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

古典经济学的开创者：亚当·斯密

名人名言

把友谊限于两人范围之内的人，似乎把明智的友谊的安全感与爱的妒嫉和蠢举相混淆。

——亚当·斯密

非凡成就

写就一世名著《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而被誉为“经济学之父”和“自由企业的守护神”。

人文之路

世人因世纪之初爆发的经济危机而认识了亚当·斯密和他的两本著作：《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他的功绩是把当时零星片断的经济学学说，经过系统的整理，使之成为一门分门别类独立于哲学之外的大学问。1773年《国富论》已基本完成，但是亚当·斯密花了三年时间润饰此书。1776年3月此书出版后引起大众广泛的讨论，影响所及除了英国本地，连欧洲大陆和美洲也为之着迷，斯密也随之声名大噪，因此世人尊称亚当·斯密为“经济学之父”和“自由企业的守护神”。

1723年初夏，亚当·斯密出生于爱丁堡福斯湾的一个海港小镇柯科迪，这里曾是苏格兰的古都。他的父亲也叫亚当·斯密，在斯密降生几个月前去世。传说斯密出生在一座位于高街与玫瑰街拐角相接处的房子里，后来随母亲玛格丽特·道格拉斯搬到一座有山墙的三层小楼。1834年，小楼被夷平，建成现在的克莱兹代尔银行，银行的墙上挂着一块饰板，永远纪念着这段历史。

亚当·斯密的父亲曾是爱丁堡的执业律师，1707年苏格兰和英格兰国会联合期间，在律师公会担任劳登伯爵的私人秘书，1714年开始担任柯科迪的海关监察。在苏格兰初期党派划分的格局之下，斯密家族拥护的是“辉格党”，他们支持新教，支持在汉诺威王朝的统治下实行君主立宪制（或称议会君主制），并主张与英格兰联合。斯密中年之后继承了父亲的衣钵：尽管他认为政府对贸易的某些限制是无用的，但还要执行这些规定。

1740年之前，亚当·斯密在家乡苏格兰求学，在格拉斯哥大学时期亚当·斯密完成了拉丁语、希腊语、数学和伦理学等课程的学习；1740—1746年间，斯密赴牛津大学求学，但在牛津并未获得良好的教育，唯一收获是大量阅读许多格拉斯哥大学缺乏的书籍。1751年斯密被任命为格拉斯哥大学的逻辑学教授，并于1752年改任道德哲学教授。他的讲课内容包括了伦理学、修辞学、法学、政治经济学、以及“治安和税收”的领域。1759年他出版了《道德情操论》一书，具体化了一部分他在格拉斯哥的讲课内容。这些研究的发表使斯密获得了广泛名声。

到了1763年底，政治家查理·汤孙德提供斯密一份收入更为丰厚的工作机会，担任他儿子——也就是后来的布鲁斯公爵的私人家教。斯密辞去了在大学的教授职位，并在1976年至1766年间和他的弟子一同游览欧洲，大多是在法国，在那里斯密也认识了许多知识分子的精英，例如雅克·杜尔哥（JacquesTurgot）和达朗贝尔，尤其重要的是重农主义学派的领导人——弗朗索瓦·魁奈（Fran9oisQuesnay），斯密极为尊重他的理论。回到可可卡地后，斯密在接下来的10年时间里专注于撰写他的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又称为《国富论》，1776年出版。这本书备受推崇并且被普遍流传，斯密也随之声名大噪。1778年他获得了一份在苏格兰的关税部长职位，得以和他的母亲一同居住在爱丁堡。直至1790年7月17日去世。

《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是亚当·斯密整个学术思想体系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道德情操论》所阐述的主要是伦理道德问题，《国富论》所阐述的主要是经济发展问题。从现在的观点看来，这是两门不同的学科，前者属于伦理学，后者属于经济学。亚当·斯密把《国富论》看作是自己在《道德情操论》论述的思想的继续发挥。《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这两部著作，在论述的语气、论及范围的宽窄、细目的制定和着重点上虽有不同，但对自利行为的动机的论述，在本质上却是一致的。在《道德情操论》中，亚当·斯密把“同情”作为判断核心，而其作为行为的动机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亚当·斯密竭力证明具有利己主义本性的资本家是如何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中控制自己的感情和行为，尤其是自私的感情和行为，从而建立一个有必要确立行为准则的社会而有规律的活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建立的经济理论体系，就是以他在《道德情操论》的这些论述为前提的。

《国富论》是第一本试图阐述欧洲产业增长和商业发展历史的著作，也成为了开展现代经济学科的先驱。它提供了资本主义和自由贸易最为重要的论述基础之一，极大地影响了后代的经济学家。《国富论》中的哲学基础说明要获得协助，不能只依赖他人的同情心或利他主义，还要靠激起他人的利己心来实现。亚当·斯密用简练的语句表达了这种社会需要协作的渴求。“请给我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国富论》）

他认为，在经济生活中，一切行为的原动力主要是利己心而不是同情心或利他主义。作为一个经济原动力的利己心，同时也是一个经济交换的基础。要从别人那里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必须给别人以他所需要的东西。于是，就有分工、有交换、有价值、有货币等等现象产生。人们在利己心的支配下做各种劳动，从而构成了私人财富和社会财富的源泉。将利己心看作人的本性，将经济活动看作利己心作用的结果，实际上反映了一切经济现象是客观的，都受某种自然规律的支配。既然利己心是人的天性，是自然赋予的，追求个人利益就成了自然之理，对追求个人利益的活动就不应限制，亚当·斯密认为私利与公益似由“一只看不见的手”所引导，一步一步趋向和谐与均衡，此乃自然秩序的本质。

亚当·斯密反对政府干涉商业和商业事务、赞成低关税和自由贸易的观点在整个19世纪对政府政策都有决定性的影响。事实上他对这些政策的影响今天人们仍能感觉出来。

亚当·斯密经常用最强烈的言辞痛斥垄断商的活动，坚决要求将其消灭。亚当·斯密对现实的商业活动的认识也非常深刻。他洞察制造业与贸易者抱有专利的企图，并批评这种自私阶层的欲望，并谓其利益“从未与公共的利益协调……通常都在欺骗并压迫公众。”同时，亚当·斯密对于这群人总想联合起来，以避免彼此间之竞争的企图也从未忘怀。他曾如此说：“同行同业的人士是很少会集合在一起的，甚至就是为了娱乐，他们也很少会这样做，但是，只要他们在一起聚谈，则最后产生的必是一种对大众不利的阴谋，或是一种哄抬物价的勾当。”

他对农工大众的利益颇为关怀，同情工人，认为合理工资对占社会多数的工人是必要的。亚当·斯密心目中的政府，不是无为的。他心目中的自由，也不是无条件的。他曾明确表示：“若一小部分人侵犯天赋的自由权，……足使社会全体有蒙受危险之虞，则可以并且应用政府法律来加以抑制。这与政府之为自由政府或专制政府无关。”除政府拥有巩固国防、司法权力和社会公共事物权力外，他赞成政府管理邮政、合法限制利率、国民义务教育，及一切自由业或信用业的执照考试等。他也同意用公共规章以保障国民之有形安全，像是采取卫生措施以预防传染病的蔓延。

亚当·斯密以“人性”为出发点，把普遍性带入了经济学的领域，使之成为社会科学。以前学者以增加人民财富作为富裕国家的手段，亚当·斯密则确立以改善人民生活为主的经济学观念。将“国富”的标准，由不生产的“货币”与仅生产“纯产物”的农业，引入以国民每年劳动生产“物品”总量的增加，亦即国家所拥有全部交换价值总额的增加为标准。

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体系结构严密，论证有力。亚当·斯密的接班人，包括像托马斯·马尔萨斯和大卫·李嘉图这样著名的经济学家对他的体系进行了精心的充实和修正，但没有改变基本纲要，今天被称为经典经济学体系。虽然现代经济学说又增加了新的概念和方法，但这些大体说来是经典经济学的自然产物。在一定意义上来说，甚至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都可以看作是经典经济学说的继续。他作为经济学说成为一门系统科学的主要创立人，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人物。

后人对《国富论》一书的原始版本则存在一些争议，他们认为亚当·斯密的许多理论都只是简单描述历史的走向将会远离重商主义并朝向自由贸易，而当时这种走向早已发展了数十年，并且已对政府政策有极大影响。无论如何，亚当·斯密的著作广泛地汇集了他们的理论，因此至今仍是经济学界最为重要和最具影响力的书籍之一。

亚当·斯密常想事情想得出神、丝毫不受外物干扰；有时也因此发生糗事，例如：亚当·斯密担任海关专员时，有次因独自出神将自己公文上的签名不自觉写成前一个签名者的名字。亚当·斯密在陌生环境发表文章或演说时，刚开始会因害羞频频口吃，一旦熟悉后便恢复辩才无碍的气势，侃侃而谈。

斯密一生未娶，没有子女。在死后清点遗产时，发现斯密在去世前将自己的手稿全数销毁，还发现他秘密贡献了相当大一部分的收入用作慈善。

点　评

一名卓越的经济学家除了出色的专业素质之外，还需具有良好的人格品质，亚当·斯密恰恰具备这两点。他的成就来自于善于思考、勤于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