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善”论

孟子用来论证“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是他的天赋道德的“性善”论。孟子认为，人生来都有一种最基本的共同天赋本性，这就是“不忍人之心”，或者说是对别人的“同情心”。孟子举例说，人突然看到小孩子要掉到井里去，都会有惊惧和同情的心情。这种同情心，并不是为了要讨好这个小孩子的父母，也不是要在乡亲朋友中获得好名声，也不是讨厌小孩子的哭叫声，而完全是人的天性使然，这就是“不忍人之心”。由此，孟子得出结论说，他的“仁政”就是根据这种“不忍人之心”提出来的。他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诸掌上。”（《公孙丑上》）“仁政”来源于“不忍人之心”，古代的圣王所以有“仁”政，那是因为他们有“不忍人之心”，有了这种“心”，行了“仁政”，那么治理天下就十分容易而且不会失去。

“不忍人之心”，孟子也叫作“恻隐之心”。除此以外，孟子认为人人生来都具有的天赋本性还有“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四种“心”，孟子把它们称作“四端”，认为它们是仁、义、礼、智四种道德观念的萌芽。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告子上》）人最基本的四种道德品质仁、义、礼、智，是从这四种天赋的“心”发端的，也可以说就是这四种心：“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告子上》）所以，孟子得出结论：“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告子上》）这些“心”，这些道德品质，并不是由外面强加给我的，而是人生来本身就固有的。这也就是他所谓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告子上》）。

在孟子看来，人跟禽兽的差别就在于人有这些“心”和“仁义”等道德观念。如果没有这四种“心”，就不能算作人。他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公孙丑上》）孟子这些论述认为，人的本性是可以为善的，所以也可说就是善的。如果说为人而不善，那完全不是他本性的问题，而是由于他自己舍弃了这些本性，没有很好地保持住它，绝不能说他本来就没有这些“善”的本性。

孟子从他的天赋“性善”论出发提出了一套修养办法。他认为，人要达到他所讲的这些道德的要求，根本就在于本人的主观方面，即“反求诸己而已”（《公孙丑上》），也就是在于主观的反省，注意保存天赋的那四种“心”。修养这四种天赋的“心”的最好办法，就是少与外物接触，尽量减少自己的各种欲望。用孟子的话讲就是“养心莫善于寡欲”（《尽心下》）。同时，孟子认为，还要培养一种由“义”的道德观念和行为集合起来的、充塞天地之间的、有巨大力量的“浩然之气”。他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是集义所生者”（《公孙丑上》）。有了这种气，人的每一念头、每一行为就都能理直气壮，符合道德标准的要求。

人如果有了违背道德的思想和行为，孟子认为，那就应该闭门思过，检查自己主观上是否放弃了那些天赋的“心”，要努力把这些“心”找回来，恢复人的本性。这就是孟子所谓的“求其放心”。同样，如果反省自己，一切都合乎天赋的道德观念，那就是最大的快乐。这也就是孟子所谓的“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尽心上》）。

关于“人性”问题，春秋时期的孔子曾说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认为人一生下来所具有的自然本性是相近的，但每个人后天的活动和环境的不同使其品德有了很大的差别。到了战国时期，思想家们对人性问题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深化，提出了“有性善，有性不善”“性无善无不善”等观点。孟子的“性善”论主要是在同告子的辩论中建立起来的。告子主张“生之谓性”，认为人性就是人生下来就具有的先天本能，如“食、色”等，都是人的本性。孟子反对告子对人性的看法，认为告子“生之谓性”的错误在于把人之性混同于“牛之性”“犬之性”，看不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就在于人所特有的社会属性即仁、义、礼、智。孟子认为，“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是人的根本属性，具有“四心”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没有这四种“心”就不是人。从社会性的视角出发来认识和把握人性，这是孟子高于告子的地方。但是，孟子把人所具有的同动物相区别的社会属性说成是先天就有的，这就和告子殊途同归了。善与恶是人们在后天的生活和实践中形成的，孟子却把它看作是与生俱来的，这就把人们在后天形成的具体的社会属性还原为先天固有的抽象的自然属性。这是孟子性善论的失误之处。因此，孟子的性善论仍是一种抽象的人性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