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领导体制改革刍议

大学领导体制改革刍议

一个大学校长应当是大学的灵魂人物，所以选择什么样的大学校长对于学校的建设是至关重要的。一流的大学需要一流的校长，但是这样的校长要在办学过程中发挥核心的作用，还必须要有配合默契的领导集体、开明的政治体制和治校的宽松政策与环境。我曾经专门撰文，论述了遴选大学校长的条件与办法，所论述的观点，引起了业界的重视。现在看来，我国大学领导体制和为数不少的领导者的工作作风明显地不适应大学建设的需要，因此必须进行大力的改革。本文主要是想就大学校长与领导集体的关系，大学副职的设置、选拔与任命，学校部门机构的设置，以及领导方法与作风等问题的改革，谈一谈个人的一孔之见。

(一)

纵观世界各国的大学领导体制，由于各国的社会制度与国情不同，所采用的领导体制也不尽相同。总的来说，校长是学校的核心人物，也是学校的法人，对外代表学校。但是，校长的权限也是要受到制约的，一般是由一个委员会起到制衡作用。所不同的是，各个国家的委员会性质、名称和作用是不同的。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是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董事会是源于中世纪的欧洲，现在美国大学无论是私立或者州立大学都设有董事会，私立大学董事会是由大学与社会各方面知名人士协商产生，人数较多，而州立大学的董事会由州政府选定，人数一般为11～13人。

二是校务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例如，英国、德国和前苏联的大学，都设有校务委员会，法国大学叫理事会，虽名称不同，但功能是大致相同的。校务委员会一般是由大学的校长、知名教授和管理部门的负责人组成，有的甚至还选派学生代表参加。一般情况下，大学校长都是校务委员会的主席，但也有些大学是选择知名度较高的学者担任主席。

三是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目前，中国和几个社会主义国家是采用这种领导体制。在这种体制中，多数情况下党委书记和校长是由两人分别担任，但也有党委书记和校长由一人兼任的。

此外，也还有个别特殊的体制，如“一长制”，即校长负责制。例如，建立于1755年的莫斯科罗蒙洛索夫大学(即莫斯科大学)，可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领导体制。自1992年起，该校不隶属于俄罗斯教育部管辖，直属总统府，实际上是享有完全独立自主的办学特权。为什么这所大学成为“天之骄子”呢？因为这所大学曾经出现了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拥有200多名科学院院士，占有全俄罗斯院士的20%。兴许他们认为，荣誉使他们获得了特权，而这种特权又将会给他们带来更多和更大的荣誉。

不同的国情，决定了不同的大学领导体制。所谓体制是政体与制度的总称，是组织制度，是保证大学各项工作顺利进行的领导制度。从以上列举的几种大学领导体制来看，无论哪一种体制，都必须处理好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如何使大学校长与委员会的职责分工明确与协调一致，这是办好学校，特别是建设一流水平的大学的重要保证。

就拿美国大学董事会来说，董事会与校长是有明确分工的。大学董事会的职责是：任命校长，制定大学的大政方针和长远发展规划，监管财务预决算，审定和授予终身教授等。大学校长的职责是：提出办学理念，募集资金，建立学校优异的教学体系，管理校内各项事务。但是，实际上美国大学校长的大部分时间是从事募捐活动，特别是私立大学校长的首要任务就是筹措资金。至于教学、科学研究、研究生的招生与培养等工作，完全是副校长、教务长和研究生院院长料理的事。总之，大学董事会与校长之间分工是明确的，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几乎是不会发生错位现象的。

我国大学领导的体制，似乎有一些特殊性，而且几经变化。大致上来说先后经历了四个时期⁽¹⁾：校长负责制(1950—1956)；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1957—1977)；校长负责制试点(1978—1989)，没有进行试点的大学仍然是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1996年，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中，明确规定高等学校要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接着，1998年在《高等教育法》中，把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下来。

在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际工作中，情况各不相同，多数的情况是好的，但是也有部分学校执行得不够好或者很不好。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主要是党政分工不明，党委书记与校长不能密切配合，沿着一致的目标形成合力。有人反映，有的学校党委书记把校长架空了，甚至有的讽刺说某某大学率先实行了党委书记负责制。虽然这是个别的情况，但是其中的隐情是值得重视的，我们应当问一问：现在的大学校长们在多大的程度上发挥了作为一校之长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我始终认为，如果党委书记与校长之间产生了矛盾，首先党委书记应该反省，因为不能说讲领导是以党委书记为主，而有了问题党委书记就不负责了。除了个人因素以外，在多数情况下党政之间的矛盾主要还是分工不清造成的。从本来意义上说，党政分工的总原则是书记管党，校长管政，这应是明确无疑的。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往往是以党代政的情况时有发生。例如，党委书记代表学校与国外大学校长签定协议，向国外名誉教授颁发证书，接待外宾，签发行政文件，批准经费使用……很显然，这些都应当是校长的职责，是党委书记用权不当。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既有传统习惯势力的影响，也有党委书记如何善于做工作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以为党委书记的作用还是应当像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书记要当好“班长”，就应该很好地学习和研究。也就是说，党委书记应当抓宏观决策，抓执行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之类的大事，并且作好保证学校的办学理念与任务的顺利实施。至于大学的教学、科学研究、人事、国际学术交流事务、财务等行政工作，应当放手并支持校长行使自己的权力。

我记得一位开明的、非常有领导能力的市委书记对我说过：“书记的作用是什么？书记就是能人后面的能人，他要为市长出谋划策、为他搭台和补台，而不要与市长抢镜头上电视，不要过多地抛头露脸，要甘当无名英雄。”这是一位具有极高思想境界的党委书记，正是在他的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这个市的经济改革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使得这个市的市长迅速地获得了升迁。

这位市委书记应当是我们大学党委书记们学习的榜样。如果我们的书记都能做到像那位市委书记那样，不仅能够建立良好的党政关系，而且大学校长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也会得到最充分地发挥，提出和实施自己的办学理念，创建具有自己特色的一流水平的大学。

(二)

大学是一个学术机构，培养合格的人才和从事高水平的学术研究，始终是学校的经常性的中心任务，任何时候都不能偏离这个方向。特别是重点大学更应当在提高学术水平上下功夫，充分行使独立办学权，坚决排除不当的社会干扰。

大学的领导机构和领导干部的配备，都应当从这一根本任务出发，必须牢固树立为这个中心任务服务的思想。可是，近些年来，大学领导机构的设置与干部的配备，出现了令人忧虑的问题，必须引起有关方面高度的重视。

首先是大学行政化和校长官员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所谓大学行政化，是指官本位的思想和政府部门对学校的干预越来越严重。国家按照政府的行政级别把大学分成不同的等级，有的享受正部级，有的属于副部级，而有的只能相当于厅级，还有更多民办大学根本没有级别。本来副校长是属于副厅级，但是常务副校长似乎吃了亏，于是上级有关部门专门下文件，明确常务副校长应享受正厅级待遇。这样一来，不仅助长了争官、要官的风气，而且也造成了大学之间的不公平。

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官员，时常到大学视察，美其明曰是调查研究，其实是走走过场，无非落得一个关心教育的美名而已。其实，这些活动多了，干扰了学校的正常工作，迎来送往已经成了校长的一大负担。

所谓校长官员化，是指校长们完全被文山会海所包围，基本上是按照政府官员们的工作方法和作风对待学校的工作。联系院系负责人，本来是校长直接的工作对象，可是他们抱怨说，一年半载也难得向书记和校长作一次汇报，更不用说听取最基层的教师和学生的意见了。国家原本规定，只有正部级干部才能配备秘书和专车，现在不仅副部级的书记和校长配了专车，而且副厅级的副书记和副校长也都配了专车。大部分领导干部都住在校内，从住地到办公室也只有一二十分钟的步行路程，但也要坐专车上下班。所以，群众抱怨说，过去的领导走路上下班，有时在路上还可以向他们反映一些意见，可是现在的领导都坐专车上下班，连在路上“打劫”谈话的机会也没有了。

其次是大学领导干部和机构越来越臃肿了。国外大学一般只有一名校长和一两名副校长，充分发挥教务长和研究生院院长的作用。我国解放后的大学，领导干部也是很少的，除校长以外，一般也只有一名或两名副校长，主要是发挥三长(教务长、总务长和图书馆馆长)的作用。

可是，今天大学的领导干部的编制却是今非昔比了，似乎大学的领导干部的数量也随着大学规模的发展而日益膨胀了。现在大学领导有党政两个系统，除党委书记外，还有2～3名副书记和若干名享受副校级待遇的党委常委；在行政系统中，除校长外，还有5～7名副校长，每一个部门由一名副校长分管。此外，还设立了若干名校长助理，每个校长助理又协助副校长分管某一个方面的工作。这是一种不伦不类的体制，既然有了那么多的副校长，又何必配那么多的校长助理呢？根据工作需要，不是不可以配备校长助理，但是顾名思义校长助理是校长的助理，他的作用是协助校长处理和协调各方面的工作。现在有不少大学都配备了若干名校长助理，这至少是对校长助理理解上的错误。有人戏谑地说：现在大学的领导干部可以编制成一个排，也许这个估计过了一点，但编成一个加强班是绝对有余的。

为什么会导致大学领导干部的急剧膨胀呢？我认为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误以为每个战线分工一名领导干部分管，这是加强领导，以示重视。其实，这是不正确的，并不符合高效决策与管理的原则。从决策与管理上说，应当减少领导的层次，缩短决策的周期，提倡人少多办事。事实上，领导干部多了，不仅使公文“旅行”周期拖得太长，而且还容易形成各自为政和多中心的局面。这大概是国外大学和我国解放初期大学领导干部少而精的重要原因。另一个原因是，把领导干部的配备当做一种物质待遇的分配，出于权力的平衡，或是照顾山头的考虑，或是任人唯亲，于是领导干部就越来越多。这虽然满足了一些人个人的欲望，宁可人浮于事，但就是不考虑工作的效益，这实际上是平均主义思想在干部政策上的表现。

再次是领导干部的心态越来越浮躁，好大喜功，华而不实。一个明显的表现是学校行政部门机构与院系的设置。现在各个大学里的处、科、室都一律升格为部、中心，似乎部长比处长高一等，主任也比科长好听。在不少部门，出现了官多兵少的局面。有人戏说，现在是部长、处长装满一会场，科长装满一礼堂。是否官多了，事情会办得更好呢？恰恰相反，这验证了一句古话：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

在院系设置方面，浮夸风和形式主义越来越严重。本来，我国近代大学是因袭西方国家的教育体制。一所大学里有若干个学院，每个学院包括相临近的多个系科，有利于学科之间的交叉和渗透，有利于培养综合素质的人才。可是近年以来，刮起了一股升格风和相互攀比风，原来文学院、理学院、工学院里的各个系，纷纷独立出来成立了单一学科院，如文学院(原中文系)、历史学院、哲学学院、数学学院、物理学院、化学学院、生命科学院(原生物系)……更有甚者，一些大学还成立了不符合科学规范的学院，甚至重复设置一些学院。我们不是说要与国际接轨吗？至今，国外那些著名大学依然保持传统的文学院、理学院，可我国为什么要按系来设置学院呢？这不是浮夸和搞形式主义又是什么呢？问题严重的是，大学是学术机构，大学的领导人都是学者，为什么竟然做出这样违反科学规律的事呢？这是值得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和大学本身深思的，也是在改革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

目前，我国正面临着在未来15年内，把国家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的艰巨任务。为实现这一雄伟的战略目标，我国大学尤其是少数重点大学，肩负着重要的使命，即培养创造性的人才和从事自主原创性的研究，赶超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充当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地和生力军作用。

但是实事求是地说，我国大学领导体制与干部领导作风，是不能适应这一艰巨任务的，必须大力进行改革。

第一，要下决心精兵简政。在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毛泽东提出了“精兵简政”的政体建设方针，主要内容是压缩党政机构，精简机关的办事人员。当时执行这一方针，收到了极好的效果，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解放后，国家一直是坚持这一方针，在国家恢复和建设时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可是，后来人们对这个方针逐渐地淡忘了，也丢掉了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特别是，近年教育经费有了较大的增长，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一股追求豪华、讲排场、相互攀比之风，在许多大学滋长。据说，有些学校办一次校庆就花去了数千万，一年的吃喝费也是一两千万，真是让人心疼。

目前，我国大学占地面积和拥有的楼房，恐怕也居世界之首了。例如，著名的法国第六和第七大学，就是合用位于市中心的一栋摩天大楼；美国的匹兹堡大学和卡内基梅隆大学所占用的土地比我国任何一所大学可能都要少。

作为一个口号，精兵简政还是不断地见诸政府的文件中，但是从来就没有真正地兑现过。群众抱怨说：“精简、精简，越精越繁”。问题在于，各种巧立名目的机构太多，各种临时的委员会、指挥部、领导小组、办公室等，可以随时挂牌，不受限制，所以到头来还是精简不下来。问题的根源还在于，党政干部都是吃“皇粮”的，有“铁饭碗”作保证。因此，体制改革始终应该是改革的重点，这个问题不解决，各项改革是很难进行到底的。

第二，必须从根本上转变领导作风，掌握科学的领导与管理方法。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论述了我国大学校长的三种类型：学者化的职业校长(解放前的大学校长)、革命化的职业校长(自解放后到80年代末)和双肩挑的学者型的校长(1990年以后)。现在学者型的校长与革命化的职业校长相比，显然几乎没有经过革命和实际工作的锻炼，缺少领导能力和工作方法。因此，需要重新学习，不仅向书本学习，更重要的是向实践学习，掌握教育和管理的理论，学会领导大学所必须的工作方法。例如，“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民主决策的方法，“点面结合”的方法，调查研究的方法，“解剖麻雀”的方法，“一般号召与重点相结合”的方法，“弹钢琴”的方法……其实，这些领导艺术对于革命化的职业校长说，他们都能驾轻就熟地应用到工作中去。可是，对于现在的绝大多数学者型的校长来说，他们有必要补上这一课，否则就不能领导好一所大学。

第三，必须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地做好大学领导与管理工作。现在，有一种倾向是值得注意的，就是在双肩挑的名义下，有些学者既要做学问又要当官，大学校长们既要当校长又要搞学问。也就是说，权、名、利都要拿到手，好处一人独得。这种现象能否得到支持呢？恐怕不行，学术和社会各界对此多有批评。中国科学院前院长、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对学者当官和炒作院士，曾经先后提出过尖锐的批评。他说：“要搞科研就不要当官，要当官就不要搞科研，当了官就要好好为科研工作者服务，既想当官又想搞科研肯定什么都做不好。”⁽²⁾这个批评是非常中肯的，也是很有针对性的。大学校长肩负着艰巨的任务，正像陶行知先生所说：“做一个学校的校长，谈何容易！说得小些，他关系千百人的学业前途；说得大些，他关系国家与学术之兴衰。这种事业之责任不值得一个整个的人去担负吗？”⁽³⁾其实，对于“一心挂两头”的问题，孟子早就论述过：“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⁴⁾可是，我们有些人就是不信，总是想把鱼和熊掌兼而得之，其结果只能是顾此失彼。

西方人具有务实的特点，几乎所有的大学校长都放弃了自己的学术研究，专心致志地履行作为一个校长的职责。例如，目前担任美国耶鲁大学校长的理查德·莱文，他本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但是他担任校长12年没有带过一个研究生，没有写过经济学的论著，而倒是写出了颇受欢迎的《大学工作》一书。⁽⁵⁾这就说明，他是把大学校长当做一门学问在做，所以才使得该校连续几年与哈佛大学并列全美第一。另一个例子是芝加哥大学校长唐·兰德尔，他本是一位著名的音乐学家，他的名字出现在《哈佛音乐辞典》的封面上。可是，作为芝加哥大学的领跑人，他义无反顾地放弃了自己黄金般的事业，成功地领导了“芝加哥运动”，这是该校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捐款活动，结果5年募款13亿美元，从而延续了芝加哥大学中兴时期的传奇神话。⁽⁶⁾

相比之下，我国大学太缺少这样敬业精神的职业校长了，关键是制度问题。为了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应当建立一个科学的遴选职业校长的制度，要像英国牛津大学那样，谁要有资格和想当校长，就必须放弃所从事的教学、科研和指导研究生的工作，退出所占用的实验室，否则他就不能被委任为校长。这样的做法，可以借用中国的一句成语“破釜沉舟”来形容。如果我们这样做了，相信会涌现出一批优秀的职业校长，在建设我国一流大学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是必然的发展趋势，迟改不如早改，切勿等闲而视之！

【注释】

(1)张斌贤.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与完善［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5(11).

(2)光明日报，2005-11-01.

(3)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1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 606.

(4)古文鉴赏辞典［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86：114.

(5)中国青年报，2005-09-23.

(6)新浪文化网，2006-01-03.