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李觏对佛道批评不遗余力，但是，在日常的个人生活中，他也常常和道士、和尚交游，并且应邀给寺院和道观写了许多篇记文，如《太平兴国禅院什方主持记》、《建昌军景德寺重修大殿并造弥陀阁记》、《承天院记》、《承天院罗汉阁记》、《麻姑山重修三清殿记》、《真君殿记》等，他自己也在寺院做斋。他的《麻姑山赋》、《疑仙赋并序》、《访周道士》诗及其他诗中都多少流露出他也受道家影响。例如，诗云：“偶遇贤友访仙子，一临花槛斟瓷瓯。尘埃何处是浮世？松竹此地长清秋。古来扰扰富且贵，天下茫茫公与侯。盖棺事了何足数，乘兴啸傲真良筹。”[54]
李觏是个乡间文人，一生未曾为官，久处乡野，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家乡农村。他与道士、和尚等有文化的人相交往是难免的，和他们结成私人情意也是正常的事情。这与他思想上对佛道的看法并不矛盾。正如一个反对基督教的人，不见得要去憎恨基督徒，他若正常，更有可能会尊重基督教徒及其信仰仪式。如果因李觏与佛徒交往而判定“李觏排佛是不坚决的”[55]，是不准确的。李觏做斋、访道观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的民风民俗（李觏父母乡亲兼如此），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李觏很重视祭祀典礼，而由于“儒失其守”，礼教失坠，所以只有到佛寺去。当时有个名叫黄汉杰的人，指责李觏为佛寺写记文是为浮屠张目，李觏在《答黄著作书》中做了辩解：
“觏排浮屠固久，于《潜书》、于《富国策》人皆见之矣。岂期年四十，气志益坚之时而辄渝哉？惟汉杰观厥二记不甚熟耳。吾于此言责儒者之深，非尊浮屠也。民之欲善，盖天性。古之儒者用于世，必有以教导之。民之耳目鼻口心知百体皆有所主，其与异端何暇及哉？后之儒者用于世，则无以教导之，民之耳目鼻口心知百体皆无所主，将舍浮屠何适哉？汉杰两执亲丧矣，亦常礼佛饭僧矣。如使《周礼》尚行，朝夕朔月月半，荐新启祖，遣有奠虞，卒哭祔，小祥大祥，禫有祭，日月石岁皆有礼以行之，哀情有所泄，则汉杰必不暇曰七七、曰百日、曰周年、曰三年斋也。吾故曰：儒失其守，教化坠于地。凡所以修身正心，养生送死，举无其柄。天下之人若饥渴之于饮食，苟得而已。当是时也，释之徒以其道鼓行之，焉往而不利云云。……若夫按白居易碑迹景云大师之事，盖取其与颜太师真卿等友善，鲁公之大节，古今鲜俪，而善于一浮屠，必若澄观受知于韩吏部之比，其人材有足称者也。”[56]
这个辩解重申了李觏对佛道的明确的批评态度，也重申了儒学的不争气。至于与僧道为友，是因为有些僧人、道士，在李觏看来，的确也很了不起。韩愈、白居易、颜真卿这样守大节的人都有佛道界的朋友，他李觏当然也能有这样的朋友了，但这与从理论上、理性上辟佛道没有必然的联系。然而，我们从李觏的一些诗文中也能窥见李觏在潜意识中受了佛道文化影响，这也是正常的，就如同一个不相信迷信的人，偶尔也用迷信的方式寄托一下心情类似。
【注释】
[1]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90页。
[2]徐洪兴：《理学兴起的一个侧面——略论唐宋之间的排佛道思想》，《宋明思想和中华文明》，第447页。
[3]据《宋会要辑稿》《道释一》之十三所载，宋初两京及各州僧尼数为67 400人。至真宗天禧五年，僧尼总数已到达458 854人，为宋初的七倍之多。此外，寺院也相应增加，近4万所，另外还有贵族私建的或侵占的功德坟寺很多。这些寺院都拥有相当数量的田园、山林，得到豁免赋税和徭役的权利。
[4]《答藏丙第一书》，参见《全宋文》第三册，巴蜀书社，1989年，第539页。
[5]《答陈昭华书》，参见《全宋文》第三册，第591页。
[6]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64页。
[7]脱脱等编：《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第9797页。
[8]《孙明复小集·儒辱》，转引自夏长朴：《李觏与王安石研究》，台湾：大安出版社，1989年，第104页。
[9]《徂徕集》卷五，总第216页，商务印书馆影印《四库全书》本。
[10]《徂徕集》卷十，总第249页。
[11]同上。
[12]同上。
[13]夏长朴：《李觏与王安石研究》，第108页。
[14]《欧阳文忠公集》，《居士集》卷三十九，《御书阁记》。
[15]《欧阳文忠公集》，《居士集》卷三十九，《本论中》。
[16]《欧阳文忠公集》，《本论下》。
[17]参阅夏长朴：《李觏与王安石研究》，第116页。
[18]同上书，第118页。
[19]《李觏集》卷二十四，《修梓山寺殿记》，第267页。
[20]同上书，《富国第四》，第138页。
[21]同上书，《广潜书》。
[22]《李觏集》卷十六，第141页。
[23]同上。
[24]同上书，《富国第五》，第140页。
[25]《李觏集》，《富国第四》，第138页。
[26]同上书，《答黄著作书》，第321页。
[27]同上书，第260页。
[28]同上书，第263页。
[29]《李觏集》卷二十二，《庆历民言·孝原》，第246页。
[30]同上书，《邵武军学置庄田记》，第251页。
[31]同上书，《李丕则盱江先生文集原序》，第532页。
[32]同上书，《李来泰宋泰伯公文集原叙》，第525页。
[33]参见夏长朴：《李觏与王安石研究》，第138页。
[34]《李觏集》，《潜书》，第214页。
[35]《李觏集》，卷二十，第218页。
[36]同上书，卷十六，第140页。
[37]同上。
[38]《李觏集》，第223页。
[39]同上书，卷二十，第218页。
[40]《李觏集》，《邵武军学置庄田记》。
[41]同上书，第206页。
[42]《胡适学术文集》，《胡适文存》第二集卷一，中华书局，1991年，第28页。
[43]陈舜俞：《镡津明教大师行业记》，《都官集》卷八，商务影印四库全书本，第500页。
[44]契嵩：《镡津集》卷一，《辅教编上·原教》。
[45]笔者按：此论不能成立，一则孟子所谓的“食于人者”指布仁义于天下，有救国救民之志少数“士”阶层，不能和成千上万的百姓佛徒相提并论；二则宋代寺院经济影响了国家财政已是事实。况且，从逻辑上说，固然引起社会经济凋敝的原因很多，但也不能证明佛老的泛滥与此没有联系。
[46]契嵩：《镡津文集》卷九，《万言书上仁宗皇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93页。
[47]同上书卷二，《广原教》，总页第425页。
[48]笔者按：一、契嵩肯定佛教智慧的价值，反对学术独尊，从一般的意义上说是对的，显得很公平。然针对当时“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志磐：《佛祖统纪》卷四十五，《大正藏》卷49，第415页。）的情况还如此认为，显然是偏袒了佛教。二、契嵩未就佛之“善”与儒之“善”的不同做出比较区别，以至于不能驳倒李觏对佛教所谓“不杀生”的善的批评。
[49]《李觏集》，《答黄著作书》。
[50]《镡津集》卷十一，《答茹秘校书》，总页第515页。
[51]契嵩：《镡津文集》之《原教》。
[52]《李觏集》，《万言书上仁宗皇帝》。
[53]笔者按：契嵩的这一反驳很有力，从理论上说，击中了儒学的要害，因为当时儒学与佛教相比，的确对心、性、形上学的追思不够，也就是说在哲学的思辨方面没有像佛学发挥得那么充分。传统儒家一向对形而上的问题存而不论，其着力点始终在出世、担当，故李觏并没有沿着这个问题反驳下去，倒是张载和二程顺着这个方面进入了儒家心性学的研究，从而展开了大规模的从学理上对佛教的批判。
[54]《李觏集》卷三十五，《访周道士》，第398页。
[55]孙叔平：《中国哲学史稿》（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9页。
[56]《李觏集》卷二十八，第3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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