中列有：

甘罗、贾谊、刘向、韩信、释迦、颜子、红娘、荀灌娘、白袍小将、岳飞、王勃、李贺、李世民、罗士信、杜伏威、马克思、列宁、周瑜、孔明、孙策、王弼、安眠药发明者、青霉素发明者、达尔文、杨振宁、李政道、郝建秀、聂耳、哪吒、兰陵王。（《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195页）

他在讲话中列举了青年王弼等三十一人的事例后说：举这么多例子，目的就是说明青年人是要战胜老年人，学问少的人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不要为大学问家所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不要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

毛泽东在会议第一次讲话中，主要讲了“破除迷信”问题，他特别强调：“从古以来，发明家创立新学派的，在开始时都是青年，学问比较少的，被人看不起的，被压迫的人，这些发明家在后来才变成壮年、老年，变成有学问的人。这是不是一个普遍的规律？不能完全肯定，还要调查研究。但是，可以说多数是如此。为什么？这是因为他们方向对。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

毛泽东在举例讲到王弼时说：

青年人打倒老年人，学问少的人打倒学问多的人，这种例子多得很。……

三国末年有个王弼，他十七八岁就是哲学家，作《庄子》（应为《老子》——引者注）和《易经》的注释。他死的时候才二十四岁。（王子今：《毛泽东与中国史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97—199页）

王弼只作过《老子注》，未给《庄子》作注。可能是记录者弄错了书名。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时，李锐是毛泽东的秘书。毛泽东关于王弼这段话，李锐的记录是：

王弼注《老子》的时候，不过十七八岁，因用脑过度早死，死时才二十几岁。（李锐：《大跃进亲历记》，南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257页）

可证，毛泽东讲的是王弼给《老子》作注。

在一部《初唐四杰集》中，毛泽东在王勃《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的标题前画出大圈，并就此写出了一千多字的批注。据推断，这条批注大约书写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期之际。毛泽东高度评价王勃作品的价值，指出他虽“为文尚骈，但是唐初王勃等人独到的新骈、活骈，同六朝的旧骈、死骈，相差十万八千里。他是7世纪的人物，千余年来，多数文人都是拥护初唐四杰的，反对的只有少数”。毛泽东在批注中还写道：

以一个二十八岁的人，写了十六卷诗文作品，与王弼的哲学（主观唯心主义），贾谊的历史学和政治学，可以媲美。都是少年英发，贾谊死时三十几，王弼死时二十四。还有李贺死时二十七，夏完淳死时十七，都是英俊之才，惜乎死得太早了。（《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1页）

这个批语因王勃而联系到王弼。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指出“王弼的哲学”的性质是“主观唯心主义”。王弼正是在作《老子注》中形成了这种哲学观。

毛泽东认为老子哲学的属性也是“主观唯心主义”。这在本书下面章节还要详论，此处不赘。

《老子注》是王弼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它在众多《老子》古注中，是“最好的”一部。

对《老子》研究史很熟悉的陈鼓应先生说：

“毫无疑问的，王弼的注是古注中第一流的作品。王弼注很能掌握老子‘自然’的主旨。他扣紧了《老子》哲学上的几个基本观念，并加以阐释。王弼所采用的方法，就是魏晋玄学家所通用的‘辨名析理’的方法。所谓‘辨名’就是分辨一个名词的意义。一个名词有它所代表的概念，分析这些概念，就是‘析理’。王弼运用这种方法，不仅精确地解释老子哲学名词的原意，并且也精辟地发挥了老子哲学的义涵。”

陈鼓应先生举例说：

“‘常使民无知无欲。’（第三章》王注：‘守其真也。’

“凭字面的解释，很容易使人误会老子要人民无知无欲，是一种愚民政策。其实老子这里所说的‘知’和‘欲’都有特定的意义。他所谓的‘知’乃意指伪诈的心智，他所谓的‘欲’乃意指争盗的欲念。《老子》认为这种‘知’‘欲’是产生一切巧诈纷争的根源，‘无知无欲’，就是消解巧伪的心智活动与争夺的欲念心理，而保持天真烂漫、纯真朴质的生活。王弼用一个‘真’字，极其简明地把握了《老子》‘使民无知无欲’的意义。”（陈鼓应：《老子注释及评介》，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70—371页）

《老子注》名义上是对《老子》作注释，但不少地方对老子原著有突破，是王弼通过注释发挥自己的思想。

在《老子注》中，王弼表现了突出的“以无为本”的本体论思想。他说：“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老子注》第四十章）所谓“有”，即有形有象的现象世界，也就是“末”。“无”即“无形之名”，也就是“道”“自然”，即“本”。“本”即根本、根据、本原、本质的意思。天下万物的生存表现为有形有象，有形有象的万物的产生是以“无”作为共同的根据。“无”与“有”的关系就是“本”与“末”的关系，“有”是“无”派生出来的。“凡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皆有所由。有所由焉，则莫不由乎道也。”（《老子注》第五十章）

王弼的哲学思想核心是“以无为本”，与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宇宙生成论不同，带有思辨玄学的色彩。他把老子的宇宙生成论发展为有无何以为本的本体论玄学。他认为“万物万形，其归一也。何由致一？由于无也”。这样，中国式的形而上之学在王弼手中已具雏形。

王弼好论儒道，竟事清谈，与何晏、夏侯玄等同是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史称正始名士。他抛弃了两汉以来烦琐的经学和谶纬迷信，采用思辨哲学的形式，以探讨宇宙本体问题作为其思想体系的核心。认为万有统一于一个共同的最高本体——“道”或“无”。他把老子“有生于无”的思想引向“以无为体”“以有为用”的本体论，认为在自然界之上，有一个非物质性的实体，这个实体是宇宙万物存在的根据，由此创立并完善了“以无为本”的唯心主义本体论学说，又称“贵无论”。

在他看来，世间所有的事物是“有”（即存在），而“有”不能生“有”，“有”之上是“无”（实际上是精神）。这只是一种简单概括，其实他的学说很深奥，很富哲学思辨的色彩，对当时及后世思想界讨论哲学本体论这个学术难题，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虽然王弼提出的贵无论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理论，可是这一理论对推进中国哲学向更高的层次发展，对解放思想，都提供了思想武器和方法论方面的借鉴，意义是不同寻常的。而王弼创立自己的学说时，年龄不过二十岁左右，因此毛泽东赞赏他“少年英发”，并惋惜他“死得太早”。毛泽东还感叹地说“他十七八岁就是哲学家”。

青年毛泽东“游学”时即开始与刘翰林讨论王弼的《老子注》，说明他此时品读《老子》已进入新境界，不只是阅读，而且关注对它注释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