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百科知识 方法论问题的凸显

方法论问题的凸显

时间:2022-08-30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二、方法论问题的凸显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为国人接受之时,正值国人的现实生活发生重大危机之时,甚至是处于民族存亡之紧急关头。而对此一问题,直到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才从总体上得到了解决。理论哲学所追求的是一种普遍适用的理论智慧,而实践哲学所追求的则是一种具体的实践智慧。

二、方法论问题的凸显

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为国人接受之时,正值国人的现实生活发生重大危机之时,甚至是处于民族存亡之紧急关头。当此之时,现实生活所要求于哲学理论的,不可能是别的,而只能首先是如何解决现实危机的方法,而于人生境界这类话题,则只能将其视为过于奢侈的东西。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一个阶段便主要地表现为作为指导事功之方法论方面的中国化。

如果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始传入中国之时,知识界还只是将其视为源于西方的一种理论加以介绍的话,那么,当中国一群先进分子组成政党,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之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作为政党的指导思想,不同于作为知识界的研究或宣传对象,也不同于作为一些知识人个人的信念。作为个人的信念或作为研究甚至宣传的对象,并不涉及事功问题,而作为政党的指导思想,就不能不问其事功了。这是因为,政党的首要功能是“做事”,而非理论上的建树。政党固然需要理论,但需要的是能引导政党成功地“做事”的理论,而不是只能用于清谈的理论。只能用于清谈的理论,即便再完美,也与政党的事功无关,甚至反而有害。但一种理论要能够指导人们成功地“做事”,就不能仅仅是一种普遍性的理论,而是必须与实践者所处的境况相适应,成为一种能对具体事态做出适当反应的实践智慧。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开始存在。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人们并未认识到这一点,党的领导人往往以一种理论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甚至由共产国际来远距离遥控中国共产党的行动。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一系列行动的失败。而对此一问题,直到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才从总体上得到了解决。成功地指导了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因此可以说是一种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智慧。

要想构成一种能够成功地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理论,首先要做的是从一种理论哲学的态度转变为实践哲学的态度。理论哲学所追求的是一种普遍适用的理论智慧,而实践哲学所追求的则是一种具体的实践智慧。关于这两种哲学的不同,亚里士多德最先作过系统的阐明。[1]但是,尽管亚里士多德开创了实践哲学之先河,两千多年的西方哲学在总体上却是一种唯理智主义传统的理论哲学。只有到了马克思哲学的兴起,才对这种理论哲学传统展开了全面的批判。而另一方面,中国古代哲学虽然在先秦时代也曾有过向唯理智主义发展的趋向,如名辨学派中存在的纯思辨倾向,但由于种种原因,却终究未发展起来,从而中国古代哲学便与西方恰恰相反,在总体上是一种实践哲学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对于西方理论哲学传统的反叛,当然是一种现代实践哲学,但后人由于种种原因却往往未能把握其真谛,而将其理解成了一种理论哲学,即一种脱离了具体情况的普适的抽象真理。这样,在中国革命中,要想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一种能够指导革命行动达于成功的理论,就必须抓住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实践哲学的真精神,将被人们理论哲学化了的理论重新转变成为一种实践哲学。但中国传统哲学既然为一种实践哲学,那么,同为实践哲学就必定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在思维方式上存在着某种亲和性,从而恢复马克思哲学真精神的过程也就与从中国传统哲学立场理解马克思哲学的过程有相互促成之处。或者说,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在某种意义上有助于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真精神的把握。这种基于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真精神的把握,当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最为深层的方面。

但实践哲学所要求于理论的是关于具体境况的实践智慧,即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明智不只是对普遍者的知识,而且还应该通晓个别事物。因为明智涉及行为,而只有对个别事物的行为才是可行的”[2]。由于实践智慧是关于特殊事物的,所以经验对于实践智慧便非常重要。亚里士多德说,青年人可以通晓几何、算术,在这方面成为智慧者,但却不能成为有实践智慧者,因为实践智慧是对特殊事物的,这必须通过经验才能熟练,而青年人缺少的正是经验。[3]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形态便必须是普遍性的理论与中国现实情况的结合。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而“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4]关于认识的目的就是获得这种具体的能够运用于实践之中的实践智慧,后来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通过对“实事求是”这一古语的阐发,说得更为明确。他写道:“‘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5]不难看出,在毛泽东这里,所谓“实事求是”,就是从我们周围的事物出发,而非从抽象的“物”出发,而所求之“是”也决非与我们无关的“真”,而就是“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一句话,就是能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的“实践智慧”。

这种实践智慧可以说最集中地体现在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中,而其理论精华则体现在《实践论》、《矛盾论》之中。《实践论》是关于实践哲学一般原则的阐述,而《矛盾论》则集中论述了如何达成实践智慧的一般原则,那就是如何将普遍原理与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分析方法,而这就要求对事物的特殊性、个别性方面给予特别的重视。实践哲学对于普遍与特殊这一对立的两方面,有着与理论哲学根本不同的态度。在理论中,普遍性无疑有着更为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理论的直接目的是为了解释世界,而所谓解释世界,无非就是将世界上的各种事物归之于某一些普遍的原理,而理论的最高理想是用一个理论体系解释一切。实践则不同,实践的目的是改变世界,即创造出一些新的事物。事物总是以个别的方式存在的,世界上也只有一个个的人,而并不存在一般的人或人本身,因而,实践便不能不首先关注个别的事物。至于一般性的原理,在实践中只有当其能够被具体化为可在实践中运用的情况下,才会受到重视。可以说,在理论中,普遍的东西构成基础,构成出发点,个别事物只有在能确证普遍原理的情况下才是重要的;而在实践中则相反,个别的东西构成了基础,构成了出发点,普遍的东西只有在能进入个别的东西之中,构成改变世界之一必要环节的情况下,才是重要的。在《矛盾论》中,通过对于矛盾特殊性的强调,毛泽东对如何把握个别事物的具体性提出了一个简明扼要易于掌握的方法论系统。他在简单地对矛盾的普遍性进行了阐述之后,用了大得多的篇幅对矛盾的特殊性进行了分析:从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中矛盾的特殊性、事物发展不同过程中矛盾的特殊性、每一过程的不同阶段矛盾的特殊性以及不同过程和不同阶段矛盾的不同方面的特殊性等方方面面进行了十分详细的讨论。[6]在这些分析之后,毛泽东还特别地对矛盾特殊性问题中的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进行了阐述。[7]通过这些分析,毛泽东展示给我们的是一个如何把握个别事物之具体性的方法系统。这一方法虽然并不能被当做一种现成的东西去套用,但却也有着相当的可操作性,甚至可视为一种实践方法论程序。如果人们能在实践中注意到事物上述诸多方面的矛盾特殊性,当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对于事物的具体把握,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于新事物的具体设想。

以《实践论》、《矛盾论》等论著为代表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融合了中国传统实践哲学的精神,其在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取得的非凡的成就,表明了这是一种能够指导人们成功地“做事”的哲学方法论。当然,就如何整合现代科学理论与实践经验以构成有效的实践智慧而言,毛泽东尚未深入涉及。这自然是因为这一方法论主要地形成于革命战争之中,所要解决的首要实际问题是如何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因而不可避免地具有某种局限性,还需要人们在这方面做出相应的努力。但无论如何,这一系列著作的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方法论方面的中国化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的水平。而此后经过邓小平等几代人的努力,可以说在这一方面又做出了相当可观的推进。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我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