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创新”与“科学发展”

4．5．1 科学发展观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

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促进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是对马克思“全面发展”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明确指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这种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个体和类（即人同自我——引者注）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1]我们认为：这是马克思关于科学发展观的一种表述。显然，“全面发展”与“科学发展”的最终目标和针对性是一致的，前者要求“废除私有制”，后者直接针对私有制造成的“片面发展”观。

“坚持以人为本”就是马克思讲的“依靠人”、“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这是对传统工业社会发展观——以物为本的追求单一工业经济最大利润的否定，对不择手段地“一切向钱看”的否定。工业社会就是“一切向钱看”的社会，为了获得最大利润，不惜浪费资源和破坏环境，不顾工人的健康和生命安全。难怪美国的一位经济学家称“美国的主流经济学派是丧失良心的经济学”。我国的假冒伪劣毒食品、药品、奶粉事件屡禁不止，无非就是要赚取黑心钱。一旦查出，就要加以严厉惩处，使其倾家荡产。

“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就是马克思讲的“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人和自我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并且还隐含着“三者同时存在”与同时变发的意思。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就是要求自然物质、人文精神、社会和谐“三大门类”的建设事业同时进行，并在此基础上“统筹”和“协调发展”。显然，经济发展（人和自然界之间矛盾的解决）、社会进步（人和人之间矛盾的解决）和人的发展（人和自我之间斗争的解决）都是“由于人的活动”，即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马克思语），经济是人类生活的物质基础，社会是人类的“居所”，它们“通过人的劳动”融为一个整体。所以，发展就是以人为本和“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就是当今时代的基本特点和特征。而传统的工业社会只追求工业经济利润的最大化和“一切向钱看”是对人类社会的极度扭曲，它被“科学发展”所取代是新世纪新时代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必然。

因此，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承继与发展，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

4．5．2 科学发展是“经济、社会和人”三者自身及其之间“全面发展”的整合效应

我们认为：科学发展就是实现“经济、社会和人”三者自身及其之间两个不同层次“全面发展”的整合效应（见图4－6）。

图4－6 “科学发展”的两个不同层次“全面发展”的示意图

注：示“人通过人的劳动”形成为有机整体。

如图4－6所示，如同全面科技、全面生产一样，经济、社会和人三者自身的发展也分为三大基本门类[2]，即经济全面繁荣分为实体经济、人文经济和社会服务经济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包括社会机构和体制、制度变革、意识观念和精神生产变革以及社会关系生产变革和社会服务质量水平提升；人的全面发展也是三者——物质层面的身体健康和自然科技智能，精神层面的品德和人文科技智能，社会关系层面的智能和谐、平和，即“贵和乐群”、“和实生物”、“家和万事兴”的社会氛围。

“科学发展”就是经济全面繁荣、社会全面进步、人的全面发展“三者”的整合效应。[3]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图4－6中的所有“三者”之间的交互／反馈作用不是直接发生的，只能是“人通过人的劳动”（马克思语）才能发生与发展。这种作用机制往往被人们忽视，实质上是一种“去人化”倾向的产物。

我们将“科学发展”分为两个不同层次的全面发展，第一个层次的全面发展是指经济、社会和人文各自的全面发展。其中经济的全面繁荣是基础和前提，而“全面繁荣”也是往往被人们忽视的。如提到经济发展只强调物质经济即实体经济，提到生产生活只强调物质生活和物质生产等。实体经济、物质生产生活的基础性地位是十分清楚的。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一文中指出的，“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但是，人们往往忘记或忽视了马克思恩格斯接下来讲的两段话：“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即指“精神产物”。“一开始就纳入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就是：……当需要的增长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因此，“社会活动的这三个方面”或“三个因素”，“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从第一批人出现时，三者就同时存在着，而且就是现在也还在历史上起着作用”[4]。这就是我们提出“全面经济”、“全面生活”、“全面创新”等观念的理论依据。

第二个层次的全面发展就是指“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即“三者”同时或同步发展。因此，“以人为本，促进实现经济社会和人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三者同时存在”与同时变发论的承继与发展。

总之，我们不是忽视实体经济、物质生活生产、经济（工业、农业）现代化，而是要回归马克思强调它们的现实构成及其形成机制，即在获得实体经济、物质生活的现实活动中，充分发挥生活于社会关系中的劳动者的全部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施展出每一个劳动者的全部智慧和力量，为加速实现“中国梦”而不懈拼搏。

4．5．3 “科学发展”与全面创新之间的关系

“科学发展”与全面创新是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关系（见图4－7）。

如图4－7所示，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开展全面创新要“通过人并且为了人”，才能“促进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反过来说，要“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必然要求开展全面创新。如果只有自然科技创新或者物质产品创新，只可能驱动实体经济发展。其实，在现实活动中，都是“三者”为主导多维因素的整合效应。如经济全面繁荣是以物质产品创新为主导、人文精神创新和社会关系创新共同参与的整合效应。反之，物质产品创新活动是以经济全面繁荣为主导、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共同参与下进行和展开的。其他两对情况亦大致如此，不再一一赘述。

图4－7 “科学发展”与全面创新交互／反馈作用机制的示意图

图示：示“人通过人的劳动”发生相互作用。

示“人通过人的劳动”发生主导多维整合作用。

科学发展和全面创新本身都是一项系统工程，而目标（或目的）与手段（或途径）之间的关系是在一定环境（背景）下的双向作用，是多种因果交互／反馈作用的整合效应。亦即目标与手段相互作用形成为一个整体，整体存在于各个部分的内部，同时该整体也构成它们的部分，正如复杂性理论和复杂性思维指出的，“恰切的认识应该正视复杂性。Complerus（复杂）意味着交织在一起的东西。确实，当不同的要素（比如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心理的、感情的、神话的）不可分离地构成一个整体时，当在认识对象与它的背景之间、各部分与整体之间、整体与各部分之间、各部分彼此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反馈作用的组织时，就存在复杂性。复杂性，由于这个原因，是统一性与多样性之间的联系。我们全球纪元特有的发展使我们愈益经常和愈益不可避免地面临复杂性挑战。”[5]我们正是在学习复杂性理论和运用马克思的“全面发展”理论、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先后提出“全面技术创新”和“全面创新”观念的。因此，要深刻把握“全面创新”与“科学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必须“要接受的一个最困难的挑战将是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使之能够面对形成我们世界的特点的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变化的迅速性和不可预见性。”这段话是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长费德里科·马约尔（Federico Mayor）为莫兰的专著出版时（1999年7月）所作的“序言”中讲的。并对“未来世界瞻望”：“明天的世界将应根本不同于我们今天在20世纪将终和新千年将始之际所认识的世界。因此我们要为建设一个‘可行的未来’而努力。”[6]

因此，我们提出的“全面创新”是新千年伊始的时代产物。全面创新活动是人文科技、社会科技、自然科技“协调和集成起来”的过程，即它是以一个复杂的系统为研究对象的新学问。[7]于是，我们提出“全面创新学”或“全面科技创新学”。

[1]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7页。

[2] 详见《陈文化全面科技哲学文集》，东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89－308页。

[3] 详见《陈文化全面科技哲学文集》，东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49－354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2－34页。

[5] 埃德加·莫兰：《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陈一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第27页。

[6] 埃德加·莫兰：《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陈一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第4页。

[7] 陈文化：《腾飞之路——技术创新论》，湖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7－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