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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与吸收能力研究

时间:2022-08-25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从众多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学家从事传统的社会学主题研究的趋势正在恢复和盛行。因此,后来的学者和研究人员也没有看到他涉及社会资本与其他形式的资本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相对于其他学者的定义,福山在文化这个宏观层面研究社会资本,且研究对象是国家,讨论信任与国家经济绩效与发展的作用,认为社会资本的核心是信任。

从众多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学家从事传统的社会学主题研究的趋势正在恢复和盛行。贝克尔当选为1987年度美国经济学会主席这一事实表明,他已不再只是代表少数人研究问题的视角。其代表作《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宣告“经济学帝国主义”的雄心壮志,间接地促进了经济学与社会学之间的对话。

正是由于这些经济学家对非技术非物质因素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关注,“作为一个将社会因素和自身研究传统有机结合的概念,社会资本自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经济学家的青睐”。(朱国宏,2003)

据Woolcock(1998)分析,“社会资本”这一明确的术语,被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和约翰·希克斯赋予了与众不同的意义。他们用它来区分物质资本的临时性和永久性存量,尽管需要用合作规范来指导市场交易的无形之手这一思想可以追溯到苏格兰的启蒙运动时期。

格伦·劳瑞(Glenn Loury,1977)被科尔曼认为是最早使用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资本”概念的经济学家,他利用社会资本概念论证资源对发展人力资本的重要影响。洛瑞批评新古典理论在对待种族收入不平等时太过于个人主义,只重视人力资本以及创造一个以这种技术为基础的、水平的竞争场地;也批评他们因此而得出的对策分析,即只要采取政策反对雇主的种族偏好和强化机会平等,种族间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就会降低。他分析,种族间的不平等永远不会消失,因为贫穷的黑人父亲使他们的子女不能得到丰富的物质资源和教育机会,年轻的黑人工人和劳动力市场缺乏联系,他们缺乏有关工作机会的信息。作者认为,个人成长的社会背景强烈限制了能力相同的个人最终取得的成就;社会资本是诸种资源之一,存在于家庭关系与社区的社会组织之中,对儿童或青年的心理与社会化发展至关重要。格伦·劳瑞虽然使用社会资本这一概念,但他没有对此进行系统的分析。因此,后来的学者和研究人员也没有看到他涉及社会资本与其他形式的资本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

尽管如此,Loury的社会资本理论还是给后人很大的启发。“Loury的工作为科尔曼对同样过程的更深入细致的分析铺平了道路”(Portes,1998),Coleman的《人力资本创造中的社会资本》一定程度上吸收了Loury的研究成果,分析了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创造过程中的作用,并提出自己的社会资本理论框架。事实上,Coleman给社会资本所下的定义“暗示着考察的对象是集团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个体之间的关系。这个定义扩展了社会资本概念的内涵,使之不仅包括了水平型联盟,还包括了垂直型集团以及不同实体(如厂商)之间的行为。垂直型联盟的特征是科层关系、成员之间权力不平等,和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一样,以联盟为基础的社会资本能产生正的外部性和负的外部性”。(Grootaert etc.,2002)

社会资本概念的出现,引起了不少经济学家、管理学家的研究兴趣,相关研讨会和文献大量出现。1993年,一些关于社会资本和经济发展的专题研讨会在剑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耐基基金会资助的美国艺术科学学院和世界银行资助的哈佛国际事务中心召开,主要探讨社会资本的定义和概念的问题。(Grootaert etc.2002,preface)1997年春,世界银行召开研讨会,继续探讨社会资本的概念和测量问题以及运用这一概念去解释和分析现存现象。1998年世界银行组织成立了“社会资本研究协会”,并专门设立了一个研究项目小组,用社会资本解决贫困问题、集体行动问题及经济发展问题等,他们的部分研究成果也已结集成册出版,如帕萨·达斯古普特、伊斯梅尔·撒拉格尔丁(2002):《社会资本——一个多角度的观点》。

经济学家弗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1995/中文版1998)利用社会资本概念来解释不同国家在经济组织形式上的重大差异。他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一个社会或群体成员之间相互信任的普及程度,……信任是产生于群体中共享的价值和规范”。据此,他把世界区分为低信任度社会和高信任度社会。前者以重视家族传统为核心,家族之内的人们彼此间的信任程度很高,但对家族外的人们信任程度低,如中国、法国、意大利南部地区等。他们主要依靠血缘纽带来兴办、管理企业,它们以小型的家族企业为产业的中坚力量,大企业往往由政府来兴办。高信任模式以非家族关系的“社会资本”为主,陌生人之间能够彼此信任、在一个组织里进行协作,因而能够建立起以大规模的现代化企业为核心的经济模式,如美国、德国、日本等。相对于其他学者的定义,福山在文化这个宏观层面研究社会资本,且研究对象是国家,讨论信任与国家经济绩效与发展的作用,认为社会资本的核心是信任。他把社会资本的着重点放在价值观准则或非正式规范上面,“社会资本和其他形态的人力资本不一样,它通常是经由宗教、传统、历史习惯等文化机制所建立起来的”,(福山,1998)福山借用经济学有关外部性的概念和理论,区分了社会资本的两种外部性,即积极的外部性与消极的外部性,阐述了社会资本在现代社会所具有的功能,并阐明了增加社会资本储备的基本途径。他认为,现代性的本质是理性的科层制,尽管正式的法律、组织和制度已成为现代社会秩序的重要协调机制,但是,作为非正式的协调机制,社会资本在现代制度中依然发挥着重要功能:社会资本的经济功能是降低交易成本;社会资本在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治功能是“公民学校”,创造公民“结社的艺术”。

Woolcock(1998)也指出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微观与宏观层次内社会资本在促进和妨碍经济进步方面的研究,努力构建社会资本与发展理论和政策相结合的分析模式。他认为存在“嵌入”和“自主”两种社会资本形态,而在微观和宏观层面上有不同的表现。微观层面上的嵌入(如跨社群的关系)和自主(如社群外的网络)分别称为整合与链合;而宏观层面上的嵌入(如国家—社会关系)和自主(如制度的统一)分别称为协作和组织整合。因而,社会资本有了四个不同的维度,当它们在不同的结合中组配在一起时,或者宏观与微观发生互动时,会显得更加生动。

Fountain(1997)研究了社会资本在推动科技创新中的作用后指出:“社会资本一个最关键的特征就是信任的可传递性,即如A信任B,而B又信任C,则A也会信任C。因此,在一个比较大的社会网络中,行为主体无需通过个人之间的直接接触也可以获得相互间的信任。”由于社会资本的这一特性,从而提高了人与人、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相互信任,知识的效应和沟通的速度得以大提高,企业可以通过与外部知识源和信息源(如大学和科研机构等)建立各种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来提高技术创新的能力。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视社会资本为一种自觉形成的社会规则,它体现于社会各组成部分的关系中,体现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中。它只有建立在民间团体和组织所达成的协议的基础上才可能是稳定的。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就是一种物质资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协调发展,社会资本的作用就像胶合物,把四种资本结合在一起。通过社会资本的有效组织,扩展人类的选择机会和能力,以期尽可能平等地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同时又不损害后代人的需要。

世界银行自1996以来在世界各地开展了一系列旨在研究发展过程中社会资本作用的研究计划。参与计划的研究者们指出,所谓社会资本,就是存在于社会之中的一组规范、社会网络与社会组织,通过它们人们可以获取资源、进行决策或制定政策,它不仅是社会的支撑制度,也是维系社会的纽带,社会资本对于发展计划的实施效果和可持续性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Grootaert,1997)

经济学家对社会资本概念的运用更多地集中在组织层面,如企业或国家领域,相关研究我们会在“企业(组织)社会资本”一节详述。

3.社会资本的定义

社会资本虽然被公认是一种新的资本形式,但在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上,不同的学者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出发,给出不同的定义。卜长莉(2005)总结出目前的定义主要有5个类型。

(1)资源说: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通过“体制化关系网络”的占有而获取的实际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是从社会网络中动员了的社会资源

(2)能力说:认为社会资本是行动主体与社会的联系以及通过这种联系摄取稀缺资源的能力。

(3)功能说:认为社会资本是能为人的行动带来便利的社会资源。

(4)网络说:认为社会资本从形式上看就是社会关系网络。

(5)文化规范说:认为社会资本的本质是信任、互惠等文化规范。

Brown(1999,中文2000)希图用系统的观点,在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上,合并和整合原有的表述,构建社会资本的概念体系。对应三个层面,分别称为嵌入自我的观点(如科尔曼、波茨)、结构的观点(如伯特)和嵌入结构的观点(如布朗、泽利泽)。

Adler and Kwon(2002)认为现有定义大多相似,但是它们之间还存在一些明显的差别。首先,这些定义在是否关注社会资本的本质、来源或作用方面存在不同;其次,它们关注的焦点不同:一个个体保持与其他个体的关系;集体内部个体之间的关系结构;以上两类联系。他们认为关注外部关系的称为社会资本的“桥梁”形式(bridging forms),而关注内部关系的称为社会资本的联结形式(bonding forms)。前者主要关注社会资本作为一种资源存在于将核心个体(组织)与其他个体(组织)相联系的社会网络中。后者关注集体的内部特征。第三种定义在外部和内部维度上中立,认为他们并非相互排斥,集体行为主体诸如企业的行为同时受到与其他企业、机构的外部的联系和其内部联系结构的影响,其有效行动的能力是两者的函数。

表2-1:社会资本定义

续表

资料来源:根据Adler Paul S.,Kwon Seok-Woo.(2002)及相关文献整理。

4.小结

通过上述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到,“社会资本”是一个在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中获得众多关注的概念,已经成为一种分析和研究个人、组织或国家的社会行动的研究范式。在google上用“social capital”搜索,可以搜出约174,000,000项查询结果(2007年3月22日查询);而在数据库“中国期刊网”中,用“社会资本”作为关键词搜索可搜出“3977”篇文章(2007年3月22日查询)。文章数量之多和引用范围之广足可见社会资本概念的影响之深远。

通过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虽然不同学者在自己的研究范围内给出众多定义,然而对于社会资本的概念或分析总是有某些共同之处,即在定义社会资本都提到了“资源”一词,提到关系或网络,提到社会资本对行动者的影响或作用。

Bourdieu认为是实际或潜在资源的总和,来自于拥有的持久网络中的……关系,指出了社会资本在社会网络中产生的,说明了其来源,而且表现为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

伯特从定义上指出了社会资本的来源和功能,来自于朋友、同事等的普遍联系以及个体、群体之间的关系。伯特的“结构洞”理论强调的是个体社会关系网络的结构性特征及其对资源配置结果、网络中成员的竞争优势的影响。他着重探讨网络关系的结构是如何影响成员的资源获取能力及现实竞争优势,其理论的重要性也在于它从资源获取能力及竞争优势出发,对个体的网络整体特征提出了要求:那些拥有更多结构洞的松散型网络较紧密型网络更能给网络成员带来社会资源获取的竞争优势。

普特南从组织层面分析社会资本,定义中也包含了社会资本的功能。但是它把组织看成一个整体,只分析整体内部的关系,研究组织的特征,并没研究组织与外部环境之间互动。

波茨的定义直接指明社会资本是处于……个人动员稀有资源的能力,社会资本是嵌入性的产物。道出了嵌入、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的关系。

科尔曼提出社会资本是一种便利于行动者的藏于社会结构中的资源。强调了社会网络封闭性对规范产生的重要性,指出“就有目的的行动而言,社会资本具有的公共物品特征是社会资本与其他形式资本最基本的差别。社会资本是影响个人行动能力及生活质量的重要资源”(科尔曼,1990/1999)。

林南(2001a,2001b)区分了社会资源与社会资本概念,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体有意识的运用并用以达到某一目的的社会资源,提出了社会资本的获取模型和动员模型,但林认为在经验和研究层次上,使用社会资源的概念;在一般的理论层次上,使用社会资本的概念。足见其对资源概念的偏爱。认为社会资本是在社会关系中的投资,通过社会关系可以使用和借取其他行动者的资源。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某些共同点:

(1)社会资本是某种资源;

(2)社会资本是嵌入于某种网络或社会结构的,是嵌入性的产物;

(3)社会资本是有一定功效的,是为了实现某种行动目的(情感性行动或工具性行动)而获得或动员的资源;

(4)社会资本是基于信任和规范的基础之上的。

波茨认为对社会资本的定义应该区分:社会资本的拥有者(哪些有权利的);社会资本的来源(哪些同意对方要求的);资源本身。由此,我们给出社会资本的定义:行动者为了达到某种行动目的而从网络或社会结构中获取或动员的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

二、社会资本的测量

Schuller etc.(2000)指出,“纵观不同的社会资本文献,信任和网络被认为是社会资本的两个关键内容。其他的词,如规范或者义务也经常被提到,但是,这些概念非常笼统,它们的使用通常也带有修辞的意义,以至于它们在社会理论和研究中的发展和应用不能准确地包含进去,即使以概括的形式。为了提供对这些词的含义的洞见而不只是一种综合和批判,甚至对我们已经选择的两个词,我们的分析也必须是非常有选择性的”。

关于测量,由于定义和构成的不同,导致测量工具和方法的差异。

林南(2001)认为相对应于目前的定义,对社会资本的研究有三个范式:社会网络(和嵌入资源)、民间聚集(社会团体与民间参与)和信任,并指出社会资本的理论发展应以网络和其嵌入的资源为基础。他运用1997年一项台湾全岛性成人调查问卷分析社会资本的研究范式和测量指标。数据结果表明,普遍信任与社会网络、民间聚集的相关是显著性负相关,不能聚合在一起共同测量社会资本。普遍信任与教育、工具性回报、抑郁情绪存在显著负相关,不似网络、民间聚集与它们相关是显著正相关。因而,林南得出结论普遍信任不是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之一。

社会网络和嵌入资源。从总结上可以看到,许多定义都是围绕着这个来进行。关于社会网络和嵌入资源的测量及功效的文献相当多,较多地集中在社会支持网络、社会讨论网方面。运用此范式的研究积累了大量社会资本能够影响众多工具性收益(如职业地位、管理位置、晋升、奖励等,参见林南〈1999b,2001b〉对社会资本与地位获得的文献回顾),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测量网络的资源和网络的形式。网络资源包括获得的资源和可动员的资源,对于这些测量,可以用定名法(name generators)和定位法(position generators)进行测量。定名法更常见,通常的方法是提问一个或几个关于自我在某种角色关系、内容领域或亲密关系中的交往者的问题,包括自我与交往者之间的关系、交往者之间关系以及交往者的特征,这种方法在网络分析的文献中被广泛地使用(Campbell,Marsden and Hurlbet,1986;De Graaf and Flap,1988;Boxman,De Graff and Flap,1991;Sprengers,Tazelaar and Flap,1988),但定名法有不少缺陷,如变量颁布要受到回答者的内容领域或角色关系以及所提到人数的影响,因此,数据往往反映了强关系、强角色关系或受地理约束的关系(Campbell and Lee,1991)。定位法是林南及其同事首先提出来的(Lin and Dumin 1986),这种方法使用社会中特征显著的结构位置作为指标,要求回答者指出每一位置上是否有交往者,并确定自我与每一位置上的交往者之间的关系。在其后的研究中,这种方法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Hsung and Hwang,1992;Volker and Flap,1996;Lin,1999a,1999b;Bian,1997;Bian etc.,1997;zhao,2002),包括网络的规模、密度、同质性、异质性、内聚性和封闭性等。网络形式的测量可以伯特的研究为代表,认为个人在网络中所处的位置是理解社会资本的关键,开放的网络比紧密的网络得到更多的回报,“结构洞”能提供更多非重复的信息,“桥梁”更占有优势。格兰诺维特(1973)在关于弱关系力量的研究中,从互动频率、情感密度、熟识或相互信任程度以及互惠交换等四个指标来测量关系(网络)的强弱。不少研究检验了公司业绩(Geletanycz and Hambrick 1997)、会计公司的求存(Pennings,Lee and Witteloostuijn,1998)、半导体公司的创新(Stuart and Podolny,1999)等,全都显示了开放的网络和桥梁位置的好处(参见Burt2000,2001的文献回顾)。

民间参与和聚集。Putnam提出了网络与民间参与的关系,密集的社会网络提供了民间参与构成集体资本的条件,这与科尔曼的看法是一致的。科尔曼(1990)认为,当个体成为一个组织的成员时,社会资本才能有效形成,而且在封闭的网络中,更容易形成信任和规范。Putnam (1992,1995b,1996,2000)则以参加俱乐部和志愿工作来测量民间参与,认为民间参与可以促进信任和规范的形成,民间参与的指标(Putnam用14个指标构建了一个社会资本指标)与很多社会态度呈正相关,如孩子有进步、好战心减少、死亡率降低和感觉健康良好等。在这些研究中,志愿工作成为民间参与或社会资本的一部分。有关经济发展的研究亦显示,志愿工作或参与其他形式的社区发展组织也有同样的作用(Woolcock 1998;Grootaert and Serageldin 2000),其他研究亦表明了志愿组织参与和政治活动参与的相关,如志愿组织的参与促进了政治活动的参与(Verba,Schlozman and Brady 1995)。

信任。网络促进信任的形成和发展,反过来,信任也促进网络的建立和繁荣。科尔曼认为,密集或紧密的网络代表了更互惠的关系,这些关系依赖于并提升了信任。Putnam认为信任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之一,信任可以降低声誉的不确定性和违约的风险,“互相信任是借来的”(转引自普特南中文版,2001,p197),而网络使得信任可以传递和扩散。他把信任看做是社会资本的一个指标,并发现在过去40年,美国人认为社会在诚实、道德和信任等方面在退步。

朱国宏(2003)认为,社会资本的测量至少要强调两个方面:对社会网络、社会联系等结构性要素的测度;对规范、态度、价值观等认知性要素的测度。

三、嵌入性、社会网络、关系与社会资本

“嵌入”一词最早由Ploanyi(1944)在“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中提出,“个人的经济动机是镶嵌在社会关系里的,经济行为属于社会活动的一部分”,其思想敏锐地感觉到经济制度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内在联系,直接启发了以Granovetter为代表的新经济社会学嵌入理论的产生。此后,Granovetter(1985)、Zukin& Dimaggio(1990)、Portes& Sensenbrevver (1993)、Barber(1995)相继提出自己对嵌入的看法。

Granovetter(1992)将嵌入性分为关系性嵌入(Relation Embeddedness)与结构性嵌入(Structural Embeddedness)。所谓关系性嵌入是指单个行动者的经济行动是嵌入于他与他人互动所形成的关系网络之中的,当下的人际关系网络中的某些因素,如各种规则性的期望、对相互赞同的渴求、互惠性原则都会对行动者经济决策与行动产生重要的影响。与此同时,行动者所在的网络又是与其他社会网络相联系的,并构成了整个社会的网络结构。因此,在更宏大的意义上说,行动者及其所在的网络是嵌入于由其构成的社会结构之中的,并受到来自于社会结构的文化、价值因素的影响和决定。

由于研究角度和研究方位的不同,网络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概念。Mitchell(1969)最早对网络做过如下的定义:“一个人、个体或事件,在所研究的项目上,形成某种特定的相互关系形态,这就是一个网络,不同的关系类型会形成不同的网络”。他描述了社会网络的形态特征,即社会网络研究要考虑网络规模、结构、互动关系及网络过程。Tichy etc. (1979)基于Mitchell的文献,从社会学、人类学和角色理论的研究角度,将网络定义为“一群特定人之间的特定联结所形成的集合,透过这种联结形式,可用来解释网络中成员的社会行为”。而社会网络则是指一些行动者之间的社会关系构成的相对稳定的体系,行动者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组织,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既可以是人际关系也可以是交流渠道(阮丹青等,1990;张文宏、阮丹青、潘允康,1999)。

关系是指行动者之间基于某些因素或某些目的而建立的联系,它与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概念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从社会资本的若干定义可以看到,不少学者都提到了关系或网络,有些把行动者限定于一定社会网络中,有些认为社会资本直接就是普遍的联系。Portes(1998)更是直接指出社会资本是“处在网络或更广泛的社会结构中的个人动员稀有资源的能力,这种能力不依赖于个人,而是依赖于个人与他人的关系,社会资本是嵌入性的产物”。嵌入概念诉求的是对经济现象更为全面与合理的分析和解释,说明经济行动本质上是社会行动的一种,受社会关系网络、文化、结构、制度等的影响。而社会网络和关系则是嵌入性的具体表现之一,社会资本则是嵌入的产物。林南认为只有被加以工具化利用的社会网络才是社会资本,社会关系网络是社会资本的载体。但是如果研究组织的社会资本,那则又不仅仅包括社会关系网络,还包括一些社会结构性资源,如规范、合作度、信任度、对共同行动的参与等。

正是因为概念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在收集资料时,发现不少关于组织层面的实证研究都交叉使用不同的概念去说明非经济因素对经济行动者目的达成的影响和作用。

第二节 企业(组织)社会资本研究综述

有关社会资本的最初研究,是以个人为主体的。后来有学者发现,社会资本可以在很多层面上进行研究,如个人层次、组织层次、组织层次间以及整个国家层次等 (putnam,1993;coleman,1998;Tsai and Ghosanl,1998)。Koka and Prescott(2002)认为,“由于社会资本是社会行动者从社会关系网络中所获得的一种资源,企业作为有目的的行动者,社会资本的逻辑不可避免地要被一些学者扩展到企业层次”。事实上,当社会资本的研究范围从个人向更宽广的天地扩展时,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尤其是后者对其的研究兴趣逐渐升温,如《战略管理杂志》和《管理学评论》几乎每期都有相关文章;不少书籍也出版,如Leenders& Gabbay于1999年编著的Corporate Social Capital and Liability。由于关于企业社会资本的研究多是经济学和管理学学者进行的,因此,以下回顾的文章较多是这两个领域的研究。

一、企业(组织)社会资本定义及研究维度

关于组织层面的社会资本研究,有些学者用组织社会资本概念,此时组织包括各类型的组织,如企业,政府组织,社区,行业协会,甚至国家,还包括企业,既包括营利组织如企业,也包括非营利组织和政府组织。有些学者特别研究企业这一层面的社会资本,提出企业社会资本的概念。考虑到企业也是组织的一种类型,本书对“企业社会资本”的回顾范围扩大至“组织社会资本”。因为组织社会资本的某些定义、研究模式和框架可以借鉴至企业社会资本的研究中。不少管理学者和经济学者在组织层面进行社会资本的研究,但真正提出组织(企业)社会资本概念的人并不多。

1.资源说

Nahapiet& Ghoshal(1998)把企业社会资本定义为“嵌入于可利用的并源于个体或社会单元而拥有的关系网络中的实际或潜在的资源”。在学界关于“企业竞争优势部分来自于企业的创造和共享知识的特殊能力”之观点的基础上,通过对企业社会资本与知识资本(intellectual capital)的关系的理论分析和推演,提出企业社会资本促进新的知识资本的创造;作为制度设置的企业,有助于高水平的社会资本的发展;正是因为企业拥有密集的社会资本,它在市场的创造和共享人力资本中占有优势,即企业社会资本通过对知识资本的创造促进企业获取资源能力。据此,作者提出一个模型框架,企业社会资本→知识资本的合并与交换→企业新人力资本的产生,从而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从三个方面去分析社会资本:结构维度(网络关系、网络构造、专用网络〈appro-priable organizations〉)、认知维度(共享的编码与语言、共享的动机)和关系维度(信任、规范、义务和认同)。

Leana& Van Buren(1999)把组织社会资本(organizational social capital)定义为反映组织内社会关系特质的资源。组织社会资本通过组织成员层次上的对集体目标的追求与相互信任来促进集体行动的成功。它是一种既有益于组织(如为股东创造价值)也有益于其成员(如提高雇员的技能)的资产。其中成员是指组织内的拥有雇佣关系的个体,他们也不一定是传统的那种永久性的全职雇员,但是不包括与组织有交易或联盟的其他个体或其他组织的成员,如供应商,顾客,甚至是竞争者。作者认为雇佣过程(employment practices)是组织社会资本在企业中形成或发展的基本机制之一,认为雇佣过程可以提供管理组织社会资本的有效方式,因而为企业及其成员创造效益。提出一个分析框架:社会资本来源→分析维度→社会资本的效益和成本。在雇佣过程中,企业社会资本可以通过以下三个方式获得:雇员关系的稳定、组织的互惠规范、科层结构和特定的规则。而社会资本的分析维度包括:A.结社能力(Associability)——在组织中把个体目标和相关行动从属于集体目标和行动的参与意愿和能力。从托克维尔到普特南,他们都对个人如何、为什么通过参与集体来实现个人目标这一现象给予了相当的兴趣。B.信任。在组织条件下,信任既是集体行动成功的前提也是其结果。信任有易碎的和有弹性之划分以及双元的和广义的划分。作者最后还通过雇佣过程,分析企业社会资本的效益和成本。

Gabby& Leenders(1999)认为企业社会资本(corporate social capital)是指切实的或实际的(tangible or virtual)资源的集合,它们通过企业行动者的社会关系自然产生于企业行动者,并促进目标的实现。这些行动者在某种意义上经由一系列关系联结在一起。他们指出:虽然社会结构和社会资本在社会资本理论中经常被认为是等同的,但它们确实是不同的实体。作者明确界定了社会结构与社会结构的产出。当这些产出对具体目标实现有积极作用和帮助时,则认为社会结构产生社会资本。但当社会结构限制和阻碍行动时,它则成为社会负债。提出对社会资本的测量包括关系取向和结构取向。

Adler& Kwon(2002)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体或群体可以利用的信誉(goodwill)(信誉也是一种资源,因而把其归入资源说)。它的来源存在于结构中和行动者社会关系的内容中,其影响包括行动者可利用的信息、权力(influence)和连带关系(solidarity)。认为对社会资本的分析应从三个方面着手。A.机会。行动者的社会关系网络为社会资本的转换创造机会,外部社会关系为行动者提供动员(leverage)他们联系人(contacts)资源的机会。这涉及网络关系的结构构造的分析,包括科尔曼的网络闭合性分析和伯特的结构洞分析,前者认为封闭的网络有利于信任和规范的形成,从而加强社会资本;后者则认为处于结点位置的个体的社会资本更高。两种网络结构都能产生积极作用。至于哪一类型起更大作用则取决于社会资本的其他资源情况和任务以及行动者所面临的符号环境。B.动机。是指什么原因让行动者在缺乏即时或特定的回报时还帮助他人。有点类似于putnam所指的规范和信任;也有点类似于Leana& Van Buren提出的结社能力。C.能力。指网络结点的竞争力和资源获取能力。

周小虎和陈传明(2004)将企业社会资本定义为“那些能够被企业所控制的,有利于企业实现其目标和实现目标活动的,嵌入于企业网络结构中实际的潜在的资源集合”,认为社会资本为企业知识活动提供了便利,它从结构因素、关系因素和认知因素三个维度影响知识创造过程。作者提出,企业要在竞争过程中持续性拥有竞争优势的地位,就必须以企业知识创造为导向,对企业社会资本进行战略性管理。

刘林平(2006)认为社会资本是“动用了的、用来从事生产性的经济活动的社会网络或社会资源”。它本质上是企业为了其生产经营活动建构自己的关系网络的交易费用。进一步的仔细解释是:社会资本蕴含在关系网络之中,表现为利用关系网络借用资源的能力,而这种关系网络的使用并不是没有成本的,它的成本就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个人或企业)建构关系网络的投入或所花费的费用,这些费用就是网络中的交易费用,它在企业中可能以非技术性干股(比较固定的社会关系的表针)和公关费用的形式显现。针对边燕杰和丘海雄(2003)的文章以及常用的网络测量方法,作者提出费用测量方法。作者认为尽管社会网络不同于社会资本,但是从网络进行的测量是比较有意义的,对于个人社会网络的测量较易进行,但是对于企业和社会组织来说却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一是测量主体是一个群体,网络是复杂的;二是群体网络和群体中的个人网络具有相容、相异或不相容的问题;三是是否存在不依赖于群体内个人的作为组织整体的法人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作者用“干股”和“公关费用”来测量企业的社会资本,并通过问卷调查来检验用这一方法测量的可能性。

2.能力说

陈劲等(2001)将企业的社会资本定义为“一个企业与相关企业之间的横向联系,与其供应各环节之间的纵向联系,与企业外相关实体、群体之间的社会联系等社会关系总和,以及该企业获取并利用这些关系来摄取外部信息和其他资源的能力总和”。

边燕杰、丘海雄(2002)提出企业社会资本是企业通过纵向联系、横向联系和社会联系涉取资源的能力。作者用企业法人代表是否在上级领导机关任过职、是否在跨待业的其他任何企业工作过及出任过管理、经营等领导职务、企业法人代表的社会交往和联系是否广泛等三个指标分别测量纵向、横向和社会联系。通过对1998年广州188家企业的调查数据的分析,边和丘检验了理论假设:一个企业社会资本量的大小,受经济结构和企业家能动性两大要素影响;社会资本对企业的经营能力和经济效益有直接的提升作用。其用企业家的社会资本代替企业社会资本的测量受到不少学者的质疑和批评。因为一个企业的发展并不是企业法人说了算,其个人的社会资本充其量只是其中的小部分,不能完全代替。

3.其他

Joseph E.Stiglitz(1999)认为社会资本(1)是隐含的知识,它部分是产生凝聚力的社会胶水,但也是一系列的认识能力和素质,这些知识之所以是资本,是因为它需要时间和努力来生产;(2)可以想象为一系列的网络,是关系网的集合;(3)既是声誉的累积,也是选择声誉的方法,对声誉投资有助于减少交易成本,并且有助于打破壁垒而进入各种生产和交换的关系之中;(4)包括组织资本。在组织理论语境下,它是应对道德风险和激励问题的一种方法。而且从组织的观点出发去思考社会资本有助于人们关注其非市场性的一面。一个社会发展其经济时,它的社会资本同样也必须调适,让人际关系网络部分地被基于市场的经济的正式制度所代替。

David Knoke(1999)把企业社会资本(corporate social capital)定义为形成和动员组织内及组织间的社会行动者的网络关系以获得其他行动者的资源的过程。

张其仔(2000)将企业的社会资本分解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存储于工人之间的社会资本;第二种是存储于工人与管理者之间的社会资本;第三种是存储于管理者之间的社会资本。并对企业的社会资本进行了测量。他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促进合作的资源,所以他通过测量企业中的合作程度的高低来测量企业的社会资本。

Seung Ho Park等人(2001)将“关系”看作企业的社会资本,对我国企业的关系网络做了实证研究,并探讨了关系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他们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一般说来,关系会促进企业销售量的增长、公司市场的扩张和竞争地位的巩固,但对利润和内部运营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这主要是因为培育和维持各种社会关系需要高额的费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企业从市场扩张中获得的利益。

郑胜利,陈国智(2002)认为企业的社会资本包括企业的内部社会资本和企业的外部社会资本。前者是指企业内部存在的,有利于推动企业成员的信任与合作,促进企业各部门间的沟通与协调,从而增强企业内部凝聚力的人际关系网络。后者是指企业外部存在的,有助于企业摄取各种稀缺资源的社会关系网络。企业内部社会资本积累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促进企业的知识转移和知识共享、挖掘和开发企业员工的“冗余信息”;企业外部社会资本积累有利于企业获得机会利益、摄取参与竞争所需的各种资源、增强企业的技术创新优势、进行跨区跨国投资。

Yli-Renko,Autio& Tontti(2002)将企业的社会资本分为内部和外部两个部分。前者包括:组织内部的不同部门之间是否存在紧密的、持续的合作;员工的工作是否包括不同的职责;企业内部团队工作是否非常重要;企业内部员工是否在不同的工作之间进行轮岗。外部社会资本则包括:管理层的联系;客户参与;供应商的参与。

表2-2:组织(企业)社会资本的维度

续表

二、企业社会资本的实证研究

此处的实证研究同样大部分也是管理学和经济学领域的。

Powell等(1996)认为,创新能力强的产业通常都具有组织间网络紧密、合作关系普遍、信息传递和获取意识强烈等特征,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拥有社会资本多的企业,创新能力会更强。

Gabby& Zuckerman(1998)通过对财富500强企业参与研究与开发工作的科学家的流动性研究后发现,企业社会资本对不同企业的研究与开发工作的作用不同,根据研发工作的特点而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对基础研究部门来说,个人的贡献和独立自主是非常关键的,因此那些拥有较少网络关系的科学家更有可能获得成功;而对应用研究和产品开发部门而言,则拥有较多、较紧密关系网络的研发人员更易获得成功。

Tsai& Ghoshal(1998)通过对15家大型跨国电子企业的实证研究发现,企业的社会资本对企业获取市场和技术信息、推动员工间的交流和沟通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从而加速企业产品创新的速度和提高企业产品创新的效益。

Maskwell(1999)认为企业社会资本对技术创新有正向影响,他认为拥有众多社会资本的企业总是在某种程度上拥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它有助于降低不法行为的发生、可靠信息的获取、对协议的遵守等。企业社会资本通过降低信息搜索成本、决策成本及实施成本等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

张其仔(2002)认为社会资本对技术创新的积极影响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递减。如对技术进步的不利影响在农业社会要大于工业社会,社会资本在人口过剩的条件下不利于技术创新。

Greve& Salaff(2001)认为企业内个人的社会资本与企业社会资本之间是相互作用的,企业在网络中的位置能给予个人建立社会联系的机会从而为其提供社会资本,反过来个人也为企业带来社会资本。他们通过对企业社会资本在复杂创新过程中作用的机制进行分析后提出,企业社会资本对于新思想的产生和现有知识的整合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有助于企业更好地开展技术创新。

Landry(2002)通过对加拿大蒙特利尔西南部某区域不同产业的440家制造业进行调查,得出结论社会资本的不同形式(商业网络资产、信息网络资产、研究网络资产、参与资产和关系资产等)对创新决策有一定的影响。社会资本的边际增长提高了企业创新的可能性;社会资本同样显著地影响了企业的创新程度,其中研究网络资产的作用非常突出。

Yli-Renko,Autio& Tontti(2002)将企业的社会资本分为内部和外部两个部分。前者包括:组织内部的不同部门之间是否存在紧密的、持续的合作;员工的工作是否包括不同的职责;企业内部团队工作是否非常重要;企业内部员工是否在不同的工作之间进行轮岗。外部社会资本则包括:管理层的联系;客户参与;供应商的参与。他们通过对企业内、外部社会资本与知识强度、国外市场知识、地理位置的多样性和国际化的进入模式的经验的关系的研究,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企业社会资本与国际化销售额之间的关系,并得出如下的结论:企业国际化销售额与企业拥有的内、外部社会资本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

Colier(2002)从微观经济学的框架来分析社会资本的运行机制,根据社会资本产生的三种外部性带来的经济利益,对社会资本进行分类,认为社会资本有以下作用。首先,它有利于传播有关其他人行为的消息,通过重复交易来建立信任和声誉,从而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其次,有利于传播技术和市场信息,从而减少市场在信息传播中的失败。知识的传播不仅可以通过网络和俱乐部中的信息共享来实现,也可以通过模仿行为来实现,即有利于促进技术创新。最后,依靠规范和规则,它可以减少“搭便车”行为,因而能促进集体行为。

陈劲等(2001)通过实证分析,认为企业纵向的社会资本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而横向的社会资本、与外部实体之间的社会资本与技术创新绩效有显著的相关性。

边燕杰、丘海雄(2002)通过对广州188家企业的调查数据的分析,认为社会资本对企业的经营能力和经济效益有直接的提升作用。

颜琼、陈良斌(2006)认为企业社会资本包括内部和外部的社会资本,并用量化的方式分析了社会资本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

韦影(2005)通过268份问卷的实证资料,构建了企业社会资本测量的结构维度、关系维度和认知维度,并分析这些维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通过模型建构,发现这些维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都有显著的正影响。

张方华(2006)通过210家知识型企业的问卷调查和实证分析,从社会资本的“结构维”和“关系维”出发,深入而系统地分析了企业社会资本是如何通过资源获取而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之间的机理。

三、小结

不同学者在自己的研究范围内提出对社会资本的测量,有些是理论分析和推演,有些是实证研究,有些只单纯测量企业内部的信任、规范和网络,有些则拓展到组织外部的关系网络。这些测量方式的提出及背后的理念给了笔者不少启发。

笔者倾向于资源说的定义,在前文中把社会资本定义为“行动者为了达到某种行动目的而从网络或社会结构中获取或动员的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而对于企业来说,企业的社会资本则是指“企业(作为一种行动主体)为了达到某种行动目的而从网络或社会结构中获取或动员的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

由于企业是众多个体组成的,因而企业社会资本的分析必然要比个人社会资本的分析复杂,也要困难得多。所以,有必要对几组易混淆的概念稍作澄清。

1.企业社会资本与企业家社会资本

企业的社会资本究竟是以企业作为一个整体的行动主体来进行测量,还是以组成企业的单个个体的社会资本的集合来进行测量?虽然企业由个体组成,个体的社会资本必然也会对企业生产经营管理产生影响,比如企业家的社会网络联系有助于获取一定的技术和市场信息,有助于企业的融资或借贷等,但是企业家并不完全等同于企业。在哲学上来说,整体虽然由个体组成,但整体具备不少单个个体所不具备的特征或功能。因而笔者倾向于把企业作为一个整体的行动主体来进行研究分析,在测量上是对组织的整体情况的测量。

2.企业内部社会资本和企业外部社会资本

企业内部的关系网络和信任是否属于企业社会资本?企业社会资本是否包括内部社会资本和外部社会资本?

本研究中,企业社会资本定义中所使用的“网络”是指企业与外部环境形成的网络,而不包括企业内部的网络。笔者认为,如果凡是关系和网络皆纳入社会资本的范畴中,会有“滥用”社会资本概念之嫌。企业内部关系网络和信任也许可以成为个人的社会资本,但作为企业社会资本的一个测量维度不大适合。企业社会资本是企业作为一个行动主体,从其外部网络获取的有利于实现行动目的的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即有些学者所谓的“企业外部社会资本”。

本研究对企业社会资本的测量将使用林南提出的三个研究范式,从多方面去进行测量。事实上,林南的三个研究范式与Nahapiet& Ghoshal(1998)的三个维度比较接近。如林南的社会网络与后者的结构维的测量内容相似;信任也与后者的关系维的内容相似;而民间聚集虽在表面上与后者不同,但事实上民间聚集的前提条件首先也是个体(或组织)愿意聚集,愿意大家一起分享某些东西,并且彼此拥有一套可用于沟通或交流的编码或语言,因而二者在本质上有一定的联系。

自1998年Nahapiet& Ghoshal明确提出企业社会资本的概念以来,对企业社会资本进行测量的文献仍是偏少,而且彼此测量的范式和维度也不同,有些只是测量企业内部社会资本;有些测量也是单维度的,更多的是只测量社会网络方面,而忽略了社会资本的信任这一核心要素,以及规范和民间聚集等。在具体的条目选择上,也没有达成一致,如网络的测量。

关于社会资本与技术创新关系的研究,较多的还是从定性或描述或理论推理的角度来进行,认为社会资本有利于技术创新的产生和进行,但从实证上证明的比较少,定量研究偏少。因此有必要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定量分析,以验证定性分析提出的观点。另外,关于企业社会资本与技术创新的研究,很多是只单纯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比较简单,并没有给读者及后人具体展现社会资本是如何影响技术创新的。本研究根据社会资本的功效——有利于获得资源从而能更好地或更快地实现某种目的,去分析社会资本影响技术创新的途径。而且现有的文献中,基本上都是对普通企业的研究,鲜见对集群中企业的社会资本研究。

林南(2001)提出了三个研究范式(社会网络、民间聚集和信任),运用一项1997年台湾全岛性的成年人调查数据,分析台湾居民的社会资本。笔者认为此研究范式可以运用于企业社会资本的测量。但是在该文中,林南通过对数据的聚合效度和判别效度分析,提出“普遍信任不是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之一”的观点。但不少学者认为信任是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之一。据笔者收集的文献来看,尚没有一篇文章对此观点进行后续讨论和研究。

第三节 技术创新与吸收能力研究

一、技术创新研究综述

自1912年Schumpeter在其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德文版,1934年英文版)提出技术创新概念和理论之后,技术创新问题逐渐引起部分学者的兴趣。特别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创新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引起了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技术创新课题也日益成为经济学、管理学、科技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学者们的研究兴趣和热点,相关理论迅速发展。

1.技术创新的概念

创新概念的提出迄今已有70余年,但尚未有一个严格、统一的定义。这主要是因为技术创新是一个相当广泛的概念,涉及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多个多科,由于每一学科的学者都从各自角度出发去研究技术创新,因而对这一概念也赋予了不同的定义。

熊彼特第一次把创新视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核心。在他看来,创新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是在生命体系中引入一种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这种新的组合主要包括:(1)引进一种新的产品或提供一种新的产品特性;(2)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3)开辟一个新的市场;(4)获取或控制原材料或半成品的一种新的供给来源;(5)实现一种工业新的组织形式。该创新概念的含义相当广泛,包含了一切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创新活动,这些活动可能与技术性变化直接相关,也可能是间接相关。由于熊彼特的研究目的主要是分析技术创新对经济非均衡增长以及社会发展非稳定性的影响,对技术创新本身并没有作专门的研究,所以他也没有直接对技术创新下严格的定义。

后人根据熊彼特的研究,从不同角度对技术创新进行定义和研究,以下列举几种较具影响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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